论《史记》中体现出的民间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视角论文,民间论文,中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72-(2014)05-0082-08 《史记》的文学价值已被学术界共同承认，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很多问题已经探讨得很深入、很充分了。司马迁叙事的民间视角应该是造成司马迁和以往史书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也是对后来史书的写作影响最大的方面，有必要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史记》对个人行为的关注 史官传统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周礼》中多处记载到史官，《春官宗伯》中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1]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2]关于诸侯的史官，《左传》就多处有记载，如宣公二年载“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此大史当是晋国史官，又襄公二十五年载“辛巳，公与大夫及莒子盟。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则此大史为齐国史官，《孟子·离娄下》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诸侯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事实上，史官不仅是天子，也是诸侯身边的重要职官，他们拥有发布政令，建立制度的职责。自古以来的史书都代表着一个政权的思想意识，《尚书》《春秋》成为重要典籍也是必然的。从传统史官的角度看，事实比人物重要，因为人的行为及其影响决定了其是否应该记入历史。现存先秦史籍的叙述中，虽有人物，但人物的意义在于其身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物是事件中的人物。如上引《左传》大史载赵盾、崔杼都因为“弑其君”这一事件。所以，传统史书作为文献档案存入庙堂，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几乎不发生关系。 《史记》被称为纪传体史书，是因为作者创造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方法，从而个人在叙事中的地位提高了。虽然，这些人物仍然是由事件支持的，但事件未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或政治教化意义。《史记》的人物写作主要反映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三部分中，这三部分中的“列传”部分可以说是司马迁的一大创造，司马迁《大宛列传》称《禹本纪》云云，《卫康公世家》又称“余读世家言”云云，则“本纪”“世家”皆古已有之，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曰：“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之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3]传者，传也，可传之后世之谓也。司马迁的列传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闽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六篇，主要是记叙异方情况，此外皆记人物，人物地位又在公卿以下。这些人物情况各不相同，有些人的确在历史上书写了重重一笔，属于在重大政治事件中不可回避的人物，如《商君列传》中的商鞅、《李斯列传》中的李斯、《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等等，但更多人物并非必须留入史册中，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李广从国家的角度说，只是一位位在二千石的将军，没有杰出的勋劳，但这却是司马迁用笔墨很多的人物。在文中作者多处表达了李广出众的才能，一是汉文帝叹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二是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三是叙述李广带兵不合常规的行为；四是善于骑射。虽然引述李广曰：“自结发与匈奴战大小七十余战”，但写到真正和敌人交战事只有两件：一是叙述李广在上郡事：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之)，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犇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虽然体现了李广的机智果敢，但只是全身而回，并且使小规模的遭遇，无关天下兴亡。 二是载元狩四年事： 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 虽大力作战，却无功而返，并且这也不是改变战略格局的战斗。 是不是李广没有建功的机会呢？应该有，据本传记载至少有一次： 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 还有就是随卫青追击单于，可是迷失道，不仅没有立功，反而自刭而死。作者对李广寄予了极大同情，并不是因为李广对汉王朝的贡献，而主要是他的才勇无双和能够和士大夫的甘苦与共，在民间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本篇不名“李广列传”，而叫“李将军列传”，文之开篇曰：“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文中又载李将军在蓝田南山中射猎，“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喝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也’”，叙及李广自刭身亡，又曰“百姓闻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是李将军在社会中名声远播，但民间多数人并不知其真实姓名也。 《史记》列传中有一些人物在当时社会地位甚低，甚至没有社会地位，是很难单独立传的，于是司马迁依照职业等情况用分别部居，以类相从的办法，将多个人放在同一传中，如《刺客列传》《循吏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这里仅以《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为例稍作论述：《刺客列传》中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游侠列传》中朱家、郭解等，都出身低贱，所为所行皆为传统的上层社会所不许。《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专诸、郭解等人所为皆属“力”与“乱”的范畴，是孔子耻于出口的；《韩非子》也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4]司马迁则云：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埶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 表明对侠士的尊重，从这里可以看出，列传除《游侠列传》外，还叙写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栾布、季布等人，都是突出他们的侠士精神，不过，此传更重视里巷之侠，认为他们“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故专立一传，正是因为他们身在民间，却能为社会称道的巨大影响。 在古代社会商贾是受歧视和鄙视的，《韩非子·五蠹》说： 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韩非子表达的是当时的普遍看法，虽然商工游食之民的财富令世人羡慕，却没有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货殖列传》中记录了许多富倾天下的人物，并且作者解释道：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这里固然有作者对自己不幸遭遇的借题发挥，同时也指出对于财富的追求是社会中普通民众的共同心愿，所以富倾天下的人也是社会普通人向往的榜样。 本纪、世家本是记载天子、诸侯之事，但司马迁在某些方面也体现了民间视角，如《项羽本纪》《陈涉世家》。虽然说司马迁有他的标准，在《项羽本纪》中说：“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这里司马迁对项羽的功绩总结为两点：一是灭秦，二是分裂天下，但都比较勉强。从灭秦来说，当时并非项羽一支，灭秦的标志应以入关为依据，而刘邦恰恰先入关，以致项羽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劣势，这在鸿门宴一段中体现得很清楚；至于分割天下，正是项羽失败的开始，因为诸侯对于分封的不满，相互争夺，使项羽失去对形势的控制，造成刘邦趁势而起，取代了项羽。陈涉在世家和列传之间本属可上可下的人物，尽管司马迁称：“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往后将相竟亡秦，由涉首是也。”但并不为后人认同，如唐刘知几《史通》就批评说： 按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5]。 李景星《史记评议》则为《史记》辩称： 且涉虽一起即蹶，所遣之王侯将相，卒能亡秦，既不能一一为之传，又不能一概抹杀，摈而不录。即云有各纪传在，无妨带叙互见。然其事有可以隶属者，此中安置，颇觉棘手[6]。 但或许自感理由欠充分，故下文又称“惟斟酌纪传之间，将涉列为世家，将其余与涉俱起不能遍为立传之人，皆纳入涉世家中，则一时草泽英雄，皆有归属矣。”其实，《史记》中有《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皆是以同类身份者归于一传之下的做法。而《汉书》别列项羽、陈胜入传，从传统史籍的角度来说当更为合理。司马迁在列本纪和世家的时候，不免带有个人的感情，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说项羽“趁势起陇亩中”，在《陈涉世家》中介绍“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共同出身下层而能影响天下，并取得了社会的重视与尊重，这才是司马迁重视的。《史记》中还介绍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而尤其注意渲染人物早年的微寒出身，如蔺相如、韩信、陈平等等。因为平民出身的英雄往往能引起民间社会的共鸣，司马迁为他们立传，所以也受到了一般大众的关心。 二、《史记》中民间道德的体现 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称赞游侠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虽然传统儒家一再强调信，据杨伯峻《论语译注》统计，在《论语》中表示“诚实不欺”意义的“信”字就出现了24次[7]，如孔子认为君子要“敬事而信”“主忠信”，教导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其弟子曾子说自己日三省其身，其中之一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也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但《论语·子路》中孔子又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明确指出“言必信，行必果。”清人赵佑《四书温故录》阐述道：“言必信，行必果，谓不度于义而但守小忠小信之节也。《孟子·离娄》篇：‘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明大人言行皆视乎义。义所在，则言必信，行必果；义所不在，则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反是者为小人。”[8]是能得孔、孟之深意。大人指在高位者，而小人则是民间百姓。《韩非子·五蠹》中也说：“布衣相与交，无厚富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虽然立论角度不同，但也认为“信”属于民间的道德。 司马迁在《史记》中强调的道德往往是民间的、个人的。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用很大的同情心来介绍项羽，在司马迁看来，项羽失败的转折在鸿门宴上，这是因为项羽始终都为“先入关者王”这一约定所牵制。鸿门宴前项羽听到曹无伤说：“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后来项伯替沛公辩解曰“沛公不先击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已让项羽的思想有所动摇。次日，沛公见项王，谢罪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此时项羽已经放弃了攻打沛公军的计划，所以以后无论范增怎样暗示，项羽都无动于衷。范增无奈只好令项庄舞剑，意欲刺杀沛公，这时，沛公参乘樊哙闯营： 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 在这里沛公方完全是以攻为守，强调当年楚怀王与诸将的约定和沛公先入秦的事实。而项羽处于守势，从实力上来说，项羽完全可以消灭沛公，但从道义上讲，项羽先自底气不足，所以在樊哙一番批评之后，“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劝沛公离开时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比较下来，项羽的政治见识远在樊哙之下。 垓下之围更是把项羽的个人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主要反映在项羽的人情味上：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是传统史书中极少看到的英雄人物作为常人的另一面。项羽行至乌江边： 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自古以来，争夺天下，都是用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的，周武王号称吊民伐罪，《孟子·尽心下》讲得好：“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以损失八千子弟，而有愧于心，正说明项羽还不是合格的政治家。 又《赵世家》载赵朔门客公孙杵臼和赵朔友人程婴共救赵氏孤儿的事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晋景公三年，晋大夫屠岸贾为司寇，攻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等，灭其族。赵朔妻有遗腹子，屠岸贾帅诸将欲搜而杀之。 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众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众臣固且请立赵后。今君有命，群臣之愿也。”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 此事不见于《左传》《国语》，司马迁独载之。虽然放在《赵世家》可以说明赵氏流脉情况，但这段记载的重点并不在赵武本人，却是用大量篇幅突出公孙杵臼和程婴救护赵武的义举：公孙杵臼为欺骗屠岸贾，保护孤儿率先献出生命，以此报答主人赵朔；程婴忍辱负重十余年养育赵武成人，并且恢复赵氏之位，功成之时，却选择自杀来告慰死者。二人的行为对赵氏延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一为主人，一为朋友，并不是国家大义着眼的，都属于普通人的“信”。 司马迁的《史记》中这样的记载举不胜举，而多数是社会底层的人物。其中如《刺客列传》中刺客的“信”往往是建立在个人的恩怨上，而不是建立在是非基础上的，赵襄子灭知伯，豫让为之报仇，说“至于知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史迁虽不以知伯为是，相反在文中更倾向于赵襄子，但文末曰：“(豫让)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对豫让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而这种情感正是原自对民间道德的认同。 三、《史记》中体现出的民间趣味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虽然称赞司马迁“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同时又批评其：“爱奇反经之尤”[9]，因为能够载入史册的人物和事件总是以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为入选标准，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人物事件一旦记录下来对于后代的治国者都会是一种经验或者教训。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也说：“《春秋》采善贬恶。”都说明传统的史书要体现出天下国家兴亡的规律，为执政者提供行为参照，所以传统史籍对于一些偶然事件和个人事件是不会重视的。刘勰又进一步指出：“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说明了“爱奇”是信史应该避免的，同时也指出它是一种民间趣味。 《史记》中不仅写了大量普通人，即使是重要历史人物，也注意到其私人生活内容，这些内容虽然无关政治教化，但把历史人物还原为普通人，却是社会大众愿意了解和知道的。如《吕不韦列传》中对秦始皇身世做了详细的介绍：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 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 《秦始皇本纪》载：“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到《吕不韦列传》叙事细致曲折，指出秦始皇亲父并非子楚，而是吕不韦，同时也叙述了嬴政即位的偶然性，一方面满足了社会中普通大众的好奇心里，另一方面，表现出对曾经不可一世的秦始皇的蔑视。 司马迁叙述汉高帝刘邦固然体现了他的特异之处和作为政治家的才能，同时也揭示了其作为普通人的一方面：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 既有成功后的沾沾自喜，也有和乡亲在一起的痛快豪放。在书中许多地方还写到了高帝“慢而侮人”的事情。大人物在人们眼中一般是被神圣化了的，这里却表现了更多生活中个性化的细节，因为都贴近普通人心理，所以也最引人入胜。 作为史学著作材料的客观性、真实性极为重要，司马迁也是很注意这一点的。《五帝本纪》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又《大宛列传》中称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对古代文献使用非常谨严，但同时也并不排斥民间传闻。如《刺客列传》叙述荆轲刺秦王事，作者自叙道：“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俱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又《淮阴侯列传》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这在近代人物叙述中反映得尤其突出，《留侯世家》载：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腊，祠黄石。 留侯遇圯上老人无可证实，显然是一段传说，司马迁载之。又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多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其可谓非天乎？”半信半疑，虽涉虚诞，主要体现留侯非常人的智慧。 又《李将军列传》叙李广在右北平射虎事：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王充《论衡·儒增》对此及质疑，说：“夫言以寝石为虎，射之矢入，可也；矢入没卫，增之也。夫见似虎者意以为是，张弓射之，盛精加意，则见真虎与是无异，射似虎之石，矢入没卫，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质难射，肉易射也，以射难没位言之，则其射易者，洞不疑矣。”[10]当然，《李将军列传》记载恐非作者自己虚构，而是录自民间传说，因为中石发生在万分危险时刻，所以传主表现出超众的潜能，在叙述过程中尽量让事件情节合乎生活经验，作者以此增加李将军的传奇色彩。 除此之外，书中还有许多传闻入史的内容，如《高帝本纪》载有刘媪梦与神遇而生刘邦，又载刘邦斩白蛇事等，更是荒诞不经。传统载籍中的圣人君主也多少带有一些神异色彩，但前代作者只是把这些内容看作是他们能够超出大众的一个条件，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社会拥戴却是依赖自己所拥有的道德和所具备的救济民生的能力，如黄帝、尧、舜、禹、契、后稷等。司马迁则不同，在他的笔下，汉高帝没有高出常人的道德，才能也只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阴谋欺诈，其成功更多体现在个人的富贵方面，其中也带有更多的偶然因素，所以汉高帝在司马迁看来只是一个具有神异背景的普通人，并非古代的圣帝明君。 司马迁《史记》民间视角的形成是中国历史载籍的一个巨大变化，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史书不再是藏之庙堂的神圣经典，也是每一个读书人获取人生经验的书籍；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生动的生活细节的描写增加了，具有了后代小说的意义。这种情况的形成大致可以从两方面思考：一方面是战国以后大夫和庶人之间壁垒打破了，平民有了更多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并且具备了左右和影响社会的能力，如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等都是以平民身份进入政治决策圈的，这些人的言行成了历史载籍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而且更容易为一般的人们所关注。另一方面，秦统一六国，又经历秦汉之间的斗争，传统贵族阶层基本消失了，汉高帝以亭长身份起家，身边聚集的重要人物如张良①、萧何、曹参、陈平、韩信等也都出身寒微，这样，民间思想在汉代的上层社会中普遍流行。司马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写作，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史学著作。 ①注：据《留侯世家》记载，其家五世曾为韩国相国.然良父早卒，至良而韩已亡。故亦列于出身微寒之中。标签：史记论文; 司马迁论文; 霸王项羽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刺客列传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汉朝论文; 李广论文; 游侠列传论文; 中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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