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证据法与先秦史研究四题（专题讨论）——从版筑刑徒到辅弼重臣——关于傅说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版筑论文,专题讨论论文,重臣论文,先秦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傅说是商代后期武丁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史载他原是从事版筑的刑徒，为武丁发现后得到重用，成为辅佐武丁成就大业的重臣。然而关于傅说的有关记载十分简要，为了有助于深入研究，本文仅就有关傅说的几个问题略谈一些远非成熟的意见，提供大家参考。
一、传世文献中所见的傅说
传世文献中记述傅说事迹较详首推《国语》一书。《国语·楚语上》中记白公子张谏楚灵王事云：
灵王虐，白公子张骤谏。王患之，谓史老曰：“吾欲已子张之谏，若何？”对曰：“用之实难，已之易矣。若谏，君则曰：‘余左执鬼中，右执殇宫，凡百箴谏，吾尽闻之矣，宁闻他言？’”白公又谏，王若史老之言，对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智之不疚也，犹自谓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忘，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曰：‘必交修余，无余弃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恶规谏者，不亦难乎！”
这是楚灵王在位时(公元前528-516年)，白公子张举出商王武丁即位后三年默以思道，并在得道后求得圣人傅说为辅、使其朝夕规谏、对其劝谏的记载。其中的武丁“三年默以思道”，是本于《尚书·无逸》。《尚书·无逸》依照《史记·鲁世家》的说法是周公告诫成王勿沉湎于淫逸的文献。尽管对于《尚书·无逸》的撰作时代，学者间还有异议，但其内容反映的是周初周公告诫成王则是大家所共同认可的。武丁“三年默以思道”在《尚书·无逸》中称为“亮阴”，其文曰：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
周公以商代后期名王武丁为例劝诫成王勿沉湎于淫逸，所讲内容如同今日讲近代史，其于当时应有所本。其中虽未言及傅说事迹，但文中说到“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对照前引《国语·楚语上》中白公子张谏楚灵王讲到的“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忘，故使朝夕规诲箴谏”可知，武丁在求得傅说后方“不敢荒宁，嘉靖殷邦”，从而达到“至于小大，无时或怨”。
傅说的事迹在《墨子》中也有论及，其《尚贤中》篇云：
昔者傅说居北海圜土之上，衣褐带索，佣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
此说亦见于《孟子·告子下》，孟子主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论述天降大任需经磨砺时即列举傅说为例：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庄子在《庄子·大宗师》中更进一步讲道：
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尾，骑冀尾，比于列星。
《荀子·非相》中讲到圣贤的才具不以大小、美丑决定时，也举傅说为例：
长短小大，美恶形相，岂论也哉！且徐偃王之状，目可瞻马。仲尼之状，面如蒙夫。周公之状，身如断灾。皋陶之状，色如削瓜。闳夭之状，面无见肤。傅说之状，身如植鳍。伊尹之状，面无须麋。禹跳汤偏。尧舜参牟子。
屈原在《楚辞·离骚》中则讲道：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
可见，有关武丁启用从事版筑的傅说的历史传说在战国时已经普遍流行。
传世文献今本古文《尚书》中另有《说命》三篇。自南宋以来，尤其是清代乾嘉以来，学者多以东晋梅颐所献古文《尚书》为伪书[1]，最近学者间有意见认为今本古文《尚书》传承有绪，不能视为伪书[2]。更有学者据以论证《说命》三篇不伪，并认为是真实、生动的传记作品，其珍贵的价值在古代历史上不可多得[3]。但就《尚书·说命》本身来讲，说它是传记作品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至于其传承，力主古文《尚书》不伪的学者就曾指出，《说命》三篇不见于《史记》[4]，其在汉代的传承就有疑问，因而本文不拟作为讨论傅说的史料。
上述《国语·楚语上》中白公子张谏楚灵王讲到的武丁“三年默以思道”，“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尚书·无逸》中讲到“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及《墨子》诸书中论及“傅说衣褐带索，佣筑于傅岩”，“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均为《史记·殷本纪》所采纳。《史记·殷本纪》综合诸书所记而谓：
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傅险，即傅岩。《史记集解》引徐广之说谓在北海之洲，《史记正义》引述《汉书·艺文志》和《水经注》谓在虞、虢之界，并云其地有傅说祠和“圣人窟”。虞、虢之虞，史称西虞，即历史上著名的“假虞伐虢”之虞，其地在今山西平陆县东，虢违北虢其地也在今平陆一带。傅岩既在虞、虢之界，其地当在今山西平陆县境。
根据以上文献记载可知，商王武丁于今山西平陆境内的傅岩发现“衣褐带索”从事版筑的傅说而举为重臣，使殷王朝获得大治，这是自周初至战国间人所共知的史实。
二、武丁与傅说
商代后期，自盘庚迁殷之后，商王朝开始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经过小辛、小乙两位商王的短暂过渡，就由商代后期最有作为的商王武丁即位为王，商王朝进入一个空前发展的历史时期，史称“高宗中兴”。
上述传世文献《国语·楚语上》中记载：
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
由此可以看出，武丁求得傅说是为了“正四方”，得傅说之后“升以为公”，依照《史记》的说法是“举以为相，殷国大治”，足见傅说在武丁时期的殷商王朝的发展过程中时起了关键作用的。
武丁时期殷商王朝是否如文献所言是一个“殷国大治”的时期，显然是考量上述文献记载的重要前提。
首先，文献中讲武丁求傅说是为了“正四方”，“正四方”的“正”实即甲骨文中常见的“正”，甲骨文多用为征伐之“征”，故知所谓“正四方”，应即“征四方”，也就是征伐四方。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约有15万片，其中可以判定为武丁时期的甲骨文约占将近一半之多。根据甲骨文记载，武丁时期曾先后征伐过周边的60多个方国、部族，这显然就是文献所说的“征四方”。
实际上，武丁时期正是通过“征四方”使得商王朝的疆域空前拓展，经济、文化都得到迅速发展的。武丁时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铸造技术的高度发展。青铜器在龙山文化晚期出现后，在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夏代，其器物种类和数量都还有限，器形造型、纹饰和铸造技术也还处于初期阶段。到了商代前期的二里冈文化阶段，器物种类和数量虽已有了一定增加，器物造型和铸造技术也有较大的发展，但和武丁时期的殷墟文化一期相比，远远不可同日而语。
青铜器是商代的核心手工业，青铜礼器又是青铜器铸造的主要产品。我们可以从青铜礼器的变化探讨武丁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殷墟历年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和商代前期的二里冈文化青铜器的比较可以看出，属于武丁时期的殷墟文化一期青铜礼器在二里冈文化的鼎、斝、觚、爵基础上新增加了簋、卣、壶、罍、盉、彝、觯等新的器物类型。在纹饰上则出现了新的复层花、躯体上折、尾部下卷的兽面纹，器形造型上整体风格完全摆脱了二里冈期的影响，形成了新的成熟风格[5]。
商代后期的另一个突出发展就是大型宫室、宗庙的建设。近年在安阳殷墟花园庄一带发现了可能属于盘庚至小乙时期的洹北商城，其规模和武丁时期奠定基础的殷墟相比显然要小得多。殷墟自武丁以后的后期宫室、宗庙建筑群主要分布在小屯村东北地的洹河西侧的南岸，根据目前已发掘的资料，这些建筑遗址东、北两面濒临洹河，现有遗址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约450米，总占地面积约为27万平方米。石璋如先生根据20世纪30年代历年发掘的53座建筑基址的分布特点和相互关系，把它们分成甲、乙、丙三组。其中，甲组基址可能为宗庙，根据石璋如先生的研究，“甲组基址的时代最早，可能与第一期的甲骨相当。”[6]326看法已被甲组基址附近的部分考古现象所部分证实[7]57。乙组基址可能为宫室，其年代也可能始自武丁晚期[7]59。显然，武丁时期是大型宫室、宗庙开始规划建设的重要时期。
根据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甲骨文和考古资料可知，武丁时期的确是通过“征四方”促使殷商王朝空前发展的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传世文献记载不误，武丁时期殷商王朝的发展应是由于武丁任用了傅说这样的贤臣才得以实现的。
三、傅说与版筑
如前所述，根据《墨子》记载，傅说被武丁发现时“衣褐带索，佣筑于傅岩”。《史记·殷本纪》也讲：“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可见傅说是长于版筑技术的。
所谓版筑，是中国早期建筑的一项重要技术，直到今天仍在沿用。版筑施工，先在要建的墙体两侧树立挡土木板，这种挡土板就是版，也叫榦，又名栽；前端的挡土板名桢，在汉代又名牏。为了防止挡土版移动，须在版外立桩固定位置，并绕过桩用绳将版缚紧。此绳名缩。将桢、榦等物缚植完毕，即可填土夯实。夯土的动作名筑。夯实填土多用夯杵，夯杵多为木制，有时加上石质夯头，亦名筑，故夯土亦名夯筑。夯筑完后砍断缩绳，拆去墙板，称为斩板。夯筑高墙时，须搭脚手架，要在夯层中安置插竿。施工完毕，拆去脚手架，压在夯土中的插竿还能起到加固作用。
版筑技术起源甚早，早在仰韶时代晚期的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例如距今5300-4800多年前的郑州西山古城仰韶文化城址即已使用版筑技术[8]。龙山文化时期版筑技术应用更为普遍，例如著名的山东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淮阳平粮台、新密古城寨、登封王城冈等龙山文化时代城址均是应用版筑技术建成的城垣。版筑技术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这种技术不但可以提供坚固的墙体，而且可以就地取材，但在早期主要应用于筑造大规模的防御性城垣。进入夏代以后，版筑技术开始用于建筑宫室宗庙大型建筑的墙体，例如著名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大型宫殿遗址就是应用版筑技术建成的[9]。到了商代后期版筑已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在当时大规模的宫室宗庙建设中是一项核心技术。
20世纪3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小屯村东北一带先后发现80多座大型建筑基址群，其中，除了上述30年代发现的被分为甲、乙、丙三组的53座建筑基址外[6]26,59,165。1981年，在乙组基址南约200多米处新发现3座一组的夯土建筑基址，1989年考古工作者经过发掘，确认这是一组由三排房基连成一体的大型建筑基址。这组建筑基址由南面一横排、北面一横排和西面一纵排三排建筑基址组成，构成一个凹字形建筑群体，其缺口朝东面向洹河，占地约有5000平方米。1991年考古学者进一步进行发掘和清理，基本上揭示出这一建筑基址的全貌。2004年为配合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搞清楚宫殿宗庙区的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又对殷墟宫殿区进行了大规模钻探。经过钻探发现，原来的甲组基址中的甲一四基址和甲一五基址应是一个基址，它们是与甲一一基址对称的一个建筑基址。丙组基址则应是乙组基址向南延伸的附属部分。而甲组基址和乙组基址中有几个四合院式建筑。并在甲组西侧的灰土堆积区发现有附属于甲组的制玉作坊和祭祀坑，同时发现甲、乙、丙三组基址的西侧还有面积约为45 000平方米的巨大池苑[10]。目前，在宫殿宗庙区已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80余座。这些建筑基址都是应用版筑技术建设的。前已述及这些建筑中比较重要的甲组建筑基址群和乙组建筑基址群都始建于武丁时期。武丁时期殷商王朝的重臣中曾经“操筑于傅岩”的傅说应是最精通版筑技术的。因而就当时的情况而论，主持这些建筑群的建设当非傅说而莫属。也许他正是在武丁营建殷墟宫室宗庙大型工程中显示其才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殷墟的宫室宗庙建筑群体形制阔大、气势恢宏、布局严整，已经按照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依次排列，分布在以宫殿区为中心的范围内。其基址群不仅分布条理，相互呼应，而且功能各异，整体统一，在建筑前无疑是经过严密规划的[11]。能够进行这种规划的在武丁王朝的群臣中似乎也只有精于版筑熟悉建筑的傅说最有可能。
如果说傅说对于武丁时期殷商王朝的贡献多已难寻觅到确切的遗迹，至少还可以在殷墟的宫室、宗庙大型建筑群中看到他的卓越贡献。上述推断如果无误，可以说始建于武丁时期的殷墟宫室宗庙建筑是傅说遗留给世人的杰出文化遗产。傅说作为商代后期的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虽然书缺有间，无法确知其详，但在传世文献中，一直被当做著名的圣贤被后世景仰称颂，显然并非空穴来风。透过殷墟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这位商代后期的圣贤是值得人们崇敬的。
四、从甲骨文资料看有关傅说的推断
傅说作为商代后期武丁时期的著名历史人物，本应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资料中有所反映，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很难在甲骨文中找到有关他的任何记载。
丁山先生曾据甲骨文中有关“甫”和“梦父”的卜辞，推断甲骨文中的“甫”即傅说，并推断“孟富师傅说死后的封号”，并又举出商代《宰甫簋》的“宰甫”就是傅说[12]。这一说法又得到刘桓先生依据更多的甲骨文资料进行论证，是颇具影响的。郑杰祥先生则依据甲骨文资料认为卜辞中出现甚多的“小臣毕”应为傅说[13]。
另有学者认为傅说的名字应为“兑”，而甲骨文中的“兑”字并非人名，而是表示尖锐地用字。又根据《开元占经》卷六十八所引《春秋元命苞》有“傅说，盖女巫也，主王后之内祭祀，以祈子孙广求胤嗣。”和《黄帝占》有“傅说星主后宫祈神明保子孙，主章祝，以求福庆。”以及卷九十六所引《云气犯列宿占》有“赤气入傅说，巫祝之官受戮。”等为说，以“傅”与“妇”二字双声音近，提出傅说的“傅”本来应该是“妇”，并以甲骨文中的“帚妥”就是“小臣妥”，甲骨文中有“小臣冥(娩)嘉”(南坊5·46)为据，推断妇妥为武丁之小臣，就像伊尹为汤之小臣，都是后来所说的“相”，与傅说为武丁之相的说法很吻合。并云，后来的傅岩或傅险，可能是妇妥的封地[14]。这种推断看似有理，但却颇有问题。首先，甲骨文中的“帚妥”是否就是“小臣妥”，二者是否一人，是很难断定的。甲骨文中既有“帚妥”、“小臣妥”，还有“妥”和“子妥”。例如：
辛丑卜：御妥？(合集20039)
辛丑……御子妥多妣？(合集20038)
“妥”依甲骨文例应是方国或部族名，“子妥”则是商王诸子之一而封于“妥”地者，也即“妥”方国的首领，故子妥也可简称为妥。我们显然不能把这个“子妥”看做也是“妇妥”。实际上，甲骨文中的大多私名都是当时的方国、部族名，无论是“帚妥”、“小臣妥”还是“妥”、“子妥”都是来自“妥”方或受封于“妥”方的“妇”、“小臣”和“子”，不能因为他们都有称为“妥”的私名而认定他们是同一个人。因此，把“帚妥”和“小臣妥”当做一人是缺乏依据的，把商王武丁的配偶诸妇之一的“帚妥”推断为曾经“衣褐带索，佣筑于傅岩”并因辅佐武丁使殷商王朝得到迅速发展而被后世敬仰为圣人的傅说显然是很难为大家接受的。
依照甲骨文中商代人物命名的原则，有职官者多以其职官名加其方国或部族名合称，如“小臣毕”、“小臣妥”均为职官名“小臣”加上方国或部族名“毕”和“妥”构成其名。文献中傅说之“傅”或为其职官名，“傅”当为“保”、“傅”之“傅”，太傅在传世文献中为三公之一，甲骨文中只有“尹”与之相当。“尹”在甲骨文中是主管政务的执政之官，地位相当重要[15]，这与傅说在武丁时的地位是相当的。因此，在无确证可以确定甲骨文中的人物为傅说情况下，我们宁可把傅说看做是武丁卜辞中的“尹”。
五、傅说传说的影响
傅说作为商代历史上一位中兴名臣，在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中曾被很多文人志士奉为圭臬，以为楷模，受到长期顶礼膜拜。
从上引传世文献可知，春秋时楚灵王的臣属即以傅说为武丁时的圣人，而谓“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忘，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春秋时楚国偏处荆蛮，中原诸国尚以蛮夷视之，而其臣属即以傅说为圣贤，用以规谏楚灵王，足见其影响之广。直到战国时期，出身于楚地的道家大思想家庄周在《庄子·大宗师》中更进一步讲道：“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尾，骑冀尾，比于列星。”傅说甚至可以与苍穹中的列星相比美，其受人崇敬远远超过其他历史人物。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战国后期，在楚国常存而未衰，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在其名篇《楚辞·离骚》中以傅说自况，而慨叹“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而《庄子》中所言傅说“比于列星”还可以从《楚辞·远游》讲“奇傅说之托辰星兮”看出其传承有绪。由此可见其影响在楚国传承之久。
不仅如此，傅说的传说在中原地区更是流传甚广，作为战国诸子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思想家墨子和孟子，在其著作中都作为圣贤典范倍加推崇。《墨子》在《尚贤中》篇中把傅说作为其提倡尚贤主张的贤人典型，而谓“昔者傅说居北海圜土之上，衣褐带索，佣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孟子主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论述天降大任需经磨砺时列举傅说为例，而谓“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甚至把他视为与舜一样能够肩负天下重任的伟大圣贤。足见傅说在当时的影响。
由于孟子的极力推崇，在后世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几乎历代都有歌颂傅说的文学艺术作品涌现。例如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以极大的热情讴歌傅说，他的名篇《纪南陵题五松山》中就有“圣达有去就。潜光愚其德。鱼与龙同池。龙去鱼不测。当时版筑辈。岂知传说情。一朝和殷羹。光气为列星。”的动人词句。绘画中，处于逆境的明代著名画家唐寅曾作《傅说版筑图》用以自励，流传至今。
实际上，傅说在先秦时期是儒家、墨家、道家诸学派共同认可的圣人，他比儒家独尊的圣人孔子还要早800多年，而且可以与舜这样的千古圣王相提并论，足见其影响之巨。道家思想家庄子甚至把他“比于列星”。秦汉以后，他甚至真的位列群星，成了以他命名的可以“保子孙，主章祝，以求福庆”的星宿。其影响也是其他圣贤所无可比拟的。因此，他在历代文学艺术成为文人志士歌颂的千古圣人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