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而不化与西而化之——余光中汉文学语言论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文论文,而不论文,化与论文,语言论文,余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余光中不仅是对汉语有着高度的驾驭能力的语言大师，也是对汉文学语言特征、语言变迁有着深入研究和独到认识的语文学家。近50年来，作为大学中文教授，文学评论家和多家文学杂志主编，他始终将汉文学语言的独特性与表现力，作为教学、选编及批评的起点与基石；作为一个翻译家、外文系教授，他也在教学与翻译的实践中不断地探讨了汉语与英语之间的差异，通过分析与比较，深刻地把握和阐明了汉文学语言独有的文化特征和发展规律。
迄今为止，余光中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述和文学评论，这些论述大部分收入他的《掌上雨》、《分水岭上》、《从徐霞客到梵谷》、《井然有序》四本评论专集中，加上散见于《青青边愁》、《四海集》等书和一些尚未结集的文字，已逾百万言。其中以全文或大部篇幅论述汉文学语言的文章有30篇，最重要的是《中文的常态与变态》、《论中文之西化》、《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白而不化的白话文》等8篇， 均在万言之上。
在这些文章中，余光中从纯正的汉语语感出发，以古今中国文学作品中丰富的汉文学语言材料为分析依据，对古代汉文学语言、初期白话文与现代中文的特点，汉文学语言的特殊功能和语法特点，作了多方的探讨，表现出他独有的汉文学语言研究方法。
汉语作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语言，是汉文化存在与发展的载体，以汉文学语言的特点来观照和诠释百年来的汉语文学，可以突破文学研究中“泛述草评”的困局。余光中在此一方向的尝试及其隐然成形的理论，值得当今中国文学研究者认真梳理和总结。
（二）
中文西化问题是余光中汉文学语言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突出地表现了余光中的语言发展观，也是余光中对现代汉文学语言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作为作家，特别是一个对字汇和句法的创新有着强烈欲望的现代诗人，余光中在语言操作上是一个创新者甚至是革命者，他说过：“作家的第一任务便在表现自己，为了完美的表现，他应该有权利选择他认为最有效的文字和语法。限制作家的语言，等于限制他表现自己的幅度和深度。”（注：余光中：《逍遥游》，台湾文星1965年版，第5页。 ）60年代，余光中的文学语言论力主突破以“纯净”为宗的白话文观。为此，他强调文学创作中词汇与句法应该适度欧化，反对沦为贫乏与单调。他心目中的现代汉文学语言应该是“以白话为骨干，以适度的欧化及文言句法为调剂的综合语言。”（注：余光中：《掌上雨》，台湾文星1963年版，第67页。）
但即使在那时，他也注意到中文恶性西化的问题。在《剪掉散文的辫子》和《几块试金石——如何识别假洋学者》两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许多恶性西化的句子，批评了一些学者的食洋不化。（注：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收入《逍遥游》；《几块试金石》收入《焚鹤人》，台湾纯文学1969年版。）
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余光中对中文恶性西化的指摘已不再局限于学术界和翻译界的病态。那时，他已经翻译了近十部书，其中两部是欧美现代诗，还有长达三十几万字的《梵谷传》（注：余光中译：《梵谷传》Lust For Life 1957年台湾重光版，1978年台湾大地修订版。此时他还译有：《老人和大海》1957年台湾重光版、《英诗译著》文艺书店1960年版、《美国诗选》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1年版、《英美现代诗选》台湾学生书局1968 年版、 《录事巴托比》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2年版、《中国新诗选：NewChinePoetry》Haritagepress1960、 《中国现代文学选集·
AnAnthologyof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Taiwan:1949—1974》台湾国立编译馆1975年。）。埋头于横行的洋文中，却不为所囿，入而复出，全得力于一个语言艺术家对优美而独特的中文的敏感。通过翻译，余光中更深入地察觉了中英文在形、音、文法、修辞、思考习惯、美感经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在《翻译与创作》（1969）一文中，他列举了公式化翻译体的西化病句，指出劣译泛滥于大众传媒，并开始腐蚀文坛，危及一些抵抗力薄弱的作家，“如果有心人不及时加以当头棒喝，则终有一天，这种非驴非马的译文体，真会淹没了优美的中文”（注：余光中：《翻译与创作》（1969年1月）收入《焚鹤人》。）。 这时期写的《变通的艺术——思果〈翻译研究〉读后》更是应和与推崇了翻译家散文家思果对劣译的批评，并进一步指出，“畸形欧化”是目前英译汉里最严重的病症，那些“貌似精确实则不通的夹缠句法，不但在译文体中早已猖狂，且已渐渐被转移到许多作家的笔下。崇拜英文的潜意识，不但使译文亦步亦趋模仿英文的语法，甚至陷一般创作于效颦的丑态。长此以往，优雅的中文岂不要沦为英文的殖民地？”（注：余光中：《变通的艺术》（1973年2 月）收入《听听那冷雨》，台湾纯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975年，余光中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香港为英人统治多年的东方商埠，重商轻文且忽视中文教育，因此中文恶性西化的现象比台湾更加严重。余光中到港不满一年，便有感而发，写下《哀中文之式微》，面对的已不再是译界的少数同行，而是广大的学生和大众。
余光中此文剖析了从学校到整个社会中文水平普遍低落的原因，他的结论是：一、学校教育中课程门类繁琐，重视和突出数理工商，中文不受重视。二、中文课本的范文，大部分出自早期白话文作家的笔下，“大半未脱早期的生涩和稚拙”，误导学生。三、西化的浩劫。又可分为直接与间接的两种，直接的原因是英文灌输多而中文底子薄，表达方式思考方式难免西化。间接的原因是“生硬的翻译，新文艺腔的创作，买办的公文体，高等华人的谈吐，西化的学术专著”诸多方面的影响。（注：余光中：《哀中文之式微》（1976年2 月）收入《青青边愁》，台湾纯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香港十年（1974—1985），是余光中学术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为清算恶性西化，他追根溯源，奋力著述，1979年这一年，他就写下五篇论文：《横岭侧峰面面观》、《论中文之西化》、《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徐志摩诗小论》，约四万三千多字。（注：这五篇论文均收入《分水岭上——余光中文学评论集》，台湾纯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五篇论文在余光中有关中文西化的论述中占有重要地位，下面我们再做详细分析。
80年代至今，余光中仍然不懈地批判恶性西化，此时相关的论文有《论民初的游记》、《中文的常态与变态》、《白而不化的白话文》（注：这三篇论文均收入《从徐霞客到梵谷》，台湾九歌1996年版。）。在《中文的常态与变态》中，他着重指出：“中文也有生态吗？当然有。措词简单，语法对称，句式灵活，声调铿锵，这些都是中文生命的常态。能顺着这样的生态，就能常保中文的健康。要是处处违拗这样的生态，久而久之，中文就会污染而淤塞，危机日渐迫近。”
综上所述，可将余光中的“中文西化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部分：
一，近百年来中文西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尤其着重分析它与历史上几次汉语变迁文化背景的异同）。
二，早期及近期中文恶性西化的病症及病因。
三，倡导尊重汉语发展的规律，在吸取西方的词汇和句式时，应不悖中文的常态，做到善性西化。
下面我们分别加以阐明。
（三）
语言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汉语历史上任何一个特定阶段的结构形态都既是过去结构形态发生演变的产物，又是下一阶段结构形态发展演化的起点，它总是随着社会交际环境及语言结构内部要素之间的变动而演变。两千年来的汉语史已证明了这一点。
春秋战国时期，汉族与周边民族的语言还有很大差异，《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由于合盟、商贸、吞并，汉族以后逐渐融合了周围民族的语言。五百年后的汉代，由于和西域的交往日益频繁，大量西域语言成份进入汉语。以后，从东汉到唐末的八百年间，众多梵语佛教典籍被译成汉语，梵语的语言成份逐渐融入汉语基本词汇，受佛教逻辑思维的影响，汉语的组织形式更加严密化。最后是清末至今，尤其“五四”前后的二十年间，西学东渐，不但在词汇上新词大量增加，词法结构和句法也有许多变化。
余光中比较分析了汉语言史上两次最大的语言变动，梵语的引进与英文的渗入。他指出，梵文影响的范围，仅限于僧侣和少数高士，而英文不但借基督教广为传播，而且纳入教育正轨，成为必修课程。另外，梵文进入中国时，中国文化正当盛期，自有足够的力量加以吸收融汇；而英文大量输入之时，“正值中国文化趋于式微，文言的生命已经僵化，白话尤在牙牙学语的稚龄，力气不足，遂有消化不良的现象，”因此，“梵文对中文的影响似乎止于词汇，英文对中文的影响已经渗入文法。前者的作用止于表皮，后者的作用已达周身和关节。”（注：余光中：《论中文之西化》收入《分水岭上》。）
余光中还进一步分析了中文恶性西化的现象。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初期，许多学者极力贬斥汉语，甚至欲废汉语而以世界语或拼音文字取而代之。三四十年代，一些新文学作家提倡翻译要忠实原文，宁肯以牺牲中文的习惯用法为代价。余光中还着重对恶性西化的中文作了实证分析和病理解剖。
首先是针对早期文学作家笔下的西化现象。涉及的作家有十余人，包括鲁迅、林语堂、曹禺、艾青、沈从文、何其芳、戴望舒等著名作家。余光中此举并非吹毛求疵，存心贬低五四作家的文学历史地位，而是担心那些“盘踞在教科书、散文选、新文学史”中的经典范文，生硬青涩，贻害学子，他特别指出，这些范文问世时，作者大都不过二十来岁，处于写作初期，正值白话文与文言的交替期，西化大举入侵，所以难免有“西而不化”的历史局限（注：余光中：《分水岭上》第128 页。）。在指摘名家病句时，他也肯定了名家的成就，如说鲁迅，“在早期新文学作家中，文笔最为恣纵刚劲，绝少败笔，行文则往往文白交融，偶有西化，也不致失控”。评沈从文“小说产量既丰，品质亦纯，字里行间，有一种温婉自然的谐趣，……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小说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注：余光中：《分水岭上》第128页。）。对60 年代迄今港台作家的西化之病，余光中也不论亲疏，不遗余力地一一指摘。他每每应邀为许多台港作家的作品集写序文，这些序文总能摆脱应酬敷衍的序之通病，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重点从中国传统序跋的‘人本’移到西方书评的‘文本’”， （注：《井然有序》第4 页， 台湾九歌1996年版。）务求仔细分析作家的文体，当然也就要对作家的文学语言详加分析，其中自然有对文学语言“西而不化”或“西而化之”的考量。（注：可参见余光中《井然有序》，台湾九歌1996年版。）
对前辈作家、当今同行作品中的恶性西化，余光中毫不留情；对自己笔下的“西而不化”，余光中也并不遮丑。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多次修改自己的译作。如1979年修改自己50年代翻译的《梵谷传》，自称因为“中文欠妥”而修改“占了十之六七”，“化解了不少繁复别扭的英文句法”（注：《梵谷传·自序》，台北大地出版社1978年版。另可见《以余译〈梵古传〉为例论白话文的欧化问题》，台湾东海大学中文所张嘉伦硕士论文（1993年）。）。
余光中不仅针对具体作家作品中的西化之病详加纠正批评，他还总结中文西化的普遍病症，细加分析其来由及化解之法。
在《翻译与创作》、《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中文的常态与变态》三篇长文中，余光中列举了恶性西化的病句，细加分析，一一指出病因，并加评判修改。如《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一文，就摘出53个病句，为当今中文西而不化的13类常见病的取样。这13类常见病包括：滥用“和”一类的连接词；滥用“关于”“有关”“对于”“作为”这样的一些介词；滥用复数形式；滥用比较形式（如一定程度、之一等）；滥用被动句型；滥用时间状语；受英文抽象名词的影响，生造伪术语（如“××性”“××度”“××化”“××型”等）；受英文make的影响，在许多动词前加上“作为”；“的”字成灾，造成冗长定语，语句冗赘以致定语后的名词不堪重负……以上种种病态，他不厌其烦，详加诊断。照说这种临床报告是单调乏味的，可一经诗人娓娓道来，竟趣味横生。例如，说“当……的时候”的句式僵化为公式，他写道，“五步一当，十步一当，当当之声，遂不绝于耳了。如果你留心听电视和广播，或者阅览报纸的国外消息版，就会发现这种莫须有的当当之灾，正严重地威胁美好中文的节奏”。
（四）
余光中论中文西化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是倡导善性西化。批评恶性西化是“破”，是“清除淤泥”，而倡导善性西化则是“立”，是“引来清水”。几十年来，余光中并不认为“破字当头，立即在其中”，他总是“破立并举”，清除垃圾与添砖加瓦并重。
1977年，在《徐志摩诗小论》一文中，余光中指出，“五四以来较有成就的新诗人，或多或少莫不受到西洋文学的影响；问题不在有无欧化，而在于欧化得是否成功，……欧化得生动自然，控制有方，采彼之长，以役于我，应该视为‘欧而化之’。欧化得笨拙勉强，控制无方，便是‘欧而不化’。新文学作家中文的毛病，一半便由于‘欧而不化’”。这是余光中第一次较完整而明确地提出汉文学语言应努力“善性西化”。
两年后，余光中更进一步阐明了“善性西化”的意义。他说：“如果60年来的新文学在排除文言之余，只能向现代口语、地方的戏曲歌谣、古典白话小说之中，去吸取语言的养分——如果只能这样，而不曾同时向西方借镜，则今日的白话文面貌一定大不相同，说不定文体仍近于《老残游记》，也许有人会说，今日许多闻名的小说还赶不上《老残游记》呢。这话我也同意，不过今日真正杰出的小说，在语言上因为具备了多元的背景，毕竟比《老残游记》来得丰富而又有弹性，就像电影的黑白片杰作，虽然令人吊古低徊，但看惯彩色片再回头去看它，总还是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注：《分水岭上》第151～157页，第6 ～11页。）
那么，现代中文“善性西化”的样品在哪里呢？余光中指出：一，在上乘的翻译里；二，在一流的创作中（注：《分水岭上》第151～157页，第6～11页。）。一流的创作作为样品好理解， 上乘的翻译为何是善性西化的典范呢？我们来看余光中是怎样分析的。
“翻译，是西化的合法进口，不像许多创作，在暗里非法西化，令人难防”，“一篇译文能称上乘，一定是译者功力高强，精通截长补短、化瘀解滞之道，所以能用无曲不达的中文去诱捕不肯就范的英文。这样的译文在中西之间折冲樽俎，能不辱中文的使命，却带回俯首就擒的英文，虽不能就成为创作，却是‘西而化之’的好文章。”（注：《分水岭上》第151～157页，第6～11页。）
可以看出，余光中认为，能化解西方语汇句式，使之融入汉语的常态中的译文，便是善性西化，它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余光中在多篇文章中都摘引了一流的创作和上乘的译文，逐句加以评点。涉及的翻译家有乔志高、思果、夏济安、汤新楣等，作家有钱钟书、王了一、张爱玲、徐志摩、郑愁予等（注：《分水岭上》第151～157页，第6～11页。）。限于篇幅，无法将余光中对“善性西化”精妙的分析和举证一一列出，只能从中归纳出它的几个特征稍加分析，看看他心目中“善性西化”的样本。
上面说过，余光中认为，与此前几次汉语变迁不同，民初以来，英文对中文的影响已经渗入文法。文法，现代一般称作语法，最简单地说，就是语言中句式与词汇的问题。由此可知，“恶性西化”就是在词汇与句式上生搬硬用西方语法习惯的中文，而“善性西化”就是在词汇和句式上能够“洋为中用”的中文了。
余光中论述中文的“善性西化”正是沿着词法与句法这两个方面展开的。词法与句法的西而化之就是他“善性西化”中文的最主要的两个特征。先说词汇和短语。余光中摘引了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片段为例证：“流苏吃惊地朝他望望，蓦地里悟到他这人多么恶毒。他有意的当着人作出亲狎的神气，使她没法可证明他们没有发生关系。她势成骑虎，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除了作他的情妇之外没有第二条路。然而她如果迁就了他，不但前功尽弃，以后更是万劫不复了。她偏不！就算她枉担了虚名，他不过口头上占了她一个便宜。归根究底，他还是没得到她，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惠的议和条件。”
余光中指出，张爱玲的文学语言做到了“多元的调和”，即将白话、文言、西化新词融为一体。其中“势成骑虎”“前功尽弃”“万劫不复”等都是文言的成语；“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近乎俚曲俗语；“蓦地里悟到”“枉担了虚名”像来自旧小说；还有许多五四后西方语言渗入后产生的新词和短句，被她融为一炉。再说句式，余光中指出上文最后一句，就很明显地有西方句法的影响，尤其是结尾的“带了较优惠的议和条件”，明显是从英文的介词短语中转化而来，但却衔接自然。
为了更清晰地区分西化句法的善与恶，余光中特别摘引了钱钟书散文中的一段话：
“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着高尚到一般人所不及的理想，更有跟他的理想成正比的骄傲和力量。”
余光中说若依据“恶性西化”的公式，这句话则会写成：“当上帝要惩罚人类的时候，它有时会给我们一个荒年，有时会给予我们一次瘟疫或一场战争，有时甚至于还会造出一个具有着高尚到一般人所不及的理想的道德家——这个道德家同时还具有着和这个理想成正比例的骄傲与力量”（注：《分水岭上》第151～157页，第6～11页。）。 很显然，前者简洁，一气贯穿；后者化简为繁；夹缠拗口；并列对照，善恶立判。
在分析徐志摩的诗句时，余光中也着重分析了他“西而化之”的句式，大略如下：
《沙扬娜拉》全诗五行，“没有主词，没有散文必须的联系词，没有堆砌累赘的形容词，更没有西化句中屡见的代名词”，表现出中国句法连接无痕的特点。
《偶然》中有“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及“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这两句中的“在相逢的海上”和“在你的波心”都是副词短语置于句末，虽然欧化，但并不别扭。“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两句，欧化更为明显，但前一句“说来简洁而悬宕，节奏上益增重叠交错之感。如果坚持中国文法，改成‘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反而罗嗦无趣了”。后一句中的“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是一个受词（即宾语），“‘记得’和‘忘掉’，正是合用这受词的双动词。……在篇末短短的四行诗中，双动词合用受词的欧化句法，竟然连用了两次，不但没有失误，而且颇能创新，此之谓‘欧而化之’”（注：《徐志摩诗小论》，载《分水岭上》。）
在充分论述了中文西化的“善与恶”之后，余光中对当代汉文学语言作了基本的评估：“中文西化，虽然目前过多于功，未来恐怕也难将功折罪，但对白话文毕竟不是无功。犯罪的是‘恶性西化’的‘西而不化’；立功的是‘善性西化’以致‘化西为中’。其间的差别，有时是绝对的，但往往是相对的。除了文笔极佳和文笔奇劣的少数例外，今日的作者大半出没于三分善性七分恶性的西化地带。”（注：《分水岭上》第151～157页，第6～11页。）
（五）
中文西化（或欧化）作为一个汉语语言学的问题，由来已久。30年代末，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在西南联大授课时就对此极为关注。40年代中期，王力将他这些授课讲义加以修改，分成《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两部交付出版，两书都特辟《欧化的语法》一章，对各类欧化中文细加分析。（注：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分上下册，各三章，《欧化的语法》为第六章。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也分为两册，商务出版。上册出版于1944年 7 月， 下册1945年10月出版，《欧化的语言》为该书第6章。）以后， 许多语言学家都或深或浅地探究了这一问题。（注：可参见赵元任：《借语举例》（1970）收入《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商务1979年出版。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1983年出版。）这些杰出的语言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开拓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余光中在他的论述中也或多或少地参考了其中的一些材料和观点，甚至有的论点也是承继这些前辈而来的。
但与他们相比，余光中的中文西化论仍然具有下列鲜明的特点：
一，分析了更多的新的语言材料，尤其是汉文学语言。不仅分析了五四以来影响较大的名家名作，而且分析了60年代至90年代鲜活的文学语言。
二，与其它杰出的语言学家一样，余光中具有兼通中西文化的学术背景，熟悉中英语言文字。同时，他还身兼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翻译家。因此，他在中国文学语言与西化文学语言的比较和分析上，就远比一般语言学家更为精细深入。（注：赵元任在中文欧化的研究中，借重的语言资料基本上不是文学作品。陈原先生对语言污染的研究着重批判洋泾浜英语与滩头语（Beach—La—Mar）。）
三，一般的语言学家对中文西化问题不愿作价值判断，只作客观描述。而余光中则在描述分析了西化语言现象后，更指出中文西化有善性、恶性之分。他身体力行，表明争取善性西化，防止恶性污染，正是中国文学家及语言学家的重要任务。
语言学家申小龙教授曾经指出，一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是汉语的人文精神与汉语学的科学主义之间的矛盾史。这种矛盾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当时，“科学救国”作为“五四”反传统的新文化设计的基本纲领，使中国人文学科义无反顾地抛弃传统语文学，全盘引进了西方语言学的科学传统，形式化的因果换算化为唯一的真理观，笃信形式化的有限原则可以作为分析理解汉语的普遍有效手段，畸形的“洋框框”成为“科学化”的同义语。然而，他们未曾或很少考虑到汉语和西方的印欧语在结构形态、组织方略和文化精神上分别处于人类语言链上对立的两极。西方语言丰富的形态标志，使西方语言学较易形成一套形式化的分析程序和与形式化相对应的理论体系，但若是将它全盘搬来分析非形态而有很强人文性的汉语事实，就显得左支右绌，顾此失彼。（注：可参见申小龙：《语文的阐释》第15章，“中国语文传统现代化的宏富之路：文化语言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版。）
余光中的汉文学语言发展观不同于许多科学主义的语言发展观，在于它具有强烈的人文性。
首先，他尊重汉语所处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古典的语言传统，在观察和分析汉文学语言现象的演变时，注重参照中国古代乃至现代汉文学语言典范文本，并借重那些贴近中国人语感的语法特征。在他对文学语言的精妙分析中，所引证的范文有唐宋诗文，有《红楼梦》，有近人钱钟书、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他总是以这些文本和语法特征而不是几条“洋框框”为依据，来分析当下急剧变动中的汉语现象；其次，他不把语言仅仅视作客观、静止、孤立、形式上自足的对象，而是把语言看作是与人文环境互动的表达和阐述过程。因此，他对于汉文学语言的演变总能从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加以把握，汉文学语言的交际功能、传达功能，汉文学语言与汉族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和汉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都在他的研究视野中。在他看来，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文化承诺。
正是从这样的文化立场出发，余光中大胆地对汉文学语言的演变作出了自己的价值评判，他注意到了语言的差异性；充分了解语言的规则是约定俗成的，它与语言符号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明白地指出，五四白话文运动功大于过，肯定“西化”对白话文毕竟不是无功，“缓慢而适度的西化是难以避免的趋势，高妙的西化更可以截长补短”（注：余光中：《从徐霞客到梵谷》第239页。）， 并倡导汉文学语言的“善性西化”。但是，他更为强调语言的规范性，强调汉文学语言在变中应保持常态，要在了解汉语的常态，尊重常态的基础上求变。他说：“中文发展了好几千年，从清通到高妙，自有千锤百炼的一套常态。谁要是不知常态为何物而贸然自诩为求变，其结果只是献拙，而非生巧。变化之妙，要有常态衬托才显得出来。一旦常态不存，余下的只是乱，不是变了。”（注：余光中：《从徐霞客到梵谷》第264页。）
可以看出，余光中在中文的常与变，也就是汉语的规范与变异中，强调的是规范的一面。他认为汉语的使用者，尤其是汉文学语言的使用者，必须接受历史形成的为大多数语言使用者所认可和接受的语言规则，如不讲规则，使用者各行其是，那么语言的交际就会减低效率，大打折扣，甚至无法进行。
几年前，对于五四以来汉语语言变革的得失及其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大陆学界曾有一场论争（注：可参见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新诗创作》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范钦林：《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与郑敏先生商榷》；郑敏：《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同上刊1994年第2期； 许明：《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维度——从郑敏、范钦林的争论说开去》，载《知识分子立场》（一），李世涛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沉风、 志忠：《跨世纪之交：文学的困惑与选择》，同上书第219页。）。 这场论争中触及的许多命题，在余光中的上述论述中已有明确的意见，可惜论战的几方都不曾注意到多年前海峡彼岸一位中国作家的观点和见识。有鉴于此，本文对余光中的汉文学语言观点作了初步的涉猎和整理，相信它可以帮助我们撇除汉语史“短时段”中泛起的泡沫，把握汉语史“长时段”中稳定而不息的深流；也相信它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汉文学语言的建构特征及发展历程，从而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汉语文学，进而为观照和描绘世界华文文学的蓝图提供一个新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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