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成就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纪念张闻天诞生一百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张闻天论文,理论家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成就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理论思维的民族。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华民族的这一优良传统，具有坚持理论探索、善于理论创造的精神。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近80年的奋斗历程中，努力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先后 实现了在理论认识上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既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同时又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凝聚了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贡献。
张闻天在延安时期就与毛泽东、刘少奇一起被视为党中央的“理论三杰”，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他的一生成就卓著。
一
张闻天和邓小平的直接的重要历史关系，始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作为临时中央重要领导成员的张闻天，在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久就错误地进行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他在1933年3 月曾错误地批评过时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反对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路线。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广昌战役的失败， 张闻天认识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开始从“左”倾的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与毛泽东逐渐走到了一起。在邓小平也参加了的遵义会议上，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张闻天作了“反报告”，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军事决策和指挥，赞同改组中央领导，积极主张毛泽东参与中央领导核心，为挽救党和红军，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从而实现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以后，张闻天也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初期，由于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张闻天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发展趋向最早进行深刻反思的领导人之一。他先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系统地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罪名而遭到错误打击；随后在身处逆境时，仍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重大课题，并深入到一些省市进行调查，写成了大量的笔记、文稿和意见，不断向中央提出建议。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他认为，包产到户不失为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种办法，为了保命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它不是个体经济，不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充分肯定农村集市贸易的作用，建议中央有计划地扩大集市贸易，使之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允许农民完成交售任务后自由出卖粮棉农副产品，允许个体商贩扩大商品流通地域。他还提出了其他重要建议。十年浩劫中，张闻天遭受残酷迫害。1969年10月，他被遣送广东肇庆。在遭受监视的6 年间，他不顾生活环境的恶劣，以年逾七旬的病弱之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和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文稿，史称“肇庆文搞”。在这些文搞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国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发生曲折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驳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极本理论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二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主要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张闻天在此前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许多方面，代表了我党当时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正确认识的最高水平，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问题上：
（一）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鉴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失误，张闻天深切地感到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危害，强调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政策决策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领导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在庐山会议，他批评“大跃进”的缺点时就指出：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提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是强调得过了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有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还要考虑实际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同毛主席经常讲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相符合。在庐山会议遭受批判后，他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强调指出：党和国家对经济的发展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党和国家可以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而为所欲为。党和国家不能无视、取消或改变客观经济规律。党的一切政策等等都必须根据客观规律来制定，都必须和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主要趋向相一致。”“党和国家愈能正确地认识这些规律，熟练地运用它们，它们就愈能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愈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社会主义同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不相容。”（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第17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版）他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与坚持群众路线是完全一致的。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究竟正确与否，只有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凡是给群众造成损失的路线和策略，就是有错误的或有缺点的；相反，凡是给群众带来成就的，就是正确的或有优点的。
（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张闻天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和上层建筑的不断改造，本身必然还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一个逐步积累并向更高阶段推进的过程。因而，社会主义发展本身就有不同的小的阶段。（转化自程中原：《张闻天传》第75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年版）针对当时急于改变生产关系，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倾向，张闻天强调指出：要看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苦性，社会主义有一个从不成熟发展为成熟，从初级发展为高级的过程。在社会主义阶段，某些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不但本身需要具备一定条件，不能轻易进行，而且更不能违反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他认为，“不能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没有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生产关系是不能任意变更的。过早改变生产关系（如‘共产风’）会破坏生产力，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第147-148页）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首要任务。张闻天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基本规律、主要矛盾等， 其本质应是一个东西。 我国从1949年到1957年，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但在1958年后就不能这样说了。“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同上，第144 页）他坚持八大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论断，认为是“不断发展的生产与不断提高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症结，“在于生产力发展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个人的需要”。因此，“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当前的任务是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充分发展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就不能成长”。他还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但是，“如果不去努力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一味醉心‘共产主义’的高调，那么，共产主义就只能被糟蹋成画饼充饥的魔术。这当然是对于崇高的事业的莫大污辱！”（同上，第142、133、162、259-260页）
（四）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生产关系两重性”观点。这是他阐述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共性特征的理论根据。他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载体，不存在于生产关系的外部，而存在于生产关系的内部。而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都有两重性，即每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关系一般”。这是指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的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所有关系。由于生产是人类自下而上的永恒需要和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因而“生产关系一般”具有进步性。另一个是“生产关系特殊”。这是指作为具体社会而实际存在的生产关系客观实体。它表现为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所有关系。由于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历史长河的一个阶段，因而“生产关系特殊”具有暂时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生产关系一般”是理论的抽象，并不单独存在，而只存在于每一个“生产关系特殊”之中，并通过后者表现出来。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具体表现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同另一个方面的矛盾，也表现为两者的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张闻天的这个理论观点，不仅深化和丰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同性和特殊性关系，为社会主义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这个“生产关系特殊”中那些属于“生产关系一般”的东西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张闻天的观点，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那些属于“生产关系一般”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那么，商品、货币、价值和价值规律，甚至市场，都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这些方法、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为社会的进步服务。因此，他说：“谁能够更好地利用物资，利用市场，谁就能够得到更大的好处。”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济为基础的，“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人“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性、特殊性，因而忘记了共性、一般性，忘记了继承与发展。”（同上，第184、158页）
（五）关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和思想教育。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但是，在“左”倾思潮盛行的年代，这个原则得不到贯彻，片面强调人们不应该关心个人的物质利益，而应当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张闻天批评这种倾向，写道：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的必要。思想教育就是要使人们懂得，“多劳多得，同时也是对国家多贡献。多劳，多贡献，多得。”既然劳动光荣，多劳多得就是正当的，劳支好的人生活得富裕些就是应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说愈穷苦的人拥护社会主义愈坚决，愈富裕的人愈不坚决，这样的观点，应该有适当的修正。”（同上，第135、136页）
对于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的关系，张闻天也有十分辩证的分析。他认为，精神不能离开物质，无物质就无精神，怕说物质鼓励是不对的；仿佛谈物质利益就卑鄙，谈精神就高尚。针对当时“左”的思潮，张闻天更强调给予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如果空谈长远利益，而不解决眼前利益，群众就会不相信我们。”“物质利益对群众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同上，第149、150页）
张闻天在从庐山会议后到“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对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作了这样认真切实的分析，提出了这样多的深刻见解，在党内是罕见的。当然，他也不可能完全超越时空。无论在60年代的经济学笔记，还是在70年代的“肇庆文稿”中，他的有些认识，也不可能不受历史的局限，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从上述问题看，他对社会主义研究的基本倾向和总体把握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是符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思想资源，既是历史的逻辑所使然，也是理论的逻辑所使然。
三
张闻天为什么能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呢？这是与他具有的一些个人特质分不开的。
首先，张闻天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他是20世纪的同龄人。在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熏陶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表现出很大兴趣，开始用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的社会问题，展露出日后成为革命理论家的才华。他先后留学日本、美国，特别是苏联，不仅大大开阔了眼界，而且系统地学习和讲授了马列主义著作。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深造，增强了他的理论功底。在旅莫中国学生中，他被称为“四大教授”之一。由于学识渊博、擅长理论思考，他在回国之后，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先是接替赴鄂豫皖根据地的沈泽民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在作为临时中央核心成员离开上海到达中央根据地后，兼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校校长。在延安创办马列学院后，又兼任院长。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主管全党的宣传和干部教育。在王明路线时期，他犯过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通过延安整风批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之后，他端正了党风和学风，经过长期而获得的理论修养就成为别人难以具备的强项。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像他这样多次研读过《资本论》和《列宁全集》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论述，对政治经济学原理能够提出创见，并在晚年写出80万字读书笔记者，是很少的。
第二，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之后就养成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他在1941年9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检讨后明确表示：一要“还账”，清算过去的历史错误；二要“补课”，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这一课。会议之后，他毅然敌去所担任的一切工作，到陕北、晋西北，进行较为系统的农村调查。一年半的调查研究，使他对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有了具体的、深入的了解，其中有的调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总结调查的收获说：“冲破了教条的囚笼”，认识到“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张闻天选集》第317、34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他的思想发展的一次飞跃。自此以后，他就非常注重接触实际和联系群众。这是他在一些重要历史关头提出正确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东北工作期间，经过长时期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东北的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报告，认为解放后的东北经济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东北全党今后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这个报告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1949年1 月政治局会议和3月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都充分吸收了张闻天的观点。1962 年春夏之间，他到苏、沪、浙、湘三省一市作了两个多月的调查，使他对农村经济和集贸市场等问题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是他能够提出许多好的建议的基础。
第三，坎坷的特殊经历使张闻天具有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不同见解的坚毅精神和理论胆识。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后，他说过：“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正由于过去犯过“左”的错误，所以对“左”的倾向特别敏感，容易反“左”。这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心路历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就对“左”的错误有了初步认识，从而使他在遵义会议上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经过延安整风，他痛心地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使他对“左”的东西持有高度警惕。延安整风对他来说，最大的思想收获是，不仅从对共产国际的盲目迷信中解放出来，而且养成了对任何事物都不要简单盲从而要独立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的习惯。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就强调要实事求是。对于毛泽东讲的学习“海瑞精神”，他认为：“海瑞精神”固然要学，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气氛；领导上要造成让人家愿意讲不同意见的空气。他在庐山会议上直言谏诤，正是这种思想发展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把列宁的警句——“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种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作为座右铭。他在此前的经济学笔记和此后的“肇庆文稿”，就是“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思考的结晶。
第四，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张闻天矢志不移地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提出自己的见解的精神动力。张闻天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加入共产党组织的，自此以后，他就决心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国家。无论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达到极顶的黑暗日子，还是长征途中的艰苦岁月，他都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无论在遵义会议后参与中央核心“负总责”，还是在延安整风后退出中央领导核心，负责部门工作，他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胸襟坦荡，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发言之后，政治风向正在逆转。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先后打招呼，劝他不要讲了。他仍坚持发言。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这是一种何等崇高的思想境界！有了这种思想境界，什么权力、地位、蒙冤、监管、流放，他都能做到不介意，泰然处之。他被流放肇庆已是70开外的老人了，还受着疾病痛苦和政治迫害的双重折磨，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忠贞不渝。他对亲属们说：“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的思想波涛。”坚强的信念支撑着他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张闻天生前坚信：历史最公正。一切是非、忠奸，历史终将作出判断。在他逝世后不到半年，新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伟大转折的新时期，被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他的理论遗产，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思想资源。在纪念他的百年诞辰之际，可以告慰的是，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发扬他的革命精神，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新的世纪取得更辉煌的成就，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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