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价值与情爱思想的新“在场”——析电视连续剧《乡村爱情》的女性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视连续剧论文,情爱论文,乡村论文,意识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央视一套曾播出的32集电视连续剧《乡村爱情》，是一部少有的令人感兴趣的以东北农村为背景的“情感剧”，看似“乡土味”颇重的故事，富含“阳春白雪”式女性文化意识，极具人文关怀色彩，在“写意”与“写实”的交融中，透过生活点滴事件叩问当今社会的女性问题，意指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取向。
正如接受理论指出的，任何作品都具有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或自足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从这个意义而言，受众对电视剧《乡村爱情》的接受或参与，或许会有截然不同的领悟，因为它表达的故事毕竟是个别的、具体的、现实的。笔者认为，作为表现中国农村年轻人追求理想、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的一部轻喜剧风格电视剧，该剧对现实的反映准确、细腻、深刻并且独具特色。剧中几个主要女性形象折射了当今社会的女性存在、女性价值、女性发展等问题，不仅涵盖乡村女性，而且对城市女性当下的生存状态同样具有参照价值和普遍意义。因此，《乡村爱情》的热播在女性问题的思考上显示其重要的文化价值，同时，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也呈现出不可否认的艺术魅力。
一、超越“原生态”的女性存在
我们知道，“纯粹的女性创作只关注女性自身。它把那些女性经验作为叙事的核心，它必然蔑视经典的道德法则。因而，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承认，纯粹的女性创作有时不免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主义存在”。[1]不言而喻，现实世界，因个体女性附着的生活理念、生活环境等千差万别，其生活色彩各有不同。《乡村爱情》定位展现王小蒙、谢大脚、小翠等女性的人生追求与奋斗，将她们的生存方式与爱情经历交织而成故事主线，无论在表现王小蒙对真爱的等待上，还是在反思谢大脚婚姻失败方面，都在单纯的个人情感经验世界里显示着独特的女性“意味”，让观众通过感悟生活，而沉淀现实杂芜，其思想直指女性主义。所以，《乡村爱情》里的女性“存在”，已经超越了狭隘的地域特点，代表了现代社会中不同类型女性的存在状态；既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她们超越了“原生态”，具有无限深广的社会文化内涵。
多少年来，在人们想像中，中国农村女性爱情虽已与过去大有不同，但似乎也不曾走入“阳春”大道。《乡村爱情》却不仅让人看到生机勃勃的新农村景象，感知日新月异的火热生活，更让人看到从远古走向今天的中国农村女性“颠覆”式的“现代”式爱情，领悟了中国千百万农村女性与改革开放社会的一起发展与成长。
荣格说：“人生中有多少种典型情境就有多少种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2]不难发现，《乡村爱情》中的几个女性，情爱处于不同的“典型情境”中，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爱的意识，没有谁的爱是不值得关注的。其中，谢大脚的经历尤其令人感慨：当初，谢大脚在懵懂中走向婚姻，婚后与丈夫同床异梦充满无奈，丈夫整日不归终于背叛她，经历波折后，谢大脚终于走出失败婚姻迎来真爱。这里，谢大脚的形象，其实是现今中国农村一类女性的代表，故事在谢大脚当初迷惘与后来貌似野性、放纵自由的情感背后，积淀了创作者对女性生命本体存在形而上的思考与关爱。谢大脚所经历的生活反思，是从精神、心理到行动的升华，昭示了女性本体存在从现实到主观的升迁与嬗变。尤为可贵的是，谢大脚的形象，已走出以往农村影视作品中同类女人“怨妇”型模式，最终她真爱的实现，是演绎女性从自然的“我”到自为的“我”的一种升华。
阿恩海姆认为，“当人的精神世界中包含的力的式样与外在物理世界中存在的力的式样，在结构上具有相似对应性时，人就会对事物产生审美反应。这就是所谓‘同构对应’或‘异质同构’”。[3]《乡村爱情》主人公爱情生活的意象设置，无不与村里的荒山、流水交融在一起，其“异质同构”的境语意指系统，诠释构建的是人与自然力的交融与摩擦，在“原生态”的显现之中，展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表现了创作者对人性自然之美、创造之美的呼唤。因为“一块陡峭的岩石、一棵垂柳、落日的余晖、墙上的裂缝、飘零的树叶、一汪清泉，甚至一条抽象的线条、一片孤立的色彩或是在银幕上起舞的抽象形状——都和人体具有同样的表现性。……有时甚至比人体还更加有用”。[4]《乡村爱情》几乎没有任何布景衬托，明媚色调里几乎全是贴近自然的“原生态”表达，不仅强化了特定情景真实生活意象的进发，而且富有诗情画意，拓展了故事的叙事和抒情内涵。故事里，无论是王小蒙爱恋对象谢永强父亲谢广坤的浅薄、张扬、失落，还是女青年刘英父亲刘能那富有个性化小农意识的“精明”与算计，以及村长姑娘在对象选择上的患得患失，无不在朴素中透着哲理与深刻。这也使《乡村爱情》的意象选择，超越了看似寻常随意的“原生态”的捕捉。尽管，“许多时候，语言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吻合决不像两个齿轮一般亲密无间”。[5]
在《乡村爱情》里，无论是隐性还是显性表达的女性存在，自始至终把女性自然特征和社会性特征融为一体，它告诉人们，女性存在作为一个主体和个体，有其自然性和独立性的一面，但总逃不脱社会的制约，也必然打上各种不同的社会烙印。正如一首深沉的抒情诗，一幅幽雅的水彩画，一首甜美的励志歌儿，《乡村爱情》让人感受到的是人性的活力、生命的伟大、奋斗的崇高。它对有如“天籁”乡野故事的人性展现，因刚柔相济“力”的结构样式的存在，有着明显的象征意味，放射着闪烁的人性光芒。
二、包蕴独特“格式塔质”的女性意旨
完形心理学，即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对客观事物的知觉是一种整体把握，知觉不是感觉诸要素的总和，当感觉元素聚合在一起时，便产生某种新的东西。这全新的事物，并不是一种新的元素，而是一种由整体结构所决定的“格式塔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内含于作品整体结构之中的审美特质，这种审美特质，单纯用元素分析的方法是分析不出来的，只能依靠审美知觉对艺术作品的整体感受和领悟来把握。所以，电影艺术大师艾森斯坦曾经指出，把两个不同镜头对列在一起，它们就必然联结成新的观念，也就是由对列中产生出新的性质来。显然，从创作、欣赏、批评的角度而言，文艺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那么创作、欣赏、评析文艺作品时，就应着眼于对作品审美特质的整体把握。《乡村爱情》所表达的主题与意蕴，不算新鲜，但却是当代社会较为广泛、深邃、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虽然是植根于中国农村的，但却是属于传统与现代文化冲突中的一个无法言尽至今仍需不断关注的焦点。我们要客观适宜地品鉴《乡村爱情》，就要把握《乡村爱情》的整体审美特质，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才算真正理解了当今中国农村社会女性存在的价值以及她们的爱情价值，也才算真正理解了《乡村爱情》。
我们知道，从卡夫卡在《艺术与要求性》一文较为详细地谈到格式塔理论在艺术领域的应用，到美国心理学家、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将格式塔理论运用于文艺，再到格式塔心理学派将信息理论引进，认为信息量多少与作品形式有关，人们把握了艺术创作及品评的某种新层次、新视野，从中我们也可以感悟《乡村爱情》的“完形”涵盖信息量之大，“形式”展现之多样，不仅具有独特“意味”，而且具有很高的审美文化价值。几位女主人公，心中有梦并能放飞梦想；几位男性，生活无不与女性相连，寻常日子里，虽然并不总能消受崇高与纯洁的爱情，不免时常使爱情在人性的滑落中坠入“媚俗”，但积极、向上、乐观是他们共同的人生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爱情》融思想性于故事的表达不失为独特的“格式塔质”。而在女性生存价值、意旨体现上，则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其一，构思刺激模式的形成，旨在张扬女性价值、意旨的重要。
构思的刺激模式本身并不等于生活或生活刺激，两者在一些写实作品中有某种重合，表明它们存在着一定的同构性，可是它们之间却有着本质区别。构思的刺激模式具有种族的思维方式特点和价值指向，也具有主创人员的主观选择性，它也显现着主创者一定的审美趣味。正如“生活中不存在只有内容或只有形式的东西。但是构思的刺激模式却从刺激物的结合体中只调取它的形式样因素，更确切一点说，只从它的形式性的刺激下获得启发……，它可以无视原来事物的属性而移植到完全不同的他种事物或虚构事物上去。正因如此，对于构思来说，作为刺激源的事物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它是怎样的”。[6]这也正如苏珊·朗格所说，艺术的意义是一种想像出来的情感和情绪，或是一种想像出来的主观现实存在。《乡村爱情》独具构思的“刺激模式”，通过不断的悬念、冲突及令人忍俊不禁的笑料“包袱”，将人性心底的隐秘及外在的“蠢蠢欲动”表现得淋漓尽致，标志着乡村女性爱情将不再一味地坠落和断送在传统家长制或男权统治者手中，“女权主义”正在矫治男权文化的极大偏差，从而取得一种男女爱情平等的局面。
其二，叙述方式外视角和内视角的交叉运用，重在进行女性价值、意旨的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荣格的心理分析学说，不仅为艺术创作者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内视判断，还将人的外在现实体验、感慨、反思交叉结合，深入潜意识和无意识，探索人的内在隐秘世界。《乡村爱情》通过各个人物的言语、行动，把握展示人物心理状态，诙谐中不乏启示与教益。尤其是它恰到好处惟妙惟肖地将人性的多侧面，包括人的心理阴影有所展示，实现了从“社会写实”走向“心理写实”的跨越。当然，这种“写实”并非纯自然主义的，而是包容着厚重的社会性内涵。比如，剧中几处有关谢大脚丈夫的心迹表达，就将有着“劣根性”的男人的偏执与自私暴露无遗，是对男性占有式霸权文化发出的最有力抗争与批判，恰好应对了谢大脚对精神真爱向往追求的价值所在。显然，创作者此时对传统男权思想的批判，主要是从剖示男性文化心理入手，通过直接揭示他们的潜意识，反观男性存在的行为方式表达的。这种不留情面地对男性本真形态的透视，目的在于改变乡村封存已久的“自由的爱情选择只属男人”的“社会性别歧视”观。可见，这种外视角和内视角交叉运用的叙述方式，是将客观描摹融于对现实的折射、夸张、隐喻当中实现的，重在进行女性价值、意旨的精神分析。
其三，镜语、画面表达的真实意象，强化了女性价值的社会内蕴。
S·阿瑞提指出：“意象不仅仅是再现或代替现实的第一个或最初的过程。而且也是创造出现实的第一个或最初的过程。……意象由于并不是忠实地再现现实，因而是一种创新，是新的形成，是一种超越的力量。”[7]《乡村爱情》在轻喜剧式的讽刺幽默中，侧重冷峻地再现与审视女性价值的社会意义，在镜语、画面处理上注意将追求与奋斗、悲伤与喜悦、迷惘与感悟交叉表现，在看似平淡的日子中，让来自传统的思想与现实矛盾相互碰撞。无论是王小蒙失恋中的进取，还是刘英假装有孕迫使父亲“中招”，以及谢大脚久经波折终于赢得真爱，都激越地表达了“女性自觉”的可贵与可喜，是对女性价值社会内蕴的赞美与褒扬。诚然，由于意象间可以自由发展和联合，意象能自由流动，所以这种表达也便是多层次、多侧面的，人们对其的理解，当然也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其四，人物语言的“冷”叙述，凸现女性个体特征。
我们知道，艺术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在生活中并不一定有，但却可能有，是合“规律”的。常言说，“语言是心灵的窗子”。赋予不同“人格面具”以不同的个性化语言，在对话中讲究特定的“冷”叙述处理，追求语言表达的“本色”，是《乡村爱情》女性价值、意旨体现的又一特点。“冷”叙述无疑有利于传达社会文化的时代特征，那独有的乡村女性话语，朴实、无华、率真，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女性文化心理建构的补充都起到良好作用。因为凡是“女性自觉”的女人，也必然关注自己的“自然性别”权力，她们尊重自己的权力与价值，反对男人对女人的“物”化，反对男人对女人的歧视等种种异化行为。《乡村爱情》让我们看到了女性作为自在女人，优美地生存下去的社会特征，看到了女性意识的进化和发展，以及女性价值的文化特性。
不言而喻，价值观念、意旨通常和是非观念、善恶观念、功利观念等相关联，一定程度上也相关女性表现引发的社会评价和判断。显然，如果说《乡村爱情》的题材及展现题材样式，仅仅是作品的一个表象层面，那么乡村里不同女性不同模式的爱情则大致呈现了作者对社会、历史、文化、人性、女性忧患的关注和深刻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村爱情》的构建体现了褒扬女性存在的价值所在。正如席勒所说，“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8]正视世界，不游戏人生，情爱作为这些女性生命链锁中定格的一环，都深深根植于人的本性并通过与社会性的结合派生出来。从女主人公王小蒙的爱情失落，到她的事业有成、爱情丰收，创作者实质上是完成了一次对女性潜能的发掘与实现，是女性独立自强蜕变的展现。从这个角度而言，称《乡村爱情》是一个励志片，而且是一个少有“政治宣传本位”说教的励志片，并不为过。没有过多渲染故事的“光环效应”，没有主人公豪迈的宣言，只在故事的娓娓道来中告诉人们，女性价值、意旨的实现，不仅仅取决于女性个体本身、个人生活的积累，更取决于与社会时代的结合，与生活的一起成长与发展。
三、以“力比多”为情感支点的女性发展
我们知道，曾几何时，“力比多”的罪恶意识一直压抑着人们，以至成为一种文化“禁区”。所以，对女人来讲，“力比多”曾被认为与崇高美好的爱情无关，更与美好人生理想和严肃理性无关。很多时候，影视剧中表现的涉及女性的“力比多”，大多是被扭曲和丑化的，是将“力比多”与“情”截然分开或对立起来的。由于对“力比多”怀着普遍沉重的罪恶感，因而人们也不能公正地对待女人的生存、生命意识，尤其是女人的“力比多”，更多时候，它似乎被正统的主流文化所不屑与不齿。其本质，是父权社会铸就的强权思想在作怪。女人要么是烈妇贞女，要么是妖冶的荡妇淫女，走不出圣洁的“母亲”原型和“妓女”原型。《乡村爱情》一改以往女性“原型”面貌，以男女情感故事为主线，正视爱情问题，大胆打破“力比多”樊篱，从心灵、外表、人性等多方面综合思考农村女性爱情标准，深怀社会责任意识。尤其是谢大脚形象的塑造，表明新时代精神对女性自身的认知是从“自发”到“自觉”的跨越式发展。
作为村里远近闻名的人物，谢大脚的情爱生活主要表现在灵与肉的同一与分离上。她的故事展开是链条式的，一环扣一环，耐人寻味。谢大脚既否定了原来丈夫对她的“占有”，也否定了农村传统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更否定了对她单相思的拥有富裕家财的农民企业家“老光棍”对她的心仪、痴迷与追求，独独对妻子已去世多年的长贵一往情深，其人格被赋予了不同于“母亲”原型，也不同于“妓女”原型的特质。尤其是，她求助乡“代表”保护她不受丈夫欺侮，而请他们在家里为她“轮岗放哨”的一段情节，表明谢大脚作为现代女性，对肉体与精神共鸣的生活有着强烈追求。故事也告诉人们，女性对男性的爱恋，一定建立在呼唤男性理解、志同道合基础之上，只有在女性真正摆脱附属的心灵阴影时，女性独立的爱情才成为可能。谢大脚的爱情，不仅对农村女性成为男性附属品的文化历史给予彻底否定，而且充分高扬女性主体意识、存在意识，是当今农村女性情爱新“在场”的一种代表。
黑格尔曾说自由是心灵的最高定性。人的自由，本质上既包括物质性自由，即实践的自由，又包括精神的自由，即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达到文化发展目标。当性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心理存在、社会存在可以表达的今天，在女性反对男权统治并积极矫正男权文化极大偏差的今时，《乡村爱情》其实已成为跳出传统又给传统以新生的“自由”代言。它明确告诉人们，脱离社会的女性个人主义者的反抗只会带来失落，只有将自己的爱情置于改革开放的生活之中，置于同旧思想、旧势力的决裂中，女性的爱情幸福才有踏实的根基，女性“力比多”才有与精神一致的归宿与依托。因为，当今社会，女性解放虽然已实现很多，但在“集体无意识”的骨子里，男性霸权的龌龊依然不绝，女性的独立解放发展仍没有可以仿效与参照的现存型模。可见，《乡村爱情》女性“力比多”内蕴的隐性表达，只是一个支点，一个情感符号，是从性别立场出发，揭示女性人生及生活意志的取向。剧中乡长那句“我等这么多年，今天说啥也不走”的表白以及谢大脚那句“其实我也想……但……”满含泪水的话语，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女性真正意义上与男性的平等，首要的是得到男性的尊重，无论这个“男人”究竟是谁。谢大脚爱情生活的灵与肉纠葛告诉人们：女人的“情”与“力比多”的高度融合，是女性拥有健全人格并实现女性真爱的最高境界。
苏珊·朗格曾经指出“艺术家表现出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的情感。”《乡村爱情》作为表现中国农村年轻人对美好人生追求、奋斗的一部轻喜剧风格电视连续剧，不仅在悲喜交集中感悟生活，张扬生命意识，更让受众洞悉当代中国乡村女性情爱意识的觉醒和解放，也烛照了农村仍然存在着的愚昧落后思想对女性爱情生活的异化，反观了女性“力比多”与现实社会的交叉与碰撞，具有深刻理性力度和厚重文化价值。《乡村爱情》依托在个体的或孤独、或糊涂、或醒悟、或执著的爱情，其实是努力实现女性个体与人类共有情感沟通的尝试，是女性感知并把握心中生命舵手，挑战那些看似金科玉律传统“规矩”的战斗。
综上，《乡村爱情》反映了人生情爱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在提示女性情爱心理及现实的历史发生学方面具有一定锻造性和“陶冶”性，它已大大超越情爱层面及女性形象本身，是女性存在与情爱“潜对话”的优雅歌曲，是生存价值与情爱思想的新“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