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教堂到市政厅：中世纪晚期锡耶纳的城市空间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政厅论文,中世纪论文,晚期论文,大教堂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大利丰富的建筑和艺术，一直是城市史研究的史料宝库。在意大利的城市中，除广场外，教堂和市政厅往往是最为醒目的两处地标性建筑。自从11世纪后期进入城市公社（commune）①时代，意大利各个城市便陆续兴起市政建设，在象征权威的大教堂、洗礼堂等宗教建筑旁边出现了市政场所，如市民广场、市政厅。最早一批市政厅（Palazzi del Comune）于12世纪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到13世纪中叶更是出现了集中建设市政建筑的繁盛局面，这象征着自治城市公社的胜利。② 城市政府还毫不吝惜地投资艺术装饰，往往在建筑底层设有宽敞的大厅，并且布满装饰一新的壁画。建筑内部的壁画，也可以作为史料来佐证城市发展的历程，尤其是其中所蕴涵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层面的演进。
本文以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重要城市锡耶纳（Siena）作为个案进行研究。锡耶纳从13世纪初扩建大教堂，到该世纪末开始建造市政厅，14世纪上半叶市政厅建成后又延请著名艺术家创作巨幅壁画。锡耶纳的市政建筑和艺术，凸显了城市空间结构的重大转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意大利经济和政治变迁下的城市权力转移。③
一、转型前的城市布局
锡耶纳特殊的地理状况决定了它的山城特征，因而城市布局多呈弯曲状而非像意大利其他城市那样曲直分明。从城市形态看，独特的地理特征决定了锡耶纳不是按照同中心发展的，而是沿着山脊发展。城市主要由分布在三个丘陵之上的区域构成，道路基本上依山而建，三条脊状的道路将城市分成三个区域：原属主教驻地的“城市区”（Città），东部的“圣马丁区”（San Martino），北面的“卡莫利亚区”（Camollia），三个区域又可划分为更小的单位（contrade）。呈倒Y型的三条道路向外分别通往三个城门，并相交在坎波广场（Piazza del Campo），从而使这里成为城市的天然中心。④
坎波广场位于几座山丘汇合处的山坡上，通过三条主要道路将锡耶纳的三个区域连为一个整体，正中的开放空间便是广场。最初坎波广场主要用作集市，是商业小贩的聚集地，一直到13世纪末以前主要用于经济活动。12世纪，锡耶纳城市建设最辉煌的建筑成就要数教堂，这时城市的中心也是在市区的大教堂及其广场，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锡耶纳建立起主教座堂，教堂前的广场成为公社的宗教和政治生活中心。锡耶纳在5世纪成为主教驻地，12世纪主教权力逐渐衰退，贵族最终迫使主教承认城市自治，因此，12世纪后期成立的城市公社脱离了主教控制。锡耶纳大教堂成为城市的主教座堂，纪念圣母玛利亚的升天。这里在罗马时代是供奉密涅瓦的神庙，9世纪时改造为主教宫殿，是主教区的中心所在地，12世纪末开始在这里兴建起大教堂，到13世纪初每日都有集会弥撒，13世纪更是进行了修复和扩建，大规模的扩建最初在1215年设计并动工，到1263年竣工，新的大教堂由一个轻微突出的耳堂、圆屋顶和塔楼组成，教堂内外的大理石表面是相互交错的白色和墨绿色线条，构成锡耶纳特有的标志。教堂的拱顶和耳堂是在1259—1260年间建造，其后断断续续地增建一直持续到1264年才最终完工。1265—1268年间，著名雕塑家尼可拉·皮萨诺携其子乔凡尼·皮萨诺为这个主教座堂设计祭坛。大教堂与锡耶纳城市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自从锡耶纳在蒙塔佩蒂（Montaperti）战役中战胜对手佛罗伦萨之后，就奠定了这里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并尊奉她为城市的保护者，当时城市长官就是在大教堂为战争祈祷的。⑤
除了大教堂作为宗教中心外，还有分散在城市各处的权贵家族私邸，这些塔楼林立的私邸成为城市政治的重要场所。以大教堂为中心的城市区坐落着许多权贵的私邸，有多个大家族在此聚居，因此大教堂附近有不少宏伟的私邸。圣马丁区以乌古基耶里（Ugurgieri）家族而闻名，它也是圭尔夫党的皮科洛米尼家族（Piccolomini）的所在地。在卡莫利亚区则居住着更多的大家族，如托洛梅伊（Tolomei）、邦西尼奥里（Bonsignori）、萨林贝尼（Salimbeni）、马尔沃尔蒂（Malavolti）等家族，他们的私邸在市政厅修建之前也经常租赁给公社使用。⑥ 沿着城市里弯曲的山路还有许多大家族的防卫性私邸（castellari），它们大都配有塔楼和城垛，权贵各据一处，私战不已。中世纪意大利城市里塔楼林立，大家族的庭院总是会有高高的塔楼，用作保卫之途，它成为贵族家族的象征。13世纪时锡耶纳的塔楼多达56座，⑦ 而其周边所属郊区公社也有众多的城堡和塔楼，如锡耶纳附近的圣吉米尼亚诺城就有许多塔楼，而且一直保存至今。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时期的锡耶纳市政建设非常滞后，公社行政人员没有自己的官邸，往往是寄居在教会建筑中，或者租赁权贵私邸作为办公场所，因而具有很大的流动性。13世纪市议会往往在教堂召开，有时则在主教座堂，但在1271年被迫迁出教堂，此后十年不得不租赁大家族私邸作为召集地点，如乌古基耶里、托洛梅伊等家族将其府邸租与市议会，皮科洛米尼等家族将其府邸租与督政官，其他各个市政机构也都坐落于各处权贵私邸。⑧
由此可见，此时的锡耶纳城市布局仍然是一盘散沙，主要是沿袭传统的以主教教堂作为城市的中心，尚不发达的商业活动仅在交通便利处开辟出有限的集市，而发达的权贵和各个家族则武装起各自的私邸彼此防范，城市空间的转型还有待经济和政治上出现重大变革。
二、“商业革命”与平民阶层
锡耶纳的城市空间转型，是与其经济发展及其带来的阶层变化密切相关的。从12世纪开始的欧洲商业复兴和经济扩张算得上是一场“商业革命”，⑨ 这一时期的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都出现了经济复苏和飞跃，整个欧洲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意大利经济的发展尤其迅速，而锡耶纳正是在这一时期趁势崛起为一座商业和金融业城市。在商业复兴中，城市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大规模生产，价格水平持续升高，货币供给量和铸币量也都相应增加。城市还加强对周边乡村地区的开发，财富流动加快。随着市场和集市的扩展，交通方式日益专业化，商业模式日趋复杂化，城市也随之成为商业中心和常年开放的集市，有常驻的代理商从事商业活动。国际性的商贸活动大规模展开，意大利商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近东甚至到达远东，尤其是纷纷攘攘地涌到地中海东岸开展商业贸易，同拜占庭、穆斯林甚至相互之间展开商业竞争；同时意大利商人积极前往西北欧进行商业交往，尤其是从1270年代以后实现了同西北欧的直航。意大利越来越多的城市商人加入到这股商业化大潮中，如海洋共和国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内陆城市伦巴第地区、艾米利亚地区、托斯卡纳地区等，到13世纪中叶他们已经建立一个意大利商人占主导地位的商业网络。
商业的发达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货币兑换、银行和信贷都随之迅速发展起来。到13世纪，意大利人不仅在商业上，而且在金融业方面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意大利商人在国内推动使用银行储蓄、信贷，在国外则使用汇票，与东方和西北欧的贸易很多都是通过汇票进行结算的，在这些贸易和金融活动中意大利商人如鱼得水，施展天赋。欧洲西北部的香槟集市在意大利的参与和推动下，从13世纪中叶起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货币市场。意大利商人也向教皇、国王、贵族乃至十字军提供信贷服务，教皇从12世纪末起向神职人员征税，所需远程汇兑的任务就交由金融网络发达的意大利银行承担，教皇的权威使这种金融活动无风险之虞，而托斯卡纳商人尤其受益于教皇的国际财政需要。托斯卡纳商人更是大力发展金融业，在罗马、香槟集市、博洛尼亚大学城等处进行信贷活动。通过金融业和商业的结合，托斯卡纳在13世纪后期迅速占据了意大利和欧洲贸易、金融业的领导地位，尤其以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卢卡三个城市最为重要。在卢卡和锡耶纳出现了遍布全欧洲的商业组织，在人数、实力和规模上都超过了其他地区。⑩
13世纪下半叶锡耶纳是欧洲经济最耀眼的明星，其商人和银行家在西欧许多地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他们不仅在香槟集市居于主导地位，也活跃于英国、低地地区、德意志、法国南部。在意大利内部，他们则与比萨、热那亚、威尼斯和那不勒斯进行大规模贸易活动。锡耶纳的经济发展尤其借助于金融业，相当一部分传统封建贵族投资商业金融活动，成为重要的商人银行家，这与许多其他城市不同。(11) 与此同时，很多因商业潮流而致富的商人银行家又投资地产，成为拥有地产和身份的新贵族。这两个群体不断合流，成为借助商业革命而迅速崛起的新的精英，他们被称作“权贵”（Magnat），(12) 其共同点是在城市中拥有庞大的家族网络，故也称“权贵家族”。13世纪，锡耶纳的大家族诸如皮科洛米尼、托洛梅伊、萨林贝尼、邦西尼奥里、伽莱拉尼成为欧洲重要的商人和银行家，他们长期担任教皇的银行家，同教廷的友好关系使他们享有很高声誉，并获得可观的利润。邦西尼奥里家族公司的崛起就是同这一时期教皇英诺森四世（1243—1254）对金融的需求有关，虽然该家族1260年以后由于支持基伯林派而被支持教廷的佛罗伦萨银行家取代，但仍不失为重要的金融力量。(13) 卡莫里亚（Camollia）、托洛梅伊家族都出身贵族而从事商业金融业，萨林贝尼家族和马尔沃尔蒂家族都是经营金融业而致富的，其中萨林贝尼家族是锡耶纳最富裕的家族。商业发展使许多商人家族一跃而起，也正是他们这种强大的经济实力帮助锡耶纳在蒙塔贝蒂战役中战胜佛罗伦萨。(14)
这样一个权贵阶层的存在，使锡耶纳的权力结构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点。涉足金融业的权贵牢固地掌握市政权力，以家族名义向城市提供贷款，成为政府的债权人。根据城市财政部门记载，1257年下半年市政府获得邦西尼奥里、萨林贝尼、托洛梅伊等家族的巨额贷款，1262年下半年总贷款高达16000里拉。(15) 1260年蒙塔贝蒂战役前夕，萨林贝尼家族向政府提供了巨额贷款。(16) 在1271年当安茹的查理因锡耶纳的亲皇派立场而施以惩罚时，萨林贝尼家族还为政府提供了16000里拉的巨额贷款供支付罚金，因而萨林贝尼家族对城市政府的财政具有几近支配的程度。此外，其他各大家族也成为城市的重要银行家，参与信贷业务，利率高达30％，贷款也以城市的地产作为担保，城市政府成为权贵家族的常年债务人，很大程度上受到后者的操控。
整个13世纪，大家族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银行业的国际扩张，二是大量购买郊区地产和城堡，以及相应的领主权利。如皮科洛米尼家族以向神圣罗马帝国服务作为条件获得了腓特烈二世在锡耶纳的采邑地产；萨林贝尼家族在13世纪利用锡耶纳的扩张在周边乡村各处建立其庞大的势力，1275年他们通过代偿债务，从锡耶纳公社手中获取奥尔恰谷地的城堡以及附带的领主权；邦西尼奥里等家族也都纷纷到乡间获取地产以及领主权。权贵家族以此种方式将迅速上升的社会地位合法化，通过在乡间获取地产巩固家族的权力，同时也能为其提供武装力量和忠诚的受庇护人，有时他们也通过与乡村贵族的联姻而获取权势。由此，诞生于城市的新贵族获得了传统贵族的地产和名号。到1320年代，2％的锡耶纳家族拥有三分之一的城乡地产，伽莱拉尼、萨林贝尼、托洛梅伊、马尔沃尔蒂四大家族持有20％的地产财富。(17) 通过对锡耶纳财税和土地的占有，他们趁着商业化的大潮将传统秩序破坏之际，迅速成长为城市中的重要势力。
与此同时，随着商业化的进程，意大利大多数城市出现了从事工商业的平民（popolo），(18) 这个诞生于13世纪的新阶层是建立在工商业和行会基础之上的，行会在城市生活中取得了非常高的地位。平民往往指那些非权贵的市民，有时也包括工匠，他们构成了行会中的大多数。行会中也有权贵家族的商人和银行家参与，但他们只占据少数地位。这两个群体在经济活动中往往相互合作，因而并非能截然分开。权贵和平民都从商业革命中获益，都利用经济扩张的机会迅速发展起来。佛罗伦萨的行会组织发展最为迅速，这主要是由于这里发展起规模较大的呢绒业，以及其他各种工商行业。然而，锡耶纳没有像佛罗伦萨那样发展起庞大的呢绒业，以及随之而壮大起来的手工业行会，它仍然以金融业为重。由于手工业发展的落后，锡耶纳经济权力始终掌握在权贵手中，行会力量非常弱小，没有出现规模庞大的平民阶层。锡耶纳的阶层分布影响了它的政治发展，如何在权贵家族影响极大的城市中保证权力，成为平民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锡耶纳，除了手工业者，还有许多出身较低社会阶层却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投资而暴富的商人和银行家，这些人都属于平民阶层。如“斯卡拉的圣玛利亚”医院（Santa Maria della Scala）的资助者雅各布斯（Jacobus），据其遗嘱所知，在他29岁时获得父亲的遗产，将钱投到银行并且进行有息贷款，使遗产增加了十倍，从而进入城市富人行列。有些富人甚至出身低贱，如吉尼巴尔杜斯（Ghinibaldus），他原本是修道院农民之子，后来成为市民进入市政厅，他娶了大户人家的女儿，最后还为其父购买了一座修道院。这些新兴的城市精英通过商业或金融业变得富有，进而跻身城市上层，他们最后却都转向购买地产进而成为“新领主”。(19) 在锡耶纳的政治舞台上，这些人都将起到重要作用，成为13世纪末到14世纪中叶掌握市政权力的主体。
三、权贵家族、平民与共和政府
商业革命造就了托斯卡纳城市金融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平民阶层也发展起来。对于锡耶纳来说，正是以金融业为主的经济格局，导致了从事金融业的权贵家族在城市政治中占据中心地位，他们之间进行着此起彼伏的私斗。而且权贵具有强烈的家族意识，以大家族为单位开展商业活动并参与政治生活，而且频繁涉入派别斗争，以致到13世纪还形成以圭尔夫和基伯林两大派别为代表的斗争。
在中世纪晚期的一些意大利城市中，血亲复仇（vendetta）屡见不鲜，一般都系权贵所为。在锡耶纳，最著名的私斗莫过于萨林贝尼和托洛梅伊两大家族之间的恩怨，而其他家族如皮科洛米尼也被卷入。例如，1321年12月29日晚，萨林贝尼家族的弗兰切斯科在回家途中被托洛梅伊家族的巴尔西诺伤害并身亡，1322年4月萨林贝尼家族的乔瓦尼为其报仇，从佛罗伦萨招来一帮人夜袭托洛梅伊家族并杀死三人，同年9月，两个家族都组织起大批人马准备火拼，整个城市几乎都武装了起来，即使督政官介入也毫无效果。到1330年又发生更大规模的火拼，九人政府派部队将双方隔开，并对肇事者进行罚款，以图阻止私斗。锡耶纳两个家族的仇恨之深以至于教皇也派人调和，但两大家族的仇恨一直延续着。(20) 权贵家族除了相互之间无休无止的私斗之外，甚至还会对市政府发起攻击。1272年身为参议员的奇阿波罗（Ciampolo Salimbeni）带领家丁袭击市政府警卫，被罚以1000里拉，但只支付一半，其余则用市政府欠其家族的债务偿还。1288年，一个人夜间携带武器打伤督政官的警卫，被罚款800里拉，但由其庇护人萨林贝尼家族支付。(21)
正是由于权贵家族的猖獗，对于这一时期的锡耶纳来说，维护城市治安和社会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任务，携带武器、射击、从塔楼上掷石子都被认为是对城市秩序的破坏。平民尤其反对权贵的特权以及权贵之间的仇杀，同时政府也禁止权贵私自建造防卫工程，尤其是其私邸的塔楼。为抑制血亲复仇，政府和平民有时对参与斗殴的权贵家族施以罚款，有时则组建武装力量抑制权贵家族之间的仇杀，锡耶纳拥有民兵3000人，由平民选举的领袖指挥。平民政权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城市的和平与稳定，而权贵则被认为是严重的威胁。
为遏制权贵家族暴力活动，平民也被赋予了保卫和平的使命，并组建起地区性的武装团体。13世纪初意大利各个城市都出现了平民组织，他们要求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利，并积极参与公社，分享政府权力。面对不断壮大的工商业者，城市政府逐渐允许更多的平民进入政权。平民不断扩大在城市政府中的影响，甚至在有的城市主导了公社，并且建立了一整套行政体制，拥有自己的旗帜和徽章，“公社”之名也改为“公社与平民”。(22) 这种体制是建立在行会基础之上的，与行会的利益密切结合。行会力量强大的城市往往由出身行会的平民领导政府，而如锡耶纳这样的城市里行会势力并非很大，因此平民主要是通过参与市政府捍卫自己的利益。此时的平民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群体，而是由各种群体和派别所组成。商人和手工业者获取政府权力后，排斥其他群体，将公社权力据为己有。在政治结构上，平民的目标一方面是增加在政府中的比例，另一方面是极力反对权贵进入政府，为此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从13世纪前半叶开始从其他城市聘用督政官（podestà）(23) 的做法，逐渐在整个意大利流行开来，(24) 督政官逐渐取代过去由传统贵族垄断的执政官（consular），(25) 从12世纪末起成为公社中的首要官员。这一官职由受过法律训练的专门人才担任，主要聘自外地，负责召集和主持市议会以及司法事务。他往往自带一套行政班子，包括法官、骑士、公证人、随从和警卫，通常得到极高的佣金，但在任期间需要遵守公社约束。在1236年的锡耶纳，督政官被配以一个或多个平级的平民领袖（capitano），在这些官僚之上又设置了新的权威，称作“最高行政长官”。(26)
锡耶纳的政治体制在13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1240年锡耶纳成立了“二十四人政府”（Ventiquattro），这个基伯林派占主导的政权由权贵和平民共同构成。随后出现的一个契机导致了权力的转移，这就是基伯林派和圭尔夫派之间的对峙以及前者的失败。在1260年蒙塔贝蒂战役中，锡耶纳由基伯林派领导战胜了圭尔夫派主导的佛罗伦萨，但此后几年锡耶纳的圭尔夫派迅速发展起来，并于1269年6月在埃尔萨谷口村（Colle Val d'Elsa）的科莱之战中彻底击败基伯林派，许多基伯林派于次年被流放。(27) 由此，许多权贵家族纷纷倒向圭尔夫派。但此后的圭尔夫政权也受到极大削弱，一方面是由于平民的大量加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限制权贵家族权力的一系列立法。平民加强反对权贵，并对势单力薄的圭尔夫政权不断施压，从而导致政府中的权贵在1277年被清除出政府，从这时起到1287年九人体制确立之前，锡耶纳形成了以上层平民为主的寡头统治。(28)
锡耶纳的九人体制(29) 从1287年一直持续到1355年（中间有数年间断），这段时间构成了锡耶纳经济和文化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九人政府的主要执行机构是枢机会议（concistòro），由九名最高执政官和城市其他等级构成委员会，每两月进行一次定期集会。委员会由财政部门的四名监督官（Provveditori），四名商会领事，三名骑士领袖（或圭尔夫派领袖）组成。(30) 九人政府负责任命立法委员会和财政部门的监督官以及督政官，九位最高执政官由上一任委员会秘密选举，委员会的人选则是由九人、督政官、财政部门四名监督官、商会四名理事、骑士领袖集会选举出来的。(31)
作为上层平民的富商和银行家构成了这样一个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不仅权贵被排除出政权，连专业阶层如律师、医生，小行会的成员如屠户、面包师、理发师、木匠，以及劳工阶层也都被锡耶纳的统治阶层拒之门外，那些从事金融业的上层平民完全控制了公社。(32) 1309—1310年的新章程中提到：“九人政权应当属于锡耶纳城的商人们，即中等阶层”，而中等阶层（mezza gente）的界定则为：“法令决定，锡耶纳城的任何贵族，骑士、法官、公证人、医师都不能成为九人政权的成员。”(33) 权贵家族被从政府最高领导九人成员中剔除出来，特权归于上层平民，主要是国际商人和银行家，包括富裕的羊毛生产者、药品和染料经销商、大规模的零售商，甚至一些金匠和旅馆主人。(34) 这些中等阶层与他们之下的工匠、店铺主、小商贩、工资劳动者不同，他们持有数量可观的地产，在郊区大量兼并地产，其财富主要由土地构成，行为也越来越模仿传统贵族。(35)
九人体制将排斥权贵家族和创造民主国家作为自己的口号和宗旨，努力建立一个完全属于平民的政府，这甚至成为九人体制维护自身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只有塑造出一个城市的对立面和敌人，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但对权贵的划分有时完全是一种政治界定，甚至有时只要不属于行会、不归入平民的市民都可以划入其中，而权贵主要指有声望的土地贵族以及世家大族。
拥有金融和地产财富的权贵为公社财政所需，因此九人政府仍受其掣肘。在锡耶纳尤其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权贵作为金融家因向政府贷款而享有特权，九人的反权贵策略更多是一种象征，而非事实。九人执政期间也吸收了一些权贵进人公社担任要职，如1288年九人执政之初，最活跃的市议会议员就包括伽莱拉尼、托洛梅伊、皮科洛米尼、萨林贝尼、马尔沃尔蒂、邦西尼奥里等家族的成员。从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许多权贵家族的成员都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该时期最显耀的锡耶纳市民也都属于托洛梅伊、皮科洛米尼和马尔沃尔蒂家族。(36) 权贵家族控制着公社的经济命脉，九人政府也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和资助。因此，因经济活动而崛起的平民和拥有财政优势的权贵家族成为相互抗衡的力量，但在长时期内又不得不妥协和共处。
四、权力转移与城市空间的转型
从“二十四人政府”到“九人体制”这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平民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在锡耶纳的城市政府中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九人执政时期，平民对城市的控制得以加强。平民力量增强显著体现在城市的外观，如市政厅、市政广场的修建，艺术的投资，以及市民宗教，城市形象等，这些都构成了平民执政时期的市政文化，成为平民城市公社的符号象征，也是共和政府的理想体现。锡耶纳市政厅的建造和市政厅壁画的创作，都是在九人执政时期进行的，他们为锡耶纳的城市面貌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他们还规划了城市的街道，修葺和整理了坎波广场，建起曼吉亚塔楼。这些规划作为市政权力的表象，可以折射和反映出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它们的解读可以进一步加深对锡耶纳城市空间转型的理解。
面对权贵私邸和塔楼林立的状况，锡耶纳城市公社进行了一系列的市政建筑工程。锡耶纳市政府从13世纪末开始修建市政厅，此后50年建设始终在进行，1310年完成了主体建筑部分。东侧的九人大厅（Sala dei Nove或Sala della Pace）最先建立起来，于1310年完工，是“九人体制”时期召开会议并执掌政府全权的地方；西侧督政官大厅于1325年开始建造，1330年完工，督政官及其随从官员都在此配备了住处；(37) 1330—1342年扩建了著名的大议会厅（Sala del Gran Consiglio，或寰宇图厅Sala del Mappamondo），作为城市议会所在地。整座市政厅建设到14世纪中叶完工，坐落于呈漏斗形的坎波广场的最低处，通过督政官庭院（Cortile del Podestà）可以进入。坎波广场以市政厅为轴心向各个方向的高处铺开，同时有8条石灰线从市政厅门口向外延伸，将广场分成9个扇形，象征着1287年到1355年间统治这座城市的“九人”政治体制，而处在交叉点上的市政厅正好作为这些线条出口的对景。11条街道以坎波广场为中心投射到城市各个方向，使市政厅及其塔楼成为整个城市的中心。
到1344年，市政厅外的曼吉亚塔楼（Torre del Mangia）竣工，高达102米，超过相隔不远的教堂钟楼，在当时是托斯卡纳地区最高的塔楼。由于坎波广场和市政厅位处高丘之上，因而这座塔楼成为锡耶纳最高的建筑。(38) 锡耶纳市政厅塔楼的建成，在高度上压倒了大家族的塔楼，而且市政厅严格限制家族塔楼的建设，并限定不得超过特定高度。市政厅的塔楼从此一枝独秀，占据了最高位置，成为共和时代公社权力的象征。
锡耶纳市政府还对坎波广场进行了整顿。自1262年坎波广场铺砌好之后，市政府规定了一些分区的限制，到90年代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整顿，广场被清理并扩展，这一切都是为建设一个庄严宏伟的市政厅所做的准备。1297年市政府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广场，因而立法规定广场上的所有建筑物须有统一的立面，而且全要仿照市政厅的模式，这种形式主义的限制直到15世纪才被解除。1309年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规，通过限制特定贸易来制造广场的威严氛围，法律规定广场上不得再进行各种买卖，曾经的制革商、理发师、肉商以及各种小商贩都被清除出广场。虽然直到1407年谷物、家禽市场才从坎波广场迁移到邻近的集市，但自此广场的商业机构越来越限于零售高档商品如金银、呢绒的店铺，以及公证所和银行。此外，市政府还规定：围绕坎波广场而建造的面对市政厅的房屋，其窗户都必须一分为二，中间以柱子隔开，且不得有突出和悬垂的结构，违者罚款25里拉；不允许任何房屋向窗户外长期放置托架或窗帘杆，工作用的长椅不得放到面对坎波广场的房屋以外，违者罚款5里拉；建筑材料如石头、砖块、木头、干草、麦秆不得堆放在广场及路面上，环绕坎波广场的石块路面应当保持清洁，摆放的椅凳或其他可移动物体不得超出房屋到道路的一定距离。违者罚款20里拉。(39) 正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市政府努力将坎波广场从过去的集市转变成市政广场，使之与市政厅共同构成城市权力和政府权威的象征。
就市政厅本身来说，其构造和布局也显示了权力的分殊。垂直地看，地下仓库用于政府储备垄断食盐，第一层是财政部门，也是市政府强大的税收机构，第二层是装饰有壁画的九人大厅和大议会厅，这里是权力的核心地带，负责城市政策的制定。水平地看，督政官大厅与九人大厅和大议会厅相分离，彼此无法直接进出，只是从市政厅外面看是连为一体的。(40)
城市公社与教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教会逐渐被置于市政府的庇护之下。12世纪公社时代初期，大教堂及其钟楼仍是城市的象征，主教官邸和大教堂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从13世纪后期起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市政厅从建设伊始就占据了更中心的位置，用于指引和领导公共生活从大教堂转向市政厅。(41) 大教堂的重建虽然也在进行中，但更多是一种辅助工程，是市政府和市民用来宣扬城市荣耀的手段。早在1146年教堂钟楼就已建立，旧址本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半堡垒半宫殿式塔楼，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财富的增加，锡耶纳公社急需建造一座规模更大的教堂。以佛罗伦萨和比萨的教堂作为榜样，也受到北方哥特风格的影响，锡耶纳从13世纪中叶开始重建大教堂。(42) 著名雕塑家乔凡尼·皮萨诺于1285到1296年担任教堂建筑的负责人，他进一步改进了教堂宏伟的立面，到14世纪初杜齐奥（Duccio di Buoninsegna）创作的圣母像被放入大教堂。1337年锡耶纳政府修订法令，提出保护大教堂，并将其视作公社的重要事务。(43) 从13世纪开始，教会逐渐失去独立性，在财政上越来越依附于城市公社政府，政府也尽力维持本地主教与教士的尊严和财产，协助教会组织宗教节日活动。在建筑和其他艺术方面，市政和宗教的艺术形象逐渐合流，市政府越来越多地主持宗教活动，市政厅中设有礼拜堂和圣母像，市政府自视为公社属灵生活的监护人，对信仰实行官方保护，不光保护教会财产不受损失，也慷慨资助教会，不惜重金帮助教会修缮房屋和美化教堂。(44)
另一方面，公社也充分借助教会的权威。随着商业活动逐渐侵入传统的宗教中心，主教以其官邸为商人提供仓库、店铺和生产场所，教堂的广场也被用作交易场所，市政府最初也是租用教会的府邸作为办公场所，而且为维护自身权威而越来越多地利用教会。1260年以后锡耶纳逐渐形成了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九人政府正好利用这种市民崇拜加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政府帮助教会进行慈善活动和修建医院，“斯卡拉的圣玛利亚”医院就是由公社政府资助修建的。这时修建的教会建筑可以算作城市的市政建设，宗教意义不再只体现在教堂和教会，在坎波广场和市政厅内部也能感受到宗教的力量。市政厅内部设立了一个装饰豪华的礼拜堂，在大议会厅内，由西莫内·马丁尼（Simone Martini）于1315年创作的圣母像（Maestà）为议会决策增添了神圣色彩，也将神圣的气氛带入市政厅。同样，设在坎波广场的一处露天祭坛（Cappella di Piazza）也使市民广场神圣化。可以看出，城市政府逐渐超越并控制了教会，分享了教会的一部分宗教职能，这种神圣化也是市政府维护自身权威的重要途径。
市政厅内部的装饰壁画进一步彰显平民的统治权威。在市政厅内部，九人政府委托艺术家杜奇奥和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等人创作壁画。位于九人大厅的是洛伦泽蒂创作于1337—1339年间的壁画《好政府与坏政府》，它们占据了大厅整整三面墙壁，涉及数个主题，旨在讽喻和宣传。北墙的壁画反映了好政府的形象，正中手执盾牌和权杖的老人象征主持正义的君主，侍坐两侧的女神从右到左依次象征正义、节制、宽容、谨慎、力量与和平，君主头上的三个天使象征“信望爱”，这样九个形象被认为是指代当时的九位执政官。(45) 在图左还有象征智慧、法律与和谐的女神。在最下方，聚集着两队人，左边是二十四位市民，右边是士兵及其看守的囚犯，象征着法律和正义。(46) 西墙是反映坏政府的壁画，以正中的魔鬼象征暴君（tyrant），它展现了坏政府在城市内外导致的贫困、腐败和饥荒，武装的士兵肆虐郊区，劫掠民房，蹂躏耕地，各种建筑都毁于兵燹，只有一座城堡屹立在山丘上。(47) 对面东墙的壁画则显示了好政府在城市内外的影响，城市中正修建着砖石砌成的伟大城市，布满塔楼、宫殿、民居、教堂和大厅，全然锡耶纳的写照，有泥瓦匠、裁缝、金银匠、商人、贵族、洗染工、金银匠、大学、酒馆，一派和谐欢乐的祥和气象；毗邻的乡村有农民在田地辛勤耕作，有商人携带货物从田间穿过，有赶着牲畜行路的人，有狩猎者勒马向乞丐施舍。(48) 这样一种象征城市和理想政府的壁画，更早时候在佛罗伦萨的巴杰罗宫里也出现过，由乔托创作，可惜已经失传，因而锡耶纳的壁画为研究托斯卡纳地区这一时期的城市史、政治史提供了艺术的视角。
西莫内·马丁尼在1328年应锡耶纳市政厅请求，在大议会厅作了圭多里齐奥（Guidoriccio da Fogliano,1290-1352）的骑马像，壁画表现了这位当年来自托斯卡纳北部的著名雇佣军领袖，如何率领锡耶纳军队征服近郊的罗卡（Rocca）。在他志得意满的骑行形象背后，显示了锡耶纳城市对郊区的圈占和统治，征服城市周围的腹地已然成为城市公社的目标。1300—1340年，当锡耶纳公社向郊区扩张并加以控制时，它显然已成为一个地域性的城市国家。(49) 对于此时的九人政府来说，用壁画表现公社对城乡的扩张和控制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策略，可以起到巩固政权的作用。(50)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九人政府的这种宣扬更多是一种修辞策略，并不能视作完全真实的情况。在向郊区的扩张中，城市权贵同平民政府一样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郊区一向是传统封建贵族的领地，城市公社在扩张过程中不断侵蚀这些领主的权力，郊区领主被迫失去地产和城堡，无法再组织起有效力量来对抗城市公社，城市在13世纪中期已能较稳定地控制周边郊区。(51) 锡耶纳往西南方向有通往马雷马地区和铁矿山的道路，一直到达格罗塞托（Grosseto）的沿海地区，往东南穿过风景如画的丘陵地带奥尔恰谷地到达阿米亚塔山（Amiata），北部的土地则构成与邻居佛罗伦萨的分界线。(52) 这些郊区先前受主教管辖，其领主保留乡村地产，并在城市公社中拥有权力，使这一时期的城市公社很难摆脱封建体系。(53) 到14世纪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城市政府通过对郊区征税来加强控制，并强迫领主归顺城市，决不允许领主地（castelli）发展成城镇中心，如格罗塞托就被严厉地遏制。然而城乡间的这种交流，也使许多领主转变成城市权贵，而许多城市权贵也购买乡间地产成为领主。对郊区的管辖权不仅归于锡耶纳平民政府，也属于权贵家族，正是二者的合作使锡耶纳发展成为“城市国家”。因此对于九人政府委托创作的壁画，既要看到其反映的真实一面，也要看到它所掩盖的事实，这种掩盖的目的也正是为了维护平民政权的合法性与城市和平。
五、结论：空间的建构与表征
锡耶纳在市政厅建造之前，一直以大教堂作为最重要的公共场所，并且由分散各处的贵族私邸构成整座城市的空间网络。然而，随着中世纪晚期锡耶纳经济的发展，以大教堂为中心、权贵私邸遍布全城的格局越来越不利于商业时代城市的发展，而作为城市三条中轴线交叉点的坎波广场既是地理中心也是商业中心，更易推动经济的发展，自然成为新的城市中心。除了经济因素，城市空间的变化与政治发展息息相关，商业复兴使从事贸易和金融活动的商人、手工业者和银行家逐渐在城市中获取了更高的地位，他们积极要求参与政治，分享政治权力。这些人构成了新兴的平民阶层，他们通过组成九人政府掌控了城市公社的权力，继而对城市空间进行了调整和重塑。在市政建筑方面，通过清理坎波广场和建立市政厅，同时严令限制权贵私邸塔楼的高度，市政厅及其塔楼以超越一切的雄姿成为整个城市的中心。平民正是通过这些举措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并且通过一系列立法保证了市政空间的威严感，从而树立平民政府的威信和遏制城市内部的斗争。在市政艺术方面，以市政厅内部的壁画进行政治宣传，也是新的掌权者投资艺术的用意所在，这些图像成为平民政府的政治诉求方式，它既加强本阶层的自我认同，也努力赢得市民的支持，从而维持共和政体的成熟和稳定。(54)
对中世纪城市的理解，一方面是通过考古发掘复原城市的面貌，或者通过城市档案材料等重构历史；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城市空间的研究来建构历史，城市广场、市政建筑、经济活动、文学艺术创作等都参与了城市空间的生产。正如列斐弗尔所言，“所有的历史事件和活动都生产空间，自然、劳动、技术、知识以及生产关系等都成为生产的力量。”(55) 它们在建构城市空间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承载了历史的记忆功能，“一个已经被生产出来的空间能够被破译（decode）、能够被阅读。这样一个空间就意味着意义（signifilcation）的衍生过程”。(56) 空间的符号意义是由权力者建构的，体现的是权力者的意志，而这种意志则通过城市空间的转型而演变为市民的“集体表象”，(57) 并象征性地反映出等级间的斗争。(58) 在这种转型中，城市的自然发展与人为建构合二为一，共同表征着时代的政治经济变迁。
注释：
① “commune”是12—14世纪在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广泛出现的重要政治团体，应译为“公社”，与表示“共同体”的“communitas”不同。（参见J.C.Traupman,The Bantam New College Latin and English Dictionary,New York:Bantam Books,1995,p.103）“公社”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重要概念，可溯源至古罗马时期，而且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就将意大利20世纪70年代中央政府分权改革的成功部分归因于意大利中世纪的公社传统。（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虽然“公社”这个词汇极易使人联想到巴黎公社，但事实上这个概念在西塞罗的著作中就已经常出现（《论法律》、《论共和国》），12世纪欧洲出现了罗马法复兴，更是带动了公社运动的发展。“共同体”更多指代教会、行会等自治组织，而“公社”在本文中主要指中世纪中晚期在城市（civitas）中出现的政治组织形式。（参见J.H.伯恩斯主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350年至1450年》（下），程志敏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710—716页）但对于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城市，仍有不同称呼，如城市共和国（City-Republic）、城市国家（City-State）等。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关于中世纪公社的研究和讨论正如火如荼，相关论著层出不穷，对于公社的发展阶段也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可分为执政官时期（Consule）、特别行政官时期（Podestà）、波波洛体制（popolo）和领主体制（signoria）时期。见G.Milani,I comuni italiani,Secoli XII-XIV,Roma-Bari:Gius.Laterza and Figli Spa,2005.
② P.Racine,“Les Palais Publics dans les communes italiennes (XIIe-XIIIe siècles)，”Actes des congrès de la Société des historiens médiévistes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public,11e congrès,Lyon,1980,p.134.
③ 关于20世纪以来锡耶纳的城市史专题研究，较早的经典之作有F.Schevill,Siena:The Story of a Medieval Commune,Charleston:BiblioBazaar,2009(1909)，主要依靠穆拉托里整理的史料和著述；D.Balestracci and G.Piccinni,Siena nel Trecento:Assetto urbano e strutture edilizie,Firenze:Ed.cooperativa libraria universitatis studii florentini,1977，是对14世纪锡耶纳城市和建筑的专门研究；W.M.Bowsky,A Medieval Italian Commune:Siena under the Nine,1287-135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集中论述了九人体制时期的锡耶纳城市公社；D.Waley,Siena and the Sienes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将对锡耶纳市政的考察扩展到了从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初，以上两本著作都利用了大量锡耶纳市政厅文献史料；从经济史角度研究的最好的集体之作是Banchieri e mercanti di Siena,Siena: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1987，由F.Carldini、G.Cherubini、G.Pinto等学者结集而成；O.Redon,L'espace d'une cité:Sienne et le pays siennois,XIIIe-XIVe siècles,Rome:
de Rome,1994，对锡耶纳与其周边郊区形成城市国家的过程进行了研究，尤其侧重从空间变化的角度；从艺术史角度解读锡耶纳城市的研究有R.Starn,Ambrogio Lorenzetti:The Palazzo Pubblico,Siena,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94.
④ 斯皮罗·科斯多夫：《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单皓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59—61页。
⑤ P.Cammarosano,“Il comune di Siena dalla solidarietà imperiale al guelfismo:celebrazione e propaganda,” in P.Cammarosano,ed.,Le forme della propaganda politica nel Due e nel Trecento, Rome: de Rome,1994,p.462.
⑥ W.M.Bowsky,A Medieval Italian Commune:Siena under the Nine,1287-1355,pp.12-18.
⑦ D.Waley,Siena and the Sienes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p.6.
⑧ D.Waley,Siena and the Sienes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p.7.
⑨ 关于“商业革命”，参见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德·鲁弗提出了13世纪商业革命说，认为1300年前后香槟集市的衰落引发了1275年到1325年的“商业革命”（R.de Roover,“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Bulletin of the Business Historical Society,vol.16,1942）；洛佩兹认为从10世纪到14世纪中叶由于国内外市场的拓展而引发了商业革命（R.S.Lopez,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950-1350,New Jersey:Englewood Cliffs,1971）；琼斯对商业革命和意大利公社的关系做出了极其详尽的论证（P.Jones,The Italian City-State:From Commune to Signor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
⑩ P.Jones,The Italian City-State:From Commune to Signoria,pp.192-193.
(11) 
.Crouzet-Pavan,Enfers et Paradis:L'Italie de Dante et de Giotto,Paris:Albin Michel,2001,p.214.
(12) 也称作“patriciate”（显贵），在中世纪经常指代那些大地产所有者。1272年召开的锡耶纳市议会提到“许多城市权贵”（plurium magnatorum civitatis）与会，从此权贵（Magnates）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为市民为了限制富人权力的立法中所用。见D.Waley,Siena and the Sienes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p.100.
(13) D.Waley,Siena and the Sienes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pp.26-29.
(14) G.Pinto,“‘Honour’ and ‘Profit’:Landed Property and Trade in Medieval Siena,” in T.Dean and C.Wickham,eds.,City and Countryside in Lat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Italy:Essays Presented to Philip Jones,London:The Hambledon Press,1990,pp.81-82.
(15) D.Waley,siena and the Sienes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p.33.
(16) D.Waley,Siena and the Sienes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p.33; .Crouzet Pavan,En f ers et Paradis:L'Italie de Dante et de Giotto,p.362.
(17) G.Pinto,“‘ Honour’ and ‘Profit’:Landed Property and Trade in Medieval Siena,” pp.85-87.
(18) 音译为波波洛，意大利语为popolo，拉丁语为populus。这个效仿古罗马时期称呼的概念，表现了意大利城市政治上的冲突。在罗马共和时期，因工商业而兴起的“平民”（plebeians），同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元老贵族产生对抗，并且因反对元老院决议和坚持罗马公民大会而称作“民众派”（populares）。这种平民或民众包括商人、手工业者以及普通民众，同13世纪意大利城市普遍兴起的工商业者类似，故也称后者为平民。而人民是更为现代的政治概念。（参见迈克尔·格兰特：《罗马史》，王乃新、郝际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145页）
(19) F.Menant,L'Italie des communes (1100-1350),Paris:Belin,2005,pp.60-61.
(20) K.L.Jansen,J.Drell and F.Andrews,eds.,Medieval Italy:Texts in Translation,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9,pp.131-134.
(21) D.Waley,Siena and the Sienes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p.98.
(22) P.Jones,The Italian City-State:From Commune to Signoria,pp.501-505.
(23) 督政官最初是由君临意大利的神圣罗马皇帝任命的，安排在意大利城市中负责监督和决断，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按察使。从腓特烈一世起，皇帝在征服意大利的同时也受到意大利自治城市同盟的抵制，因此对亲皇帝派（即后来的基伯林派）的城市派遣督政官，这种官职逐渐在意大利城市制度化，尤其在后来城市内部新旧政治势力发生矛盾时，或大家族之间争夺执政官职位时，往往从其他城市引进一名督政官，作为超越利益冲突双方之上的仲裁者，从外部招聘行政官也成为避免内部矛盾激化的折中途径，并且实现了行政管理的专业化。督政官的任命在13世纪主要由市议会代表负责，到14世纪初权力转归平民政权。
(24) G.Milani,I comuni italiani,Secoli XII-XIV,p.110.
(25) 执政官是12世纪城市公社初兴时的最高官员，往往限于封建教俗贵族担任。（参见朱明：《城市的空气不一定自由——重新审视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自由”》，《史林》2010年第2期）
(26) 又称作aldermen,anziani,priors，往往以人数命名。1236—1271年选举出24名最高行政长官，称作24人政府，此后又相继有36人、15人等作为最高行政长官，最终确定到9人。见D.Waley,Siena and the Sienes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p.46; P.Jones,The Italian City-State:From Commune to Signoria, p.408.
(27) 关于这次战役以及基伯林派的失败，在但丁的《神曲》中有所反映，见“炼狱篇”第13章。Sapia Salvani（1210-1278）本是锡耶纳基伯林派的领袖，并在蒙塔贝蒂战役中战胜佛罗伦萨，但在埃尔萨谷口村的内战中受到背叛并被私敌托洛梅伊家族所杀。
(28) P.Cammarosano,“Il comune di Siena dalla solidarietà imperiale a1 guelfismo:celebrazione e propaganda,” pp.460-461.
(29) 九人体制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公社中并不少见，如佛罗伦萨13世纪共和国时期就由九名最高官员（priori）领导，由来自大行会的6人、来自小行会的2人和一名旗手（gonflarori）组成。
(30) W.M.Bowsky,A Medieval Italian Commune:Siena under the Nine,1287-1355,p.23.
(31) L.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New York:Alfred A.Knopf,1979,p.152.
(32) F.Schevill,Siena:The Story of a Medieval Commune,pp.194-195.
(33) F.Schevill,Siena:The Story of a Medieval Commune,p.196.
(34) W.M.Bowsky,A Medieval Italian Commune:Siena under the Nine,1287-1855,pp.19-20.
(35) G.Pinto,“‘Honour’ and ‘Profit’:Landed Property and Trade in Medieval Siena,” pp.89-90.
(36) D.Waley,Siena and the Sienes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pp.94-95.
(37) R.Starn and L.Partridge,Arts of Power:Three Halls of State in Italy,1300-160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17.
(38) 关于锡耶纳14世纪的建筑参见T.Dean,The Towns of Ital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pp.25-27.
(39) K.L.Jansen,J.Drell and F.Andrews,eds.,Medieval Italy:Texts in Translation,pp.261-263.
(40) F.Nevola,Siena:Constructing the Renaissance C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p.20.
(41) P.Jones,The Italian City-State:From Commune to Signoria,p.445.
(42) C.E.Norton,Historical Studies of Church Building in the Middle Ages:Venice, Siena,Florence,Whitefish:Kessinger Publishing,2003,pp.92-93.
(43) C.E.Norton,Historical Studies of Church Building in the Middle Ages:Venice,Siena,Florence,pp.154-155.
(44) P.Jones,The Italian City-State:From Commune to Signoria,pp.434-438.
(45) 也有人将其与基督教信仰联系在一起，认为君主头上的“信望爱”（FIDES,CARITAS,SPES）三个符号象征“对神三德”（Vertù teologale），侍坐左右分别代表谨慎、正义、力量、节制（Prudenza,Giustizia,Fortezza,Temperanza）的女神象征“基本四德”（virtù cardinali），这些阿奎那式的解释被斯金纳所否定，他认为这些象征符号在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的著述中提到不多，主要还是在西塞罗等罗马共和时期的思想家和前人文主义的著作中多有论述。见Q.Skinner,“Ambrogio Lorenzetti and the Portrayal of Virtuous Government,” in Q.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2,RenaissancE Virtu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92.
(46) Ch.-M.de La Roncière,et al,eds.,L'Europe au Moyen Age:Documents Expliqués,Tome III,Paris:Armand Colin,1971,Document 10,pp.35-37; Q.Skinner,“Ambrogio Lorenzetti and the Portrayal of Virtuous Government,” pp.69 82.
(47) .Crouzet-Pavan,En f ers et Paradis :L'Italie de Dante et de Giotto,pp.291-293.
(48) Ch.-M.de La Roncière, et al,eds.,L'Europe au Moyen Age:Documents Expliqués,Tome Ⅲ,Document 41,pp.142-144.
(49) O.Redon,L'espace cl'une cité:Sienne et le pays siennois,XIIIe-XIVe siècles,p.226.
(50) P.Boucheron,“‘Tournez los yeux pour admirer,vous qui exercez le pouvoir,celle qui est peinte ici’:La fresque du Bon Gouvernement d'Ambrogio Lorenzetti,” Annales HSS,vol.60,no.6,2005,pp.1152-1154.
(51) G.Milani,I comuni italiani,Secoli XII-XIV,pp.118-119.
(52) O.Redon,L'espace d'une cité:Sienne et le pays siennois,XIIIe-XIVe siècles,pp,72-82.
(53) F.Menant,L'Italie des communes (1100-1350),pp.40-44.
(54) P.Cammarosano,“Il comune di Siena dalla solidarietà imperiale al guelfismo:celebrazione e propaganda,” pp.463-464.
(55) H.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D.Nicholson-Smith,Oxford:Blackwell,1991,p.46.
(56) H.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p.17.
(57) R.Chartier,“Le monde comme représentation,”Annales HSS,vol.44,no.6,1989,pp.1513-1514.
(58) 布尔迪厄认为这种符号的生产造成了“区隔”（或等级分化）并使其合法化，充当起权力者的统治工具，也反映出经济和政治斗争。P.Bourdieu,“Sur le pouvoir symbolique,”Annales HSS,vol.32,no.3,1977,pp.408-410.
责任编审：姚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