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省与隋代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代论文,秘书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隋秘书省建置的枢纽化及其文学服务功能的增强 不同时代的文学有不同的特点。隋代鉴于前朝经验教训，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大力加强对士人的控制，来自南北不同地域的大量文人，通过不同方式，被迁徙到以长安、洛阳、太原为中心的关陇、河南、河东地区，并被委以职任。通过有意的移民和职位安置，增强了士人对皇权的依附性，宫廷在文人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更加突出，京城生活和文官制度对于文人成长和文学创作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发端于宫掖的各种文风，借助着京城的政治文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总能波及全国，造成广泛影响。隋代秘书省对隋代文学的作用，正是在这一制度变革的背景下突显出来。隋代起自关陇，行事颇有北齐、北周遗风，制度建置崇尚简朴、高效，反对臃肿、浪费，因此并没有像魏晋南北朝那样在台省殿阁广设文馆，安置士人，只在朝廷设立秘书省来掌管一国的文字之务。有才望者荟萃于此，秘书省成了文学人才集中之所，对隋代文学起到了尊贤、养贤、储才、育才的作用。这样一来，研究秘书省与隋代文学的关系，便变得十分重要，很多问题都可由此获解。但目前的相关研究如刘啸《从门第到学问的转变：隋代秘书省官员的任职条件析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吴炯炯《隋代秘书省职司考论》(《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4期)等，都是研究官制的史学论文，并未专就文学立论。若从文学角度来看，则秘书省在隋代的枢纽化及其对隋代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是一个尚未得到完满解决的问题，其中颇有待发之覆。 秘书省在隋代文学中之所以居于关键地位，主要缘于它的建置的枢纽化和职能的综合性。隋文帝鉴于前朝在台省、皇宫和东宫都广设文馆，广引学士，树置死党的做法浪费民财，虚耗国力，因此立国之初即废除这一做法，通过政治建设和制度安排，将很多从前由文馆担负的职能、事务都转移和集中到此，秘书省既典藏、校勘、编纂图书，又修史撰文，总领宫廷内外的各种文字之务，全员多达140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省中官员都被冠以秘书学士名号，名士如曹宪、顾彪、陆德明、王孝逸、朱子奢、顾览、杜宝等，典籍都称秘书学士。秘书省官员有缺，常以东宫、王府文职官补之，学士在东宫、王门、秘省三处可以互相迁转。这表明隋代秘书省虽是朝廷官署，在人员设置和事务安排上遵行的却都是前朝的馆阁制度。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前朝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官制改革。隋代立国，对源自前朝的秘书省官制作了改革，在保留北朝官制简明特色的同时，也兼取南朝秘阁制度的精华，模仿南朝做法，在台省之中设置学士，从朝官中抽调才能之士兼任，朝官和学士可以转换，无论所领事务为何，都由秘书省统领，名曰秘书学士。炀帝即位，发意整顿学术，振兴文学，为此而开始了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和文史撰述，秘书省的原有官制已经满足不了这种需求，因此对秘省官制做了改革，种类、员额、品阶、职掌都有调整。其中和文学关系最紧的是针对年轻人的官阶的提升和职位的增多。著作郎由从五品升至正五品，秘书郎由正七品上进位从五品。增设秘书少监一人，助掌图书文字。著作佐郎由八人增为十二人。又置儒林郎十人，掌明经待问；文林郎二十人，掌撰录文史。校书郎增至四十人，楷书郎三十人。大业十一年春正月，为整理西京旧书，又将秘书省官增加到一百二十员，并以学士补之。新设的职位多由中青年才俊担任。这些改革，为更多的年轻文人进入朝廷提供了机会，也为其步入文坛创造了条件，其对隋代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和积极意义是明显的。 隋秘书省建置枢纽化，其直接结果就是文史撰述功能的增强。省中设置专司写作的职能部门——著作局来掌管著书作文。主官秘书监、骨干秘书丞、秘书郎都雅有文才，遍观今古，修撰不辍。至于著作郎，更是擅长著书的写作高手，经常要面对帝王奏文作赋。江都学者曹宪为秘书学士，大业中，尝奉炀帝诏敕，与诸葛颍等共撰大型类书《桂苑珠丛》百卷，人称赅博。因为内容精粹，对士人读书作文有用，故在当时颇受重视，唐初即出现了二十卷的节抄本，名《桂苑珠丛略要》，直到北宋才失传。另一名士王劭在隋代著作局近二十年，专典国史，编著有《隋书》《齐志》《齐书纪传》《平贼记》《读书记》《舍利感应记》等多种史书。刘善经著有《酬德传》《诸刘谱》《四声指归》。秘书监柳顾言著有《史记音义》，秘书学士鲁世达撰有《毛诗并注音》。秘书丞姚察撰有梁、陈二史，及《汉书训纂》《说林》《西聘道里记》《玉玺记》《建康三钟记》，另有文集行世。史书修撰方面的业绩尤著。前代史方面，可查到的有魏澹、潘徽、褚亮、欧阳询、陆从典等五家《魏书》、王劭《齐志》、李德林《齐史》，牛弘《周史》，皆为北朝断代史。南朝方面，则有姚察、姚思廉父子的《梁书》《陈书》，许亨的《齐书》《梁书》。隋国史方面，有王劭《隋书》、王胄《大业起居注》、王凝《隋书》。编年类有杜延业《晋春秋》，地理类有崔祖濬、姚思廉《诸郡物产土俗记》、崔赜、虞世基、许善心《区宇图志》，目录类有《开皇八年四部书目录》等六种书目。以上著作虽在子史范围，但都能从不同的层面服务于文学，可以视为文学业绩。 与文史撰述同时进行的还有制礼作乐，和隋代文学发展也不无关系。工作前后相续二十多年，可考的成绩有牛弘、姚察、许善心、刘臻、虞世基等撰的雅乐歌辞三十首，李元操、卢思道等制的清庙歌辞十二曲，许善心等制的宗庙歌辞数十首，柳顾言、何稠、诸葛颍、袁庆隆撰的《高祖庙歌》九首、《殿前乐工歌》十四首。这些雅乐歌辞，是隋代宫廷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相当多的诗篇及其所合音乐，和前朝的礼乐制度、宫廷文化很有关系。燕乐歌词及宫廷艳曲则还是研究隋代宫廷音乐和文学的重要材料，目前尚乏深入探讨。 二、秘书省对隋代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秘书省对隋代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加大了本朝文献的建设力度，丰富了隋代文学著述的种类数量。隋代国祚和北齐、北周相去不远，但这两朝和隋代相比，文史撰述的实绩却相去甚远，可以查到的成于隋代秘书、著作之手的著述多达百余种，数量超出北齐、北周的总和。《隋志》中单标为秘书学士顾彪撰注的经学著作就有《古文尚书疏》《今文尚书音》《尚书大传》《大传音》四种，周、齐二代，这样的人极少见。顾彪所著还仅仅限于经学，种类虽多但特色不显，真正做出了突出成绩、能彰显隋秘书省著述业绩和学术特色的是文学文献学和目录学建设，别集、总集、类书、小说、法书、碑刻等，都经过了隋秘书官员的抄校、编目。以《通志·艺文略》为例，书中属于唐前秘书、学士所作的北齐仅魏收、刘逖、阳休之三家，北周仅宗懔、萧撝、庾信三家，隋代却有辛德源、李德林、牛弘、薛道衡、柳
、萧慤、诸葛颍、魏彦深、王胄等九家。再以《隋志》为例，里面的周、陈、隋文集，也都经过了隋代秘书学士的整理，只是史书未予载明而已。《隋书·经籍志四》别集类的十数种周隋文集，都有隋代文人学者整理之迹，其中陈周弘让、沈炯的文集还有前、后集，《后周仪同宗懔集》《后周开府仪同庾信集》《后周小司空王褒集》《陈光禄卿陆瑜集》四书名下都注有“并录”二字，更是明显的文献整理之迹，“并录”指连同目录俱在，“录”指卷首目录，乃作者身后才有，生前并未成集。作者都是高官，文集依惯例都是献于皇家，藏于秘府，由秘书省编目撰录。其中《庾信集》即有隋著作郎魏澹的注本。《隋书》及《北史·魏澹传》载，魏澹入隋，为太子杨勇所礼遇，令注此书。书成，世称博赡。隋代秘书省官还在文学目录学上下了很深的功夫，编出多种总集，今《隋志四》总集类即有多种总集系其所编，还被区分为文章集、诗集、诏敕集等多个亚类，每个亚类以内容为别，分出若干小类，如诗集被分为古诗集、诗集抄、诗类、释奠诗、宴会诗、台府诗、诗评、古乐府、文会诗、回文诗、拟古、乐府歌辞等十多个小品种，诏敕有诏诰、杂诏、诏草、副诏等四种，区分伦类，运思周密，反映出强烈的文学分类观念和目录学、学术史意识，体现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独特作用。这些类别，表面上看是唐初史臣分出的，实则也有隋代秘书学士的功绩，因为贞观、显庆中令狐德棻等人修《五代史志》，根据的是隋代旧录。换句话说，《五代史志》并非白手起家，而是各有依凭，举凡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目录到唐初现存者，皆在网罗之列，故《隋志》作者屡言“旧录”。依靠这些前代目录，就能考核古籍，分辨存亡。然而也不是现存之书全部编入，而是有所取舍。《隋书·经籍志序》就明言：“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交代了编撰史志的来源和材料取舍的纲领。书中小注，多举梁陈书录，其中称“梁有”的多达四百一十七次，都是取隋代新志与梁代旧目互勘的直接证据。而隋代新志的主要作者，就是秘书省的官员。自汉至唐，国家图书就藏在秘府，由秘阁编目。隋开皇、大业中，各有藏书之目数种，及时总结了当时的古籍整理成果，而为唐人所用，如《开皇四年四部目录》《香厨四部目录》《隋大业正御书目录》《法书目录》《名手画录》《正流论》，都是唐初见存的隋代旧目，未注编者。《宝台四法藏目录》《海南王食经并目》二书，都注“大业中撰”，而无撰人名氏。凡属这两种情况都是秘书省官集体编著，奉敕所为，自无人名。可见虽是唐修史志，却能反映隋秘书学士的目录学功夫。 隋秘阁学士还纂有多种类书供赋诗作文之用。今《隋书·经籍志三》《通志·艺文略七》“类书类”的《长洲玉鉴》《书钞》《玄门宝海》三书，就都是隋秘书学士虞绰、诸葛颍、虞世南等人编撰的，直接服务于文学创作的文学文献。《隋书》和《北史》的《文学传》都说，这样的书当时撰有十余部，都是敕修，撰人及书名不能详悉。但不过二三十年就撰成十余部，还是不容易的。现存类书则有《编珠》和《北堂书钞》二种。前书结衔题“著作佐郎兼散骑侍郎杜公瞻”，首载大业七年公瞻自序，成于侍读学士之手。后书在《隋志》中径题《书钞》，是虞世南在隋秘书省后堂集合群书编成。这些书，都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工程，对时人缀文有助，颇受欢迎，故初唐以来又自宫廷流于民间，洒播文学的种子。没有前人的这类工作，也不能成就唐代文学的伟大，故可以说隋代秘书学士所编总集、类书是唐代文学的两根支柱，是秘书省和隋唐文学的两个关联点。 其次是培养文学家族，延续文学血脉。这则是因为秘书郎、校书郎是文人的起家之官，为士林盛选，起点高，出路好，构成唐代文学家族的起源。这样的家族，单《旧唐书》就记有四位。殷开山，父僧首，隋秘书丞。从孙闻礼，武德中为太子中舍人，预修梁史。顾览，隋秘书学士。子胤，高宗朝弘文馆学士、司文郎中，撰《太宗实录》《武德贞观两朝国史》《汉书古今集》。子琮，武后朝宰相、诗人。刘祎之，父子翼，大业初秘书监，后入唐。孔德绍，隋末秘书正字，事窦建德为中书侍郎，掌军书。与当时辞人虞世南、蔡君知、庾抱、庾自直、刘斌等结为文会。子昌寓，高宗、武后时郎中。柳顾言，隋秘书监。后人柳映、柳庄、柳奭、柳识，都闻名唐世。隋秘书郎赵毅，第三子释慧立，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三书。这些人中有的参加了唐前期文史撰述，为初唐文学的建设者，父辈则是隋秘书学士。从学术传统和家族渊源上讲，这都是隋代播种，唐初结果，要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来看，才能考见其前后相承的传衍之迹。这是秘书省和隋唐文学的另一关联点。 最后，作为宫廷文学的生力军，隋秘书学士的文学创作还有引导文风的作用。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发现在隋代，有才力的诗歌作者都出台省馆阁，数量约占三分之一略多，留存作品有博雅风范，多名物制度、典章故实，查其作年、背景，多开皇、大业中在炀帝身边之时所作，地点或长安、洛阳，或河南、江东，形式多应教应令，题材为从驾游幸、写景咏物、闺房密室。《文苑英华》卷一七九王胄《奉和愁秋应令》、徐仪《暮秋望月示学士各释愁应教》、萧慤《奉和望山应教》《奉和济黄河应教》即是隋殿阁学士的唱和诗，能反映隋宫廷诗风。学士徐仪、萧慤是其中的佼佼者。慤为太子洗马时尝于秋夜赋诗，其中得意一联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称赏，颜之推还将其写进《颜氏家训·文章》，以为风神萧散，宛然在目。这几位都是典型的宫廷诗人，在后人心目中地位较高，《初学记》等选其诗赋多首，当成典范对待，尽管不能代表隋诗最高水平，但能反映隋代宫廷诗歌创作的常态。如诸葛颍《赋得微雨》、柳顾言《奉和晚日扬子江应教诗》二诗都出自炀帝学士之手，作者一南一北，写法如出一辙：都是以赋法铺陈物象，堆砌成诗，对偶为句，满足于铺陈描绘，缺少比兴，雅味过浓，和唐诗那种意内言外、含蓄不尽的美感相去甚远。从中可看出隋代文学的特色：是以台阁为中心，以诗歌为重点，对形式和美感的强调高过对内容和格调的追求。整体上向南朝诗风靠拢，但仅限于诗风的互渗，并未结出硕果。作者多擅长五言，喜作雅体，同僚题赠和君臣宴赐较为多见，较少独抒性灵的佳作。为作者的台阁身份和官宦生活所限，像杨素《赠播州刺史薛道衡》那样的“一时盛作”还很少。大概奇伟之作的诞生除作者才性外，还需要有人生磨炼。秘书学士多是王公贵人，平时出入朝堂，气得志满，尽管生性好文，但他们生活的台省殿阁还不具备产生伟作的土壤。 三、秘书省与隋代文学的关系 总结上文，秘书省与隋代文学的关系，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起到文学馆阁作用，作为储才、育才之所而存在，为各地文士进入主流文学、参与文学建设搭建了理想平台。经由秘书省这个平台和中介，大批文人和隋代文学结缘，在朝廷秘阁看到了很多别处看不到的图书秘籍，学问大增，能力提高，经受了更好的学术训练，创作出各体诗文和各种文史著述，写作更为合式，更堪垂范。 其二，作为官署，将各地文人聚合为创作群体，通过长期的交往和磨合，有效地消除从前因长期政治对立和军事冲突而造成的种族、文化、地域隔阂，使得大家在文学观念上互相接近，在诗文创作上互相切磋，取长补短，促进南北文风、朝野文风更好地融合，补其偏失，为整合一代文风奠定初步的基础。 其三，促进文和史更好地结合。隋秘书省设有专职著述部门著作局，著作郎、秘书郎都是当时文坛的一流人物，故隋之秘书省、著作局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司文局，秘书郎、著作郎相当于司文郎，具有这样的地位、性质、意义和作用。受文学化的史观的驱使，更因文士习性使然，其所撰之文、所修之史，都带有较强的文学性。 隋代秘书学士编撰的子史之书的文学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史传取材上观念宽松，不像正统史家那样严苛。很多正统史家认为不宜入史的材料，如小说野史、稗官私记之类，记事在疑似之间，不可尽信的，秘书省著作郎在修史之时，出于文士的好奇心理，往往不加鉴别，引以为据。这么做，于史传的真实性是隔了一层，史书的高品位和严肃性也许有所缺失，但所撰之书的故事性、趣味性、民间性却得到了增强，不仅作品更有可读性，因为材料取自民间，所记也更能考见社会面貌，了解世态人情，而为他书所不载。所以这种做法也未可尽废。 其次，受骈偶文风的影响，秘书省官喜以骈俪文体入史著，从而带上骈文和律诗的声律、偶对和辞采。这种文风，虽然对史书记事的细致度和叙述的准确性有影响，对史书记事的真实性有损害，但文采却得到了切实的增强，在以骈俪辞藻为美的隋唐社会上也更受欢迎。 第三，出于文士习性，在写作手法上难免会语带夸张、虚拟想象、添枝加叶，决不会像晋唐游方僧人记事那样老老实实，也不会像严肃史家那样“言辄依实”，下笔之前，还对所见材料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这么做虽有损于史书的严肃性，却增强了著述的可读性。 第四，隋唐文学记事，喜欢以少总多，文约义丰。为此，常常在其子史著作中精简语言，删省细节，略去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只取其大者。这么做，虽然对史料的可用性有损伤，但经提炼，不仅语言更连贯，篇体也更整一，记述更概括，阅读更简便。因为采用了艺术家式的细部的加工，还能从更高的层面来概括社会面相，具有更高层次的真实性，受损害的只是局部的细节的真实。这就如同作家写小说，虽然不一定真有其人其事，但照样能反映社会现象，揭示事情本质，这么看，又是一得。 综上，隋秘书省和著作局在用人、育才、著述几个方面都是文学化的。闻一多说，六朝隋唐人，常把《汉书》当《文选》读，二者具有相同的性质和作用，不仅史书，类书、总集、子书在那时也都是供文学家驱使的材料，写作时经常取资。特别是史著，和文学尤为接近。因此，文职部门官员，常把修史看成是撰文，以文笔入史著，“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表明那时的史书是一种带文学的学术和学术化的文学，而秘书省则是使得文学和历史得以更好地结缘的关键部门。刘知几说，“史者当时之文”，史书略等于文集，这意味着出自隋代秘书学士之手的数十部史部传记、笔记杂著、故事笑话，都可当文学书对待。这样一来，隋代文学有成就的部门就不止于诗歌一类，还有史书传记、小说野史；隋代有成就的文学家也不止于薛道衡、卢思道、杨素等，还有许善心、许亨、姚察、王劭等杰出史家。这是本文从秘书省角度研究隋代文学所得出的新结论，可以带给人们以不同的启示。 由上可知，要深入研究隋代文学，一定要注意其所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不能只盯住名家名篇，而对这背后的过程、细节不闻不问，须知名家名篇都是文学积累的结果，辉煌的外观之下，还掩盖着某些有意味的东西。伟大背后的平庸虽然常被人轻看，但也是不可或缺的铺垫。了解文学由平庸到辉煌的发展进程，意味着要将文学发展作为动态过程串连起来，考察其中的因变之迹。不这样，所谓文学本位研究也就难以真正深入。而要做到从历史细节中发掘隐情，察见真相，从制度史入手，抓住有标志意义的制度因素和文学发展场域来做深入细致的探索，就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从秘书省入手去研究隋代文学，意味着抓住了很多隋代馆阁作家在生活经历和文学风格上相近和共通的一面，抓住了隋代文学发展的特殊一面。鉴于秘书省在隋代文坛的枢纽位置，就应当充分考虑到的特殊性，对它的存在予以关注，对它在作家成长、文风变化方面所起的促进作用和引领作用予以恰当的评估。本着这种探索历史真相的精神来探索隋代文学的内涵和演变，是有意义的，是值得投入的一项硬功夫。
标签：文学论文; 秘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论文; 隋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