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目标设计二次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体论文,收入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迟福林(2009)首次提出的“二次改革”概念，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1]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我国确实处于二次改革的历史性选择的关键时期。笔者认为，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期之后三次经济转型的经验，可以考虑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二次改革的基本目标。
一、二次改革的历史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能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经济发展方式才值得追求
1.收入分配差距的急剧扩大拷问经济发展方式的分配正义
改革也好，经济发展方式也好，都涉及分配正义，都不能回避分配正义。我国于1978年启动的一次改革中提出“贫穷和落后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凝聚改革共识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在这样一个分配正义的口号下，才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共识和社会动力。市场化改革的正义性、合法性在于使我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由此，我国也由生存型阶段迈向发展型阶段。[2]
以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启动二次改革，同样面临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才值得追求？谁来支持这样的改革？改革如何能够说明自己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基尼系数无论是绝对增长幅度还是相对增长幅度都明显，全国平均基尼系数在2000年超过了0.4的警戒线，到2007年达到0.454。按照《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财富差距达到32倍，如果考虑到差距随着房地产价格的飙升，目前的财富差距至少超过40倍，而2009年对应的居民收入差距大约是23倍。[3]
实际上，在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初考虑改革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需要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1986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反之，“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1990年12月，邓小平又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4]1993年9月，邓小平强调：“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5]
2.主流的经济结构转型论回避了分配正义问题
目前，我国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式表述是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看成了一个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在对问题的描述中回避了分配正义的问题。在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认识上，最全面和权威性的表述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这样一个表述方式尽管刻画出了我国由工业化中后期转向后工业时代经济结构变化的客观趋势和规律，但因为回避了分配正义的问题，难以回答二次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如果简单地将二次改革说成是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无法说明谁来支持二次改革，如何能够凝聚社会动力，争取二次改革最广泛的社会支持。
3.能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经济发展方式才值得追求
我国二次改革可以从福利经济学中汲取思想资源。欧美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由于长期推行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严峻的两极分化现象和生产过剩，由此导致1929-1939年的经济大萧条。其后发达国家出现了由古典自由主义向福利国家模式的转型。在这次转型中产生了经济学思想变革的两大成果：一个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撰写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干预宏观经济运行的主张；[6]一个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C.Pigou，1920)撰写的《福利经济学》，提出国家运用再分配手段增进全社会福利的原理和正当性。[7]这两大思想从不同的侧面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和超越，也都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经济转型最主要的思想资源和政策资源。
相比而言，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主要是对短期经济波动进行调控和干预，并不涉及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也不涉及价值判断。而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则属于典型的规范经济学，有着鲜明的价值判断，成为发达国家向福利国家转型重要的思想资源。在庇古看来，经济增长不是为了经济增长本身，而是为了增加社会的总福利。而且庇古还提出调节收入分配同样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的命题。在他看来，社会总福利既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量，也取决于分配平等。他的社会福利函数有两层含义：一是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总福利就愈大；二是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总福利就愈大。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实际上回答了欧美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最值得追求。也就是说，能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发展方式最值得追求。我国的二次改革，从福利经济学中汲取思想智慧，就是要把改革的目标鲜明地放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上。
二、二次改革的特定背景是由工业化中期走向后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经济转型最重要的成果表现为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优的社会结构
二次改革也可以从西方发达国家所发生的经济转型中获得实践经验。西方英美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从这个时期开始迈向后工业社会至今，主要发生了三次大的经济转型，其中最主要的社会成就就是形成了中等收入群体占优的社会结构。
1.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福利国家模式的转型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
这次转型是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初，这一时期是西方国家从工业化中后期迈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折期，主要发达国家均放弃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确立了福利国家模式，造成了以白领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急剧攀升的良好局面，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步入后工业社会创造了强大的社会动力。这一时期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起点基本相同，因而最值得我国二次改革借鉴。
在工业化中后期之后，一个基本的规律是重化工业的快速扩张，这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但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却造成消费严重不足。由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在社会财富空前增加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急剧拉大。在这个大背景下，爆发了1929-1933年席卷西方世界的大萧条。经济危机中，倾向于维护中低收入者利益的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获得了较长时间的执政地位。例如，美国大萧条之后民主党获得了20年的连续执政机会。这些党派将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对穷人补救式的社会保障，转变为大规模、全民共享式的国家福利。以起源于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为标志，欧洲各国普遍推行福利国家政策，逐步将享受国家福利作为理所应当的公民权利。北欧诸国还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福利国家制度。即使是最盛行自由主义的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也开始了广泛的国家福利制度建构，于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伟大社会”时期扩张达到顶峰。此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危机主要形式已不再表现为马克思所描述的经典生产过剩危机。福利国家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条件，一个最突出的社会成果是以白领为主的中产阶层的快速崛起。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形成了消费主导、服务业主导、人力资本主导的经济结构。
2.从福利国家到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转型与中等收入群体占优结构的形成
这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70～90年代中期。这次转型主要在于矫正个人福利主要依赖于国家所引发的经济竞争力下降问题，旨在使发达国家经济重获生机，手段是削减福利，推行市场化，其结果是形成了中等收入群体占优的社会结构。
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公民获得福利对国家的依赖太大，最终使得社会福利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负担。以英国为例，1970-1974年希思政府时期，社会福利支出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以上。[8]经过40年左右福利国家的建设，许多人养成了不愿意工作的习惯。个人对国家的过度依赖，导致财政入不敷出。经济越是停滞，失业越多，失业越多，按照福利制度化的原则，需要政府的福利支出越多，又反过来加剧了财政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滞胀”的新危机。
“滞胀”危机导致主张自由市场、代表中上阶层的美国共和党、英国保守党赢得较长时间的执政地位。从美国的总统里根开始，共和党连续执政12年。从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开始，英国保守党连续执政18年。这些党派在获取执政地位之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倡导扩展市场秩序和提高经济效率，做大经济“蛋糕”。以撒切尔夫人所领导的英国政府为例，主要是在社会福利领域推行市场化，增加个人责任，减轻国家责任。
这次经济大转型使得各发达国家重新恢复了经济活力，包括私有化、减税等市场化改革政策的推行，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其主要成果是发达国家都形成了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在经济结构上，消费主导、服务业主导、人力资本主导的趋势得到加强，西方社会顺利步入后工业社会。
3.从新自由主义到“第三条道路”的转型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维持
这次转型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是一场探索中的、没有完成的转型。经过两次经济大转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了后工业社会。但这个后工业社会在全球化时代遇到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在新时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在全球化时代保持较高的经济竞争力，维持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难以为继。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全球化空前加速的20年。由于福利国家的高福利，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全球化使资本流向低劳动力成本的新兴经济体，使得发达国家传统产业“空心化”。这必然造成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减少。
新自由主义模式同样受到挑战。新自由主义模式削减了社会福利，又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还出现了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状况。例如英国在1995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368。1996年8月，失业率仍达到7.5%。[9]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失灵。与福利国家时代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提高社会福利的时候，不是增加政府的福利支出，而是主要寄希望于通过市场这个途径发挥作用。美国改善居民住房条件是通过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放任金融衍生品市场自由发展实现的，最终导致了新的危机。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条道路”，在欧美国家开始盛行。英国的布莱尔政府和美国的克林顿政府都宣称实行“第三条道路”，布莱尔连续赢得三届执政，克林顿也赢得了两届执政。作为一种新的政治主张，“第三条道路”在普遍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上，既与传统福利国家不同，又与新自由主义不同，既希望能够充分利用市场提高经济活力，实现产业升级，又希望能够通过政府作用的发挥，实现社会公平。主要政策思路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
第一，以机会的均等来定义社会公平。主张以“物质的再分配”转向“可能性的再分配”。吸纳了新自由主义关于强化个人责任的精神，也包容了福利国家对平等的追求，让穷人变成主动追求改善而不是等待国家救济。
第二，无责任即无权利。传统的福利国家强调一种国家和集体的责任，很少提及公民责任。提倡积极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克服福利国家造成的社会依赖、道德风险、官僚主义等问题。主张个人、社会集体和国家一起做贡献，抛弃了单边依靠国家解决问题的理念。要求公民积极面对新的风险，去自我实现。
第三，建设积极的社会投资型国家。主要强调提供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更多地提供培训和教育性投资，为公民自我实现创造条件。以事前的社会政策取代福利国家的事后再分配政策，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提高经济效率和国家竞争力。
三、如果说一次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次改革则是以人为本，主要在于通过制度创新，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创造机会
适应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客观规律，实现改革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多数人福利为中心的转变，应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
1.推进以创造中等收入就业岗位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
改革的基本路径是打破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行政垄断，释放中等收入就业岗位。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历史中可以看到，中等就业岗位增加主要在服务业。而我国服务业的潜力主要在放开公共服务业，从而释放出大量的服务业就业机会。
一是在石油、电网、民航、电信、邮政、铁路等领域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让民营经济畅通无阻地进入这些领域，释放中等收入就业岗位。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中，约1/3是垄断因素造成的。[10]如果能够有效缩小行业差距，以2007年行业平均工资为基数，节省下来的工资基金可以多容纳700万人就业。把行业差距缩小到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合理的差距，达到最低与最高比为1：2左右，节省下来的工资基金可以多容纳900万人就业。
二是在科教文卫等公共产品领域打破行政垄断，推行供给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美国1990-2000年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加到1000万人，其中600万是公共服务部门的增加数例。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就业人员7.79亿人，但科教文卫领域安排的就业大致为3000万人，占就业总量的3.85%，多年来基本没有变化。在我国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当前，打破这一领域的行政垄断，有利于缓解我国公共服务严重短缺的局面。即使达到发达国家一般的水平，就能够创造出5000～8000万的中等收入就业岗位。
2.以培育中等收入能力为重点构建积极的国家福利制度
我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看到西方三次经济转型的成败得失之后，有条件一步到位地建立一个积极的社会福利制度。从而避免福利国家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弊端，直接借鉴“第三条道路”模式取得的新成果。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后福利国家时代的两次转型，主要是变革福利制度模式，提高经济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从其基本趋势看，发达国家并不是不要福利制度了，而是要建设更为积极的社会福利制度。
第一，社会福利制度不是削弱市场，而是增强市场在扩展多数人福利中的作用。新时期社会福利制度必须充分考虑全球化的特定背景。全球化将所有国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和人才等资源跨国流动的特定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想人为地保持一个超出经济效率的高福利制度都是不可能的。拿欧洲福利国家与美国相比，欧洲福利国家更倾向于国家保证高福利，在全球化中经济竞争力落后于美国，主要原因是国家无法控制高福利造成的高税收，所导致的资本流出和人才流出。我国未来的社会福利制度，需要以增强市场作用和市场活力为前提。否则，即使是人力资本投入上去了，人才还会流向美国等市场活力更强的国家。我国在建立城乡统一的福利制度的同时，需要同步推进科教文卫等领域中高级人才要素的市场化。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要与打破服务业的行政垄断同步推进，为多数社会成员流向服务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二，在整个政策设计上，需要以增加国家福利为主基调。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我国当前处于发达经济体建设福利国家前夕的工业化中期，同时也是公共产品系统性短缺的阶段。尽管要规避西方福利国家时期国家福利过高的弊病，但政策与改革的主基调仍应当是增加国家福利，而不是削减国家福利。建立城乡统一的福利制度，主动地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积极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在建设消费大国、服务业大国、人力资本大国上主动进取，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出路。
第三，建立以提高人力资本为中心的社会福利制度。从发达国家福利国家时期、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看，积极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我国要避免西方福利国家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弯路，建设一个积极的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的是考虑到新时期全球化的因素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因素，直接以提高中低收入者人力资本为主来设计整个社会福利制度。为此，要把2亿多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作为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3.以放权与增责为重点双向推进政府转型
我国3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走到今天，私人资源配置的问题通过市场化改革比较好地解决了，但公共资源的配置并未有效解决。在市场化改革时代，我们提出把国有企业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那么在今天，包括政府、事业单位、国有垄断行业在内的公共部门将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
一是要推进以放权为重点的政府转型。例如，这些年政府将农村土地征地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推高了房价，使得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难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也使城市许多人买不起房。2001-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9100多亿元，约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收入近6000亿元；2009年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有望突破2万亿元。[11]事业单位、国有垄断行业改革滞后，主要表现在这些领域至今仍保持着行政化的倾向。西方经济转型中，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官僚制、科层制僵化的行政管理手段，被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我国迫切需要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废除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行政等级观念，引入公共服务外包，让包括企业、社会组织都能够进入公共服务业，释放大量的中等就业岗位。
二是要推进以增加公共责任为重点的政府转型。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快于公共责任增长，国民收入明显向政府集中。2002-200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6%，而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09%，增速是GDP的两倍以上。按照周天勇(2010)的估计，2009年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68476.9亿元，加上预算外表内收费和表外收费、社会保险金、土地出让金等，共计114885.04亿元，占当年GDP 337313.4亿元的34.06%，远超出发展中国家18%～25%的范围，接近发达国家35%～45%的比例，[12]但发达国家比我国的福利水平要高得多。在二次改革中，可以考虑将国家福利制度建设的重点放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尤其是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使城乡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大致相同的社会福利。将农民工纳入到城市公用住房保障体系内，通过增加政府责任的办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利用城市化创造中等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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