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九九九年前后澳门文化特征之保留及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一九论文,特征论文,九九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澳门的回归已进入倒数阶段，面对这个即将来临的重大历史时刻，澳门人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当然是澳门终于可以回归祖国的怀抱，忧的却是过渡期里的许多问题尚未能具体解决。在政权交接方面，诸如公务员本地化、中文的官方地位、现存法律的整理和翻译、甚至土生葡人的国籍等问题，仍存在很多未明朗的因素；至于经济方面，工业正值痛苦的转型期，疲弱的地产市场有待解救，澳门作为中国第二个自由港的基础设施亦急须改善……这些问题，对于澳门的前途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必须妥善地策划解决的方法。不过，澳门要开创美好的前景，除了必须突破现时的政经瓶颈外，亦不可忽视对澳门固有文化的保留与发展。
众所周知，澳门是弹丸之地，人口稀少，资源匮乏，是一个典型的对外高度倚赖的经济体系，她在金融及商业方面不可能与香港竞争；而在人力资源及市场规模方面，亦无法与中国其他城市比较。澳门于70年代欣欣向荣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到80、90年代便渐趋衰落，于是经济学家及专家们开始另谋出路，试图为澳门重新定位，指出澳门除了是一座赌城之外，还可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一个战略枢纽。他们认为当澳门能在信息、通讯、交通、金融、技术及管理经验等方面提升到国际水平，便可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和游客。
专家们描绘的蓝图虽然美丽，但却有舍本逐末之虞。即使现时澳门国际机场的运作日上轨道，联接中国大陆腹地的铁路及高速公路已开始修筑，深水港的建成亦指日可待，但是，澳门在完成这些基本建设后，能否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战略枢纽呢？答案仍是否定的。因为文化特征才是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魅力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如果不配合其特有的“上层建筑”，充其量只是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作为一座城市，如果澳门只追求基本建设（即硬件）的现代化，而忽略对文化特征（即软件）的保护与改善，那么本身的特质就会逐渐消散，最终与中国其他沿海城市同化。更大的问题是，澳门若丧失了本身的文化特征，势必轻易地沦为强邻珠海的附属物。这绝非危言耸听，澳珠关系是无法与港深关系相提并论的，因为相对于深圳，香港在经济及财政上均处于强势，港深两地互动的结果只能是使深圳变得“香港化”；而澳珠关系则刚好相反，珠海不论面积、人口及资源都远比澳门优胜，两地之间一旦消除了边境障碍，澳门势必日渐“珠海化”，那时，在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将完全失去意义。
因此，澳门极需全力保护本身的文化特征。而《中葡联合声明》及《澳门基本法》亦为此奠定了法理基础。但是，现在若不积极落实具体措施以保护澳门的文化特征，有关的法律保障就只会流于形式。与邻近城市（包括香港）相比，澳门实在是地小势弱，只有在历史文化背景方面能够占有优势，因此，1999年后，澳门应继续强化本身在长达四个半世纪的东西文化交流之中形成的文化纽带，才有望在“强邻环伺”的情况下成功开发其他中国城市所无从竞逐的发展空间，以期进一步发展为一个能服务于中国及其他地区（尤其是联系欧洲及拉丁语系国家）的战略枢纽，在下一世纪发挥出独特的中介作用，为中华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澳门的文化特征
澳门和广州是中国由明朝以来最早对外开放的两个港口，其中澳门的地位尤其特殊，因为她被中国朝廷划定为西方人在华居住的唯一地方，必须向中国朝廷交税。明、清两代均指定葡萄牙人及其他西方国家人士只能利用澳门作为他们进入广州进行贸易的基地，而不可在广州居留，由此可见，澳门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完全开放”的经济文化特区。
因此，在16、17世纪，澳门得以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贸易网络北至日本，东经马尼拉到墨西哥和南美洲，南到印度支那和南洋各地，西经印度和非洲东西岸至大西洋和地中海，是继郑和下西洋100年后，东西方的贸易合作真正得到开发扩展、取得更大突破的重要时期。随着转口贸易的繁荣鼎盛，来往澳门的西方人士愈来愈多，澳门亦成为了天主教教廷在远东的传教中心，传教活动更进一步带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层发展。创办于约4世纪前的澳门圣保禄学院，虽然以传播宗教作为学习宗旨，但却是在东方建立的第一所西方式大学。耶稣会士从西方到圣保禄学院来学习中国语言、风俗习惯及中国文化，也学习日本的语言、风俗习惯及其他东方文化，因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汉学家。另一方面，该所学院亦录取中国学生修读拉丁文及研究西方文化，造就了中国第一代精通西方文明的专家。这些中西学者，包括耶稣会士和中国的有识之士，例如西方的利玛窦、汤若望、南环仁等神父及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梅文鼎、何国栋、吴历等等，正是带动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在他们的努力绎译和推介下，中国人首次接触到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建筑学、医学、军械学、音乐、绘书等西方科技和文化艺术，而中国的哲学、医学、绘书、茶道、瓷器、漆器以及许多其他的文化精粹亦被推广到西方。
这个广袤而深远的文化交流对东西方社会的冲动都十分巨大，以致分别导致重大的社会变革。在西方，上述的交流失去了启蒙运动，使法国、德国及意大利的社会革命走向巅峰，并开创了富有东方特色的洛可可新艺术风格。另一方面，西方科技文化和思想之传入亦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中国近代的风云人物，如太平天国农民领袖洪秀全、对抗贩卖鸦片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策划中国自强运动的魏源、提倡重商和对外开放的郑观应、以及中华民国的始创人孙中山先生……所有这些杰出的领袖都是透过澳门得到接触外国思潮的机会。在消化这些外来的“精神食粮”后，以改革社会为宗旨的新思潮，开始在中国及日本土壤上萌芽和蔓延，动摇了几千年单一而封闭的东方传统文化架构，同时亦揭开了多元化及开放的新纪元的序幕，推动了东西方在文化、科学、技术及教育等领域上的新跃进。总而言之，澳门虽小，但却曾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在19世纪中朝英国人以武力占领香港，以其不平等和强制的形式对澳门产生了负面影响，使葡人在澳门的扩展过程中亦与华人发生流血冲突，但整体上看来，澳门本土的东西文化交流基本能在互相尊重的基调下进行。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及其他西方人并没有将背负着数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强行同化，而中国人亦没有对科技比自己优胜的“化外夷人”盲目排斥。这种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的精神在澳门深厚地扎根，使澳门文化中的中华和拉丁特质一直并行发展，即使出现碰撞，亦能体现出和谐多于冲突、平衡多于对抗、包容多于分离的特性。这种相互影响更以螺旋向上的循环方式带引着澳门整体文化的发展。从本土的宗教发展中当可窥见澳门文化的此一特点：在澳门，道教、佛教、回教、妈祖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巴哈伊教等不同宗教长期并存，很少发生象其他地区那样的流血冲突，各种宗教在社会上拥有平等地位，直到现在，本地一些重大的庆典上，还总是邀请佛教的大师和天主教的主教一同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祈福，为世界上所罕见。
从港澳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流的香港文化和以拉丁文化为主流的澳门文化，具有不同的特色。虽然两者均为欧洲的强势文化，但英国人因其国势较强，就具有更多的强制性，强制本地华人接受英国文化，受英国教育；但葡人因其国势渐衰，而少具强制性，不强制本地华人学葡语或接受葡国文化。因此形成两种不同的统治精英，前者培育了一套以华人为主体的英式管理制度和管理人才，而后者则仍保存以祖家的葡人为主要统治者，辅之以本地的双语土生葡人充当中、下层官员，以便与本地华人沟通，而且其管理制度只是在1974年葡国革命后才走向民主化，大大落后于英国人。此外，在香港实行的是不成文的欧洲海洋法，而在澳门实行的是成文的欧洲大陆法，比前者更为严谨，但实行起来有时更为繁琐。既然港澳两地所实行的是不同的管理模式，不同的法律制度，就不能简单地加以等同，尤其是面临政权过渡，更不能忽视两者的不同特征。
在中西两种文化的交融方面，港澳两地亦有差距。与英国人不同，葡人鼓励不同种族通婚，因此在澳门400多年来形成了欧亚混血的特殊阶层，即葡人后裔，通称土生葡人，他们仍然沿用葡人姓名，受葡文教育，信奉天主教，但母语却是广东话，在民俗方面亦吸收了不少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称为双重文化人，在澳门历史上起了沟通葡人社会与华人社会的重要中介角色。他们大部分已移民海外，但留下的还有一万多人。他们在语言学、文学、建筑学、美学、神学等方面都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因素，形成澳门独特的新一代文化，其中有不少杰出的代表，例如汉学家高美士，文学家飞历奇，美术家马若龙等。
这种文化融合现象在民俗方面更为普遍，例如中西合璧的婚礼和烹饪尤为明显。以中国的民族音乐来伴奏葡国民歌法度在澳门已试验成功，在欧洲乐坛上轰动一时。最近被“本地化”了的葡式蛋挞在港澳台已成抢手货。
澳门著名的拉丁风格结合中国传统风格的城市建筑模式又是另一个文化互相渗透的具体见证。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体现于教堂、庙宇、堡垒、亭阁、房屋、店铺、花园、墓穴、广场等建筑物的身上，构成独特的文化遗产。澳门比香港及中国其他地方幸运的地方，是这些文化遗产，连同保存在教堂、庙宇、洋行、当铺内的书面资料，加上在中国大陆已经失传的某些习俗，都能够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这是基本澳门在历史上的特殊际遇，使她得以成功地避过世界大战、国共内战乃至60、70年代那场著名的文化浩劫的破坏。
澳门本身就像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一个人类文明的巨大宝库，对学术研究及发展文化旅游提供了独特而丰富的资源。因此具有拉丁文化特征的澳门文化及其和谐模式需要长期保留，并应继续加以探索和开发，以建设与香港不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同时利用澳门的文化特色发挥它在中国与欧洲及拉丁世界之间的桥梁作用。
三、如何保留澳门的文化特色
一位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在来澳访游时，曾对澳门的价值作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评价。他说，如果香港是一颗“东方之珠”，澳门则是一颗未经雕琢的天然钻石，只要有适当的琢磨，终将成为光芒万丈的宝钻。
但是，如果得不到恰当的琢磨，这颗钻石便有逐渐蜕变成一块普通石头的危险。倘若在1999年后，我们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极左思想，把澳门文化遗产中的拉丁色彩及中国的传统文化视为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垃圾加以扬弃，那么澳门将会变成什么模样？
可喜的是，我们对此不必过度悲观。因为在澳门本地及海内外华人社会中，越来越多地开始意识到保留及发展澳门文化特征的重要性。而且，保留澳门文化特色的必要性，在《中葡联合声明》及澳门基本法中早已有明文规定，目的就是为了保留澳门原有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制度50年不变，真正落实“一国两制”。澳门的这些政治法律文化及其他属于“上层建筑”的宗教、文化艺术等，是在澳门400多年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除了殖民主义的某些成分之外，大部分应予保留，使澳门能够作为一个具有本身特色的特区，长期存在下去，以担任称职的中介角色。
以下提出一些保护澳门文化特征，以促进澳门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
1.加强学术交流与积极推广葡语
尽管澳门政府属下有关机构（文化司署）一直资助澳门或海外学者以澳门文化作为研究课题；澳门大学曾大力拓展人文学科的研究生课程，鼓励年青学者对澳门的题材作出研究；澳门基金会出版了不少以澳门文化为题材的书籍；政府主编的《行政》杂志及本地法学、经济学杂志上不乏有水准的论文；澳门亦曾举办过很多以本身文化特色为主题的国际性研讨会，但总体上说，本土及海内外对澳门文化的系统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因为它是跨越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音乐、神学、哲学、建筑学、民俗学及烹饪学等多个不同领域的学科，需要投入更大量的人力物力，由内地、本地和外地学者通力合作才能充分研究，逐渐形成具有特色的“澳门学”。为国际人文科学做出贡献。
今后，澳门大学作为澳门最高学府，可与香港及欧洲各大学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使澳大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达到国际水平。一方面聘请高质素的教授和讲师任教，并令澳门及周围地区就读的学生有机会进入欧洲各大学进修；另方面要加强澳大的研究工作，使其为本地及周围地区的工商界及社会提供更佳的服务。澳门宜成为欧洲与中国的训练中心，集中在语言和法律方面，一方面鼓励亚洲和大陆学生到澳门学习欧洲语言（葡、法、西、德等）和文化，以及欧洲大陆法和管理模式，另一方面鼓励欧洲学生在澳门进修中文和中国文化，并定期在澳门组织这方面的研讨会，促进中国与欧洲的相互了解，推动法治建设。
近年来，澳门成立了欧洲研究中心，在保护知识产权和保护档案方面亦做了一些培训，但本人认为还可利用澳门的多语言环境建成亚洲独特的语言培训中心和咨询中心。以葡语来说，澳门是亚太地区唯一在下个世纪继续保留葡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方，应充分利用本身的优势，大力扩广葡语，并吸收亚洲各国的学者来澳门学习葡语和葡国文化，包括欧洲大陆的法律文化，以便同葡语同家沟通。在此基础上更可把语言培训范围扩大至整个拉丁语系（如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语等），由于属拉丁语系的国家人口相加约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分布在南欧、非洲和拉丁美洲，是潜力极大的发展中市场。澳门可以成为亚洲地区的首个拉丁语培训基地，以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各国打入这个广阔市场的跳板。
2.推动公民教育
要长久保留澳门的文化特征，必须令澳门市民对澳门文化产生深切的认同。而事实上，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移民或从世界各地移居澳门的海外华人，对澳门归属感较弱。至于土生葡人，虽是在澳门土生土长的一群，但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已移民海外，留下来的对政权移交后本身在澳门的前途仍存有疑问。因此，在余下的过渡期以及回归后一段长时期内，公民教育应摆在优先的位置。在宣传《基本法》之余，政府亦应向澳门市民，尤其向年青一代加强宣传澳门的特征（包括历史、地理、法律及政治制度、文化及宗教等），以及这种特征在澳门未来角色定位中的重要性。
几年前建成的海事博物馆，今年落成的澳门博物馆及正在兴建的文化中心，无疑能让市民对澳门历史文化多增一点认识，但政府有关机构（如教育司、澳门基金会）还应该为普通市民编写有关于此的小册子和刊物，并编写有关教科书及把相关课程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使澳门的新一代能够对澳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更明确的认识。还可利用戏剧、电影、绘画、音乐等多种形式进行这种教育。
3.改善及充分利用澳门的文化遗产
近年澳门政府不遗余力，动用巨款，以确保具有极高文化、艺术及历史价值之遗址受到保护。对岗顶前地、下环街前地（阿婆井前地）、福隆新街等旧区的修葺，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有需要修葺之遗址还很多，这项工作除可使澳门的老区成为一座活的博物馆以供游客参观外，同时亦可为公民教育作出贡献，是一项既深具价值，又需要延伸至1999后的宏伟计划。
今后，特区政府应利用澳门的文化特色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和休闲活动。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1996年来澳门的游客曾达到800万之高峰，是人口的20倍），满足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爱好、不同种族的游客的需要，应当在博彩旅游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为此，一方面需要继续整理和改善原有的旅游景点，使保护文物的工作能够延续下去，严格控制澳门半岛内的建筑风格模式，使新旧建筑更好地协调起来，保留其固有的欧亚风格。在文物保护区设置更多的旅游步行道，并将半岛内过于密集的人口逐步迁移至离岛，使半岛内更易于进行文物保护工作。
另一方面，要在离岛和填海区增设新的旅游景点，即以澳门文化特色为主题的文化娱乐公园和相关的设施，而不是简单地抄袭别的地方已有的主题公园。正在兴建的“观光塔”和“海洋世界”就是以发展澳门独特的文化旅游为宗旨的，以吸引欧洲游客了解中国文化，吸引亚洲游客了解欧洲文化。为此需要开辟中国与欧洲经澳门的旅游专线。
为了更好地开展文化旅游活动，我们需要培养经过严格训练的导游和其他专业人才，澳门的旅游学校可提供这方面的服务，但需经过更进一步的改革与提高。
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澳门比香港更为宁静、宽松和富有文化气息的环境，使澳门成为国际会议中心、展览中心、文化交流中心（如举办国际电影节以及富有拉丁特色的国际音乐节、艺术节、美术节等），而且可设立休闲中心、安养中心，提供中西合璧的高质素医疗保健服务。
4.密切与欧盟的联系
澳门的经济是外向型的，至今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其中美国和欧盟是澳门的主要贸易伙伴。澳门还参加了47个国际性和区域性的组织或协议（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是我国独立的关税区。这些关系在1999年在回归之后，应当继续扩大和发展。
但是，我们认为澳门应重点发展同欧盟的关系，因为自从葡国于80年代加入欧共体之后，欧共体通过葡萄牙对澳门予以特别照顾，于1992年同澳门签订了优惠合作协议，在投资、贸易、关税、环保、电讯、咨询、旅游、金融、科教、培训、反毒、传播、文化、社会发展等多种领域内给予澳门以特惠待遇，而在亚洲地区，只有澳门享受此待遇。
与此相关的是在澳门设立了欧洲资讯中心，将欧洲200多个资讯中心通过电脑与澳门联网，提供欧洲有关国家关于贸易、投资、法律等各方面的信息，同时又可以通过澳门的欧洲资讯中心向欧洲各资讯中心提供澳门及其周围地区的信息，以促进双向信息交流。
此外，欧盟还设立了亚洲伙伴计划，鼓励欧亚两地的中小型企业结成投资和贸易伙伴，以取得贷款、贸易、培训等方面的优惠条件。而澳门被列为缔结此伙伴计划的理想地点，因澳门同欧盟签订了上述优惠协议。
由于澳门政府没有认真宣传和推广有关协议与计划，因此1992年欧澳协议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不过欧盟仍然决定将欧澳协议延续至下个世纪，1999年将在澳门派常驻代表以协调各方面的活动，亦希望澳门在加强欧盟同中国的关系上能发挥自己的中介角色。对欧洲人来说，澳门仍是在中国土地上唯一有着文化认同的地方，因此，只要澳门下决心保留和发展本身的文化特色，继续推广葡语，必能在中欧之间的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和培训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为了扩大欧洲在澳门在投资或利用澳门作为中转站，今后必须改善澳门的硬软环境，并设立国际学校，让更多欧洲人在此地落户。欧盟预料目前靠配额维持的澳门纺织加工出口业（1997年占澳门出口85%），到本世纪末多纤维协定（即配额）取消后，澳门输往欧美的出口额（各占35%和40%）将大幅减少。因此必须开辟其他途径，例如加强欧盟投资伙伴计划和亚洲投资伙伴计划在澳门及其周围地区的推广，吸引大陆、台湾的中小企业在澳门与欧洲中小企业合资，开辟大陆和欧洲市场，促进两地或三地的技术转移，发挥澳门的中介作用。
其实，有很多内地企业家，特别是广东，也在利用澳门打入欧洲市场，但澳门所能够提供的咨询和各方面的条件仍不足够，有待进一步开发和沟通。为此，澳门方面需要大力改善澳门投资促进局、澳门生产力中心和欧洲资讯中心的工作，促使他们加强研究和推广，并提供更佳的咨询服务。这项咨询工作应扩大至民营部门，并充分利用海外华人和土生葡人网络，以缩小中欧两地企业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是双方进行投资和贸易的极大障碍。
四、结语
澳门虽然小，人力和财力有限，无法与香港相比，但只要应用得当，扬长避短，必能用有限的资源来扩大自己的优势，发挥香港或其他沿海城市所不能替代的中介作用，在21世纪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无疑这是跨世纪的系统工程，要实现目标并非易事，而且决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成。因此我们必需取得北京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寻求国内外朋友们的认同和鼓励，并由现在开始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朝着这个目标进发，以期为将来的特区政府多奠下一块基石。希望特区政府由一批熟悉和珍惜本澳文化特征并懂得利用这种特征的人组成，以便认真落实“一国两制”，加强澳门的国际联系，真正发挥澳门的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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