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时期罗马演说术史钩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钩沉论文,罗马论文,共和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3-0054-06
演说术起源于古希腊，是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产物和表现形式。它是在实际生活中与人论辩、说服别人的过程中产生的，逐渐演变成一种研究辩论技巧的学问。①演说术在希腊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古希腊人创造的人类最早的公关术和相互交流的形式，“体现了早期口述社会传承文化的特征和教育的表现形式。”[1](p.139)罗马演说术来源于古希腊。但是迄今为止，演说术在罗马发展的历史线索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并不是很清晰。究其原因主要是史料缺乏所致。廓清这个问题，对于研究罗马文化史和教育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4年))的《布鲁图》②一书展现了共和时期罗马演说术发展的情况。《布鲁图》是西塞罗在公元前46年所作的对话体著作。这种对话体是当时普遍采用的著述形式。西塞罗以他本人和他的朋友阿提库斯和布鲁图作为对话人。书中主要记述了罗马演说术从初始到他所生活的时代发展演变的简要过程，是一部按年代叙述的罗马演说术发展史。书中除了对演说术历史的叙述之外，还讨论了演说术的美学价值及其对这种美学价值的研究。
该书于1421年被发现。历经2000多年，但它在罗马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仍然丝毫没有减弱。因为有许多在其他历史著作中没有记载的人物，西塞罗在“这本书中勾画了他们的轮廓，描述了他们的生平。”[2]可见，在这本书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有些是唯一的史料线索。同时，西塞罗客观公允的著述态度也增强了本书的可信度。正如西方学者评价：“西塞罗在书中对所涉及的人物的态度和对早年历史的评价与(罗马)传统是吻合的。”[2]《布鲁图》一书向我们提供了研究罗马演说术发展史的路径，循此路径探索，我们有可能迈进罗马演说术文化乃至整个罗马文化的殿堂。
罗马演说术源于希腊，而希腊演说术传入罗马的确切年代现在很难考证。我们只能大概地了解到，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00年—前 196年)后，希腊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罗马，大批希腊人来到罗马，其中不乏优秀的演说家。他们的到来不仅刺激了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热情，也使罗马人开始了解希腊的演说术，并狂热地追捧这种新鲜的外来文化。在这些希腊演说家中，最著名的当属斯多葛派的学者。其中马卢斯的克拉特斯(Clates约公元前2世纪初)对罗马人最初了解希腊演说术贡献很大。大约在公元前170年他以帕加玛国王使臣的身份来到罗马，“他的演说推动了罗马人对文法和修辞学的研究，他不仅激发了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兴趣，而且介绍了亚历山大里亚和帕加玛学者研究和翻译希腊文学作品的方法。”[3](p.23)克拉特斯因其在向罗马介绍希腊文化方面的贡献而被认为是“罗马学术的奠基者”。[3](p.23)按照西塞罗在《布鲁图》中的叙述，共和时期的罗马演说术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公元前3世纪末期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是第一个阶段，以格拉古兄弟在演说术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演说术成为他们宣传改革主张和动员群众的武器。这一阶段罗马演说术最主要的特征是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紧密结合；第二阶段从公元前2世纪中期到共和末年，高峰期的代表人物是西塞罗，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演说术理论的成熟和正规演说术教育的出现。
早期的罗马演说家都没有受过专门的演说术教育，比较正规的演说术教育要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后才出现，所以昆体良认为，这些早期的演说家是“天生的雄辩者。”[3](p.65)直到西塞罗时代，关于罗马演说术及演说家情况的文字记载很少。根据西塞罗的记载，在罗马可以被称为演说家的第一人是马尔库斯·科内留斯·科特古斯(Marcus Cornelius Cethgus，生卒年不详)，西塞罗在《布鲁图》中这样写道：“关于这一点，最权威的、也是唯一的记载是在昆提乌斯·恩尼乌斯的《编年史》中，而且他还亲自聆听过科特古斯的演讲……恩尼乌斯的记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当是在他的《编年史》第九卷中。”[2](xiv57-xv58)
恩尼乌斯(Ennius？-前169年)在其《编年史》中称科特古斯为演说家，西塞罗据此认为这是关于演说家的最早、最翔实可靠的记载。但是，现代的研究者并不完全同意西塞罗的看法，有人就认为，在恩尼乌斯书中所说的演说家实际上指的是外交使节，并不是专职的演说家，西塞罗在无意间曲解了作者的原意。[2](xv58，a)这样看来，究竟谁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演说家还存有争议。斯坦利F.鲍纳认为，“在恩尼乌斯著作的残片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一些人将从事演说’，这似乎说明，到恩尼乌斯去世前的公元前169年，罗马人已经能够接触到演说术”。[3](p.65)
演说术传入罗马最初经历了一波三折。公元前161年罗马元老院驱逐希腊哲学家和演说家的法令说明，此时演说术在罗马的传播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经引起罗马保守派贵族的反对，他们害怕希腊文化的大规模传入会破坏罗马的文化传统，遂下此驱逐令。然而，罗马青年对演说术的热情持续不减，希腊演说术的基本理论和大量的演说范例对罗马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对罗马演说术的产生起到了奠基的作用。罗马人“从希腊演说家那里学习了许多在法庭辩护和政治辩论中实用的演说术知识。”[4](p.111)这个驱逐令于何时解禁尚不得而知，但是希腊演说术继续在罗马流行，而且罗马贵族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对于希腊教师开设的演说术课程逐渐“欣然接受”[5](p.35)但是，当一些罗马人打算用拉丁语讲授演说术时却受到了元老院贵族的反对。公元前92年，元老院又颁布一道法令，规定对任何有组织的拉丁演说术教育一律取缔。[3](p.65)
对于这一禁令，有当代史家认为，这是罗马保守派贵族试图阻止民众了解演说术而只允许罗马贵族掌握这门学问。[5](p.36)但也有的研究者指出，这种论断“没有根据”，是对“那个时代的误解造成的”，因为“当时希腊语的知识并没有一种社会特权，听拉丁语演说术教师的课比听希腊语演说术教师的课并不便宜些”。[5](p.36)而这一禁令的发布者、也是著名演说家的监察官克拉苏的解释是：教授演说术这门学问的人必须富有教养，而此时的罗马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教师，所谓的拉丁演说术教师大都是一些“狂妄无耻”之徒，像他们“这种以拉丁语教授的方式，只会令学生的思想失去敏锐性，变得愚钝和厚颜无耻。”[6](xxiv93)公元前92年的法令实际上反映出罗马贵族此时对希腊演说术的认同与尊重，同时也说明，此时的希腊演说术教育已经在罗马落地生根，而拉丁演说术教育刚刚艰难起步。
西塞罗在《布鲁图》中非常清楚地说明，在罗马早期演说术发展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是大加图(Cato Marcus Porius，公元前234一前149年)。大加图首先是政治家，但他进入政界却是得益于他在演说术方面的才能和对法律的熟稔。作为演说家，他是第一个将演说词公开出版的人，西塞罗称曾经读过他的150多篇演说词，③每一篇都很精彩”，[2](xvi65-xvii66)他认为没有人的演说词能比加图的“语言更庄重严肃，批评更尖锐犀利，格言运用得更敏锐灵活、寓意深刻，描述论证更细致精巧。”[2](xvi65)从而使他的演说往往因精心修饰的词汇和确证无误的事实而充满说服力。
但是，西塞罗认为，罗马人对大加图作为演说家的才能了解得不够，其原因是人们只注意大加图时代那些著名的希腊演说家的成就，“希腊作家的作品筑起了一座高墙，挡住了加图的光芒。”[2](xvi65)西塞罗批评罗马的“雅典派”④一味赞赏希腊的演说家简洁的风格，却对同样具有这种风格的大加图在演说术方面的成就一无所知。[2](xvi68)实际上，大加图对演说术有自己的见解，善于抓住事物本质，注重在演讲和论辩中对事物的深刻认识，而把语言技巧放在次要的地位。
与大加图同时代的著名演说家还有几位值得一提。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小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公元前185或前184-前129年)，另一位是盖乌斯·莱利乌斯(Gaius Laelius，公元前190-前129年之后)，还有一位是塞尔维乌斯·伽尔巴(Servius Galba，生卒年不详，公元前144年任执政官)。西塞罗认为他们在当时都享有一流演说家的美誉。
小西庇阿是罗马著名的西庇阿家族的养子，他继承了西庇阿家族的军功与荣耀，在战场屡建奇功，因打败迦太基而获得“第二个阿非利加努斯”的殊荣。作为政治家，他也颇有建树，更因其在演说术方面的造诣而被西塞罗所称道。西塞罗评价：“他的演说次数不多，但他那纯净的拉丁语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机敏和风趣也无人能比。”[2](xxxiiil28)据说他在去世前一天还在准备一个关于意大利的演说。盖乌斯·莱利乌斯是小西庇阿的朋友，公元前145年任执政官，他反对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在西塞罗的多部著作中，他都是谈话者之一。按照当时人们的看法，如果就演说方面的才能将莱利乌斯与小西庇阿相比的话，“莱利乌斯的名声要比小西庇阿更大一些”。[2](xxxi83)但在西塞罗看来，小西庇阿在演说方面的才能并不在莱利乌斯之下，“只是因为他在其他领域，比如军事上的成就更加令人炫目，而人们在心理上也不愿承认一个人在多方面具有杰出的才能，所以就在演说这个领域给了莱利乌斯更多的赞誉。”[2](xxxi184)这段有趣的文字说明，西塞罗对前辈演说家的评价并不囿于时人的成见，而注重自己的辨析。
至于伽尔巴，西塞罗认为他的演说才能应当在莱利乌斯和小西庇阿之上。西塞罗举了一个例子：莱利乌斯受元老院的指派去调查一宗名人被杀的案子。他在做了细致的调查之后，建议当事人去请伽尔巴为其辩护，因为他的辩护更有热情，更为犀利、更为深刻。西塞罗详细描写了伽尔巴准备这场辩护的情形，他把自己关在一间房子里，拒绝任何人的拜访，在经过仔细认真的准备之后，他在法庭上的辩护大获成功。“他在辩护的过程中，听众几乎没有片刻是安静的，最后，他的当事人被判无罪。”[2](xxii88)随即，西塞罗总结道：“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必须具备两种重要的素质，一是对证据精确的掌握和分析，二是应当具有感染听众的能力。一个能使听众为之兴奋的律师比一个仅仅能在法庭上完成使命的律师要好得多。”[2](xxi189)西塞罗认为伽尔巴是罗马演说家中富有感染力和艺术性的第一人。
有趣的是，西塞罗在书中借布鲁图之口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伽尔巴是如此优秀的演说家，为什么他的演说词却没有流传下来？这大概是时人的疑问。对此，西塞罗的看法是：“有的演说家很在意他们的声誉，不希望留下作品在他们死后落入批评者手中。还有一些具有超群智慧的演说家很清楚自己的写作才能要比当众演讲逊色得多。比如伽尔巴就是这样的人。”“当演说已经释放了他的激情，展现了他的口才与思想之后，写作的动力就消失了，所以他不可能在冷静之后再写出像当众演讲时那样激情四溢的文字，他索性就不写了。”[2](xxii91)西塞罗这段话实际上反映出了演说的真谛。才情和激情的自然流露是一个优秀演说家的至高境界，这种境界不是在书斋中完成的，而是在实际生活中迸发出来的。
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演说术的发展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这个高峰时期的代表人物当属古罗马著名的改革家格拉古兄弟。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公元前163-前132年)和盖乌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公元前153-前121年)都是古罗马杰出的政治家和一流的演说家。他们家世显赫，其父亲老格拉古曾担任过执政官、监察官等高级职务。他们从小就在希腊家庭教师的培养下，打下了良好的希腊文化的基础，形成了良好的道德修养和雄辩的口才。尤其是盖乌斯·格拉古更为突出。据普卢塔克的记载，两人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提比略优雅从容，盖乌斯富于激情。“他们的演说不以语言的华丽取胜，而以思想的敏锐性见长。”[2](xxvii104)西塞罗说盖乌斯“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辩护人”。[2](xxii191)在格拉古兄弟的政治生涯中，演说术是他们在与罗马元老院贵族斗争的过程中有力的武器，他们所进行的民主改革矛头指向豪门贵族，代表了破产农民的利益，在古罗马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演说术与罗马政治生活的联系开始充分显现出来。
格拉古兄弟之后，罗马演说术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是罗马演说术空前繁荣时期，著名演说家辈出。在这个阶段使罗马演说术获得与希腊演说术同样声誉的殊荣首先应当属于卢西乌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Lucius Licinius Crassus，公元前140年—前91年)和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Marcus Antonius，公元前143-前87年)。这是西塞罗的看法，后世的研究者也认为，他们是在西塞罗之前两位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他们的演说术才能堪与希腊的演说大师相媲美。代表着罗马早期演说术的最高水平。[2](summry of contents)
克拉苏是罗马贵族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从一名上诉人⑤开始自己的演说家和政治家生涯。关于他的经历，如他自己所说：“由于父亲的极大用心，我在童年时期便受到教育，后来就投身于罗马广场上的活动……我确实很早便步入了社会舞台，时年二十一岁，控告一个非常显贵、非常雄辩的人；罗马广场对我来说是学校，经验、法律、罗马人民的制度和先辈的习俗对我来说是老师。”[6](xx75)他在公元前95年任执政官，公元前92年任监察官。他几乎出任了罗马官制中所有不同等级的官职。他因在库利乌斯一案的辩护中战胜了大祭司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而名噪一时。
安东尼乌斯属于罗马贵族温和派的代表。作为演说家，他的演说风格“尖锐、辛辣、思路清晰，防守坚固，体面地退却，尖锐地追击，时而威胁，时而恳求，内容丰富多彩。”[6](iv32)西塞罗认为：“他在演说术的所有方面都是出色的，这些方面结合在一起，使他的演说别具一格。”[2](xxxvii141)他注重演说术的实用功能，即在诉讼实践中的实际应用。他没有书面的演说辞流传下来。
两人相比较而言，西塞罗认为，克拉苏在演说才能上比安东尼乌斯更胜一筹。他所具有的高贵气质以及风趣机智的谈吐都是一个演说家必须具备的。“在陈述和辩论中，他的精准的解释和分析独具魅力；在就各种问题进行演说时，他的论点和比喻是丰富而生动的。”[2](xxxviii143)因此，西塞罗认为，“在论点的阐述、对问题的界定、演说层次的展开等等方面，无人能够超越睿智善变的克拉苏。”[2](xxxix144)
和西塞罗一样，克拉苏和安东尼乌斯是罗马演说术走向成熟时期的主要代表，他们的成就标志着共和时期罗马演说术在格拉古兄弟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的到来。但是，尽管他们二人都在演说术方面造诣颇深，堪称大师，却都没有留下关于演说术的有影响的著作。这在西塞罗看来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他在《论演说家》一书中以饶有趣味的谈话形式记述了两人关于演说术的思想。他们关于演说术的见解在很多方面是大相径庭的，但又都是极有见地的。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展现了他们二人的不同风格和见解，从而使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罗马演说术的情况。
在述及西塞罗的演说术之前，还有必要提及与西塞罗几乎是同龄人的昆塔斯·霍塔卢斯·霍藤修斯(Quintus Hortalus Hortensius，公元前114-前50年)和盖乌斯·朱理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约公元前100-前44年)。
霍藤修斯是罗马演说家和政治家，他在19岁时就发表了第一篇演说词，成为一位著名的辩护人。他的辩护人生涯长达44年。他曾经在威勒斯(罗马总督，公元前70年因贪赃枉法受到审判，霍藤修斯为其辩护)审判案中与西塞罗成为对手。在这之前，他是罗马律师界的领袖人物。因为这场辩论，他在律师界的首要地位让位于西塞罗。公元前69年，他担任罗马执政官。从此以后，他在许多案件中曾和西塞罗有过非常融洽的合作。西塞罗认为，霍藤修斯和自己作为对手多年来享有同样的声誉。[2](ixiv230)霍藤修斯演说的特点是：词藻华丽，热情洋溢，善于借助肢体语言加强演说的气势。他的演说词几乎完全失传，仅留有28篇演说词的篇名。
恺撒在罗马历史上是一位重要人物。作为政治家，他的功过自不待言。关于他在演说术方面的成就，西塞罗曾给予高度评价。在《布鲁图》一书中，西塞罗通过布鲁图之口赞扬他：“我非常喜欢他的演说。我读了不少他的演说词，也读过他的《高卢战记》。它们值得给予最高的评价，因为它们文风简朴不事雕琢、直率而优美。它们不需要任何演说术的修饰，就像不着衣衫的裸体显露其天生丽质一样。在历史记述体裁中，没有比这种纯净清澈、简明扼要的文笔更令人满意的了。”[2](ixxv262)值得注意的是，西塞罗是恺撒的政敌，恺撒能得到这样的赞誉，足见他的演说术水平之高超。即使在恺撒征服高卢的戎马生涯中，也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演说词，这在《高卢战记》中多有记载。
罗马共和末期，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动，这不仅表现在社会上层的激烈斗争，而且表现在社会下层的动荡和分化，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元老贵族之间的激烈争吵和各种诉讼案件激增。甚至有学者认为，共和末期罗马公民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在这样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虽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色彩正在逐渐褪去，但仍然给演说术在政治舞台上留下一定的空间。正是在这个时期，演说术在理论上逐渐完善，演说术教育在罗马也兴盛起来。许多专门从事演说术教育和训练的修辞学校在罗马开办起来，演说术的学习一时成为时尚。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造就了这个时期的诸多优秀演说家和享有盛名的辩护律师，西塞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西塞罗是罗马演说术发展到最高峰的代表人物，也是堪与希腊优秀演说家比肩的罗马演说家。这位罗马文化巨擘，不仅以精湛的演说技巧和高超的雄辩能力著称于罗马世界，而且以演说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彪炳于西方教育史册。
西塞罗所生活的时代，拉丁文化已经开始摆脱单纯模仿追随希腊文化，开始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在某些方面开始赶超希腊文化。此时罗马修辞学校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西塞罗除了在罗马受到较好的教育之外，还师从希腊的演说家学习修辞学和演说术。他的学问是以修辞学和演说术为主，但他的视野比一般的演说家要开阔得多。他以超人的天赋和深厚的希腊罗马文化底蕴为拉丁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演说术方面，此时的西塞罗以他的雄辩才能、他对演说术的研究以及对演说术教育的贡献，成为代表罗马演说术发展最高成就的标志性人物，也是罗马可以与希腊人比肩的一位文化巨匠。西塞罗留下了10部有关修辞学与演说术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演说术的三部曲：公元前55年撰写的《论演说家》、公元前46年撰写的《布鲁图》和《演说家》。
《论演说家》是现有完整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罗马演说术理论著作。它探讨的问题是关于演说家教育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丰富的哲学、美学教育和法学思想。《演说家》是西塞罗演说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著作。在这本书中，西塞罗探索了理想演说家的本质。他告诫他的崇拜者“不要做一个政治人物或一个表演的演说家，而要做一个思想的原创者。”[7](p.251)表明在恺撒专权，共和制面临危机的情况下，西塞罗对政坛的失望情绪和对演说家至高境界的思考，他曾经认为演说家应当是一个国务活动家，而在这里却不主张演说家成为“政治人物”，强调演说家应当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在《布鲁图》一书中西塞罗说明了“演说术的历史就是一种有计划地朝着更加完善的目的前进的历史。演说术的进步是演说家之间相互竞争和通过模仿优秀演说家以及经典演说词而逐渐形成自己风格的过程”。[7](p.196)“因为每一代的演说家都在前代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所以，用后代的标准去评价前代人无疑是不公正也是不真实的。评价某一个演说家是否优秀的标准应当符合他那个时代的要求，像演说术这样一门艺术，它的发展需要时间，没有哪一件事在发展之初就能达到完善。”[7](p.197)反映了对演说术的一种客观的、务实理性的态度。
从公元前75年到公元前63年，是西塞罗作为演说家活动最为积极的时期。西塞罗现存演说词有57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演说。这类演说词中最著名的是他抨击政敌的演讲，如：《反对卡提林纳》，共4篇，这些演说揭发卡提林纳企图通过武力推翻共和制度的阴谋。关于西塞罗与卡提林纳的斗争是何种性质，史学界现有争论，在此不作评论。仅就演说术来讲，这些演说词都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极富感染力；《腓力皮克》(反安东尼的演说)，共14篇，这些演说具有鲜明的政治斗争的色彩。对于安东尼企图持续把持权力、阴谋推翻共和制度的野心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在这些演说词中，他把修辞技巧发挥到了极致，其语言犀利，掷地有声，给安东尼以毁灭性的打击。正是这几篇演说词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从而也增加了这些演说词的悲壮色彩。第二类是法庭诉讼词。根据西塞罗的说法，法庭诉讼演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控告的演说，另一类是辩护的演说。“西塞罗本人在控辩两方面都有成功的例子。”[8](p.61)
罗马人认为，西塞罗在演说术的理论与实践上可以与希腊人相比，甚至超过他们。今天看，西塞罗对演说术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使演说术在艺术技巧和实用功能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作为演说家的西塞罗同时也是一位在罗马政坛上十分活跃的政治家。他不仅有机会在法庭诉讼中为案件的当事人辩护，而且有机会在公民大会和元老院的讲坛上发表演讲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在他身上演说术与社会生活得以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传统在格拉古兄弟时期形成，到西塞罗时达到了顶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是罗马社会生活的需要为演说术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其次，对罗马演说术理论的建树应当是西塞罗最重要的贡献。他在继承古希腊演说术理论和总结自己丰富的演说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演说术理论。他为后世留下了系统的演说术理论著作，成为研究古罗马演说术和古罗马教育发展史的重要典籍。此外，他留有大量拉丁文作品，以其语言的纯洁，文体的优美，成为拉丁文化的范本，也成为罗马各级学校的教材，特别是修辞学校进行演说术教育和训练的素材，促进了拉丁文学和罗马教育的发展。他的许多作品被后世所推崇和效法，奉为圭臬。后人将他生活的时代称为“西塞罗时代”。
最后，西塞罗以演说家的教育为载体，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教育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为罗马教育的制度化和合理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论演说家》一书是古代著名的教育理论著作，在西方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教育思想对当时和后世的罗马和欧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罗马文化的传承和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演说术传人罗马后，在与罗马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套具有罗马特色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具有罗马特色的风格特征。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深入研究将开拓古代西方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
注释：
①在古典时代演说术常常与修辞学的含义重叠混用，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修辞学主要是指对书面文字进行组织和修饰的技巧，而演说术主要是研究口头表达的语言运用技巧，二者的共同点都是为了提高语言和文字的表达效果。
②本文所引西塞罗《布鲁图》、《论演说家》两部书均依据勒布古典丛书版本。
③大加图的演说辞有80篇的残片保留下来，参见《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三卷，508页。
④希腊化时期小亚细亚地区文学艺术领域出现的一种流派，以推崇语言简洁，注重渲染情感和讲究文章韵律为主要艺术风格。
⑤共和时期罗马法庭没有公诉人，公民个人可以在案件中由政府授权担任这一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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