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景教《志玄安乐经》佐伯录文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景教论文,敦煌论文,安乐论文,佐伯录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寅恪先生曾在早年发表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痛心疾首地说：
近年以来，奇书珍本虽多发见，其入于外国人手者固非国人之得所窥，其幸而见收于本国私家者，类皆视为奇货，秘不示人，或且待善价而沽之异国，彼辈既不能利用，或无暇利用，不唯孤负此种新材料，直为中国学术独立之罪人而已。（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18页； 据香港马幼垣教授考证，“陈先生此文之作于1931年不必置疑”，见氏文《陈寅恪已刊学术论文全目初稿》， 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0～622页，有关考证见第602～603页。）
本文所要讨论的敦煌本景教《志玄安乐经》（以下简称《志经》），当属陈先生所言的“奇货”之一。该写本虽有幸终被著录刊布，但一般研究者无缘接触，以致时下录文，多有以讹传讹者。本文所要质疑的佐伯录文，即日本研究中国景教权威佐伯好郎博士所录文本，在学界影响最大，讹之源皆出是本。
《志经》写本为著名大藏书家李盛铎（1858～1937）所藏。李氏收藏该写本的消息，学界早有所闻，但公开披露，依笔者所见资料，则是始于1923年。是年发表的抗父《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一文，在综述“敦煌千佛洞石室所藏古写书”时，称“德化李氏藏《至玄安乐经》，《宣元至本经》各一卷”。（注：抗父：《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载东方杂志社编：《考古学零简》（东方文库第七十一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98页。）至于李氏如何得到该写卷，则讳而不谈。不过，1958年京都出版的《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刊出了该写本原件首端和末端的照片（见文末附图）。从照片可看到李在卷末有题记一行，标点如下：“丙辰秋日，于君归自肃州，以此见诒，盛铎记。”按丙辰当为民国五年（1916），如李氏所记属实，则该件来源并非很不光彩。于君为何人，待考，但其归自肃州，从肃州得到敦煌写卷是合情合理；因为当年确有一些敦煌卷子流入当地社会，为私家所藏。（注：详参荣新江：《甘肃敦煌文献知多少》，《档案》2000年第3期，第16～19页。）至于该件如何由藏经洞流入社会，虽没有任何资料可资说明，然其确出自敦煌古本，似不必置疑。因为若为赝品，李氏为此道行家，谅不会看走眼，其断不会把赝品当真迹珍藏。
尽管李氏早在1916年便已得到写本，几年后消息也在学界正式传开，但研究者征访殊难。直到1928年，才有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东洋史权威羽田亨博士者，几经周折，通过多位民国学界名士的恳笃介绍和斡旋，方有幸在天津英租界黄家园拜访李，获睹原件，并著录全文。时在是年10月7日。翌年8月，羽田以《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考释》为题，将录文在《东洋学报》刊布。（注：[日]羽田亨：《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に就ぃて》，《东洋学报》18—1，1929年8月，第1～24页； 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京都，1958年，第270～291页。 该文有钱稻孙氏节译本，载《清华周刊》第32卷第10期，1929年，第23～30页。）羽田氏在该文中，将拜访李得睹写本的经过细节一一写明，以昭信实。除对内容多所考释外，尚就该写本的外观，作了一番考述：
此经典有如敦煌出土的诸多经卷一样，写于黄麻纸上，上下和行间施以细栏。首行与第一百五十九行，即末行，如前所述，题有志玄安乐经，首尾完结，惟始端十行下半部残缺。字体异于一神论和序听迷诗所经，与之相比，稍硬而粗，毋宁说是近于三威蒙度赞者。……书写之字体殆属晚唐时期无误。 （注：《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 京都，1958年，第272～273页。）
该写本尔后的下落，学界一直未见报导。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与笔者在伦敦考证小岛文书的真伪时，顺带了解到该件真本已于1935年由李氏售诸日本某氏。（注：1935年，李盛铎将家藏的一批敦煌写本精品，“以八万日金，售诸异国”，目录载于是年12月15日及21日的《中央时事周报》，计有360件之多， 《志玄安乐经》写本列其中第十三件。详参笔者与荣新江合撰：《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九州学刊》1992年第4卷第4期，第19～34页，经增订收入荣新江：《鸣沙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65～ 102页。）1958年写本的部分照片在日本首次刊出，（注：荣新江：《鸣沙集》，第73页转刊该照片。）足证该件确存日本。台湾著名敦煌学家苏莹辉先生在《中外敦煌古写本纂要》一文中称“此经新会陈氏曾征访未获”（注：该文原刊《东海大学图书馆学报》第4期，1962年8月出版，收入氏著《敦煌论集》，台湾学生书局出版，1979年4月，1983年6月，引文见第332页。）。这意味着该件流入日本前， 国内没有学者寓目。按此说可能是根据陈垣先生20年代初《基督教入华史略》讲演中的一段话：“又有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一神论、一天论、世尊布施论等。前二种存赣人李盛铎手，余未得见。”（注：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始载《真理周刊》第二年第十八期（1924年7月）， 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5页。）其实， 陈垣先生后来还是看过写本原件的，而且是在羽田氏刊布《志经》之前。查陈先生19年的讲稿《基督教入华史》，其第一部分介绍唐代之景教时，明确地说道：“最近我见唐代抄的志玄安乐经，文章极好，写的字却不很好”（注：陈垣：《基督教入华史》，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 集，第95页。）遂后在介绍《序听迷诗所经》写本时，将其与《志经》相提并论，称“序听迷诗所经的字，与志玄安乐经之文，可称双绝”（注：陈垣：《基督教入华史》，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第98页。）。可见，陈先生时已仔细看过原写本了。更有，李氏所藏的另一个景教写本，即《大秦景教宣元本经》，陈垣先生曾抄录了10行，送给佐伯好郎研究，后者于1934年将该10行发表。（注：P.Y.Saeki,“The Ta-ch’in Luminous Religion Sutra on the Origin ofOrigins”,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No. 9,November 1934, PP.133～135.）陈垣先生还将所见写本的形态告诉后者：“与羽田博士见过的《志玄安乐经》同样是用黄麻纸书写，上下行间划有细丝栏；其字体也与《志玄安乐经》同。”（注：[日]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第1卷，东京春秋社1943年版，第380页。）从语气看来，陈先生对《志经》写本的印象是很深刻的。由是，吾人推测陈垣先生当先于羽田看过该经，不过未得抄录，故也无从进一步研究。在此事上，显见李氏厚日人而薄国人，这与其“待善价而沽之异国”的打算恐不无关系；其后来把大批敦煌写本售诸日本，绝非偶然。但无论如何，连陈垣先生都被传闻“征访未获”，足证其他国人更无缘得觏写本。上揭《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所刊出的《志经》局部照片，现存日本京都大学的羽田纪念馆，荣新江教授近年曾于该馆亲见，据云是羽田氏在生时所拍。若然，则原件1935年流入日本后，羽田应再度看过。其以治学谨严著称，倘早年的录文有明显疏漏的话，必当有所补正。但直至1955年去世，（注：羽田于1955年去世，有关的悼念文章见《东方学》第11辑，1955年10月，《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有关词条误作1956年。）羽田从未言及修正录文事，可见其对自己当年的文本当感满意。笔者将其最初发表的录文对照已发表的局部照片，发现卷首10行，至少可补8个字， 显然是缘写本原件破损，羽田当年匆匆抄录，未遑细辨。1958年出版的《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编者将该文收入时，据照片把缺字补上，其他部分则未更动。至于卷末12行，完整清晰，故录文仅第155行“弥施诃”误作“弥师诃”外，其余均准确。据荣教授云，原件的收藏者， 目前仍将写本秘不示人，（注：2000年6月21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日本学者落合俊典博士在会上简介了羽田亨遗稿《敦煌秘籍目录》，披露了在1938年到1940年间，日本企业家西尾新平在羽田亨的帮助下，购得了李盛铎旧藏的432件敦煌经卷。窃以为， 《志经》当是其中之一。目前，学界已不断呼吁公布该等经卷（参阅方广锠《呼唤〈羽田亨目录〉中的敦煌遗书早日面世》，见2000年7月25～26 日香港举行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日后该等经卷公诸世人，当可证实也。承蒙荣新江教授提供有关信息，首都师范大学郝春文教授寄赠落合博士的演讲稿，谨衷致谢忱。）这就使当今学者无从根据原件作出新的释文。因而，照理说，羽田早年的录文迄今仍是最原始可靠的文本。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权威的文本，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多有学者舍本逐末，采用佐伯的文本，咸以为佐伯的文本更完善。如今，原件局部照片已公刊，只要将佐伯的文本与之略为对照，即见明显的错误。是以，基于学术的严谨性，我们不得不就该经的录文问题，从研究史角度，加以正本清源。
羽田的文章发表于1929年，而次年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基督教史学家穆尔（A.C. Moule）教授便出版了《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一书。该书在介绍敦煌发现的景教文献时，有提及《志经》名字；（注：[英]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5页。A.C.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1550,London,New York and Toronto, 1930; repr.New York 1972,P.58.）但作者承认尚未接触该写本，故唯“点名”耳，并无内容介绍。直到1934年，西方学界对该写经的内容才有较全面的了解，这得力于佐伯好郎博士之将该经率先英译。是年，佐伯氏将该经的英译稿连同汉字录文一起在英文《辅仁学志》发表。（注：P.Y.Saeki,“The Sutra on Mysterious Rest and Joy ” ,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No.9,Nov.1934,PP.105～132.）就写本首端残缺部分，佐伯氏在英译本的说明中，称“约残90字”，并在译文和汉文录文中就该残缺部分，多作填补。佐伯氏虽然在给编者的说明中，提到该写经最先由羽田发表，但没有明确说明自己的译本是否根据原件或其写真，遂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其比羽田已发表的文本更准确，是个“足本”。尔后，其复将该“足本”收入其1935年出版的日文《景教之研究》，（注：[日]佐伯好郎：《景教の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5年版，第721～735 页。 ）1937年出版的英文《中国景教文献和遗物》，（注：P. Y. Saeki,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1937,repr.1951，见附录的汉文经典，第77～95页。）1943 年出版的日文《支那基督教之研究》第1卷。 （注：[日]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第1卷，东京春秋社1943年版，第384～402页。）而我们知道，佐伯氏这三部书，均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 被目为中国景教研究的权威之作。20世纪国人的《志经》录本，殆据佐伯录文。
其实，佐伯在其所有的著作中，都未曾申明其看过《志经》的原件或照片。其录文，是直接根据写本原件或写真，抑或源自羽田文本？我们无妨略作考证。
查佐伯文本，最先发表于1934年，其时写本原件尚由李氏收藏。而佐伯的博士论文大概是在1941年或稍前才通过；（注：有关其学位论文《新近中国发现之景教经典研究》审查报告，见东京《史学杂志》第52编第4号，1941年，第472～475 页：《佐伯好郎学位请求论文〈支那に於ぃて近顷发见せられたる景教の经典研究〉（英文）审查报告》。）以其在30年代初的地位，恐难有羽田氏那样面子，得到李氏的殊遇，其录文必定是转录自羽田本。将两个文本进行比较，就可以证明吾人这一推断确实无误。因为如上面所指出，羽田本155 行“弥施诃”误作“弥师诃”，而佐伯本也依样照误， 便可资证。检视佐伯传世的录文， 也一直未根据原件或写真修订过。1935年写本流入日本后，虽然并不排斥其接触原件的可能性，但其文本从没有根据原件修订，这是肯定的。为了说明问题，兹将《志经》前10行据写本照片著录，同时将佐伯1951年版的“足本”也抄录，以资对照。
《志经》照片：
1.志玄安乐经
2.闻是至言时无上
3.河净虚堂内与诸
4.众左右环绕恭敬侍
5.伽从众而起交臂
6.何方便救护有情
7.我等人众迷惑固
8.弥施诃答言善哉
9.生求预胜法汝□（复）坐敛神
10.一切品类皆有（安乐）性随
按□表示缺一字，加括号表示系据墨迹，结合上下文判定之字。本录文除第9 行空缺一字外，余与羽田本同。
佐伯文本：（注：P.Y.Saeki,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Tokyo 1937, repr.1951，见附录的汉文经典，第77页；该文本与其1942年出版的日文《支那基督教之研究》一致。）
1.志玄安乐经
2.闻是至言时。无上（一尊弥施诃。在与脱出爱）
3.河净虚堂内与者（俱。□岑稳僧伽□与诸人）
4.众。左右环绕。恭敬侍（坐。□□□□□。岑稳僧）
5.伽。从众而起。交臂（而进作礼赞。白弥施诃言）
6.我等人众迷惑固（久。□□□□□□□非以）
7.何方便救护。有情（者。何可得安乐道哉。一尊）
8.弥施诃。答言。善（哉斯问。善哉斯问。汝等欲众）
9.生求预胜法。汝（当审听。□□□□□□如是）
10.一切品类皆有安（乐道。□□沉埋而不见。譬）
按括号内的文字系佐伯补上，标点也为佐伯所加。
比较上面两个录本，可见佐伯本多有臆测杜撰之处。此外，佐伯本每行都补足17个字，更属主观臆断。按羽田文本共159行， 除首尾两行均题“志玄安乐经”仅5字外，其余自第11行至158行殆无损缺，满行书写。其间每行22字、20字、13者字各一，18字者二十有五，17 字者九十有四，16字者二十有六。全本每行字数虽以17字居多，但也不外占总行数之六成耳。是以，吾人不能推定残缺部分每行咸必17字。众所周知，敦煌文书不乏残缺者，补缺一般只局限于个别字眼，根据墨迹形态，从上下文的意思揣测补上；至若成句、成行的补缺，则应有相应文本参照。佐伯如此补缺，无疑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此外，羽田文本中诸多打上问号，即尚有怀疑的单字，在佐伯文本中也一一改定，却未见任何考证。其实，以羽田的博学，其踌躇未定之单字，必定是颇有难度者；间有可改而不改的字，则是为了忠实原件，以利日后他人之研究。但佐伯在没有原写本参照的情况下，便一一遽定，即使其中或有可取者，与出土文书整理之一般规范，恐也未必符合。
佐伯氏不仅没有参照原写本著录，而且误解羽田的录本。由于写本每行的字数多少不一，羽田本发表时，受排版每行最多17字的限制，原写本中每行字数超过者，便只能多续一行。佐伯竟然没有细察这一点，把印刷版面上不得不多占的一行，都当为原写本固有的分行。由是，在佐伯的文本中，比原写本多出了29行。其中每行5字、3字、2字者各一，每行仅1字者凡二十六。遂令人乍读莫名其妙。1935年， 著名汉学家兼基督教学家林仰山（F.S.Drake ）教授，于英文《教务杂志》发表《唐代之景教文献》一文，论及《志经》时就据佐伯的文本统计，称全经凡188行，2660字。 （注： F. S. Drake, “ The Nestorian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Chinese Recorder 66,1935,P.739.）其实，正如羽田所说，写本仅159行， 而我们据羽田1929年文本，电脑统计，全经159行，存2596字，多出的64 字便是佐伯所加。 仰山氏这个数字被尔后诸多有关著作所采用。 （注：方豪：《唐代景教考略》，载《中国史学》1936年第1期，第122页；《唐代景教史稿》，刊《东方杂志》第41卷第8号，1945年，第45页； 但在其《中西交通史》（台北1953 年版）第二十章《唐宋之景教》， 介绍该经时改从羽田说，即159行（见长沙岳麓出版社1987 年版，上册，第416页）。朱谦之先生亦从仰山说，见氏著《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 年版，第122页。）由于佐伯文本得到仰山氏的认同，也就更带“权威性”。1957年台湾学者梁子涵先生《唐代景教之文献》，以及1987年大陆陈增辉先生《敦煌景教文献〈志玄安乐经〉考释》文中《志经》的录文，（注：梁子涵：《唐代景教之文献》，《大陆杂志》第14卷第 12 期，1957年，第393～395页。陈增辉：《敦煌景教文献〈志玄安乐经〉考释》，刊《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384页；收入段文杰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宗教卷第3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467～474页。 ）都采用佐伯的188行本。有些版本虽然意识到佐伯在分行上的错误， 但他们不据羽田本，而按佐伯本来改正，结果写本第44行凡22字，字数特多，便仍被他们误当两行著录。例如，1948年朱维之先生发表的《宣元本经及志玄安乐经考》，1970年台湾张奉箴先生出版的《福音流传中国史略》，其录文皆是， 全经被录成1 60行。 （注：朱维之：《宣元本经及志玄安乐经考》，原载《神学志》1948年第1期， 收入氏著《文艺宗教论集》，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51年版，第159～177页；张奉箴：《福音流传中国史略》，台北辅仁大学1970年版，138～149页。）朱先生的文本，还“参考佐伯博士底意见，把它再补一下。根据上下文之意，再参照本经体裁和惯用语把它补足”（注：朱维之：《文艺宗教论集》，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51年版，第162页。）。这就难免更有蛇足之嫌。 张先生的文本较为慎重，把佐伯本中的蛇足都删去，但其他仍照录。罗香林教授1966年出版的《唐元二代之景教》，点校了《志经》，（注：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版，第212～217页。）尽管他的句点很小心，但他毕竟还是以佐伯的录文为底本，故难免重蹈佐伯的部分差错。1982年大陆江文汉先生出版《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书中《志经》的录文照搬朱维之先生文本，（注：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上海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68～73页。）其错相同。1996年大陆翁绍军先生出版的《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志经》文字据佐伯本，但不分行。（注：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77～196页；该书有香港卓越书楼1995年版本。）总之，佐伯的文本发表后，迄今几无不目为权威者，以之为据，遂造成了世纪性的误会。
综上所述，本文从研究史角度，考述佐伯当年整理《志经》失范之处，质疑其录文的权威性。但笔者要郑重声明，本文完全无意动摇佐伯博士在研究中国景教领域中的崇高地位。何况，其录文之所以一直得不到纠正，归根结底还是当年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吾国学术之现状”所造成的，不能完全归咎其个人的失范。本文也无意否定目前流行的《志经》录文各种版本的价值，因为尽管该等录文不尽准确，但对于不是专门从事景教研究，而只是要求一般了解该教历史知识的读者来说，仍然是很合适的。本文只是为了提醒学界：在敦煌本《志经》的现收藏者尚不愿意公开展示写本、学者无从对写本录文修订整理的情况下，对《志经》的专门研究，当应以羽田教授1929年发表的录文为准，参酌已公刊的写本首尾照片。至于佐伯博士和朱先生的“足本”，只要明白其产生的底蕴，对研究者仍不乏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200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