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新使命：重建礼仪之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仪之邦论文,使命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设法治形态基础上的“礼仪之邦”
客：最近你在好几个场合都提到要“重建礼仪之邦”，请问你是基于怎样的想法提出此说的？
主：在前不久召开的“上海首届儒学研讨会”上，我在宣读一篇探讨如何重建礼仪之邦的论文前曾有一段开场白，其中谈到两点，这大概可移用来回答你这问题。当时我说——
1、文化研究，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 不能局限于或停留在形而上的领域，而应回到或落实到现实生活。否则就容易变成一种玄谈，不利于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思想资源。其实这些研究本身就是由于现实的变化而引起的，并由于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得到推进的动力。在我看来，文化研究中一些很重要的命题，比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都有待进一步深化。中国知识分子有必要对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如何在现实生活的层面加以展开，提供富有启发乃至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从而牵引社会的变化、发展。
2、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具有关注、思考现实问题， 介入和引导社会变迁的优良传统。从先秦的孔子，到宋代的朱熹、陆九渊，到现代史上的梁漱溟，再到今天仍然还在不倦地进行思索、孜孜以求的费孝通。这是一条值得清理的线索和发展脉络，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这一传统理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发扬。
此外，今天我还可再作一点补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不愁温饱的中国人又逐渐开始崇尚礼仪，新的“礼仪文化”正蔚然兴起。 从北京市教育局颁布的《北京市中小学生礼仪常规》（1993年），到团中央推出的“十八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1995年）；从各地日渐重视的升国旗仪式，到方兴未艾的各式家政礼仪培训班；从兴办的“礼仪电报”、“礼仪储蓄”，到评选“礼仪小姐”、“礼仪先生”；从规格、规模竞相攀升的红白喜事，到名目繁多的各种庆典仪式；从强调“礼貌用语”，到注重“礼尚往来”；……总而言之，“礼”、“礼仪”正愈被人看重，曾遭蔑视的“礼仪之邦”之名，已在无形中得到正名，并为人所珍视，所追求。
另一方面，如同已有人指出的，“仓廪实而不知礼节”也是很常见的，文明往往需要借助某些手段并且经由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得以养育和推广。所以我感到，已有必要从正面提出“重建礼仪之邦”，以此唤起一种自觉的意识，陶铸一种自觉的行为。
客：按我的理解，“新时代的礼仪之邦”与中国古代曾经号称的“礼仪之邦”，应该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说，古代的礼仪之邦根植于农业文明之上，而我们所要再造的礼仪之邦，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信息时代的产物，或者说得再远一点，将建立在“知识经济”的基础上。不过这样讲实在太笼统，也太浮泛。你能否深入地谈一下？
主：找几个切入点吧。首先，从中共“十五大”的一个新的提法说起。“十五大”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据我了解，如此提法在新中国中共官方文件中从未出现过，意义重大。一个历史常识是，中国古代的礼治不能将中国导向现代化，虽然它的合理要素值得今人重视和吸取。另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二十世纪某些时期的极端人治也危害无穷。所以，选择走法治的道路是一个正确的方略。那么，新时代的礼仪之邦就应该构建在法治形态基础之上。这是它与旧时代礼仪之邦存在本质区别的一点。
其次，中国古代以天朝礼仪大国之居，它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结成以“朝贡”等礼仪方式相维系的宗藩关系。香港有学者称此为“天朝礼治体系”。然而，当航海技术和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将世界联成一体时，不但亚洲的这个“天朝礼治体系”难以为继，连天朝礼仪大国自身落后挨打而沦为“东亚病夫”。或许这一切皆有“非人为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但因盲目的自大、排外而引致的惨痛教训，却无论如何需要后人永远警醒。费正清等一些西方学者把鸦片战争说成是由于清廷将西方国家当作藩属国看待引起的，此说固然不能成立，可清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西洋国家视同朝贡藩属国，则确是事实。此种唯我独尊的心态，比如强要外国公使向清帝行三跪九叩礼，还胡诌什么“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造成朝野上下一片颟顸愚钝，难得有几个清醒的头脑。因此，我们要重建的礼仪之邦，只能是国际大家庭或人类地球村中的平等一员。同时，它又以高度发达的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礼仪之邦外部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论的。
再次，从内部准则看，建设新时代的礼仪之邦应以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发展双方面协调并进为鹄的。在古代中国，习惯于从关系中去把握一切，将人视作群体的一个分子，又格外强调人不过是那个长幼有序、亲疏有别、尊卑分明的家庭关系网的派生物。这种价值取向藉助礼仪系统体现出来，通过国家礼制凝固下来，形成模式化的生活方式。它易于造成压抑个性、取消个人独立地位的弊端。及至封建衰世，此种弊病的危害性日甚一日，以致引发了“礼教吃人”的呼声。故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比较集中于轰击束缚人性的封建礼教。张扬个性、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成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从西方输入的“自由”、“平等”等概念，在现代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极具“魔力”，当然它们也的确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就此而言，中国文化已接纳了新鲜的血液，焕发出青春朝气。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片面地强调人是独立的个体，同样不足为取。假如完全把人从社会关系中脱离出去，“自由”云云岂不成为海市蜃楼？因此个人与社会之间应保持一种和谐的发展关系，这正是需要“重建礼仪之邦”的有关理论和实践加以探索和处理好的。
总之，新时代的礼仪之邦具有“新”的特点。不过，若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尤其是中国文化发展不曾间断的特性看，这“新邦”其实又是“旧邦”。其间的关系，或可用《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来表述。
“礼仪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客：你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今日重建礼仪之邦，要注意三个方面的工作：1、立足于现实生活，从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敏锐、 健全的生活感受出发，逐步建立与国家法规相符相合的各种礼仪规范，形成与现行制度和生产力相适应的人际关系及各种道德观念。2、 继承和扬弃中国古代的礼文化，从传统中汲取有益的资源。3、借鉴、 参照西方礼仪文化中有价值的各种经验和规则。我愿闻其详。
主：为了阐述的方便，我倒一下顺序，先谈第三点。
西方社会的发展先中国一步，甚至几步，这就决定了它的大到国事活动、小至个人交往中的礼仪规则、行为准则，有值得我们借鉴或仿效的内容。至于那些已变成国际惯例和通则的，更应学到手。这是今天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时势所要求的，是“与国际接轨”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如此说法远不能说明中国为何要学习西方的礼仪文化，尤其是个中的一些深刻原因。为此，我们不妨通过回顾历史来作一番观照。
百多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巨变，从小农宗法社会跨入准现代化的社会，是与有了西方这个新的参照系，并向它学习、引进了大量的新东西密切相关的。在这过程中，从西方引入了不少的礼仪、行为规则和部分生活方式，这对改造旧文化、旧观念，移风易俗，创建新的文明社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前面曾提到现代中国人接受了“自由”、“平等”、“民主”等来自西方的新思想，这些价值观念有时就是附着于某些西方行为方式的推广而得以传播，并逐渐深入人心的。民国初年废除跪拜礼节，易以鞠躬、握手，在称呼上倡导以“先生”取代“老爷”等等，即是其中的显例。传统小农宗法社会留下的不少礼俗，往往是在西方礼仪习俗的比照下显出其“陋”性，进而被革除的。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输入西方礼仪文化有助于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
诚然，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与几十年前的情况已大不一样，但通过向西方以及所有的优秀文明学习，来取长补短，提高国民素质、文明修养和生活质量，仍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诸如学会重视隐私权，加强时间观念，制定“一米线”，倡扬“女士优先”，以赠送鲜花表达心愿，等等，就可以感受到，这些带有“舶来品”印记的生活准则、行为方式，正在潜移默化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中国和中国人。毫无疑问，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可趋向是明确的。
环视今日社会，在我们的仪表举止礼仪、言谈礼仪、往来礼仪、通讯礼仪、馈赠礼仪、集会礼仪、宴会舞会礼仪、服务礼仪以及商务礼仪等各个方面，都已吸纳了大量的外来文明的因素，它们是东西文化交融的产物。这种融合还将继续。
不过讲到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件事，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深化我们对问题的思考。
我带着两个来自韩国的研究生，她们初到中国时，一度曾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的现状所惊诧。她们不仅看到了许多缺乏教养、与“礼”相悖的现象，同时还感到中国在有些方面太接近于美国，比如学生在教师面前竟如此那般的随便，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抽烟，全不讲“师道尊严”。这恰恰违背了传统的东亚社会最为讲究的一点，而这传统的发源地又是在中国。她们不解。在韩国（还有日本），师生之间（以及长幼之间、上下之间）至今仍保留着一套严格的礼教。这两位韩国学生是深为母国作为“东方礼仪之邦”——这是韩国长期以来享有的雅誉——而自豪的。
这就牵带出一个值得深长思索、事实上也是一直在讨论不休的问题：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该如何处理好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又在多大程度上保留民族特色？韩国留学生指出的中国在有些方面“太”像美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她们的这个观察，我们或许还只能作为一种事实判断加以接受，尚不要急着作出价值评判。然而听听来自这方面的意见，多看看、多想想，对于更好地设计前景，却绝对有益处。
“扶正祛邪”：开掘传统礼文化的资源
客：是不是因为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你一直比较注重探讨如何从中国的传统中吸取资源？
主：不，不是这样的。我刚才已说了，向西方学习，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只不过这样说也不否认继承优良传统的重要性。传统礼学中的如下几点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礼仪之邦就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
其一、强调礼是文明与修养的象征，是人之为人的标志。《诗经》里把“礼”和“仪”比作是人的“体”和“皮”。《礼记》也说：“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
其二，应区分礼之“仪”与礼之“义”，注重礼的精神。《左传》曾批评昭公等人只会玩一些礼的繁琐形式，却把礼的根本给丢失了。返观当下的“礼仪文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流于形式，缺乏“礼义”的支撑，比如大讲排场，搞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摆花架子。因而，如何在“礼仪文化热”中清醒地思考一下礼仪的精神内蕴和价值定位问题，就十分必要。
其三、追求“和”与“中”。古人将“和”与“礼”对讲，最初可能是出于礼着重于强调“分”，即讲究亲疏、贵贱、尊卑等级分明，所以想以“和”作一种制约与补充。可久而久之，“和”的精神融入到“礼”的深层结构中去了。今人继承、发扬“和”的精神，有助于消弭现代人因人际关系疏远而带来的孤寂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紧张关系。要求得“和”，需善于把握“中”。“中”追求的是平衡与协调。这就与“和”相通了。
其四、“情理合一”、“情理圆融”的生活导向。在古人眼里，礼即“理”，进而形成了“以理（礼）节情”的倾向。虽然，这一倾向易于引来压抑人情、人性自然流露的负面效应，可这个命题本身并不错。况且，在中国文化中其实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容易导致反向的（对压抑人情而言）弊端的潜质，即过于讲究顺应人情，以至“人情大过王法”。对此，有人称之为“以情制理”，并认为它是妨碍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重要原因。
将“礼”、“理”、“情”这三者打通以后，就不难体味到，合礼的要义，在于合情、合理。合情合理意味着：依照常情常理而有所为；怀揣“天理良心”而有所不为。
其五、通过教化的手段，达到他律与自律的统一、相济。传统礼教倚重于教化的手段，力求“化民以德”，“化民成俗”，即将道德理想、行为规范落实于个人和社会生活，进入他律、自律相济的境界。
其六、基于血亲、地缘关系并由此推展开去的社群意识。尽管血缘关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已越来越弱，然而时至今日，从普遍的意义上讲，血亲关系仍然是人类最直接、最自然也最易于沟通的人际关系。
同样，地缘关系在现代社会也未失去应有的意义。大而言之，热爱祖国；小而言之，热爱家乡，以及建设精神文明小区。古人很重视乡里社会的建设，尤其是宋代以后，围绕编订乡礼、乡约，乡村的综合治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许多大知识分子也积极地投身于这项事业。
肯定亲情、乡情、邻里之情在现代社会应有的地位，可以使现代人多保留一点淳厚的人际关系，以弥补因科技、经济、商业高度发达而引致的人际疏远，心灵孤独等种种缺失。
客：我插一句。正像你曾说过的，传统礼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对精华当然要继承、吸收，可糟粕呢？要知道，精华和糟粕往往是共存一体的，它们瑕瑜互见，很难将其割裂开来。
主：在我看来，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中医所讲的人体中的“正气”与“邪气”。它们虽共存于人体内，却绝非一定是“瑕瑜互见”，“正气”完全可以压倒“邪气”。当然如果“正气”不抬头，“邪气”也会趁机占上风。“文化大革命”时候，对传统采用铲而除之的办法，结果呢，表面上传统似乎消逝了，但在深层，由于传统中的“正气”被严重销蚀，“邪气”——特别是传统政治生活中的糟粕，却反而变本加厉、肆意作虐。历史的经验教训极其惨痛。因此，正确的思路和策略，应该是“扶正压邪”、“扶正祛邪”。这就需要有这方面的自觉的意识，同时还要能够分辨精华与糟粕。这就是人文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所在。
学一学“发乎情止乎礼义”
客：这比喻很新颖，也挺有意思。现在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是不是请你接着就应该注意的第一方面的工作谈一谈。
主：这第一方面的工作，由重建礼仪之邦的基本出发点所决定。礼仪之邦的特点之一，是有序化、条理化，规范化，这就有赖于一套适宜的道德观念、人际交往的原则和行为规则来加以体现，并得到维持。但要注意，新秩序、新规范的确立，绝不依傍于某些陈旧的观念，更不是要搞成一套具有独断论色彩的话语系统和操作规程。因此需要培养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健全的判断力，以此来辨识是与非、真、善、美与假、恶、丑。换言之，一切都应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具体的原则，似可概括为合法、合情、合理。“合法”就毋庸多说了，这里着重就“合情”与“合理”作一些说明。
本世纪以来，中国人对“情”、对“理”可谓既熟悉又陌生，并且程度不等地丧失了对它们真切、敏锐的感受。首先，世界在变，生活也在变，“情”与“理”随之也变（当然有不变的内容）。然而这并非主要的原因。重要的在于，战争、贫穷，纷纭复杂的党派、宗派间的矛盾、斗争、倾轧，高度的政治化、意思形态化，使“情”、“理”不复有妥善的安顿之处——在人的心里，在社会的制度里，在应该能够得到的公正、正义的保护之下。故尔，自改革开放以迄今日，伴随思想解放、制度变迁、文化启蒙、经济起飞，中国人就“挡不住地”重新向常情常理复归。从常情常理出发，重新看世界、看过去、看未来，重新规划我们的生活。这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
由于复归于常情常理，也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机缘”，人欲被催醒了，并大有急遽膨胀和泛滥之势。值此之际，向古人讨教一点智慧，学一学“发乎情而止乎礼义”，以及“以理（礼）节情”，我想非但是必须的，而且还是很急迫的。但这不是提倡回到封建末世的做法上去。因为封建末世的“以理（礼）节情”背后，包含着的很可能是要从根子上将“情”锄去的企图。清代戴震说后儒“以理杀人”，吴虞、鲁迅怒斥“礼教吃人”，正是冲此而来的。我们讲的合乎礼义，目的在于合情、合理，即“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以“理”（礼，常理与天理）行事。
合情、合理，应该成为今人重建礼仪规范的一个原则，成为推动“礼仪文化”发展的一个支点。同时，它还是身处礼仪之邦的现代中国人所崇尚的一种生活境界。自然，我们所说的情，是正常、健康的现代人的“情”；理，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合情合理地生活，意味着：一，依照常情常理而有所为；二，怀揣“天理良心”而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