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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余年统计教材编写史
（一）清末与民国时期
中国的统计教育源于清末，统计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反映了不同时期统计教育与教学的状况和水平。下面是统计教材与教学的几个“第一”：
第一本概率论译著《决疑数学》(Probability)，是1897年（清光绪23年）由上海飞鸿阁出版。该书由英国学者傅兰雅(Fryer.J.)口译，清数学家华蘅芳先生笔述。原书由英国学者Galloway所著。共十卷。卷首为“总引”，卷一至五为古典概率；卷六为人寿概率；卷七为定案准确率；卷八为大数；卷九计算了彗星轨首平面与黄道平面交角的概率并介绍概率曲线；卷十为最小二乘法。《决疑数学》阐明概率论作为数学工具在研究社会问题中的作用。
第一门正式开设的统计学课程，是1902年按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在商科大学正式讲授的《统计学》，使用的教材是由日文翻译的，课程由日本和中国教师共同承担。
1903年，日本社会统计学家横山雅男先生所著的《统计讲义录》被译成中文，并成为我国最早的统计学教材。全书共上、下两卷，上卷为总论，包括统计学的历史、定义、研究方法、统计的法则、统计及统计学的分类、与统计学有关之诸学、统计机关等；下卷为分论，包括人口统计、道德统计、经济统计（农、工、商）、国势统计（财政、军事）、教育统计等。这部教材，在中国早期的统计教学中影响深远。
1907年，我国统计学者彭祖植先生根据日本生木政之助讲授的《统计学》和其他学者的著作编译了《统计学》，作为天津丙午社在日本东京编印的政法丛书之一被出版，两年后又在国内政法学社出版。全书的框架和内容仍是介绍社会统计学的理论体系。
1909年，横山雅男的学生沈秉诚博士以其老师的讲义为蓝本，编写了《统计学纲要》，在日本东京出版。该书的结构和所含内容与《统计讲义录》基本相同。
民国初期，我国统计学界涌现出一批统计学译著，主要有：
1913年，著名统计学家顾澄翻译了G.U.Yule于1911年出版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Statistics》，该书是继《决疑数学》之后我国引进的又一部系统反映英美数理统计学说的统计学著作，它不仅适于统计问题的研究，亦便于广大读者系统了解统计方法。
1929年4月，南开大学宁恩承教授翻译了W.I.King的(Elements of Statistical Methods)(1911)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植泉博士的译著《统计学原理》，是万有文库第2集，有汉译世界名著之称。原著为A.L.Bowley于1901年所著《Elements of Statistics》。
1941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李黄孝贞和陆宗蔚合译的《统计方法》，作为大学用书。原著为美国学者F.C.Mills于1924年所著《Statistical Methods Applied to Economics and Business》。
1944年1月，行政院主计处统计局局长、著名统计学家朱君毅博士翻译出版了美国纽约大学H.Arkin与R.R.Colton合著的《统计方法大纲》，由正中书局印行。该教材属大学各科大纲用书，有两大特点：第一，它以18种英美大学标准统计教科书为蓝本，删繁就简编写而成；第二，书中的统计方法并非只就某一专门学科单纯发挥，而是兼收并举经济、商业、教育、心理、生物、生命等各种统计方法。
上述各类教材的引入，是对我国统计高等教育教材体系的重大补充。
上世纪30年代前后，我国统计学家除大量引进国外著作，还着重编著一批统计教材，旨在系统传播英美数理统计学和德国社会统计学的学科体系，主要的统计理论和方法教材有：
1925年，陈其鹿博士著《统计学》，作为新学制高级商业学校教科书，系统介绍了统计学基本理论。由于作者曾留学英美，并主修商科，因此在书中还着重介绍了各类物价指数的编制及商情预测等内容，该书得马寅初先生作序，评价甚高。
1927年，王仲武博士编著出版《统计学原理及应用》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作者根据多年从事统计工作及教学经验，并吸取欧美统计学著作的精华，完成此书。
1927年9月，广州私立广育统计学校创办人之一、广州大学陈炳权教授编著了《统计学概要》，由广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整体结构与王仲武的《统计学原理及应用》大体一致，并增加了物价指数、恒差、月差、商情循环及预测等内容。
与上述结构体系相同的此类教材还有许丙汉博士编译的《统计学概要》（1930年2月，北新书局出版）；陈炳权教授编著的《统计方法》（1934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唐启贤博士编著的《统计学》（1931年上海黎明书局）；艾伟教授的《高级统计学》（1933年商务印书馆）；国立上海商学院金国宝教授所著的《统计学大纲》（1934年，商务印书馆）；刘鸿万教授编著的《统计学纲要》（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作者刘鸿万曾留学日本、德国，30年代后回国在清华大学兼任教授，讲授统计学课程。他根据自己的学习、研究和教学经验，将社会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个学科体系以一个完整的形态传授给国人。
1937年，芮宝公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统计教学经验，编写《统计学概要》，并在上海复旦大学、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及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讲授。该书由中华书局发行。
1943年，褚一飞教授的《统计学概要》由重庆天地出版社出版，该书为中华经济统计研究所丛书，书后附总裁关于调查统计之训示、统计与建设、行政统计与统计行政等7部分。
此后，王思立教授的《统计学新论》（1947年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陈善林教授的《统计学》（1947年中华书局）和朱君毅教授的《统计学概要》（1948年正中书局）也分别出版发行。这时统计教材的框架体系基本成型。
1948年5月，国立复旦大学薛仲三教授所著《高等统计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普通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之间有承上启下之功，作者着重处理了与普通统计学密切衔接以及使其不与数理统计学科内容发生冲突的关系。
1933年6月，上海复旦大学毛起骏教授著《社会统计），世界书局出版。该书为统计学在社会研究中应用的代表作。此书编写目的在于鼓励人们运用统计方法和统计资料研究社会问题。这本教材具有很强的实际指导作用。
1934年5月，汤鸿翁教授根据高中师范科教育测验与统计课程暂行标准，编著了《教育统计学》，由大华书局出版。该书为简易师范学校教科书。
1935年7月，国立复旦大学商学院统计学系主任李蕃先生著《人口动态统计方法》，南京正中书局出版。作者毕业于法国巴黎统计学院，回国后从事人口统计研究，书中着重介绍了有关人口的实际统计方法，很具实用性。
1935年10月，吕仁一教授编著《统计及商业调查》，上海大东书局印行。此书适用于专科学校及大学经济系。
1935年6月，广东中山大学农学院罗大凡教授编著《数理统计学》，上海北新书局发行，该书多采用日本学者成实清松之说，并参考G.U.Yule、A.L.Bowley、F.C.Mills、W.I.King等英美学者及朱君毅、金国宝、褚一飞、李蕃、唐启贤等国内学者的著作编写而成。
1936年1月，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调查统计学教授陈毅夫著《社会调查与统计学》，由无锡教育学院刊物发行处发行。作者积多年统计调查研究的教学经验，并在收集我国重大社会问题资料的基础上编著而成。
1937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王书林教授所著《教育统计学》，该书为大学丛书。虽然书名为教育统计学，但其内容体系仍属普通统计学，未突出教育统计的特例。
1941年，中华印书局印行了行政院统计室主任唐启贤先生的《指数之编制与应用》，为了将指数理论系统引进中国，作者编著此书。该书是专门介绍指数理论及其应用的大学用书。
1941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成和教授编写的《实用工商统计续编》，该书是作者1936年出版《实用工商统计》（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书的续编，为当时的大学丛书。
1943年12月，财政部全国财务人员培训所印发了杨寿标先生编写的《财政统计》。该讲义理论联系实际设置体系，分总说和目前办理的几种重要财政统计概况两大部分。
1943年2月，重庆南方印书馆出版了北平中国大学吴藻溪教授的《经济统计学》，它是第一部在我国完整介绍后期德国社会统计学派经济统计理论的统计著作。书中着重论述了经济统计学的意义；明确提出统计学不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而是一种辅助其他学问的研究方法，这一认识反映了社会统计学新派对我国统计界的影响。
1946年，中华书局印行了沈有乾先生的《实验设计与统计》一书，该书以讲座的形式汇编成册，包括12讲，介绍了实验设计和统计分析的基本方法。
1948年9月，中央大学医学院、华大医学院统计学教授郭祖超编著《医学与生物统计方法》一书，上海正中书局印行。书中大量列举了医学方面的统计资料，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二）解放后到文化革命（1949～1977）
解放之初，新中国大学仍然沿用解放前的统计教材。1952年前还新编出版了一批教材，其体系基本上是欧美统计学的模式。
1950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金国宝教授的《统计学》。此书是1937年出版的《统计学大纲》的缩本，将数学理论部分删除，适用于商科高级中学或师范学校。
1950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上海复旦大学薛仲三教授的《普通统计学》。作者连续七年讲授统计学课程，教学经验丰富，且在规划内容时，接受了金国宝等同仁的指正，可以说该书是国立复旦大学统计学系全体师生的集体作品。
1950年10月，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发行了上海国立交通大学教授王思立编著的《统计学》。该书参照解放前同类书的构架，力求精简和联系实际，为专科及大学统计学专业教材。
1950年，商务印书馆再版了国立上海商学院金国宝教授1934年所著的《统计学大纲》，作为大学统计教学用书。后1992年该书以1936年的影印版再次于上海书店出版。
同年，勾适生先生编著《统计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在全国范围内对英美统计理论展开批判，就是从对该书的评论开始的。
1951年，薛仲三教授的《高等统计学》再版，同期邹依仁教授也出版了《高级统计学》。
1952年，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出版了朱祖晦教授的《统计学教程》，根据以往经验，作者在序中强调：学统计学必先学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统计学家必读之书。
1951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经统计会议上，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说：“我们要实行国家的管理与监督，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统计学，而只能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的、以马列主义所武装的统计学。”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统计学界开始学习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统计学，批判资产阶级统计学，出现了一批翻译的苏联教材。
1950年12月，人民大学统计教研室苏联专家H·廖佐夫著《统计学原理》，该校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人民大学成立后组织翻译的首批介绍苏联社会经济统计理论的大学教材之一，1953年被高等教育部推荐为高等学校教材。该书主要阐明了苏联马列主义统计学的基本理论；还系统介绍了苏联统计学30年来的成就及列宁、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统计学的贡献，并批判了英美的资产阶级统计理论，阐明苏维埃统计学是世界上最先进、进步的统计学，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的基本思想是统计学是一门有阶级性、有党性的社会科学。本书作为介绍苏联社会经济统计理论的首批教材，对后期中国学者自编的统计教材产生很大影响。
1951年5月，C·奥斯特鲁莫夫教授所著《新统计学概论》一书，框架体系与H·廖佐夫的《统计学原理》基本相同，该书编写目的在于肃清资产阶级统计学的影响。
1954年8月至1955年7月，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苏联中央统计局组织27位统计专家集体编写的《统计理论》。此书在1954年苏联召开的统计科学会议上获得好评，会后进行修订，于1956年出第2版，中国统计出版社于1957年翻译出版。该书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是排斥数理统计学，确立社会经济统计学生导地位的代表作。附录中附有“关于统计学的讨论总结”，“苏联统计学科学会议决议”，“莫斯科经济学院对《统计理论》的讨论”等。苏联统计科学会议的召开和该书的引进，在中国统计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使统计教材在很长时间内只注重革命性，忽视科学性，影响了我国统计理论和统计工作水平的发展。
此间，还有许多著名苏联统计学著作由东北统计局翻译出版，成为当时统计干部的主要教材。如叶若夫著《统计学教程》（1950年人民出版社），沙文斯基著《工业统计学教程》（1951年东北统计出版社），廖佐夫著《贸易统计学》（1955年人民大学出版社）等等。
在学习、消化、吸收前苏联统计学理论的基础上，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编写了一批统计教材。
1955年，人民大学工业统计教研室编写的《工业统计学讲义》（上、下两册）和统计学原理教研室编的《统计学原理讲义》由人大出版社出版。其体系完全仿照苏联的教材蓝本，内容也基本相同。
1956年3月，统计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徐前、江昭、林富德、郑尧、刘新、周复恭合编的《统计理论一般问题讲话》，该书对1954年的原稿做了较大修改，并增添若干新讲题。这本书连同《统计学原理讲义》一书所构架的内容体系成为“文革”前财经类高等院校统计学专业统计学原理教材的基本模式。
1956年，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编写《工业统计学讲义》，基本建设统计司编写《基本建设统计学讲义》，人民大学农业统计学教研室编著《农业统计学讲义》，商业贸易统计教研室编写《中国国内商业统计学讲义》。至此，我国出现了一批自编的专业统计教材。
1957年4月，统计出版社出版了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徐前、戴世光、于涛等编写的《经济统计学讲话》。该书是《统计理论一般问题讲话》的续篇，编写初衷是系统、通俗、简要地介绍经济统计学的一般知识，后成为财经院系经济统计学影响力较大的教材。
1962年，人民大学统计系编写的《统计学讲义》，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当时统计教材中国化的代表作，曾广泛用于全国高等财经院系的统计学专业。该书内容设置明显受苏联《统计理论》一书的影响，这本教材直到80年代初期仍有使用。
1975年2月，厦门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教研室编写了《统计基本理论》。此书将抽样调查原理和运用作为附录列出，介绍了抽样调查基本原理，抽样误差，抽样调查在农产量及工业产品质量等方面的运用。
（三）改革开放至今（1978～2003）
1978年12月国家统计局在四川峨眉召开了《全国统计教学科研规划座谈会》，针对当时统计教材奇缺的情况，确定了“全面规划，统一领导，分工协作，三年完成”的原则。拟定了《统计教材编写和科研工作规划》，并据此制定了13种统计教材的编写方案。1979年8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财经教育工作会议”，也制定了高等学校统计教材编写规划，在13种教材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种。
1979年5月，在教材规划制定之前，为解决统计学教材缺乏问题，人民大学统计系以1959年的《统计学讲义》为基础，编写了1979年版的《统计学讲义》。其主要内容（包括引用的资料）基本未变，在原理部分增加“抽样法”一章，内容选自厦大1975年编写的《统计基本理论》。
根据“峨眉会议”的建议，厦门大学、四川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天津财经学院、辽宁财经学院等单位编写了《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198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79年春，北京举行全国经济学规划会议，在人口学科规划（草案）中确定编写一本《人口统计学》，由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负责。1981年3月，刘铮、邬沧萍、查瑞传合编的《人口统计学》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1年10月，《工业统计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此书在国家统计局组织领导下，由全国13所高等院校集体编写。同期，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商业统计学》。
1981年7月，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所著《统计学原理与工业统计学》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是财经院校非统计学专业的统计教材。1982年8月，钱伯海教授所著《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本书吸收了国外先进经验，加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是为高等学校开设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课程编写的第一本教材。
1981年11月，现代数学基础丛书之一，陈希孺院士所著《数理统计学引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它面向数理统计和概率论的研究工作者及大学教师和学生。该书的宗旨是用严格的数学语言，对数理统计学的基础做一个较为详细和较能反映本学科现代面貌的介绍。
1982年6月，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另一部现代数学基础丛书，张尧庭、方开泰所著的《多元统计分析引论》。在80年代初期，系统介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的著作极少，理论与实际应用并重的书几乎没有，该书的出版弥补了这一不足。
按照“峨眉会议”的精神，1979年国家统计局的教材规划中确定编写一本《数理统计学》，并委托湖北财经学院李茂年、周兆麟主编，该书于1983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介绍了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1984年5月，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了杨增武、傅春生、徐前等教授编著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讲义》，本书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类各专业公共必修课统计学原理课程的教材。
1984年5月，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教科书》。本书是根据我国统计工作的实践经验，借鉴外国适合我国需要的统计方法、理论，在《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按照“峨眉会议”精神，该书在体系、内容等方面做了一些新的探索，尽可能吸收了数理统计学中可供社会经济统计运用的方法，并力图使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该书由人民大学主编，天津财经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四川财经学院副主编，厦门大学主审。
198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人民大学戴世光教授主编的《世界经济统计概论》。这本教材系统介绍了国外经济统计的制表和计算方法，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统计的改革和发展。
同期出版的教材还有：1986年郑尧编写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研究》、朱景尧编写的《世界经济统计》；1987年袁寿庄主编的《社会经济统计学概要》；1988年袁方主编的《社会统计学》、黄良文编写的《统计理论与方法》；1989年于涛编写的《国民经济统计学》等。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翻译和引进的几本教材对文革后的统计专业学生了解现代统计学的学科体系和主要内容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影印的胡孝绳的《统计学》（1980年）；颜金瑞翻译的日本山根太郎的《统计学》（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戴世光、林懋美、周复恭等翻译的美国R.D.Mason的《工商业和经济学中应用的统计方法》（1984年人民大学出版社）；闵庆泉、崔书香、肖嘉魁翻译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82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张尧庭和吴辉翻译的美国W.G.Cochran的《抽样技术》（1985年），这些书的翻译出版对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和统计抽样调查的理论。教学和实践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8年成立了“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承担了制定规划、组织编写、出版、评奖及推荐使用优秀教材的工作。根据《“八五”规划》的要求，这一时期统计教材建设工作遵循“先编写教学大纲，后编写教材”的原则，通过教学大纲，明确界定出统计专业各主要专业课程的教学目的、要求和基本内容，从而达到统计教学内容和统计人才培养目标的规范化。同时，教学大纲也可成为评价统计教材质量高低和进行统计教学质量评估的重要依据。
1993年7月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召开青岛会议，确定编写与大纲相配套的12本本科教材，作为“八五”规划教材。这批教材从1995～1998年由中国统计出版社陆续出版。
1995年7月编委会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会上制定了“九五”规划教材及“九五”国家级重点高等院校统计学专业教材。
为了把国外最好的统计教材直接引入我国，以促进国内教学和教材水平的提高，从1993年起，国家统计局聘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刁锦寰教授、密西根大学统计系吴建福教授、美国农业部统计处主任胡善庆教授、香港城市理工学院统计系陈乃久教授担任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外籍顾问，拓宽了解国外统计教材信息的渠道。同时，编委会还筹备组织国内专家学者从事一整套的“现代外国统计学优秀著作译丛”翻译出版工作。这套15本教材是一批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并对我国统计教学和统计工作具有较强指导作用的优秀译著。它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国外统计学的发展情况，较好地反映了当代国际统计科研和教育的主流，涉及到统计学最主要、最基本的学科领域，而且教材之间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
在组织翻译的同时，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还组织引进了一批外国优秀统计学系列丛书，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影印出版，作为学生的专业英语教材，以鼓励学生直接阅读原著，提高专业英语水平。
我们简要回顾过去一个多世纪我国统计教材建设与发展的过程，所列教材仅仅是各个时期众多教材的一些代表，难免挂一漏万。统计教材发展三个时期的历史实际上是我国统计教育从引进并逐渐与国际同步、经受苏联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挫折、拨乱反正并奋力追赶国际先进水平整个历程的缩影，回顾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明确方向、少走弯路、今后走得更快更好。
二、加强统计教材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教材与教学
好的教材既是科学研究的成果，也是长期教学磨练的结晶。教材离不开教学。在统计教学内容基本成熟的今天，好的教学效果主要取决于好的教材和科学合理的教学法。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课堂上教学效果可能完全不同。例如：怎么样讲好自由度？怎样讲好抽样分布？怎样讲好P值等都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笔者在2000年8月7日到11日赴东京参加了国际统计教育学会(Internationa Association for Statistical Education,IASE)的一次圆桌会议。与会者是来自25个国家的46位统计教授。会议是一次闭门会议，4天时间主要围绕统计教学内容及统计教学方法进行深入讨论交流。每位与会者先就自己的教学体会发表20分钟演讲，然后针对发言与会者进行20分钟的深入探讨。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类型学校的教师介绍各自的教学经验及教学法研究成果，会上会下交流十分深入。给笔者感触最深的是国外同行们对统计教学的认真和痴迷，常常对某个概念如何讲好而争论不休。看得出，他们是真正热爱统计教学的，而我们国内各种统计学术会议还很少见到对教学法的深入研究。翻开美国统计学会的教育杂志(Journal of Statistical Education,JSE)，文章主要是讨论统计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法的。例如一篇文章介绍为了帮助同学真正理解抽样分布这一概念，老师让同学们拿出25美分、10美分、5美分和1美分四枚硬币作为一个总体，然后随机从中抽出两枚作为一个样本并计算样本两枚硬币的均值，如1美分和5美分的均值是3美分。这样有放回地不断重复抽样，由所有可能样本均值组成的分布就是抽样分布，由此就可以直观理解并比较总体分布和抽样分布的特征了。
现在，在我国与统计高等教育有关的学术团体主要有全国统计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主管）、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国家统计局主管）和中国统计教育学会高校分会（国家统计局主管）三家。全国统计教学指导委员会主要是研究制定统计学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对统计教育的指导比较宏观。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应该扩大其职能，因为教材与教学法的研究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当然，中国统计教育学会高校分会应当承担起教学法研究与交流的任务，以实实在在地推进统计教育的发展。
（二）统计专业教材与非统计专业教材
作为统计学专业的教材强调扎实的数学基础和统计方法基础，概率论、数理统计、回归分析、时间序列、抽样、多元分析、实验设计、非参数统计等都是本专业不同的课程，因而也就需要相应的教材。统计学专业教材强调逻辑性、严谨性、科学性及系统性，也需要必要的推导和证明，给学生打下扎实的基础和必要的训练。作为专业学生，除了要熟练使用统计应用软件（如SPSS,EXCEL等）以外，还要学习掌握专业软件（如SAS,S-PLUS等）。
非统计专业教材是统计学以外其他专业（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法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等）所使用的应用统计教材，强调的是应用背景、条件、统计思想和科学解释等，特别是和计算机相结合，应用统计学教材一般应有比较强的针对性，通常将多种方法综合在一本教材之中，且回避了方法的证明和过程的推导，辅之以大量的应用案例使读者能够学会正确应用统计方法解决本专业领域的数量分析及数据处理的问题。
在我们经济类统计学专业院校当中，还有相当数量专业使用的是为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编写的应用统计学教材，即数学基础还不够强，方法训练还不够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其统计学专业特长与经济和管理专业学生比较并不突出，在社会人才市场的竞争中没有优势。国外人才市场经过数百年的竞争，使大学各专业及课程的设置都能体现各自的特色，统计学专业的毕业生以其扎实的数学基础、熟练掌握各种分析方法及很强的数据处理分析能力而在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上倍受青睐。在我们翻译的15本国外优秀著作和教材中，绝大多数是为统计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而编的。而刚刚影印的7本英文原版教材中，也都注明了教材的使用对象。为不同的对象编好不同的教材，是我们教材编写中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三）用好国外优秀教材，慎编新教材
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翻译的15本教材和最近影印的原版教材，以及其他出版社翻译影印的统计学教材为我们编好教材提供了范本，同时也为我们教学直接提供了教材。教育部提倡直接使用英文原文教材或翻译教材，不断提高双语教学比率。作为方法论科学的统计学，应该更多地使用国外优秀教材，逐步与国外接轨。
在编写新教材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好的教材是长期教学实践的总结，也应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国外，好的教材都是不断完善，一版再版的。例如我们熟知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在1979～1982年由高鸿业教授翻译过来时是第10版，而今天已经发行到第16版。一般来讲，一本教材使用一段时间后，都会发现一些问题，数据、案例和材料需要更新，就需要修改再版。一般而言，再版次数越多的教材就是越好的教材。要编写一本新教材，没有三五年的教学实践基础是不行的。建议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今后将工作的重点逐渐向完善再版好的教材上过渡。
（四）教材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学习我们教材的学生在统计学专业上多是一张白纸，我们教材上所说的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都会被全盘接受，通常我们编写教材的老师并未意识到教材对学生一生可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我们本身知识体系的欠缺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粗心和不慎都会对学生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强调慎编新教材的另一考虑。教材应该展示统计科学的体系，至少应该体现科学性和规范性。然而现在市场上相当多的统计学教材大同小异且错误百出，特别是一些明显的错误在新教材中不断地被复制传播，其危害就更大了。
（五）教材内容应与时俱进
适应应用统计的需要，特别是计算机科学的飞速发展，与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非统计专业统计学原理的内容应该有较大的调整。如果对照国外同类教材，就不难看到这方面的差异。下面仅举几例：
第一，假设检验应着重介绍基本原理、两类错误和P值，而不再花很多精力讨论经典方法的步骤，如事先确定α值，确定临界值等。因为P值的计算越来越方便（计算机所有程序全部给出P值），只要用P值与要检验的α值比较即可做出检验决策。
第二，由于计算机处理数据已经十分方便，教材中传统的利用手算的一些简捷公式和方法已经过时，如：计算标准差的简捷公式
不论是计算机程序还是带统计功能的计算器，都可由数据直接计算标准差或加权的标准差。又如回归方程的简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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