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制度与人均收入：基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考察_人均收入论文

地理、制度与人均收入：基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均收入论文,发展阶段论文,地理论文,制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解释人均收入水平的国际差异是经济学研究中长盛不衰的话题，其中关于地理因素还是制度因素决定了长期人均收入的争论尤为引人注目。然而，这一争论的双方都隐含着一个关键假设，即人均收入的决定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是相同的。本文检验了这一假设，发现在不同发展阶段，人均收入的决定因素并不相同：地理因素主要决定了农业国的收入差异，而制度因素则主要决定了工业国的收入差异，这有助于解释这类文献中一些相互抵触和矛盾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发现一国的工业化与否，或者是否能更早进入工业国的行列，则更可能取决于地理或制度以外的因素，这为解释中国高速发展之谜提供了启发和突破口。

      众所周知，不同国家的人均收入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图1和图2分别描绘了1990年和2010年人均收入的全球分布。我们将所有国家分为5个档次，颜色最深的为最富裕的20%的国家，而颜色越浅表示该国越贫穷。可以看出人均收入的区域分布模式在20年间基本保持稳定：欧洲和北美、澳大利亚最为富裕，南美和亚洲居次，而非洲最为贫穷。如果我们比较2010年最富裕的国家(摩纳哥)和最贫穷的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它们的人均收入相差将近700倍！

      

      图1 1990年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数据来源：World Bank Database

      

      图2 2010年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数据来源：World Bank Database

      为什么一些国家如此富裕而另一些国家如此贫穷，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表现？这也许是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来经济学中最为重要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一种古老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由地理环境决定，一般被称为“地理决定论”。这种观点的早期论述见于Bodin(1533)，Montesquieu(1748)以及Myrdal(1968)等。Diamond(1997)用新的人类学和生物学证据重新阐释和支撑了这一古老观点。他认为，大陆地形和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的分布不均，导致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和传播方面的差异，并最终导致了不同大陆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这意味着长期经济表现最终取决于地理因素。

      近年来，这一话题重新激起了许多学者探讨的热情。例如“制度学派”认为，产权制度和对政府权力的合理限制是决定长期经济表现的唯一重要因素，地理因素仅通过制度因素起作用(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Easterly and Levine，2003；Rodrik et al.，2004)。而以Sachs等为代表的“新地理学派”则持有一种更为综合的观点，认为除了通过制度起作用之外，地理因素也直接作用于长期经济(Sachs，2003；McCord and Sachs，2013)。除了制度因素和地理因素之外，其他与长期经济发展相关的因素诸如文化、政策、人力资本和特定历史事件等也被不同的学者所强调(Glaeser et al.，2004；Becker and Woessmann，2009；Tabellini，2010；Jedwab and Moradi，2012)。

      这一系列研究识别出了影响长期经济表现的一些重要因子。但由于数据的限制，这些研究一般使用国家截面数据，这种分析方法意味着对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施加了均匀性的条件。首先，使用国家数据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国家内部地区间的异质性，这使得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难以区分。一个改进的办法是将分析单位限制在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相似的国家行政边界上，从而分离出国家制度的影响。例如Michalopoulos and Papaioannou(2014)利用非洲国界线在殖民时期划分的任意性，来分析国家层面的制度对于国界线两边地理和文化类似族群的影响。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发现，国家层面的产权保护制度并不能解释国界线两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其次，使用截面数据混合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因此暗含着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导致经济发展的关键条件都相同的假设。存在一种合理的可能是，在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经济发展的要素并不相同。例如，在传统农业社会，不同的水土和气候条件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进而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潜力。有观点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热带地区有着独特且效率较低的农业生产技术，这种劣势最终造成了热带地区经济的落后(Sachs，2001)。但应该注意到，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国家，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就不可避免地减弱了。新加坡和香港虽然处于热带，却完成工业化而逃脱了“热带诅咒”，在战后一跃成为富裕国家。这些观察表明，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混合起来分析其经济表现的决定因素可能会造成有偏的结果。

      本文着眼于探讨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决定其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我们将国家样本分为农业国和工业国两组。因此，人均收入的国际差异被分解为3个部分，即工业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异、农业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异及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收入差异。在此分解的基础上，我们考虑制度因素和地理因素对每一类收入差异的解释力。我们发现，地理因素能够很好地解释农业国之间的收入差异，而工业国之间的收入差异主要取决于制度因素。因此，当观察整个样本时，一方面，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而导致有偏颇的经济政策指向。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是否成为工业国这一变量，地理因素而非制度因素具有显著的解释力。这表明，良好的地理环境条件是跨入工业社会的入场券，而在工业化国家中崭露头角更需要健全的制度环境。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在众多试图模仿西方制度环境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中，迄今只有少数取得了成功。①

      就解释人均收入而言，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都存在严重的内生性，因此，谨慎地处理这一问题才能保证研究的可靠性。与Sachs(2003)类似，我们用疟疾风险来做地理因素的代理变量，即各个国家生活在疟疾传播地区的人口比例。②相当多的研究表明疟疾与当地人均收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McCarthy et al.，2000；Sachs，2003；Sachs and Malaney，2002；Datta and Reimer，2013)。尽管由于很强的互为因果的可能，疾病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确认还存在诸多争议(Acemoglu and Johnson，2007；Bleakley，2010)，但疟疾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疾病，与当地的气候条件和传播媒介密切相关，从而允许通过气候和媒介指标构建一个良好的工具变量(Kiszewski et al.，2004)，从而减轻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对于制度因素，本文选择了不同来源的指标，来衡量产权保护、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及法律规制是否健全。这些指标被广泛用来考察制度对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影响(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Easterly and Levine，2003；Rodrik et al.，2004)。制度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使得制度的内生性问题更为严重。本文选取了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构建的殖民者死亡率和La Porta et al.(1998)构建的法律起源来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③

      本文的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1部分简要介绍相关的文献背景。第2部分详细讨论了我们使用的计量模型、数据和估计方法。第3部分汇报了本文的主要结果，并检验了结果的稳健性。最后一部分给出了结论。

      1 相关文献

      与本文相关的第一类文献强调了产权保护等制度因素对长期增长的重要性。这一理论认为，健全的产权保护和对政府权力的合理限制会提高个人和企业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动机，并能够使得人们更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来获得更高的产出水平(North，1981)。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获得了许多实证支持。国家层面的数据显示，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Rodrik，1999)。微观数据也表明，产权保护有利于投资和产出的增加(Johnson et al.，2002)。考虑到制度与经济发展潜在的互为因果关系，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在Curtin(1973)的记载基础上构建了殖民时期西方人在不同殖民地区的死亡率。由于殖民者死亡率低的地区更有可能复制西方的制度环境，这一数据被广泛用作制度的工具变量来进行跨国研究。④相当多的研究发现，在加入制度这一因素后，其他变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都失去了显著性，从而认为制度是长期经济表现的唯一决定因素(Easterly and Levine，2003；Rodrik et al.，2004)。这一排他性的观点受到了强调地理环境作用的诸多学者的反对(Sachs and Malaney，2002；Sachs，2003；McCord and Sachs，2013)。

      另一种视角认为，地理因素决定了一个地区的长期经济表现。地理决定论古已有之，较为系统的早期论述可见Bodin(1533)，Montesquieu(1748)以及Myrdal(1968)等。在Diamond(1997)之后，探讨地理因素与长期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又趋于活跃。地理学派认为，地理因素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经济表现，制度因素只是地理因素起作用的一个方面，地理因素也通过其他渠道影响经济发展。例如，Montesquieu(1748)认为气候环境对于工作努力程度和劳动生产率有重要影响。Myrdal(1968)，Diamond(1997)以及Sachs(2001)则强调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可获得技术手段的制约，这种制约在农业中尤其显著。另外，近年来地理环境引起的疾病负担也日益引起关注(Sachs and Malaney，2002)。关于地理因素作用于经济发展相关理论的一个综述，可见Gallup，Sachs and Mellinger(1999)。实证研究方面，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地理环境塑造的大陆地形和疾病分布等都对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Sachs and Malaney，2002；Sachs，2003；McCord and Sachs，2013；Datta and Reimer，2013)。

      另外，本文还与工业革命和结构转变决定因素的文献相联系。与对长期经济表现国际差异的研究一样，基于制度的解释也饱受争议。尽管并未明确指出，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5)，同North(1981)一样，暗示了产权保护制度的确立为工业革命的到来铺平了道路。但Shiue and Keller(2007)比较了工业革命前夕英国与中国长三角地区的市场表现，发现制度对工业革命的产生的影响并不明确。Boldrin and Levine(2008)更指出在工业革命时期，产权保护并未给发明家们带来巨大的财富，因此产权制度对于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不重要的。与此相关的是Allen(2009)的研究，他认为是廉价的煤炭资源和高昂的工资相结合的特殊经济环境(而非制度因素)决定了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发生。Mokyr(2006，2008)则认为制度应做更广泛的解读，除了正式制度，促进合作和技术进步的非正式制度也是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助力。本文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产权和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并不能解释一国是否成为工业国。相反，地理因素对解释一国的工业化水平具有显著性。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

      表1给出了本文用到的核心数据及其描述性统计。第一、二列显示了所有样本的情况，第三、四列显示了只包含农业国的子样本，而第五、六列显示了只包含工业国的子样本。表1中，我们依据一国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是否达到10%来划分农业国与工业国。这一门槛值当然具有一定的任意性，但在合理范围内调整这一取值并不影响本文的结果。另外，我们也使用农村人口比例来划分农业国和工业国，也得到一致的结果。因此，对国家的划分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表1分别给出了每个变量的样本大小、均值和标准差。由于每个变量都只涵盖部分国家，因此后文的回归分析中不得不舍弃有缺失数据的观察值。

      

      与大部分同类文献一致，我们用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表征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人均GDP显著的国际差异引人注目，换算为美元表示，所有国家的人均GDP均值接近5000美元。但农业国人均GDP均值只有不到1700美元，而工业国却享有高达20000美元的人均GDP。另外，农业国和工业国内部的对数收入标准差(1.0和0.8)，远远小于所有样本对数收入的标准差(1.5)。可见在农业国和工业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鸿沟。

      我们用3个指标来衡量制度的质量：抵御政府掠夺风险指数(protection against expropriation risk)、制度指数(institution index)和法律规则(rule of law)。这3个指标分别在制度学派的3篇重要文献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Easterly and Levine(2003)以及Rodrik et al.(2004)中用来作为制度的主要衡量指标，且相互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抵御掠夺风险指数由PRS(Political Risk Services)公布，主要衡量一国是否合理限制了政府权力，分值为1到10，越高的分值意味着越低的掠夺风险。制度指数来自Kaufmann et al.(2004)，是一个综合指数，衡量了保护私人权利的各个方面。法律规则是制度指数的一个子项指标，衡量了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司法独立以及合同执行。这两个指标的分值均从-2.5到2.5，越高的分值意味着越好的制度。图3给出了法律规则这一指标的区域分布(颜色越深表示法律规则越健全)，这一分布与人均收入的分布看起来相当类似。

      

      图3 法律规则

      数据来源：Kaufmann et al.(2004)

      疟疾风险(mal94p)的数据来自Sachs(2003)，其依据1994年WHO全球疟疾地图计算了一国处于疟疾传播风险地区的人口比例。另一个类似的指标为致命疟疾风险(malfal94)，即疟疾风险乘以当地疟疾病例中恶性疟的比例。疟原虫中只有四种能够感染人类，分别为恶性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卵形疟原虫、间日疟原虫，其中恶性疟原虫是致死率最高的一种，我们用致命疟疾风险作为地理因素的另一个衡量指标。从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工业国的疟疾风险显著地低于农业国。图4具体给出了疟疾风险的区域分布模式，其中颜色越深的地区表示其疟疾风险越高(白色为数据缺失地区)。可以发现疟疾与热带气候区密切相关，疟疾本质上是源于湿热气候的一种疾病，极大地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

      制度指数和疟疾风险都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因此回归的可靠性严重地依赖于工具变量的选择。对地理因素而言，尽管疟疾风险具有地方性的特点，但更高的技术和收入水平无疑有利于传播媒介的控制，从而减少疟疾风险。因此，需要寻找一种影响疟疾传播但不通过其他渠道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的因素。这里需要提到，疟疾通过蚊叮人传播，但并非所有蚊都能传播疟疾，大部分蚊抗疟原虫，只有按蚊属下的部分种类易受疟原虫。Kiszewski et al.(2004)构建的疟疾生态指数(malaria ecology)基于传播媒介蚊的种类和当地气候条件，能作为疟疾风险的预测指标，因此可作为疟疾风险的良好工具变量。另外我们也使用处于温带地区的人口比例(kgptemp)作为额外的工具变量。

      

      图4 疟疾风险

      数据来源：Sachs(2003)

      对于制度因素，我们也选取了两个工具变量，一是经济学文献广泛使用的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构建的殖民时代各地区的殖民者死亡率，他们认为，在殖民者死亡率越低的地区，宗主国的制度越可能得到复制，因此殖民者死亡率可以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我们同时选取了金融会计文献中常用到的法律起源，即是否采用普通法作为额外的工具变量。目前世界上存在两套法律体系，普通法(common law)和成文法(civil law)。普通法起源于英国，其产权保护的力度比成文法更强(La Porta et al.，2008)。同时，法律体系的起源对于很多国家而言都是殖民者带来的，因此有较强的外生性。图5和图6分别给出了疟疾生态指数和殖民者死亡率的区域分布。图5中颜色越深地区越利于疟疾传播，而图6中颜色越深地区殖民者在当地死亡率越高。

      2.2 模型设定

      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图5 疟疾生态指数

      数据来源：Kiszewski et al.(2004)

      

      图6 殖民者死亡率

      数据来源：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

      在展示具体的结果之前，一个直观的考察是观察人均收入与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二元关系。图7展示了全样本中主要的制度变量，地理变量与人均收入的散点图。上方两张散点图描绘了制度变量和2010年人均GDP的散点图，而下方描绘了疟疾风险和人均GDP的关系。可以发现无论是制度指标，还是疟疾风险都与人均收入有很强的线性相关性。

      如果我们依照上文中的标准，将样本按照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划分为农业国和工业国，将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模式。例如，对法律规则这一制度的衡量指标，我们在两个子样本中分别作出它与对数人均收入的散点图，得到图8的结果。图8显示，在工业国组中，法律规则与对数人均收入呈现非常强的正相关性，但在农业国组中，这种正相关关系则非常弱。其他制度衡量指标与人均收入的关系也呈现同样的特征。图9绘出了两个子样本中疟疾风险与对数人均收入的散点图。同样地，在不同子样本中，疟疾风险与人均收入的关系模式也非常不同。表2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印证了散点图揭示的模式。我们将2010年人均GDP直接回归到疟疾风险和制度变量上，其中第(1)到(3)列是全样本下的回归结果，第(4)到(6)列为工业国回归结果，而第(7)到(9)列为农业国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尽管在全样本中制度和地理变量都与人均收入高度相关，但分开考察农业国和工业国，则会发现制度与农业国人均收入的相关性，以及地理因素与工业国人均收入的相关性均不同程度地减弱了。

      

      图7 制度因素及地理因素与2010年对数人均收入散点图

      注：上方两幅图表示制度变量与对数人均收入的二元关系，下方两幅图表示地理变量与对数人均收入的二元关系。每个圆圈表示一个国家观察值。

      

      

      图8 子样本下制度变量与对数人均收入散点图

      注：左图为农业国子样本中法律规则与对数人均收入二元关系，右图为工业国子样本中法律规则与对数人均收入二元关系。划分子样本依据为一国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是否低于10%。

      

      图9 子样本下疟疾风险与对数人均收入散点图

      注：左图为农业国子样本中疟疾风险与对数人均收入二元关系，右图为工业国子样本中疟疾风险与对数人均收入二元关系。划分子样本依据为一国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是否低于10%。

      由于制度、疟疾风险和人均收入有反向因果关系，再加上遗漏变量也会带来偏误，上面的简单回归并不能识别出因果关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引入2.1节介绍的4个工具变量。具体地，我们将制度和地理变量投影到工具变量中，再进行上面的基准回归，这一两阶段回归减轻了内生性问题。另外，我们也试图用制度和地理因素来解释一国是否成为工业国的虚拟变量。下一部分详细介绍了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

      3 实证结果与讨论

      3.1 主要结果

      表3至表6汇报了本文的主要回归结果。对每一组回归，第(1)—(3)列汇报了仅使用疟疾生态指数和温带人口比例2个工具变量得到的回归结果，由于避免使用殖民者死亡率，这样能得到相对较多的观察值。而第(4)—(9)列汇报了完整使用4个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这样不得不去掉没有殖民者死亡率数据的观察值。每个回归中，我们放入制度和地理变量的不同衡量指标，得到的结果都较为一致。

      首先，表3汇报了全样本下的两阶段回归结果，这一结果与Sachs(2003)以及McCord and Sachs(2013)的结果类似。我们发现地理因素对人均收入有直接作用，加入制度因素后，疟疾风险这一地理因素的作用仍然显著，这与“制度决定论”不一致。关注制度因素的大量文献之所以得出只有制度因素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选择的地理因素并不恰当。例如Rodrik et al.(2004)基准回归中仅仅将纬度作为地理控制变量，这导致了遗漏变量偏误。这一点也体现在可决系数上，表3各个设定下的可决系数，均高于Rodrik et al.(2004)所偏好的设定下的可决系数(0.51)，表明疟疾风险的引入增强了模型的解释力。

      表4汇报了农业国组的回归结果。注意，在各种模型设定下，制度因素均不再显著，而地理因素仍然保持显著。且疟疾风险的回归系数，在约束到农业国子样本下大小仍然保持稳定。表5汇报了工业国组的回归结果。相反地，在工业国组中，制度变量前的系数保持了大小的稳定和统计显著性，但地理变量则不再显著。表4和表5相对照，清晰地表明了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并不相同。在农业经济阶段，生产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气候和疾病对生产发展施加了严重的制约。但实现工业化之后，绝大部分生产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经济分工高度专业化，这时合理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对私人产权的保护的相对重要性就显著地加强了。

      

      

      

      

      表4和表5反映的实证结果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在工业化实现前后，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此不同，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一个国家成功完成工业化，或由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为什么一个国家会在一段时间内，生产迅速转向第二、三产业，人口大部分转移到城市，由出口初级农产品转向出口工业制成品？另外，既然工业化的特征如此显著，为什么迄今为止，试图实现工业化的努力只有少数国家取得了成功？这些问题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

      用与上面回归类似的方法，我们将地理和制度因素对工业化程度，即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做回归，得到表6的结果。表6表明，地理因素在各种设定形式下均对工业化程度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较高的疟疾风险会导致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即更低的第二、三产业比重。而制度变量，除了法律规则偶尔显著外，其他变量均对工业化程度没有明显的解释力。表6和表4、表5联系起来，揭示出地理环境对于长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地理因素不仅对农业国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也是迈入工业社会的入场券。而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制度环境则代替地理环境成为左右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划分

      对本文回归结果稳健性的首要考虑来自对工业国和农业国的划分。如前文提到的，以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是否降到10%以下来划分存在一定的任意性。这里我们换用其他的划分指标，来检验这一划分标准是否给结果带来偏误。表7汇报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第(1)～(4)列使用农村人口比例是否低(高)于30%的阈值来划分工(农)业国子样本，而第(5)～(8)列使用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是否低(高)于15%来划分工(农)业国子样本。可以发现，重新划分后并不影响之前的结论：农业国人均收入仍然显著地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而制度因素的贡献并不显著；工业国人均收入显著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而地理因素的贡献则不显著。各个变量前系数的符号及大小也和之前的结果保持一致。因此，如何划分工业国和农业国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

      3.2.2 非洲的特殊性

      Rodrik et al.(2004)指出，疟疾在非洲尤其严重，因此很难将疟疾风险的影响与非洲这一地区特有因素的影响区分开，这一质疑不无道理。在表8中，我们将非洲的区域虚拟变量纳入农业国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加入这一虚拟变量后并不影响疟疾风险对人均收入影响的显著性，而非洲区域虚拟变量本身并不显著。这表明，Rodrik et al.(2004)提出的假设并不被数据所支持，疟疾对经济发展的确有显著影响。

      

      

      

      3.2.3 对工业国虚拟变量回归

      在分析工业化的决定因素时，除了对于工业化水平进行回归外，一个更直观的方式是对工业国的虚拟变量回归。表9给出了这一回归的结果。由于被解释变量是二元离散变量，我们采用Probit—Ⅳ方法来对模型进行拟合。另外，注意到一些老牌的工业国在很早之前就完成了工业化，而当时的制度和地理变量无法获得，因此这一回归中，我们剔除了老牌工业国的观察值(即IMF国家编号大于200的国家)。表9与表6给出相同的结论，即地理因素而非制度因素在一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结论和著名经济史学家Landes凭对史料的直观分析得出的结论一致(Landes，1999)。

      另外，对于殖民者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是否合适，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Glaeser et al.(2004)认为，殖民者的死亡率并不是制度环境的可靠工具变量，而是欧洲人本身(他们携带的人力资本)的工具变量。Albouy(2012)也指出，这一指标的构建存在一些缺陷。不过就本文的目的而言，首要任务在于分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否不同。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制度，其外延也可包括人力资本。另外，我们也使用了法律起源作为制度的另一个工具变量。我们尝试了各种工具变量的组合，均不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因此，工具变量使用的稳健性应能得到保证。

      4 结论与探讨

      探索长期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跨国收入差距的原因是经济学孜孜以求的目标。目前，对长期经济表现进行跨国分析的文献形成了两大阵营：制度学派和地理学派。两派都有自己的理论和相应的实证分析支撑，无法达成共识。本文认为这一分歧的根源，部分源于这两个学派都基于一个有误的假设，即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影响收入的关键因素和外部条件是一成不变的。本文检验并推翻了这一假设。依据一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或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我们将国家样本分为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子样本。运用文献中常用的工具变量，即疟疾生态指数和气候区作为疟疾风险的工具变量，殖民者死亡率和法律起源作为制度环境的工具变量，本文发现，对农业国和工业国而言，其人均收入的决定因素大不相同。农业国间的收入差距显著地与其地理因素相联系，而工业国间的收入差距显著地与其制度因素相联系。这一结果符合我们对于经济发展的直觉：在“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社会，地理条件是决定跨国收入差距的决定性因素；但到了工业社会，由于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地理环境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就不可避免地大大减弱了。

      

      因此，我们的发现导致出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停留在农业国水平或成功转变为工业国？我们的研究发现，是地理因素而非制度因素决定了一国的工业化水平，或者说，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更早进入工业国行列。地理环境不仅对尚未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有很强的解释力，同时也是迈入工业国俱乐部的入场券。但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制度环境则取代地理因素成了人均收入的决定力量。本文的分析表明，好的制度环境必须与相应的生产方式相匹配才能强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长期经济增长和国家间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

      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下，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和分析经济增长的具体渠道。例如，经典增长理论表明，技术是长期增长的唯一重要动力，但本文并未探讨地理、制度与技术的交互影响。马克思认为，工业社会是技术进步的产物，而制度不过是一种内生的、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而制度学派则认为是制度决定了技术的发明、使用和经济发展。在本文分析基础上，可以探究地理、制度与技术发展的交互关系，并进一步厘清促进经济发展的不同渠道。另外，政府在一国迈向工业国的路途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起到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探讨政府因素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应是一个可行的研究方向，并与本文的结论相互补充。尽管我们对于一个国家能否工业化的决定因素的分析和结论仍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但基于目前广为使用的数据和工具变量，我们发现制度并非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成为工业国的决定因素，这一点是对制度学派的观点的一个挑战。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迅速崛起和工业化进程也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以及随后的高速增长引人注目，但是不是产权保护的加强导致了中国的高速增长？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许多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早期(1980-2000)的增长动力来自乡镇企业，而这些乡镇企业并没有明晰的产权归属(Allen，Qian and Qian，2005)。因此，制度学派的理论似乎不适用于中国。本文的发现为解决这一难题指出了一个方向：制度的作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因此，中国经济起飞的早期也许并不需要明晰的产权归属，只要有基本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即“多劳多得”原则)即可。但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以后，与产权和专利有关的制度因素或许会在中国开始显得重要并关键起来。这也要求我们对“制度”这一概念作出更进一步的划分和定义。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目前的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离找到“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长期贫穷落后和经济繁荣”这一经济学之谜的最终答案还有相当距离。本文希望抛砖引玉，引起更为深入的讨论。

      作者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Jeffery Sachs教授和本特利大学的Anthony Kiszewski教授为本文提供的数据支持；作者还感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哲对本文提供的有益建议。

      ①我们对这一结论持谨慎态度。由于数据限制以及非结构化的分析方法，我们缺乏衡量政府管理能力和工业政策的变量来细分产权制度、国家行政能力和工业政策对一个国家是否能够顺利完成工业化的影响。就目前的结果，本文表明，根据文献中已有地理和制度变量及其工具变量，相对于制度因素，地理因素对能否工业化更起决定作用。

      ②当然，本文的研究并未包含“地理”因素对于长期经济表现的全部影响。正如文献部分提到的，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唯一重要因素。因而从逻辑上讲，只要找出地理环境的一个方面，证明其对长期经济发展存在重要影响即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回应。当然，疟疾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工业化之后减弱，也许并不意味着地理环境的其他方面影响也减弱了(虽然直观上确实如此)，对此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另外，为什么要选择疟疾这一衡量指标而不是地理环境的其他方面呢？我们有如下考虑：其一，这一选择与近年来针对该问题进行讨论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一致(Sachs，2003；Rodrik et al.，2004；McCord and Sachs，2013)，从而有利于结果的比较；其二，目前文献选择疟疾有其道理，因为疟疾确实有作用于长期经济的渠道。疟疾对于生产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长期受疟疾困扰的地区承受着沉重的社会负担(而诸如气温、降水等则没有这样直接的渠道)；其三，更重要的是，疟疾是一个足够外生的指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地理环境的诸多方面受到人的影响，从而难以推断地理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特别是随着医学进步，许多历史上的流行病逐步消失)。但疟疾是一种具有非常地方性特征的疾病，它源于湿热的气候，同时需要特殊种类的蚊来传播(按蚊属下的少数几种)。因此可以构建工具变量来分离出外生的不受经济发展影响的“地理”部分，从而便于因果关系推断。

      ③由于殖民者死亡率不仅与制度密切相关，也可能和地理因素相关，我们额外引进了La Porta et al.(1998)构建的法律起源来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我们在第3部分详细介绍了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

      ④我们对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早期的殖民者死亡率也与当地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因此这一工具变量的可靠性尚存疑问。在第4部分我们探讨了这一工具变量的使用对本文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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