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学与史学研究——美国科学史学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科学论文,美国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80年后，美国部分名牌大学和院校相继建立了历史系并开设了研究生课程。（注：德勃拉·L·海恩斯：《科学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时期》(Deborah L.Haines,Scientific History as a Teaching Method:The Formative Years)，载《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77年第4期，第892页。）1884年美国史学工作者创立“美国历史协会”，它标志着美国史学逐步走上一条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1895年《美国历史评论》杂志的问世宣布美国历史研究领域长期被业余史学家统治的局面结束，美国职业史学划时代的开始。在美国史学史上，该时期的一些历史学家因追求在史学领域建立一整套科学史家研究方法和科学教学标准而被后人称为“科学史学家”(Scientific historians)。本文拟从分析科学史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出发，探讨科学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动机与教学的手段，以数位科学史学家的教学方法和著作为研究母本，解读该派的历史地位和昙花一现的原因，指证科学史学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美国历史学研究专业化、科学化的进程。
一、历史背景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一些有识之士萌生了在美国短暂历史中寻找民族象征的强烈愿望。政治家和史学研究爱好者梅森·威姆斯、威廉·沃特、贾尔德·斯帕克斯分别撰写了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的历史著作。如梅森的《乔治·华盛顿》；沃特的《爱国者亨利传》；斯帕克斯的《华盛顿生平和著作》及25卷本的《美国传记丛书》。这些巨著的共同主题是“天定命运”，宣扬美国是上帝的子民，肩负上帝赋予的拯救全人类的使命。这些史称“爱国主义学派”的历史撰稿人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使命观”的强调使该时期的历史读本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热情，同时也影响了他们对历史进行客观的审度。这种历史研究的趋势延至内战以后，这期间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美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科学史学的形成。
首先，美国内战的爆发使美国人面对现实，讲求理性。在内战期间，许多白人死于战场。这种美国人之间的相互残杀摧毁了“罗曼蒂克”式的爱国主义学派笔下的美国人形象，许多普通美国人开始对一些历史读本表示怀疑。更有一些受过正规教育，在国外留过学的美国学者公开表示对爱国主义学派极度主观历史观的强烈不满。
其二，欧洲启蒙运动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令美国学人耳目一新。17世纪牛顿定律的发明和被认可使欧洲自然科学家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有规律可循。到19世纪，欧洲学术界已广泛流传达尔文和斯宾塞的科学思想。达尔文主义于19世纪传入美国，其进化论和“适者生存”的理论被美国人广为接受。达尔文主义强调“理性思考”是人类理解自然的必要前提，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则套用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规律来解释社会发展规律。（注：H·S·康马杰：《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133页。）在欧洲启蒙思想家和这二位学者的思想冲击下，一些美国历史学家开始相信历史是有规律的，运用理性思维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懈的研讨可以发现那些规律。（注：杰拉尔德·N·格罗伯等编：《美国历史解读》(Gerald N.Grob and Athan Billias,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History:Patterns and Perspectives,Volume Ⅱ Since 1865)，纽约1982年版，第3页。）
其三，内战后各学术团体、组织的相继成立使学术规范化成为一种潮流。1869年美国哲学协会成立，进入70年代后，近80个学术协会组织建立。而到了80年代，近121个学术组织建立。（注：海厄姆：《美国职业史学史》(John Higham,History: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89年版，第8页。）这种规范化、专业化的实施态势也冲击了史学研究领域，为科学史学派创立“美国历史协会”奠定了舆论基础。
其四，留德美国学者的回国带动了科学史学的进程。19世纪现代客观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兰克对史料考证的基本原则的确定被史学界视作职业化史学的开端。（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巧》(Mark Bloch,The Historian's Craft)，曼彻斯特1954年版，第165页。）此时美国历史协会主要创始人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以下简称亚当斯）正在德国著名学府海登堡大学求学。在留德期间，他深受德国历史研究的严谨风格和兰克客观史学观的影响。第二位是赫曼·冯·赫尔斯特，此人是一位德国移民，早年受教于海登堡大学并接受了严格的德国式治学方法的训练。在他任职哈佛大学历史教授时，他十分推崇德国的科学史学研究方法。第三位是埃尔伯特·布什内尔·哈特。他曾在德国费赖堡大学学习，1883年获博士学位。在担任《美国历史评论》编辑和1909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他为历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使其专业化、科学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注：李世洞、黄安年编：《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第四位是美国历史协会第一任主席安德鲁·迪克森·怀特。（注：李世洞、黄安年编：《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第618页。）他于185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在巴黎和柏林深造。1857年始任密歇根大学历史教授，其正规教育的背景使他早在1865年就在密歇根大学开设了科学历史的课程。（注：海恩斯：《科学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时期》，第896页。）
其五，19世纪下半叶美国教育界的变革使史学研究职业化成为可能。选修制的建立就是美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侧面。（注：海恩斯：《科学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时期》，第895页。）1870年为数不少的院校在哈佛的倡导下开始要求增加选修课程。70年代初亨利·亚当斯率先将“研究生制度”引入美国大学。“研究生制度”的推广促使美国历史教学从内战前仅作为大学主课程的辅助课的地位中走出，使史学研究进入专业化、科学化的轨道成为可能。这场教学改革使美国一些主要大学在心理上完全作好了接受以亚当斯为首的第一代科学史学家的准备。至1884年，美国四百所高校聘任了约20名专职历史教师，十年以后，专职教师已达100多名。（注：海厄姆：《美国职业史学史》，第4页。）
二、科学史学
科学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就是一个反复运用史料的过程，因而史学研究者在研究历史时应遵循“科学考证史料”的史学纲领。（注：海恩斯：《科学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时期》，第896页。）科学史学先驱哈特强调“历史研究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在所能得到的有价值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理性判断，在最为信赖的史料基础上建立自己独立的观点。”（注：艾尔伯特·B·哈特：《美国教育研究》(Albert B.Hart,Studies in American Education)，纽约1895年版，第76页。）为培育、弘扬“科学史观”，科学史学派对美国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普及公共教育、倡导政治与历史研究的紧密关系，科学史学家提出了大量的理论依据。科学史学先祖亚当斯面对历史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美国大专院校刚刚起步，历史写作仍只掌握在极少数文物工作者、杂志编纂人和个别有天赋的业余历史学家——如班史罗伯特、佛朗西斯·帕克曼——手中的严峻局面，1876年秋，在霍普金斯校长丹尼尔·科利特·吉尔曼的支持下，一马当先，对长期形成的史学研究格局进行了挑战。（注：约翰·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与地方史研究》(John Higham,Herbert Baxter Adams and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5年第5期，8第1225页。）首先他开设了研讨课，将德国严谨治学风格引入课堂。对学生，亚当斯提供了历史研究的入门方法，要求学生首先对自己的生长地进行研究和调查，而这些研究必须要经过纵横方面的思考。亚当斯要求学生学会检索、组织史料，对史料进行分析、比较、归类。亚当斯在其创立著名的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研究会期间允许学生作一些松散型的独立研究。学生应相互通报研究成果，进行自由辩论。通过诸如此类的研讨，学生学会了如何提出最初的历史观点，如何准确地表达，如何在辩论中抓住对方的漏洞进行发拮。研究会最终培养了一批受过良好专业训练，敢于追求真理，掌握历史研究方法的职业历史工作者，为专业历史研究与业余历史学家脱钩创造了条件。亚当斯最为出色的业绩是在1884年创办了“美国历史协会”。协会第一次会议的参加者大部分是非职业历史学家，但制订协会章程的五人委员会成员都是史学领域的职业历史学家。（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与地方史研究》，第1232页。）协会的主旨是：在历史研究领域，各院校教授应起主导作用并主张与地方史学协会保持联系，以期带动各地方史学正规
化。（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与地方史研究》，第1232页。）协会的成立把那些致力于地方志和文物研究的业余历史学家关在历史研究的大门之外。一位杰出的业余历史学者爱德华·埃尔格斯顿在1889年抱怨：“这个协会似乎只按那些大学教授的意志或兴趣来运作，而对我们这些非职业历史学者投以冷眼。”（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与地方史研究》，第1232页。）1895年，美国历史研究学术圈内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第一，决定将协会年会从长期被业余历史学家控制的华盛顿移往各大学校园里召开；第二，创办了一个更学术化、专业化的杂志《美国历史评论》并使之严格控制在职业编辑和职业历史学家手中。（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与地方史研究》，第1232页。）1896年协会任命了著名的“七人委员会”，其成员全部为教授。（注：海厄姆：《美国职业史学史》，第16页。）1900年约翰·富兰克林·詹姆逊接任亚当斯长达16年之久的协会秘书一职，结束了亚当斯平衡协会内职业与非职业历史学家的“中庸”现状。至此，“美国历史协会”完全成为职业历史学者的堡垒，而这个堡垒是由主张科学史学的专家建构的。（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与地方史研究》，第1237页。）
科学史学家认为：“人民政府的性质与运作必须受制于民意。只有通过教育公众，一个民主的政府才能得到保证。”（注：海恩斯：《科学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时期》，第904页。）因而提高整体民众的素质成为科学史学派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撰写了大量论文，从理论高度对旧的教育体制与框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与阐述，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口号。查尔斯·肯代尔·亚当斯的《生活随笔》、《历史文献指南》、《美国大学的扩建》等论文主要针对美国教育机构的改革，包括教具改革、原始资料的编纂、学校制度的完善与大学扩建。亚当斯也乐此不疲地为美国教育公署工作，编写系列宣传手册，宣传扩建大学的信条。1887年他撰写了《图书馆与大学扩建》，1897年7月在美国《论坛》第六期发表了题为《美国大学的扩建》，从理论上再一次论述了教育与民主的关系。史学大家怀特则将美国的未来描述为一场一方为教育，另一方为可能摧毁共和国的某种力量之间的竞赛。（注：瓦尔特·P·罗杰斯：《安德鲁·D·怀特与现代大学》(Walter P.Rogers,Andrew D.White and the Modern University)，纽约1942年版，第125页。）这种把教育与美国民主和未来联系起来的论述促进了美国大学扩建进程。到1900年前后，美国已拥有众多的大学与学院，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进去。（注：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历程》，三联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页。）
在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领域，科学史学派针对爱国主义史学的浪漫虚构和夸张的史学指导思想提出了“科学考证史料”。他们深受兰克客观史学观的影响，认为历史研究是一个反复运用史料的过程，而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收集资料，科学解读资料。科学史学先驱爱德华·坎宁与哈特合著的《美国历史研究指南》对史料的强调，史学研究方法的研讨使历史教学从呆板的记诵转入一个全新的、生机勃勃的科学历史教学时代。对权威结论的发问，对各种假设的挑战，对史料的发掘成为课堂教学的主线。1883年爱默顿在回顾这段改革历程时说：“这些留德学者把全部精力投入将历史视作一门科学来研究的运动中。他们的热情得到了回报。一般院校紧步著名院校的后尘，在没有历史课程的院校里，历史课建立起来了。”（注：海恩斯：《科学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时期》，第897页。）为打破学生长期养成的依赖权威的惰性，伯格斯认为“大学生必须在其大学第一堂课中懂得真理不是某个现成的具有客观特征的商品。真理是‘人’对它的解读。因而‘人’在对真理推理和分析中难免带有个人色彩。”（注：约翰·W·伯格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方法》(John.W.Burgess,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Study and Research in Columbia College)，波士顿1885年版，第218页。）为此，在历史教学中，他们反对学生记诵权威人士的理论和结论，认为这种传统教学法对科学地追求真理有害无益。他们教导学生认清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追问结论，寻求证据。为达到“去魔”的目的，首先，传统的教科书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汇编成册的论文集，在同一事件上，各作者的观点与结论均大相径庭。运用这种教材，学生在老师的鼓励与训练下，不再盲目接受某一作者的观点。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挑战。其次，科学史学家开设了讲座形式的历史教学课。教师在讲座上必须给学生提供有讨论价值的观点，且此观点要和指定的阅读材料的观点相左。教师有责任提供教科书以外的历史研究信息，以扩大学生研究视野。由于这种讲座形式要求教师本人作大量的独立案头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分析与研究，因而在讲座过程中，教师本人的严谨教学作风也给学生树立了科学治史的活样本。关于如何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达到获取第一手资料的目的，伯格斯说：“我们将他们派往原始资料所在地，让他们自己筛选史料。倘若同一事实有不只一个史料源，我们就指导他们将这些史料进行甄别，观察它们*
异同点，推出一种能自圆其说的观点。”（注：伯格斯：《历史研究方法》(John W.Burgess,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波士顿1885年版，第218-219页。）这种从寻找史料到对史料进行比较、筛选、再到结论的科学历史教学法构成了19世纪末美国历史教学的主体模式，铸造了一批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向研究权威挑战的史学家。“边疆理论”创始人特纳，“经济史观”舵手比尔德正是诞生在这个新人辈出的时代。
传记作为史学研究方法之一在爱国主义学派盛行时曾达到历史的高峰，但其研究方法却是非客观和非科学的。科学史学派一改爱国主义学派的“唯美与浪漫”的手法，不追求理想化的效果，从选材到评估均强调理性的科学的方法。怀特在《历史指导》一文中指出：“把传记作为一种历史教学手段能使历史显得更为真实、生动。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象传记那样能使历史大事件的发展脉络、伦理道德如此深刻地印在学生的脑海里。”（注：海恩斯：《科学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时期》，第906页。）科学史学大师对传记的推崇使传记教学在他们的教学计划中占了很重要的一席。哈特曾要求学生在学期论文中至少要写一篇以传记为主题的论文。科学史学派最宏大的传记著作是《美国政治家》。这部多卷本传记丛书收录的材料与内容很大一部分是他们的课堂教学内容。《哈佛指南》在给各院校历史图书馆的推荐书目中把这套丛书列在最醒目的位置上。（注：海恩斯：《科学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时期》，第906页。）
为避免在写作传记时陷入一种“史料+史料”的误区，哈特强调：“真实、生动的历史不是事实的罗列与堆积，它应该将生命之气吹入逝者的躯体，使之复活。历史写作是一门艺术，历史学家要象艺术家、画家、雕刻家、建筑师那样，使自己的作品栩栩如生。但不同的是这种艺术要求历史学家既要做一名哲学家，又要做一名预言家和诗人。”（注：哈特：《历史的想象力》(Albert Bushnell Hart,Imagination in History)，载《美国历史评论》1910年第1期，第246页。）哈特的这种治史标准表明他已意识到跨学科研究历史的必要性。哈特本人在1899年撰写了一部传记《萨蒙·波特兰·蔡斯传》。（注：李世洞、黄安年编：《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第240页。）科学史学家的传记教学与研究一方面活跃了历史教学，另一方面也给现代史学工作者留下了一笔考察历史人物的宝贵遗产。
对政治与史学关系的强调是科学史学的另一重大特色。亚当斯声言：“人类历史的主流是在政治的航道上流穿。”（注：亚当斯：《历史是过去的政治吗？》(Herbert Baxter Adams,Is History Past Politics?)，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人文科学学报》(JHUSHPS)1895年第4期，第1页。）他们对“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的公式的膜拜驱使他们把重点放在政治历史，从而完成了美国史学研究的视角从传统的宗教观转为政治观的历史使命。查尔斯·肯代尔·亚当斯说：“我们国家的希望就在于我们要相信这样一个信念：‘当那些令人不安的政治问题在大众面前反复讨论时，人们就能对此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对去的历史已证明这种希望是正确的。……如果政治问题不能正确处理，这是因为，也只有因为这些问题未能很好地在大众面前探讨。”（注：查尔斯·肯代尔·亚当斯：《不可抵抗的趋势》(Charles Kendall Adams,Irresistible Tendencies)，载《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1899年9月刊，第297页。）为宣传其政治史观，他在密歇根大学政治学院创立典礼上作了“政治学与国家昌盛的关系”的讲话。许多科学史学家也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阐述历史与政治的关系。主要代表作为：哈特的《美国的政治特色》；怀特的《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历史学课程指导》；查尔斯·肯代尔·亚当斯的《不可抵抗的趋势》；亚当斯的《马里兰在美国土地割让中的影响》等。这些众多论文均针对现实问题，揭露政党分脏制的丑闻和地方政府的问题，描绘了各社会阶层的走向和未来，这种对政治的关注无疑有利于美国民主的完善。虽然科学史学家只聚焦“政治与历史的关系”，排斥和淡化经济和文化因素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埋下了进步主义学派取代科学史学派的楔子，但科学史学家把这种史学研究的政治观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培养了象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那样的一批干练聪慧、思维敏捷、具有政治洞察力并富有渊博历史知识的美国政界精英。
为推动科学史学，1895年美国历史协会创立了一个下属机构“历史手稿委员会”，其任务是编辑、索引、收集一切与美国历史研究有关但尚未出版的史料、文件、记录等。一年后该委员会向协会递交了一份厚厚的年度报告，其中附有大量的有价值的文件、书目。（注：海厄姆：《美国职业史学史》，第17页。）1899年美国公立档案馆成立，以监督各州档案馆的管理。十年内，24个州制订了保存未发表的文件和纪录的条例。（注：海厄姆：《美国职业史学史》，第17页。）在“历史手稿委员会”的工作精神激励下，阿拉巴马大学、密西西比大学相继建立了档案历史系。（注：海厄姆：《美国职业史学史》，第18页。）1907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前身“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协会”的成立表明美国一些著名业余历史学者已开始融入美国职业史学的主流，而美国档案馆的建设和发展标志着美国历史研究专业化形成期已经结束，科学史学已完成历史研究专业化、职业化的历史使命。
三、历史地位
对于科学史学的历史地位，美国史学界至今尚未能达成共识。20世纪70年代史学权威约翰·海厄姆依据自己对科学史学家作品中的哲学观念的探讨、该派在美国史学领域的地位及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角色考察，否定了科学史学的“科学”之说，指证科学史学的“非客观性”和“非科学性”。（注：约翰·海厄姆：《历史》(John Higham,History)，新泽西1965年版，第147-170页。）1977年《美国历史杂志》第四期刊登了戴勃拉·L·海恩斯一篇题为《科学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时期》的论文。该文避开了海厄姆只将科学史学家视作历史撰稿人来分析的误区，将视角转向科学史学家在历史教育领域的成就，较为客观地阐述了科学史学在历史教学领域的历史地位。纵观科学史学的运作历程，笔者认为科学史学在美国史学笼罩在极度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雾霭下以其科学史学观“实事求是”取代了美国史学“天定命运”的神学观，把美国史学导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史学的历史贡献有以下五点。
其一，科学史学带动了世界通史、欧洲史和国别史的研究。《哈佛指南》在1896年宣布：“如果不经过通史的训练，不能将美国史与其他国别史进行比较研究，此人就不能称得上是美国史专家。”（注：海恩斯：《科学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时期》，第910页。）这种跨国史的研究开拓了美国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培养了一批精通它国历史与政治的学者和政治家，疏通了美国与欧洲及世界各国的各领域交往的航道，为美国了解外部世界提供了大量的感性材料和理性思维模式，从史学角度促使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摆脱“孤立主义”理论的束缚，步入“全球主义”的时代。
其二，科学史学的客观历史观培养了一代学人。亚当斯是“条顿理论”的信奉者，“生源学说”在美国的最早传播者，但他并不坚持其学生要对“条顿理论”进行特别的阐述，相反，他鼓励学生向传统历史研究进行挑战。在其严格治史观的训练下，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脱颖而出，其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创立了“边疆论”，把美国历史研究从传统的条顿理论框架中解构出来，成为美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政治家与历史学家伍德罗·威尔逊和职业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詹姆逊曾师从亚当斯，这二位的成功并不在于他们沿循亚当斯地方史的研究方向，而在于他们走上了一条与亚当斯完全不同的研究道路。威尔逊1883年入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由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对比较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他希望能在亚当斯的指导下继续其比较政治的研究。出乎威尔逊意外的是亚当斯不仅同意了他的请求，而且还在威尔逊的第一个学术报告后给予高度评价。亚当斯说：“威尔逊对政府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价值的学术研究。”（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与地方史研究》，第1234页。）威尔逊的论文《国会政府》(1885)虽然背离了其导师的研究方向，但他对问题的比较研究方法完全是从亚当斯那儿学到的。（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与地方史研究》，第1234页。）
约翰·富兰克林·詹姆逊是美国历史学界自己培养出来的最早博士之一。由于其出身微寒，因而未留学它国。早年他对亚当斯极其崇拜，在学术上完全沿循亚当斯的研究方向。1882年在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任亚当斯助手，但后受威尔逊的独立研究与开创精神的启发，他开始了对州政治的研究。虽然这是对“地方史研究”的背离，但亚当斯仍对此举给予了极大的鼓励。（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与地方史研究》，第1235页。）在亚当斯大家风范宽待下，詹姆逊在担任《美国历史评论》第一任主编时对美国史学走上职业化、专业化道路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三，科学史学“不偏不倚”的治史观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缓解了民族矛盾，推动了美国民主进程。科学史学先驱之一福特·詹姆斯·罗兹的《1850年大妥协以来的美国史》是美国编年史上的里程碑。（注：李世洞、黄安年编：《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第458页。）他对浩瀚史料“不偏不倚”的组织及高超技术引人注目。这种“不偏不倚”的历史作品本身宣扬了一种“平等”观，对19世纪中下叶美国盛行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盎格鲁尊从理论是一种无声的批判和挑战。
其四，科学史学对大众教育的关注及对大学扩建的追求无疑加速了新移民的同化进程。19世纪80年代，大量东南欧移民涌入美国。这些新移民来自贫困地区，其语言与宗教信仰及教育背景与老移民相去甚远，特别是这些新移民的苍白教育背景严重地阻碍了他们在新大陆的发展。美国大学的扩建带动了产业大学的兴起和中小学教育的普及，移民在没有围墙的教育体制中获得文化、技能、道德的训练，就业机会提高，移民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速率上升，最终有益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其五，科学史学带动了美国图书馆的发展和档案机构的建立。在档案机构方面，早期美国政府对资助科研、汇编出版历史文件、保存有价值的历史档案毫无兴趣，因而对图书馆的藏书量也没有要求。（注：费雷德里克·保罗·凯佩尔：《哥伦比亚》(Frederick Paul Keppel,Columbia)，纽约1914年版，第4-8页。）科学史学的兴起及对史料的强调使图书馆扩建和档案机构的健全成为现实，从而推动了美国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发展。
然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科学史学也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第一，对“科学史学”界定模糊。1890年前后，美国史学界曾对何为科学史学展开了辩论。一些学者认为科学史学就是要强调历史是一门可寻求规律的科学，另一些人则认为科学史学就是用科学方法确定史料，即：不作任何评论或解读地将它们罗列起来。（注：爱德华·P·切尼：《历史的法则和其他论文》(Edward P.Cheyney,Law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纽约1927年版。）这场辩论始终未能将科学史学家的思想统一。一些学者崇尚“史料+史料”的方法，因而读本枯燥无味，晦涩难懂，读者寥寥无几，科学史学派的生命力减弱。
第二，科学史学的政治史观落后于社会发展。科学史学兴起和发展正处于美国工业文明构架成型期，西部开发成功，美国工业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一位。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的海外市场开发迅速发展，国内呈现一片经济繁荣景象，经济观念深入人心。此时科学史学派坚持用政治观来解释历史已明显力不从心。在20世纪初进步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史学界大师，经济史观奠基人查尔斯·比尔德以其《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拉开了用经济史观解释历史的序幕，同时也敲响了科学史学派“政治史观”的丧钟。
第三，科学史学派的个人价值观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削弱了其推崇“真实历史”的影响力。由于该学派中大多数人来自东北部地区，属盎格鲁—撒克逊脉系，生长在富裕环境中，东北部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均在不同程度上规约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因而在史料甄别与著作中，他们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东北部道德价值观的赞词和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这种偏见与个人价值观的痕迹一方面使科学史学派的“科学性”大打折扣，生命周期缩短，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社会人，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超越他所生活的时代和价值观。因而这就给我们史学工作者和读者提出这样的要求：作为一名史学家，应以求实的态度考证史料，尽可能地保持中立的立场去甄别史料、撰写历史。而作为读者，应不受作者观点的束缚，大胆提出相左论点，依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科学史学产生于美国社会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的19世纪80年代前后，消逝于社会变革的20世纪初。它短暂的生命周期再现了美国史学的变迁和美国社会演化。在“百废待举”的19世纪末，科学史学扮演了时代发言人的积极角色。从美国史学史的内部发展来看，科学考证史料，崇尚理性思维使史学成为科学，丰富了史学思想。科学史学家提出的史学领域规范化、职业化的标准不仅指导着该时期的史学研究，同时也为美国成为法制国家播下了思想种子。由于时代的发展，科学史学家自身的不完善导致最终被进步主义学派所取代，但其在美国那个特定年代所作出的贡献不容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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