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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7)02-0031-04
在国内学界近年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两个动态很值得关注：第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取得发展的同时，如何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终结等基础性问题重新浮现，并引发了新一轮热烈争论；第二，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依旧占据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和主体地位，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热点。这两个动态涉及到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引人关注。因此，反思和评论国内近年来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本身，同时也还能够促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学术创新问题的认识。
一 “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及其内在旨趣
尽管国内学者使用“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98年、1999年，但“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兴起则毫无疑问应当从2000年算起。是年，南京大学张一兵等人率先开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他提出了“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三个新概念，并强调指出它们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三大新动向。[1] 在这种界划中，由于他实际上是把“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流派来看待的，因此引发了不同的看法和热烈的讨论。基于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经验，胡大平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包含着“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它作为一种政治冲动，贯穿于第二国际至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并且随着《文化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公开出版而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激进左派理论的重要主题。有鉴于此，他主张从“小写的马克思主义”角度把张一兵所界划的后马克思思潮诸多代表(如福柯、德勒兹甚至高兹)纳入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讨论。[2] 在2002年底的一个讨论会上，张、胡两人就此问题进行了专门对话，并在随后的主题笔谈文章中公布了他们的一致和分歧。[3] [4]
我们看到，争论的焦点其实还在于界划标准问题。如果说张一兵试图坚持逻辑划分的优先性的话，那么，胡大平则试图能够将逻辑划分与左派历史经验协调起来。历史地看，张、胡两人的分歧实际上是一种视角的差异。面对同一个对象，张一兵是从历史源头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出发来审视的，因此，他更多地看到了“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趋同；胡大平则是从历史的当下即“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政治实践来返观问题，因此，他更多地看到了理论趋同下的政治对立。从国内近年来的总体研究趋势看，胡大平提倡的视角显然受到更多人的认同。在胡大平看来，虽然“后马克思主义”的边界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但从左派经验看，“后马克思主义”以更为现实的姿态支持社会运动，声张激进民主规划，从而表现出更大的政治抱负。上述特征当然受到了现代性批判逻辑的直接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后马克思主义”本身与社会主义实践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因此，社会主义(或者更严格地说“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不仅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主题，而且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出场的战略也是它的中心议程。所以，在直接的意义上，它是现实社会主义出现问题(20世纪50年代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和失败(20世纪90年代前苏东的巨变)的理论反映，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西方左派转型背景下，虽然它们也十分注意马克思的理论“空场”并要求与马克思进行对话，但在总体上并非是现代性批判逻辑逆转的直接结果，而是因为在寻求新的政治战略中它不能回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5] 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依赖“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后的“后马克思思潮”，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甚至马克思本人确立为自身对话的对象。但与“后马克思思潮”不同的是，这些自称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开创一条新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路，而且强烈地表达出一种对资本主义替代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他们认为这个规划是马克思所开创的，又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中被压抑的，故而他们自身的“后马克思主义”意识便直接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之后规划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话语。[6]
二 “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之争
2003年11月，在南京大学承办的主题为“从马克思哲学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的第三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后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如何定义“后马克思主义”是当时会议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曾枝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孔明安、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周凡以及南京大学的胡大平是当时争论的主要参与者。他们都在会议后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公开阐明了自己的主张。
曾枝盛教授是国内学界较早开始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就曾在相关著作中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过梳理，[7] 并于2002年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专门介绍“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8] 基于自己的已有研究，他认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犹如英国学者麦克莱伦所说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由于这只是一种时间界划，似乎并没有实质性意义，而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是指20世纪60、70年代，尤其是1973年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发表之后出现的、以“后现代主义”为主导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他所理解的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内容广泛，甚至连以詹姆逊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以哈贝马斯和利科为代表的“后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等都包含在内。[9] 对曾枝盛教授提出的广义、狭义“后马克思主义”区分，其他学者并无异议。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种广义、狭义。在孔明安看来，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建立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或解构哲学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和研究的最新的西方哲学社会思潮，它包括国内学者多已熟悉的西方哲学家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指的就是由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形势下所开创的左翼激进理论及其延伸。[10] 孔明安的观点得到了周凡和胡大平的支持。当然，细微的差别也是存在的，例如胡大平就在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名单中加入了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的英国学者辛德斯，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界较少论及的卡斯特，以及刚刚开始被引入国内的齐泽克等新锐思想家。[11]
从某种意义上讲，“定义域”的界划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因为不同的人都可以借助不同的“定义域”实现对现象的分类与描述，关键在于这种分类与描述是否能够与理论的历史和逻辑本身相符合。也就是说，“定义域”之争实际上是“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初期的一种必然现象，尽管它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必须被超越。事实上，这种超越很快就实现了。2005年，周凡发表了一篇长文，从概念的谱系角度对“后马克思主义”术语从20世纪50年代的波兰尼、60年代的麦格弗森、70年代初期的贝尔和后期的柯拉科夫斯基，到80年代的图雷纳等人的使用方式进行了一次翔实的学术史审理，最终说明因拉克劳和墨菲而著称的“后马克思主义”具有自己的经验史和意义的历史差异，并且由此强调相关研究之历史语境的重要意义。[12]
三 “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逻辑实质及理论意义
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之后，学界开始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并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逻辑实质及理论意义三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深入认识。
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的追溯中，周凡强调了它与新社会运动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后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出现于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和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而这种理论动向代表着在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中重新调整社会主义策略并重建对社会主义价值的信念。[13] 在认同这种历史语境的同时，孔明安、胡大平则似乎希望进一步突出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及其与相应的理论逻辑变迁的内在关联。因此，孔明安强调了时代发展和当今科技革命对马克思主义表述的影响，[10] 而胡大平则倾向于把“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在后现代思潮的逻辑影响下、试图摆脱古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新型话语。他进一步辨析了“后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的差异：前者保留了马克思主义之解放政治规划的特征，并且也积极地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汲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源；而作为以否定工业文明为逻辑起点的哲学话语，后者把马克思亦作为一种工业时代的典型而彻底地排除了。[5]
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实质，孔明安、周凡、胡大平等人都同意：在逻辑和政治取向上，受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影响，“后马克思主义”告别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在政治经济、工人阶级、革命以及辩证法(总体性)等关键问题上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而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实质性差异，它是借助于后现代话语对解放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划的重申。同时，他们也都同意，“后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多元性的征兆，围绕它的争论也充分说明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马克思主义话语生长的曲折性。不仅如此，在如何认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和政治价值的问题上，他们也都表现出了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即在一定程度肯定它的“解构”特征的同时，都采取了一种有保留的批判立场。当然，他们的研究也各有侧重。孔明安强调，就性质而论，虽然“后马克思主义”自我标榜其并非是反马克思的，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但不能完全赞同他们的一己之言，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角度，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理论以及主体等问题的思考有一定的新颖独到之处，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解构却是必须加以批判的。[14] [15] 周凡则强调了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脉络进行分析的理论价值，特别是对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意义，而较少直接强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意义。[16] [17] 胡大平则指出，无论是总体上寻找新的规划基础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场”做法，还是其生产力批判、在阶级立场上的退却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等具体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多源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然而，“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条件(按照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即“本体论”)已经实现从马克思向后马克思的实质性变化这个结论却是缺乏依据的，不仅如此，他们以这种可疑的结论为基础彻底告别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最终把社会主义表述为一种以空洞的普遍民主为目标的话语游戏。因此，形成了“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之理论悖论。[5] 在这一点上，他断然地否定了“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重建”中的价值。[18]
四 评论与展望
如果仅仅从成果数量上讲，国内学界近年来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但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它毫无疑问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水平。这充分展示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学术创新能力。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原始文献占有全面。作为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当代论题，即便是在国际学界，“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没有出现什么必须遵循的经典。这就迫使国内学界进行自主创新。大多数现阶段从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内学者都是通过直接阅读原著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这不仅有效克服了过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人云亦云问题，也为学术创新提供了动力。另外，有些研究者本人就还致力于“后马克思主义”代表性著述的译介工作，从而为研究的后续展开提供了有力的文献保障。[1]
第二，研究的专门化程度比较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能够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从事研究的人员数量虽然较少，但都比较专门和深入。这既避免了虚假繁荣，也保证了学术成果的有效积淀。
第三，良好的学术氛围。我们看到，在“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展开过程中，学术争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家都能以一种宽容、平等、民主的方式介入争论，从而保证争论始终能够维持在学术层面上，并向纵深不断发展。如果没有这样良好的学术氛围，“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很难达到今天这种水平的。
对今后该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如下：
第一，尽管在2006年7月于哈尔滨召开的“第二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上，学者们依旧在“定义域”问题或者“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边界和范围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争论，但未来研究中，这可能将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都已经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与各个学者的研究视角直接相关，而争论的实质其实并不在于抽象的定义，而在于历史语境、逻辑实质和理论价值。
第二，由于“后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否定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所以国内学者对它普遍采取了一种批评的立场。在对这一思潮的历史与逻辑进行了初步审理之后，我们必然要问答一个问题，即这一思潮为什么能在西方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构成了实质性挑战？可以预见，从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总体逻辑角度来透视“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向，以及从资本主义的当代变迁来理解当代西方激进思潮的现状与未来等问题，势必会成为下一阶段“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
第三，“后马克思主义”就其话语逻辑及其社会历史的限定性而言，它与我国的现实与未来都相去遥远，因而在总体上不可能构成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研究重点，而只是我们在探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趋势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话题。因此可以预期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那些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联系更紧密、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与批判更切中要害，对西方知识体系影响更大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如“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将会替代“后马克思主义”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注释：
[1]张一兵：《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理论逻辑和现实嬗变》，《福建论坛》2000年第4期。
[2]胡大平：《作为批判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
[3]张一兵：《后马克思思潮不是马克思主义》，《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胡大平：《马克思主义之后》，《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5]胡大平：《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性探讨》，《现代哲学》2004年第1期。
[6]胡大平：《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及其效应》，《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
[7]曾枝盛：《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8]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9]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学术研究》2004年第7期。
[10]孔明安：《“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理论规定》，《哲学动态》2004年第2期。
[11]胡大平：《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的来源与特征》，《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12]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河北学刊》2005年第1～3期。
[13]周凡：《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马克思主义？》，《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4]孔明安：《论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基础》，《哲学研究》2004年第7期。
[15]孔明安：《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6]周凡：《论“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4期。
[17]周凡：《论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18]胡大平：《走出“后马克思主义悖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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