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河西社会经济发展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西论文,探析论文,社会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1)04-0061-02
隋末丧乱后的唐初河西经济凋敝残破。贞观年间“秦陇之比，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 （注：《通鉴》卷195。），《旧唐书》记载：“河西氓庶，积御蕃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 ”（注：《旧唐书·李大亮传》。），“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条，五年不复”（注：《旧唐书·褚遂良传》。）。由此可见，唐初 河西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远远不如前代。然而经过唐初一百多年的安定局面，到玄宗开元、天 宝（公元713～756年）年间，河西却变成了一个农桑繁盛，士民殷富的地区。《通鉴》记载： “天下称富庶者莫如陇右”（注：《资治通鉴》卷219，玄宗天宝十二载。）。唐在河西设有凉、甘、肃、瓜、沙五州，据新旧唐志所载， 五州共有十七万两千余人，加上凉州境内等八州一万七千余人，整个河西当时应有人口近十 九万。这一数字是两汉后河西人口的最高数字，河西进入它经济文化的第二个迅速发展时期 。那么，是什么因素带来了河西地区的这一变化?唐前期政府在河西推行了怎样的政策?这些 政策有哪些特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笔者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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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中央政府及时调整了对河西的经营政策，在河西大规模实行屯防、屯粮、屯牧，由 此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唐政府之所以及时推行足食足 兵政策，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起着促进作用。
首先，中央政府对于河西给以特别的重视。以关中为根据地的历代王朝都将河西地区视作 肘腋，河西地区是中原王朝的“强兵足食之本”，褚遂良曾上疏云：“河西者，中国之心腹 ”（注：《通鉴》卷196。），魏征也提出“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观点。基于这种认识唐王朝异常重视河西地区 。河西地区处于唐王朝的西北边陲，北邻突厥，南连羌戎，地带狭长，形势险要，是军事要 冲，此其一；它与西域诸国接壤，也是中西交通的孔道，国际贸易的中转处，此其二；河西 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适宜放牧，可资耕种，因而又是边缘游牧部族经常骚扰的地方， 此其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唐初河西在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以 河西屏卫关中，可以构成对吐蕃的强大威慑，造就一个维持丝绸之路进而经营西域的可靠后 方，同时发展西域经济，可以减轻内地粮食转输河西的负载。所以唐政府对河西地区加强守 备进行政治、军事经营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唐初全国的战略形式要求政府予以河西高度重视。经过隋末战乱，到了唐代立国之 初，全国与唐为敌的武装力量有十部之多，其中河西有薛举、李轨两股割据势力。唐政府采 取了及时西向用兵的政策，因为中原诸强正在火拼，一时无力进逼唐都，一旦消灭了薛举与 李轨，就可获得狭长而险要的战略要地，获得进可攻退可守的回旋余地，然后背靠宜耕宜收 的河陇，全力打击东部强敌，这是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因此收复并经营河西就成为唐初政 府的当务之急。
再次，河西地区自古便是游牧部族争雄的舞台，在这里民族摩擦及战争仍较频繁。其中， 吐谷浑和吐蕃与唐政府的军事斗争最为频繁。史书上记载：“凉州南北，不过四百余里，突 厥、吐蕃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注：《旧唐书·郭元振传》。）。这些少数民族企图摆脱唐政府的羁绊，为了维护多 民族国家的统一，维护河西的安定局面从而保证河西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如何处理与少数 民族的关系成为唐政府的头等大事，加强河西边防也势在必行。
从以上三点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河西重要的经济、军事战略地位以及特殊的 民族地缘关系是推动唐政府经营开发河西的潜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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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经营河西已成为唐政府的既定方针，那么唐前期政府究竟在河西推行了怎样的政策， 换言之，采取了怎样的措施使河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创造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唐政府首先是消灭薛举和李轨的割据，再是或战或和地 处理好民族关系，最后集中精力加强河西屯防。武后时期，陈子昂到河西巡视，发现甘州是 “河西扼喉之地”，于是在甘州北部设置了宁寇军。睿宋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唐政府在 河西设置节度使、支度、营田等使。河西节度使职责在于“断隔羌胡”，“管兵七万三千人 ，马九千四百匹”（注：《旧唐书·地理一》。）。开元年间，增设了朔方、陇右、河东诸节度使，分别统领诸镇驻军， 其中河西节度使较其他节度使统兵要多，统辖九军二守捉，分布在凉、瓜、沙、会等州，治 所在凉州。玄宗时，河西地区已是“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正所谓 “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注：《通鉴》卷216。）。玄宗时期，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裁汰老弱军官，选拔年轻干练 者 ，同时下达《恤缘边兵士诏》、《量助长征家口营种诏》、《给年满兵募程粮诏》，对河陇 等边防士兵及家属的生活疾苦表示关怀，解决了边防士兵的后顾之忧，安定了军心。玄宗时 还特别重视军队的训练，颁布了《令河西陇右等处防边诏》，告谕河西陇右边军：“咸宜裹 粮坐甲，秣马厉兵，明教队伍，远为侦侯”（注：《全唐文》卷29。）。另外对军队的奖罚制度也有明文规定，“有 能斩获吐蕃赞普者，封异姓王，斩获大将军者，授大将军；获次以下者，节级授将军、中郎 将，不限白身、官资、一例酬奖。”（注：《全唐文》卷23，《讨吐蕃制》。）这对激发军队的斗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上这些措 施为河西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尽管间或有游牧部族的骚扰，但大多在周边地 带，极少攻占城池或毁坏农田，更未长时间占据城池，和唐立国之初相比，河西的环境要 安定的多。
其二，屯田的推广。唐在西北的屯田始见于《旧唐书·吐蕃传》。关于屯田的原因，史书 上 记载：“贞观中，李靖被吐谷浑，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于是岁 调山东丁男为戍卒，增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旧唐书·黑齿常之 传》记载，黑齿常之“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远转之费，遂置烽戍七十余所 ，度开营田五千余倾”；《新唐书·陈子昂传》载，河西诸州“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盗，内 得 以营农，取数年之收，可饱士百万。则天兵所临，何求不得哉”。从以上史料中，我们不难 看出，随着河陇地区驻军的增多，物资供应成了大问题，仅靠从内地运转是不行的，因此 ，在河陇戍守，需另谋出路，就地解决粮食问题。甘州、凉州是唐王朝控制河西，抵抗吐蕃 的粮食基地，在此屯田，向西可以援助瓜州、肃州，向南可以缓解鄯、廊等地的问题。总之 ，河西局势制约着全西北的军事形势，粮食生产是制约河西局势的首要条件，这是唐前期政 府 在河西推行屯田最主要的原因。其次，河西优势的自然条件也给屯田造成了有利的因素。例 如当时甘州土地广阔，绿洲肥沃，有河西最大河流弱水灌溉，“水泉良沃，不待天时，岁取 二十万斛”，“田因水利，种无不收”。关于唐前期屯田的目的、地域以及屯田类型等，史 书均有记载：“凡军州边防镇守，运转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唐开军俯以捍要冲 ，因隙地置营田”；“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佃之”。这些记载说明：唐前期屯田的目 的在于增加军粮，并且以军屯为主，屯田的地点多在边防是驻军一带的荒闲之地。另外，唐 初屯田还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关于这一点，许多史料都互有记载，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
其三，和籴政策的推行。这一政策对河西经济开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何谓和籴?白居易说 ：“凡日和，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也”（注：《白氏长庆集》卷41，《论和籴状》，出自《丝路访古》，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甘
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也就是说，国家出钱向农 民购粮，以为战略之用。其先决条件是该地区生产比较发达，农民有粮可征。此外，粮价也 要定得合适，以略高于市价为宜，这样既能保证军粮，又可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 ，和籴还使粮食价格相对稳定，抑制兼并，减少了富商地主盘剥农民的机会；和籴制度还扶 助了小农经济，丰年增价而收，灾年减价而出，充分保证了小农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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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要分析了唐前期政府在河西地区推行足兵足食政策的原因以及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 ，这些措施推动了河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到了广泛的效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开垦了大量耕地，创造了以军养军的成功典范，促进了河西农业经济的繁荣。陈子 昂在谈到甘州屯田时说过，甘州土地肥沃，四十余屯，“每年收获常不减二十余万”。甘州 刺史李汉通置屯开垦，“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注：《旧唐书·郭元振传》。）。在推行 和籴以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唐政府从河西收购了三十七万一千余石粮食，占当年全 国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强（注：《丝路访古》，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由此可见河西富庶的一斑。
其次，河西的开发促进了中西交通的繁荣，推动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贞观初年，玄 奘西行，路过凉州时曾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番，葱左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 。可见凉州已成为当时中西交通要道上重要的贸易集散地，甘州、瓜州、沙州等地都是丝绸 之路上贸易重镇。这种繁荣景象和唐政府在河西的开发是分不开的。唐前期，中央政府虽同 周边少数民族频有战争发生，但是并未中断友好往来。与吐蕃“岁时往复，信使相望”，与 突厥，唐王朝曾送给“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事”。这些都表明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曾出现 的融洽局面。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各少数民族深受汉民族的影响，长期的相互渗 透和融合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大家庭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