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内外部均衡矛盾的严重性及宏观调控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我国经济论文,性及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宏观经济调控通常有四大目标，即经济增长、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前三者被称为内部均衡目标，后者称为外部均衡目标。在封闭经济条件下，通常只关注内部均衡目标；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外部均衡重要性上升，但在各国实践中通常还是以内部均衡为重点目标和任务(除非发生危机状况)。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部均衡目标之间常常存在矛盾和悖论，而且这种矛盾在一国经济开放度急剧上升期会空前加剧，宏观调控目标及政策选择都面临困难。通过历史和国际比较看出，目前我国内外部均衡的矛盾就处于最复杂、严重、敏感多变的时期。结合当前的总供求形势，近期宏观调控必须在妥善权衡基础上考虑相应的目标及政策选择，以内部均衡为重点目标，适当兼顾外部均衡，注重政策搭配和组合，注重灵活双向微调，小步渐进式调控是比较理想的选择。近几年我国宏观调控方式总体上是成功的，下一步在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基础上要更加注意处理好内外部均衡之间非常复杂严重的矛盾，不能顾此失彼。
一、我国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矛盾进入最严重和最复杂时期
实证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经济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总体上是比较协调的，没有出现严重的矛盾(特别是基本方向上的悖逆)。但是，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这种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而且呈不断升级趋势。概括起来，这种情况到目前为止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1994—1995年：首次出现经济过热、严重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双顺差并存的局面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从1991年开始，我国GDP增长从上年3.8％跃升至9.2％。但是，受地方扩张驱动和国际经济繁荣等因素的影响，随后我国出现了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1992年和1993年经济增长分别攀上14.2％和14％的谷顶；从1993年开始CPI指数从上年的6.4％升至14.7％，1994年更达到24.1％的历史高点，出现了恶性通胀和大量抢购行为。1993年在经济过热情况下，调剂市场汇率急剧贬值，人民币一度超过10元兑1美元，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一次出现逆差，当年进出口逆差达122亿美元。1994年初，我国开始人民币汇率并轨，人民币汇率由1993年年底的5.8元兑1美元一次性贬到8.7元兑1美元，加上世界市场需求旺盛和国际投资活跃，我国国际收支出现转折性变化，资本项目顺差剧增，贸易项目由逆差转为54亿美元顺差，国家外汇储备猛增，人民币汇率也因此趋于升值。一方面，在经济过热和国内需求异常旺盛情况下出现外贸顺差激增，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被迫吸纳大量供大于求的外汇头寸，显著增加了货币占用，严重助长通胀，加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这样，我国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为了控制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胀，必须实行紧缩性政策；但另一方面，紧缩性政策又压缩国内需求，导致更大规模的国际收支顺差，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就业矛盾。同时，在高通胀下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幅度较大，显著加大了出口部门的成本压力，使出口面临不可持续的风险；而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又必须放松银根，扩大内需，促进进口，以减少顺差，但这与控制高通胀目标相背离。
从实际情况看，当时我国坚持实行紧缩性的宏观政策，重点保证内部均衡的目标，即控制经济过热和恶性通胀。同时，央行通过加大对冲操作来缓解外汇占款增加对国内货币供应的不利影响。虽然，这短期内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但经过两年调整基本恢复了内部均衡目标，1996年物价趋于稳定，经济增速趋于合理。但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一直持续，外贸顺差规模不断扩大。从事后看，这次以“内部均衡为重点目标、暂时放弃外部均衡目标”的调控措施基本上是成功的，它迅速扭转了严重的恶性通胀，实现了经济稳定(见表1)。
表1 1996—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与物价变化(比上年增长％)
年份 GDP物价
1996 10.0
8.3
1997 9.32.8
1998 7.8
-0.8
1999 7.6
-1.4
2000 8.40.4
2001 8.30.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起内外部均衡矛盾的反向变化：内部经济由过热走向过冷、由通胀走向通缩，外部经济则出现了出口停滞、资本大量外逃，人民币面临前所未有的贬值压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目标内外部面临的严重矛盾是：一方面从内部看，经济增长在1998年和1999年陷入谷低，从1998年开始连续5年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国内产能过剩加剧，就业压力空前加大，国家需要实行扩张性宏观政策。但这又容易引起人们对刚刚治理好的恶性通胀复归的隐忧，同时还将恶化出口形势，导致顺差进一步减少甚至出现逆差，加大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另一方面从外部看，面对外部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和风险，稳定人民币汇率成为必然选择，我国不得不承担人民币实际汇率急剧升值的沉重负担，出口部门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而这反过来又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矛盾凸现，加剧经济增长回落、通货紧缩和就业压力。我国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内外失衡相互交织，其后果是我国经济出现了长达5年的调整期(见表2)。
表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贸顺差变化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出口 进口
顺逆差年份出口 进口顺逆差
1990620.9533.587.4 1997
1827.9
1423.7
404.2
1993917.41039.6
122.01998
1837.1
1402.4
434.7
19941210.1
1156.1
54.0 2000
2492.0
2250.9
241.1
19951487.8
1320.8
167.02005
7619.5
6599.5
1020.0
19961510.5
1388.3
122.22006
9689.4
7915.6
1773.8
(三)新一轮增长期以来内外部均衡的矛盾更加复杂严重
这一时期典型的表现是：内部经济是经济偏快、就业好转、物价较高；而外部经济则是双顺差和外汇储备剧增，人民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这种情况恰好是1994—1995年情况的再现，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内外部失衡局面的基本逆转，不同之处是这次内外部均衡的矛盾更为错综复杂、交织互动。虽然这次内部失衡程度不算严重，但外部失衡却前所未有地加剧，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联系及互动关系空前密切，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在经济和投资仍然保持高增长情况下，外贸顺差非常规地剧增；二是双顺差剧增引发流动性过剩和助长信贷投资扩张，加剧内部失衡，需要保持宽松或中性的宏观政策来逐步校正外部失衡，但控制经济偏快和物价上涨却恰恰需要实行适度紧缩性政策，其结果是外部失衡进一步加剧；三是这次外部失衡虽然有国内基本面因素，但很显然也与国际经济失衡、全球流动性过剩、大量热钱流入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等因素高度相关，使我国现有汇率、利率政策选择空间大受限制，有效性大大下降，而且还可能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由于心理预期因素的作用，过度调控将牺牲国内就业和经济增长等目标，而且不仅不能改善外部失衡，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外部失衡；四是近期还由于结构性物价走高，出现了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困局，此种局面如果持续下去必将对出口部门带来巨大成本压力和持续发展的风险，使人们担心出现因1994—1995年内外部均衡矛盾的积累而向1998年以来宏观经济均衡全面恶化升级的风险；五是在货币财政政策走向与控制外部失衡目标相悖离情况下，使人们不得不想到使用直接贸易干预措施来控制顺差。但这种做法收效有限，而且还容易与就业、税收和经济平稳增长目标相冲突，落实不好还有引起出口因压力过大而下滑的风险，加大产能过剩矛盾，如王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编者注)所说可能出现通缩与通胀瞬间逆转的风险，值得高度警惕。
从上述历史演变情况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矛盾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复杂和严重的阶段，而且，从国际比较看，这种内外经济联系与互动急剧加速、内外目标矛盾如此错综复杂、交织多变也是非常罕见的。
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严重矛盾的原因分析
(一)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处于经济开放度剧烈上升期与内外目标冲突剧烈上升期
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基本上只考虑内部均衡，宏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国内经济部门，所以也就没有内外部均衡的矛盾。但是伴随一国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进程，对外经济部门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加深了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与互动，对宏观调控目标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宏观调控的目标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关系显著增强，宏观调控各项目标之间相互关系更为错综复杂，相互矛盾增多，甚至会出现严重冲突。根据国内学者(姜波克，1999年)研究，经济开放与内外政策目标冲突如图1所示：O点表示完全封闭条件下不存在内外均衡矛盾；随着开放度提高，从O点到A点、A点到B点、B点到C点之间，内外目标的矛盾日益上升。但是当开放达到相当高水平并趋于成熟以后，即图1中从C点到D点，矛盾趋于减轻；从D点到E点矛盾趋于消失。图1中，美国、日本处于B点，内外目标矛盾严重，但剧烈上升阶段已过；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已达到C点，内外政策冲突大大减弱。而我国虽然没有处于美国、日本那样内外矛盾严重阶段，但却处于矛盾剧烈上升期。这里，作者是基于10年前情况作出的判断，实际上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开放度急剧提升，应该可以断定起码处于从A向B点移动的迅速剧烈上升期，更显示我国现阶段内外均衡矛盾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图1 经济开放与内外政策目标冲突的关系
表3 我国历年来货物贸易依存度(％)
工业品出口业
年份货物贸易依存度货物出口依存度 工业增加值比重
1985 22.7
8.911.5
1990 29.6
15.9
32.2
1995 38.6
20.4
43.0
2000 39.6
20.8
47.4
2001 38.5
20.1
46.6
2002 42.7
22.4
53.5
2003 51.9
26.7
62.3
2004 59.8
30.7
72.8
2005 63.3
33.9
80.9
2006 67.0
36.9
91.6
(二)我国内外部均衡严重矛盾的具体原因
从实证研究看，我国内外部均衡处于严重矛盾时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具体原因：
1.加入WTO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显著提升。尽管衡量一国经济开放度需要一套综合指标体系，包括货物、服务贸易和双向投资等方面，但外贸依存度仍然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代表性指标，总体上可以反映一国开放度提高的趋势。我国1990年货物贸易依存度为29.6％，2000年上升到39.6％，基本上是稳步上升；但加入WTO以来，货物贸易依存度从2001年的38.5％上升到2006年的67％，5年间升幅达28.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依存度从20.1％上升到36.9％，堪称剧烈攀升。这显示此期间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空前密切。
2.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迅速、储蓄倾向上升，成为加剧内外部目标矛盾的内因。内外部政策目标的矛盾首先来自内部冲击。从需求看，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告别短缺经济，买方市场格局不断巩固，到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出现全面供大于求；新一轮增长期以来，虽然部分能源、原材料、食品和煤电油运供应出现紧张，但生活消费品总体上供大于求的格局未变。这说明，制造业供大于求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明显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加上，目前我国进入人口红利阶段，居民储蓄倾向显著上升，以及新一轮投资扩张，使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明显加剧，其结果是产能过剩凸现，经济在上升期依然面临最终需求不足，对外需依赖和出口动力反而不断加大。从供给面看，在开放带动下，近年来我国技术进步加快，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已居世界前列，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出口结构优化程度达到人均收入3倍于我国的水平，甚至接近一些发达国家，结果形成了类似德国、日本在很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支撑下贸易顺差常态化的情形，进口替代步伐显著加快。
3.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蓬勃向前的同时全球失衡加剧，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也导致我国内外部目标矛盾比其他国家工业化加速阶段更为突出。其中，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性严重滞后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经济体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加重了内外部政策目标的冲突。美国凭借其货币霸权，把自己的失衡不断向外传导，并成为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源头。近期发生的次贷危机更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大量热钱流入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是助长双顺差和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源头，显著加大了内外部均衡的矛盾。
4.近年来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进入高发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们也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对外经贸纠纷和摩擦。这不仅对我国宏观调控目标的选择带来困扰，而且更严重的是也影响内外部均衡政策手段的选择，加重了问题的复杂性。例如，来自外部强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助长一面倒的升值预期，也限制了汇率政策的选择和作用空间。
三、当前内外部均衡严重矛盾情况下的宏观调控选择
当前，我国内外部均衡的矛盾处于急剧上升时期，其复杂性、多变性在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这首先需要我们正确认识这一现象，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其次，要在全面权衡基础上理性选择宏观调控优先目标与重点任务，防止顾此失彼；第三，合理进行政策搭配，按照蒙代尔提出的“指派原则”，通常采取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总之，在内外部均衡严重矛盾的情况下，从理论到实践上都还找不到完美的解决方案，需要根据我国国情特点和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相机决策，理性选择，保证重点，灵活调控，不可急于求成。否则，很可能出现旧问题没解决、新问题不断涌现的局面。
(一)正常情况下内外部均衡发生矛盾时应以内部均衡为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均衡是由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组成的。内部均衡是指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外部均衡是指国际收支平衡，即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资本项目之间动态的、流量的总体均衡。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关注的是内部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追求是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当一国经济逐步由封闭走向开放，政府的宏观调控也逐渐将外部平衡纳入调控目标和视野，并且随着一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外部平衡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趋于上升，政府目标由最初单纯追求内部平衡转向综合考虑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平衡。
从理论上来说，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之间既有矛盾和冲突，也相互作用和影响。通常情况下，内部均衡是基础和关键，它决定外部均衡，外部均衡从属于内部均衡；同时，外部均衡也反作用于内部均衡，外部均衡是内部均衡的延伸和发展。国际收支与一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存在紧密联系，国际收支不平衡，尤其是经常账户严重逆差，是引发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出现货币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国际收支持续大幅双顺差也容易引发资产泡沫，加大金融风险，这都不利于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价格水平的稳定。
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我国已从一个封闭、半封闭型经济迅速转向开放型经济，其开放步伐之快，开放程度迅速提高，令全世界为之瞩目。在此条件下，我国将经济的外部均衡纳入政府宏观调控的视野势在必行。
(二)出现对外支付或债务危机情况下往往短期内会将调整外部失衡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综观各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一般情况下都将内部均衡特别是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和重点任务。例如，美国宏观调控就主要考虑内部均衡，由于美元的主导地位，其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基本上都是通过资本项目净流入来平衡的。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况大体类似，国际收支平衡模式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路径与常态，如德国、英国曾经长期贸易顺差，德国到现在还是巨额顺差，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资本输出来实现外部均衡，并不把贸易顺差当作多大问题，更谈不上作为宏观调控主要任务。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除了亚洲“四小龙”和一些石油出口国外，大多数还处于贸易逆差阶段，有的还处于严重的外汇瓶颈约束阶段。它们尽管也存在着内外部均衡各种各样的矛盾，但与我国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同，是性质上的不同；除了出现危机情况外毫无疑问都是优先考虑本国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目标，努力摆脱外汇瓶颈和要素约束。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很多国家在发生严重的对外支付、债务危机以至货币金融危机时，才会把外部均衡作为短期内压倒一切的重点任务，包括采取痛苦的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实行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减少需求、缓解对外支付和债务压力。而多数情况下，这都是以贸易严重逆差为源头，由此引发资本外流、本币大幅贬值、外汇储备大幅减少等并发症，结果丧失对外支付能力，出现债务危机或货币金融危机。最典型的例子，一是拉美债务危机：由于存在贸易逆差和外汇瓶颈，它们大量借入外债，并推行进口替代政策，其结果贸易逆差更加严重，对外支付能力不断下降，最后陷入债务危机，不得不进行长期的痛苦调整；二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包括韩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为了得到IMF的资金支持，都被迫接受苛刻的经济调整方案，为了恢复外部均衡、增强对外支付能力不得不全面压缩经济甚至老百姓也节衣缩食，付出痛苦代价。由此可以看出，贸易和国际收支顺差与逆差的性质和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除了日本等个别国家在外部强大压力下盲目调整政策促进外部均衡外，这种情形是少见的。
(三)当前内外部均衡严重矛盾情况下我国宏观调控的选择
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和基本国情，正视当前各项政策目标的严重矛盾，我国当前宏观调控具体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全面权衡内外政策目标，总体上把促进内部均衡作为重点任务和目标。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严重的内部失衡，这与1993年有很大不同。虽然存在一定的通胀压力和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但同时也存在就业压力较大、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等问题。社会总供求仍然处于基本平衡的状态，通胀压力主要来自国际能源原材料涨价和国内食品涨价等结构性因素；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不足这一点显著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和我国以往总需求全面膨胀的情形；而外部失衡虽然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状态，但这与国内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密切相关，也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等很多结构因素有关。因此，当前仍然应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可以比以前更重视一点控制通胀和外部失衡，但宏观调控的重点目标和任务毫无疑问是促进就业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二，鉴于当前的外部失衡是由一系列内外部原因综合造成的，必须充分认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现阶段很多长期结构因素以及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的客观规律决定了贸易顺差的长期性；而我国金融国际化水平偏低决定着我们可以努力逐步减少资本项目净流入但短期内却无法通过资本项目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双顺差将成为难以改变的长期趋势。另一方面，现阶段内外部均衡的严重矛盾又决定了外部均衡的异常复杂性。应该总体上将促进外部均衡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与目标，按经济规律办事，循序渐进地予以校正。
第三，注重政策搭配，近期宜选择“稳健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组合。在开放条件下，经济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矛盾是非常常见的，政府可以运用合理的政策搭配与组合来尽力实现经济的稳定与合理的开放。在这方面，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和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等已经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和模型，在各国宏观调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总的选择是注重内外部均衡政策的合理搭配，如蒙代尔就确定了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的方案，其方法是将最有效的政策工具合理地指派给一个政策目标，达到最好的调控效果。就我国当前现实看，应该选择稳健的财政政策来调投资，并达到控制通胀和经济偏快压力的目的，同时也避免过度压缩投资导致国内需求下降加剧外贸顺差、外储增加等外部失衡；采用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重点是通过加大对冲操作，控制货币供应量，化解流动性过剩，减少双顺差给宏观调控带来的影响，同时又要避免过度紧缩影响国内消费反而助长国际收支失衡。因此，在当前货币政策中通过提供准备金率收紧货币供应与信贷增长，应该优于利率政策。另外，适当辅助使用支出转换政策，在设法改善外汇市场供求平均状况和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前提下扩大实际有效汇率的弹性，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第四，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宏观政策是即期政策，主要是调节总量，而我国当前的国际收支失衡主要是内外部结构原因造成的，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短期宏观政策，而必须标本兼治，长短结合，更注重从源头上疏导。按照中共中央十七大提出的“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是必然的选择，这包括改善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把促消费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以企业和金融机构为主体，逐步扩大对外直接和间接投资；加快人民币可兑换，积极推进外汇资产多元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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