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话语分析：当代教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判性论文,话语论文,当代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5-0081-06
回顾20世纪教育研究的发展轨迹，由于长期以经典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及对理论的客观性、科学性和规范化的追求，教育研究带有浓厚的“价值无涉”的中立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轨迹，导致了教育研究对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简单移植，大多采取的是思辨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教育研究成为对“教育真理”和“教育规律”的追求和揭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探索和追求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随着当代教育与人的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日益加强及其给人的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需要研究者从理论层面予以深刻反思和批判。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中出现了一种“语言转向”，即把语言看作是社会现象中的中心角色，话语分析理论开始广泛应用到人类文化学、社会学、心理语言学、传播学和跨文化交际等诸多研究领域。当前，话语分析已经成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中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本文尝试以话语分析流派之一——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思想为基础，阐明它对于我国当代教育研究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批判性话语分析：一种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一)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含义
话语(Discourse)作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普适性的用语，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句子以上的语言单位，在语言学意义上，它常与“text”(语篇)互换，而“text”在文学理论中则指“本文”或“文本”。作为一门从语言学发展起来的研究领域和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顾名思义就是对话语进行分析，它包括了语言运用的方方面面，从初期语言学领域的话语连贯衔接分析、话语结构语法分析，到后来社会语言学的社会交际语用分析，再到后来结合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认知心理学的话语深层意义分析、文化语境分析以及社会认知分析，都是话语分析者的研究对象。目前，话语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书面话语和文化、符号系统的全部领域。具体而言，话语分析有四个大的研究取向：一是通过话语分析解决语法上的一些棘手问题；二是研究单个话语(包括句子)是如何组成话语的，探寻话语自身的构成规律；三是把话语分析当做研究宏观社会问题的工具；四是研究话语作为社会活动的有机成分及其过程的展开规律。其中，第三个取向在西方被称为批判性话语分析。
批判性话语分析在当代西方学术研究中是一个重要领域，因为它关系到知识学领域。批判性话语分析把话语分析当做研究宏观社会问题的工具，是关于各种文本和话语如何服务于各种意识形态利益，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各种强大的政治后果的一个明确的规范性的分析。批判性话语分析首先是在后现代学术研究中产生的，尤其是法国学者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关系的研究。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福柯的《词语与事物》是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奠基作之一。批判性话语分析具有鲜明的社会和政治意义。Kress认为，批判性话语分析从一开始就有其政治使命，即改变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资源的不均衡分配[1](pp.15～31)。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最终目标是提高读者对被操纵的敏感度，增强读者的批评和反思意识，使读者实现批判性阅读，增强对大众语篇的反控制意识。批判性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仅可以使人们了解社会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还能够使人们了解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它有助于促进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当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成果应用到教育、培训、媒体批评、媒体监测等诸多研究领域时，可以为社会解放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主要内容
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意识形态决定话语形式
批判性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从各种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意识形态是批判性话语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是指人们安排和证明自己生活的方式。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是依据基本认知信仰来界定的。基本认知信仰是一个群体中成员之间共有的社会表征的基础。因此，人们可能有意识形态的种族和性别信仰，这些信仰是群体成员中共有的种族和性别偏见的基础，决定着他们的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话语是系统化的观点陈述，话语的主观性决定了任何话语都会体现出意识形态。话语是在语言的外壳下起操作作用的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语言只是话语的外在形式，意识形态才是话语的内容。内容决定形式，意识形态决定着语言再现形式的选择。
2.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
批判性话语分析认为，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也是控制的工具。语言结构被用来调节人的思想和行为，把人物、事件和物体分成类和等级，以便证明某一制度和个人的地位。在批判性话语分析中，权力比传统概念的权力意义更为广泛，指的是社会关系中的双方或各方互相制约的力量，它既包括对他人行为的控制，也包括对他人思想的控制和影响，还包括对一些社会资源，如财富、武力、地位和知识等的占有权。权力不再是纯粹压制性的，而且权力也通过话语来实现。比如，某个人掌握了法律语言这一语类，就比没有掌握这一语类的人更有权力。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它由社会结构所决定，承载着权力与权力关系，反映了言说者在社会权力关系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对话语过程的控制也明显地体现着权力关系，例如权力大的人往往会对话题施加控制。同时，话语也是权力斗争的场所。批判性话语有助于改变这种权力关系，因为权力是相对的和动态的，它不是可以获得、夺得或被分享的东西，不是一个人可以抓住不放或者任其溜走的东西。批判性话语分析不仅揭示显性的权力关系，而且还揭示隐性的权力关系，揭示话语如何隐蔽地给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以特权，从而控制人们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
3.联系语境进行话语分析
语境是指话语使用和产生的环境。批判性话语分析认为话语分析必须联系语境，应该在语境中分析语句的意义，语言结构与话语意义之间没有永恒不变的联系，同一语言形式在不同语境中会有不同的含义。例如，被动语态在新闻报道暴力事件中的意义显然与科技文献中的被动语态含义不一样。语境控制着话语创作和理解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如语类、形式、文体、变体以及更普遍的话语如何被调整以适应交际场景。语境理论解释了话语和话语加工中的许多问题，它弥合了社会与语境上充分的话语之间的隔阂，解释了交际冲突，阐明了语言使用者如何控制作为交际场景功能的话语。
(三)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基本原则
批判性话语分析在理论和方法上应遵循以下八条原则：(1)批判性话语分析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它主要对社会文化过程和结构在语言和其他符号中的表现进行剖析，而不是为了进行纯语言研究而分析语言的运用，因此，批判性话语分析基本上是跨学科的。(2)话语反映了权力关系。批判性话语分析不仅研究话语中的权力，而且研究控制话语的权力。(3)话语与社会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辩证的同构关系，它们之间互相包含、互相影响。语言运用对社会和文化(包括权力关系)的再现或更新有直接的关系。(4)语言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既然话语具有上述功能，它自然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即通过特殊的方法描写和建构社会，再现权力关系。(5)话语具有历史关联性，它只能在语境中被理解。在理论层次上，它与维特根斯坦的方法一致，即话语的意义存在于它在具体情境中的运用。话语不仅包含在特定的文化、观念或历史中，而且也与其他话语相互交织。(6)文本与社会的关系是间接的，它主要通过一些中介物与社会发生间接联系，诸如在文本理解的社会心理学模式中发展的社会认知中介。(7)话语分析是解释性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意味着在文本和社会情境、社会意识和社会关系之间建立一种系统的方法论和关联。对不同的听/读者来说，由于对有关背景所掌握的信息量不同，因此对同一语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8)话语是一种社会行动。批判性话语分析被理解为一种人文社会学科，其宗旨是直接揭露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促进人类社会实践的进步[2](p.146)。
(四)批判性话语分析：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广泛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在促进入文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地完善。一般而言，批判性话语分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作为一种研究立场(或研究取向)。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社会信念制造了社会现实，现实是以话语为媒介的社会建构。“说话人”利用特定的说话策略(特定的方式)建构自己，建构他人，建构社会实践，建构现实生活[3](pp.113～128)。二是把批判性话语分析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它主要是将话语视为一整套的意义、隐喻、表征、陈述系统来加以剖析，即对人们说什么、如何说以及所说的话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研究[4](p.5)。这两种类型的批判性话语分析都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第一种观点，批判性话语分析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具体研究方法了，它已经升华到了普遍的研究方法论的地位。
批判性话语分析既是一种话语理论，又是一种研究方法。对于教育研究而言，它具有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双重地位。批判性话语分析为学者们研究教育问题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视角来研究教育问题具有深刻的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二、批判性话语分析对于当代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批判性话语分析作为理论和研究方法可以应用于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把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引入教育领域，将会促进当代教育研究在研究性质、研究主题与研究条件等方面发生一系列转变。
(一)研究性质的定位：当代教育研究是一种价值负载和价值反思的活动
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话语有密切的关系。语言是研究审视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反过来，语言形式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得到阐释。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透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遮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生活过程中重现、诠释和解读文本与话语的真实意义，揭示各种文本和话语是如何服务于各种意识形态利益的。我国有学者指出，人们的感知不能不受着某种话语方式(或知识结构)的左右。“文革”时期的话语方式就很典型，那种话语与那时候人们的感知活动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很专门化的问题。人们在“文革”期间的话语方式跟改革开放以后的话语方式大不相同，他们开口闭口都要讲阶级斗争，引用毛主席语录。批判性话语分析就是要弄清楚是什么社会政治因素使人们这么说话的。
为此，当代教育研究者必须认识到教育研究与所处的社会文化立场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敏锐地把握新的社会文化需要和意识形态的特征，放弃客观主义的认识路线，以一种“理性”的和“对话”的态度来处理自己与教育实践者之间的关系，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接纳不同的教育观点，彼此之间开展真诚的交流和对话，在此基础上对各种教育文本和教育思想进行价值的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正确地理解它们的意义①。
从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的视角来看，当代教育研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是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改进教育教学实践，促进学生全面、充分、自由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教育研究是一种充满价值反思和意义追问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价值性和反思性。同时，当代教育研究关注的教育问题并不是一种纯客观的问题，而是一种具有时代性、价值性的问题。当代教育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也不是一种纯粹理性的存在，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经历、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主体性存在。当代教育研究的方式也不是纯粹逻辑的或归纳的思维方式，而是与教育活动主体所处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总而言之，当代教育研究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进行的，是一种与教育活动主体所处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有着密切联系的价值负载和价值反思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看来，当代教育研究者应深入教育现象的内在联系之中，深入到人的意识领域，贴近被研究者个人对教育生活的理解。作为一名教育研究者，需要时刻询问和考察自己所从事的有关研究的教育学意义，需要时刻对学生学习、成长和发展于其中的整个生活世界保持关注。格拉斯纳和派司金曾经指出：“我的主观性是我能够述说的故事的基础，这是我的一个力量的支柱，它使我成为既是一个人又是一名研究者的现在的我。”[5](p.90)这种“主观性”是指在教育研究活动中，研究者必然带有的“前设”和“倾见”。哲学阐释学认为，“阐释”必然要受到历史、文化和语言等各方面的制约，阐释者自己的“前设”和“倾见”是理解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要与某个问题、现象或观点建立密切的关系，研究者是不可能采取一种“纯客观性”的价值无涉的态度的。教育研究者往往带着自己特有的社会经历、文化背景以及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从事他们的研究，这些都会对研究的进程和结果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当代教育研究中，研究者必须深刻认识到，理论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的研究成果都不是一种绝对客观存在的、自足的实体，而是透过研究者个体的“视镜”而呈现的结果，是研究者基于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对研究对象的一种意义诠释。
为此，当代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作出解释性理解，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及其意义作出文化解释与阐明。研究者在教育研究中也是作为人而存在的，是一种人性化了的“研究工具”，在这里，个人的“前设”、“倾见”构成了研究者的研究意向，决定了研究者向教育世界开放的层面。教育活动处于一个现实的社会世界之中，这是由各种各样的教育事件或事实构成的整体。教育事实或事件是由价值建构的，是价值的事实或事件，而不是“纯粹的自然”事实或事件，不理解这种使教育事实或事件得以可能的价值，就不能真正地理解教育事实或教育事件本身。当代教育研究走向价值反思，也就意味着让那些被概念遮蔽的教育事实或事件敞亮起来，让研究者能够真正接近那些真实的教育意义与价值信念。
(二)研究主题的转变：当代教育研究应凸显实践旨趣
受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传统教育研究的旨趣是为了获取教育真理和增加教育知识。这样的教育研究模式导致了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相互远离的难题：诸多的教育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教育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实践中后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等等。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之间到底应采取怎样的关系模式。
与传统的社会语言学家不同，批判性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不只是社会过程和结构的反映，它同时也建构了社会过程和结构。费尔克拉夫认为，应该把“语言使用当做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境变量的一个折射”，即“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个行为形式——以这种形式，人们有可能对这个世界产生作用，特别是与这个世界彼此产生作用”。这样，“话语实践在传统方式和创造性方式两方面都是建构性的：它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也有助于改变社会。例如，学生和教师的身份，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6](pp.59～60)。费尔克拉夫还提出，语言的使用可以促使话语的改变和社会的变革，揭露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促进人类社会实践的进步。
这样看来，研究当代教育的文本和话语具有深刻的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突破了传统教育研究中的理性分析模式，强调不仅要关注教育活动中的一般知识或普遍规律，而且要面向现实的教育生活世界本身。为此，当代教育研究应在研究主题上加以拓展，将本质主义斥为细枝末节的个体经验重新纳入教育研究的视野。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教育话语也就是教育教学活动中所产生的一整套“符号”，包括各种教育文本。教育文本既包括各类课程教材、教育文献，也包括课堂中的教师话语和学生话语，还包括教学活动录像、影视资料等。作为本体的教育文本和教育话语与以往的教育文献相比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式，它给学者们理解教育问题带来了多元的视角和多元的资源。
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视角来看，当代教育研究是一种面向人的生活世界的研究活动，也是一种实践理性的研究形式。当代教育研究旨在提高人们对所从事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性认识，着眼于提高教育活动的质量，改进教育实践。也就是说，当代教育研究不仅要获取“是什么”的知识，还应探讨“如何做”的知识。当代教育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来源不仅是针对理论问题，而且也针对课堂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和实践问题，是关系到教师和学生发展的真实的问题，是具有现实性、具体性、生成性的实践问题，围绕着这样的问题来进行教育研究的设计和操作。比如，教师和学生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常态中的教育行为、教育现象和教育细节，日常课堂生活中的一个波折或一个跌宕等等，都应该成为当代教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当代教育研究应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一是可以通过数据的收集、分析，通过某种技术的创制或应用而获得解决的问题；二是可以使教师了解他的行动“意味着什么(已经或可能在学生身上产生什么样的实际影响)”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变化的；三是与“权力”、“平等”、“民主”等相关的相对更为宽泛、更政治化的问题[7](p.383)。
因此，当代教育研究的起点应该是对现实教育问题的发现与界定。在学校教育中，人们面临的问题总是特定的，教育研究对象的样本也应是特定的，不必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这就要求教育研究者对于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问题应保持相当的敏感，对于实际的教育行为不断开展批判和反思。在批判性话语分析中，费尔克拉夫提出应具备一种“批判的语言意识”，也就是指“更加意识到构成它的社会力量和利益；更加意识到介入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更加意识到它对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的影响；更加意识到话语在文化的和社会的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包括话语的技术化)”[6](中译本序)。为此，教育研究者应从日常的教育生活中发现和界定问题，从日常的教育行为着眼，对课堂教学实践进行反思，通过研究活动来彰显教育生活世界中的意义和价值，从对复杂教育活动的追问中感悟思想和自由。
(三)研究条件的转变：当代教育研究应扎根于实际教育情境
批判性话语分析重视语境，这里的“语境”不仅包括字词、句型、语法、上下文衔接，还包括被研究者所处的社会背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主张，不能简单地把话语看成是一种语言的使用形式，而应该把它理解为社会环境中一个完善的交往事件。“被描述的话语的意义不可能在不提及它如何发生作用、如何被置于描述话语的上下文中的情况下得到确定。”[6](p.110)布尔迪厄曾指出，语言应该被看作是“身体六边形的一个维度，在这个六边形中，人们与社会世界的全部关系都得到了表达”[6](p.154)。任何语言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价值体系和文化境域之中的，语言的意义也是由其所处的整个意义系统来表达，并随着时空、社会环境等境域的改变而改变。
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视角来看，教育话语和教育文本受语境影响，同时也影响、建立或改变语境，教育话语所在的语境就是人身处的现实生活世界。为此，当代教育研究不应以客观的自然界为对象，而是应以具有丰富的情感、态度和生命活力的人为对象，个体的丰富的生活体验是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当代教育研究不应是在所谓的无干扰的“真空”实验情境中开展的研究，也不同于书斋中进行的纯思辨研究，而是应在千变万化的真实教育情境中进行，是一种对个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的研究，是一种在真实的教育生活情境中以个体的真实生活经验为基础而进行的研究，也就是如福柯所说的“耐心的田野劳作”。在这里，当代教育研究存在于一种正在发生之中的、生动鲜活的、丰富充盈而富有生命意义的世界，它是一切教育活动所必需的场所，是在教育的现场发生着的教师、学生以及一切参与教育活动的人之间构成的生活关系。在当代教育研究中，教师不再是被研究的对象，而是成了研究者和研究主体，亲自参与研究活动，直接从研究中获得行动的力量和策略。他们的参与和介入使当代教育研究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成为一种人的发展过程和专业成长的过程。
批判性话语分析可以促使当代教育研究在实际教育情境中开展，这意味着教育研究者不再是孤立地看待教育问题，而是关注教育生活的整体性、情境性和关联性，并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进行“深描”，以此揭示课堂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教育事件以及各种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任何教育事件都不能脱离其环境而被理解，理解涉及整体中各个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对部分的理解必然依赖于对整体的把握，而对整体的把握也必然依赖于对部分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代教育研究就是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的生活联系、故事和事件，是一种基于生活世界的对话活动，它旨在获取生活的意义而不是积累教条化的知识。教育研究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方式，教育研究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生活世界有着非常紧密的、广泛的联系，人们在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中寻求着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在当代教育研究中，研究者应该以真实的、现实的教育情境为基础，深入到师生的日常教育实践活动之中，了解他们丰富的生活体验，发现其中的教育问题，发掘其中的教育意义。同时，研究者应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交谈，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所处的教育生活环境以及这些环境对其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研究者要获得对教育活动的理解，需要在教育活动发生的现场进行长期的观察，深入把握和了解教育活动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
总之，当代教育研究不是对教育生活世界之外的理性知识、客观知识的发现，而是一种存在于人的生活世界之中、为了探寻和理解教育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而进行的研究活动。
注释：
①将批判性话语分析与教育研究相结合的较典型的代表作有刘云杉的《教师话语权力探析》和《视域的分歧——大陆与台湾初中语文(国语)教科书比较》。前者就是运用话语理论进行教师话语权力的研究，提出了教师话语权力是教师传递主导意识形态的权力的旨趣，并指出我国中小学教师的规范性话语内容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和大众性，而超越性和理想性、时代性和包容性颇显淡薄。后者就是通过对大陆与台湾地区初中语文教材的话语分析，研究同一主题、同一类型的文章在不同地区教材文本中展示的视域的融合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