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共同体”与当代西方民族主义叙述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体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困境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1)01-0028-06
一
“民族主义”是一个相当晚近才出现的概念。18世纪末期，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和法国神父奥古斯丁·德·巴鲁尔(Abbé Augustin De Barruel)“使用该词并使之具有可辨识的社会和政治的含义”[1]6。在英语语境中，“民族主义”起先是一个神学用语，意思是“某些民族成为上帝选民的信条”[2]。从词源学角度考察，“Nationalism”的后缀“-ism”本身就负载着不言而喻的“枯燥信条”和“自我中心”之义。因此，“民族主义”也就常常被理解为带有某种“唯我独尊”和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它结合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履行着整合／崩解的“双刃剑”式政治文化功能。
“民族主义”在知识分类学上有着复杂的谱系。汉斯·科恩(Hans Kohn)采用“东西二分法”，从血统和地理维度将其分为“公民民族主义”（西方）和“族裔民族主义”（东方）。更常见的一种分类法是按照不同领域来划分，诸如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等等。在现代主义范式之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以下简称“安德森”）被归入“建构主义”一脉。前者认为民族产生于“被创造的传统”，后者则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此外，还有“永存主义”、“原生主义”、“族群—象征主义”和不够成熟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由于对宗教、语言和现代小说精细入微的“另类”阐释，“可能对以文化与‘意识’(consciousness)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影响更大”（“导读”第4页）[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界，“想象的共同体”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理论话语，为人们逾越既有的民族主义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从文学／文化文本的话语层面探讨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诸多启示。下文试以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原著第二版，译文2005年版）为讨论中心，兼以盖尔纳、史密斯、霍布斯鲍姆等人的论述为参照，批判性读解“想象的共同体”的复杂内涵，并进一步指出当代西方民族主义叙述的困境。
二
安德森在开篇处就援引本雅明之语“逆其惯常之理以爬梳历史”，表明该书的宗旨是“从另类视角书写民族主义”。与盖尔纳等人以欧洲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叙述不同，安德森将研究对象投射到东南亚，扮演了一个“同情弱小民族的‘入戏的观众’”（吴叡人语）。安德森对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独特人生经历。
安德森出生于中国，成长在一个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家庭，少年时遭遇战乱，有过流亡经历。爱尔兰裔的流散情结，加之胞弟佩里·安德森——英国第二代新左派领军人物——潜移默化的影响，安德森开始了对帝国政治的启蒙认知。后来，安德森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师从著名的批判知识分子乔治·卡欣(George Kahin)，专攻“印尼研究”。在印尼进行田野调查期间，他亲历了苏加诺总统权威民粹政权的反西方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由于“康奈尔文件”事件威胁到苏哈托政权的合法性，安德森被禁止进入印尼。这反倒是一个契机，促使他将关注视点从印尼转向了越南、菲律宾、泰国和东帝汶，“从单一个案的、深陷入具体细节的‘微观式’研究中解放出来，使他得以发展出一个比较的、理论性的以及较宏观的视野”（“导读”第6页）[3]。安德森在东南亚的田野工作和参与反越战运动的经历奠定了其民族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基调。此外，他在剑桥修读文学和古典研究时所训练出来的细读功夫，加之佩里·安德森、汤姆·奈恩等注重社会历史研究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为《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融历史社会学、比较研究、人类学和文本细读于一炉的跨学科研究路径。
《想象的共同体》的副标题是“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Origin和Spread两个动态名词表明了安德森试图发掘民族主义的衍生过程及其复杂的脉络。关于第二版的修订意图，安德森开宗明义地指出：“使之符合现实世界与民族主义研究的巨大变化”（“第二版序”第2页）[3]。《导论》部分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勾描民族主义的研究现状。安德森决定尝试以“哥白尼精神”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诠释”[3]3。安德森倾向于将民族的属性和民族主义看成是“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3]4，这也充分表露出安德森的建构／构成主义研究取向。其二，安德森将民族界定为“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3]6。安德森指责盖尔纳“太热切地想指出民族主义其实是伪装在假面具之下，以致他把发明(invention)等同于‘捏造’(fabrication)和‘虚假’(falsity)，而不是‘想象’(imaging)与‘创造“(creation)’。”[3]6这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德森的措辞，“共同体”是“想象”(imagined)而非“虚构（假）”(imaginary)的。使用“想象”一词，表明了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所关注的对象并非纯粹的主观心理意识，而是一种涂尔干式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民族共同体都是想象出来的，区分各民族共同体的标准只能是“想象的方式”。其次，民族总是被想象为“有限的边界”，不管边界如何移动、扩张，也绝不可能等同于全人类。安德森直截了当地指出，基督徒那种普世主义的浪漫幻想太不切合实际。再次，民族为什么会被想象为拥有主权？神谕的、阶层制的王朝叙事遭遇拆解，加之宗教多元主义的“跨域化”，民族于是期待能够逾越宗教信仰与支配领土范围不一致的藩篱，幻想着自由，而“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象征就是主权国家”[3]7。最后，民族为什么会被想象为“共同体”？安德森强调了深沉的同志之爱和富有牺牲精神的民族情感，第八章也是专门谈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民族属性因为一种“自然的连带关系”，将想象出来的“有机共同体”看成是公正无私的并愿意为之牺牲。安德森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作了辨析：“民族主义乃是从历史宿命的角度思考的，而种族主义所梦想的却是从时间开始经由一系列永无止境而令人作呕的交配传递下来的永恒的污染……这是发生在历史之外的”[3]146，并且，种族主义的根源主要是阶级意识形态而并非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要解答为什么关于“民族”的想象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就必须探讨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
耐人寻味的是，安德森以“死亡”作为起点来考察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由于民族主义的想象（比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多关切死亡和不朽，因此与人们对于宗教的想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世纪的西欧见证了民族主义的诞生，也目击了宗教式思考模式的衰颓，“这个启蒙运动和理性世俗主义的世纪同时也带来了属于它自己特有的、现代的黑暗。”[3]10这个时代迫切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3]10。“民族”最适合于完成这个使命，“民族”在过去与未来的时空隧道里穿行，将偶然化为命运。安德森主张：“应该将民族主义和一些大的文化体系，而不是被有意识信奉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来加以理解，这些先于民族主义出现的文化体系，在日后既孕育了民族主义，同时也变成民族主义形成的背景，只有将民族主义和这些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民族主义。”[3]11安德森接下来讨论这些大的文化体系中的两种表现形式：宗教共同体和王朝。宗教共同体的衰落和王朝的式微是民族主义得以产生的“背景”，前者是以神圣语言和书写文字媒介为中心的符号霸权系统，伴随着欧洲人的海外探险，信仰日益沾染“领土化”与“相对化”的政治意图，加上拉丁文逐渐失去了作为神圣语言的霸主地位，宗教共同体自然难逃崩解的厄运。至于后者，旧有的王朝依靠多层妻妾制和联姻的“性政治”来统合多样化、异质性的民众。但是许多君主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很早就在探究以“民族”之名来建构其统治的合法性了。安德森反对那种认为“民族的想象共同体就真是从宗教共同体和王朝之间孕育，然后再取而代之”[3]11的线性因果论，强调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人们在面对宗教共同体和王朝衰落时理解世界方式的“变化”。首先是时间观念的变化，安德森引入了本雅明关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著名描述，他以小说和报纸为例，详述这两种世俗的印刷媒介是如何激起“想象的关联”，让人们可以想象出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与自己“同步存在”，从而理解“同质的”、“空洞的”时间。印刷资本主义为“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技术和物质条件。
虽然印刷资本主义使得“水平—世俗的、时间—横向”的共同体成为可能，但是，何以民族会成为这类共同体的首选呢？安德森以“语言”为中心，分析了现代民族意识得以形成的几个因素：资本主义是众多原因中至为重要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因此意味着精英的拉丁文市场一旦饱和，由只懂单一语言的大众所代表的广大潜在市场就在招手了”[3]39。方言化的印刷资本的兴起，极大地解构了拉丁文自身的神圣地位，也使得行政方言的偶然发展成为可能。但是在安德森看来，这些因素的作用可能主要是消极的，“即使这几个因素当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全部，都不存在，我们还是很可能想见新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出现”[3]42。而所谓的积极因素，就是资本主义、印刷品和人类语言的“巴别塔宿命”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资本主义在介乎拉丁文和口语方言的“夹层”处创造了印刷语言，实现了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可以相互交流的愿望。此外，印刷资本主义赋予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fixity)，“为语言塑造出对‘主观民族理念’而言是极为关键的古老形象”[3]44。并且，与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也被创造出来了，在印刷语言中争夺起话语权。以上几个因素的耦合，为现代民族的登场奠定了基础。安德森特别指出，当代民族国家的边界与特定印刷语言的使用范围并不相符，语言恰恰体现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张力关系。
安德森在第一部分（前三章）侧重于对民族和民族主义起源的理论阐释，第二部分（第四至七章）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梳理出民族主义在全球播撒的四次浪潮。与盖尔纳等学者采取的欧洲中心观点不同，安德森将第一波民族主义设定在“18世纪的美洲”。首先，安德森指出，汤姆·奈恩对于民族主义起源的民粹主义解释并不具有普适性，不能搬用来分析美洲的民族主义问题，这一点也反映出安德森本人的民族主义理论具有自觉的“语境”意识。比如他在分析第二波“欧洲语言民族主义”时，就重点分析了它的民粹主义特征。其次，安德森试图回答“为什么欧裔海外移民的共同体会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之前发展出他们的民族国家”，一方面，启蒙运动的思想火种、殖民地与母国共同分享的语言和文化促使“新经济和政治学说得以相对较迅速轻易地传到美洲”[3]51；另一方面，欧裔移民的美洲之旅是一次“受束缚的朝圣之旅”，尽管他们与母国同胞分享语言、宗教或礼节，但他们会因为欧裔海外移民的身份而遭到母国排斥，陷入一种身份危机。母国的制度性歧视与殖民地的边界重合，欧裔移民在“受束缚的朝圣之旅”中形成了共同的体验。于是，殖民地被想象为祖国，殖民地人们被想象成“他们的民族”。美洲的民族想象之所以成为可能，印刷资本主义也功不可没。18世纪后半期，大量地方性报纸涌现，“即使是‘世界性的事件’也都会被折射到一个方言读者群的特定的想象之中”，“一个穿越时间的稳定的、坚实的同时性(simultaneity)概念对于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有多么重要”[3]60。第二波可以称之为“欧洲的民粹主义—语言民族主义”，与被安德森描述为“前辈”的美洲民族主义相比较，欧洲民族主义更强调民族印刷语言的重要性，美洲民族主义和法国大革命也为它提供了“盗版”的模型。与美洲不同，欧洲各国基本上是多方言的，“权力与印刷语言在地图上各自管辖着不同的领土”[3]75。地理大发现和不断深入的拓殖运动催生了一场语言革命。随着比较语言学的建立，拉丁文等古老神圣语言要与方言相互竞争，辞典编纂家、文学和语言领域的专业知识分子使得“逐渐逼近的语言之间的平等主义终于现身”[3]69。由于资产阶级的内聚力受到印刷语言（方言）的制约，他们因此呼吁“方言统一”，寻求构建“以方言为基础的国家语言”。那些掌握印刷资本的制媒者和专业知识分子也因势利导地发展以方言为基础的民族出版业，将广大的中间阶层纳入阅读消费大众。以上两个因素的结合，促成了一波颇具民粹主义倾向的欧洲语言民族主义。第三波是“官方民族主义”，它是对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19世纪中后期，由于辞典编纂学的革命与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诸多王朝／专制国家遭遇了文化和政治上的困难，“基本处于行政的理由，这些王朝以或快或慢的速度确定了某种方言作为国家语言”[3]81。安德森将官方民族主义表述为“俄罗斯化”的“归化”(naturalization)策略，是统治者为了延续其对多语领土的统治权的手段。英国、日本、匈牙利等具体个案表明：官方民族主义“自上而下”地将王朝与民族一体化，所仰仗的“策略”包括“学校教育”、“印刷宣传”、“官方历史书写”甚至“军国主义”。最后一波是一战后的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既是对与官方民族主义相联系的帝国主义的反应，也吸取了前三波民族主义的经验，比如美洲民族主义的“公民—共和”理念、欧洲民粹—语言民族主义的选举和政党组织、官方民族主义的教育体系。安德森首先以印尼为正面例证，认为通晓双语的知识精英是殖民地民族主义者的雏形，由于歧视性的殖民地行政与教育体系同时将殖民地民众的社会政治流动限定在殖民地的领土范围之内，这一体验类似于美洲欧裔移民的“受束缚的朝圣之旅”，“领土的边界”于是被想象为“民族的边界”。法属西非和印度支那被用来作为反例，正是因为教育的朝圣之旅和行政的朝圣之旅之间的错位，它们才没有达成“民族想象”的模塑条件。值得一提的是，安德森反思了语言在形塑民族这一想象共同体过程中的意义：语言是想象一个共同体的媒介，语言的重要性就在于为“想象的共同体”创建“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但是，“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至高无上的规范的世界里，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如今即使没有语言的共通性，民族也还是可以被想象出来的……出于一种对已经被现代史证明为可能的事物的普遍知觉。”[3]127随着革命意识的传播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无需借助于语言的统一来建构民族想象已经成为可能，瑞士的民族主义即是一例。安德森将瑞士民族主义归入最后一波，也说明了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在形态上的多元性。
在1991年的修订版中，安德森新增加了两章内容，吸收了一些新理论来分析民族主义的建构方式。“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一章侧重于探讨诗歌／小说对于塑造民族情感的重要意义。新增加的两章则更具后现代主义色彩，有意识地矫正了此前对于民族主义叙述的“纯洁的整体性”，转而“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描绘为一种霸权活动”[2]52。这同时也印证了北欧学者斯坦因·托纳森(Stein Tonnesson)和汉斯·安德罗夫(Hans Antlov)对《想象的共同体》的中肯评价，“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途径的桥梁”（“导读”第14页）[3]。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是模塑殖民地民族主义想象的三条路径，帝国借助于人口调查的行政权力，将殖民地政府用分类思想想象出来的认同“具体化”，同时以系统量化为原则，忽略人群的异质性，给予民众一个“明确”的位置。“每个人都在里面，而且每个人都占据了一个——而且只有一个——极端清楚的位置”[3]156。这当中也会存在一些协商，比如宗教共同体的族群化过程。殖民地政府将位于各层级的人们以“结构”的方式统合起来，并且依照这种想象的“族群—种族”层级结构原则来组建官僚机器。受泰国历史学家东猜的启发，安德森引入地图的概念，认为地图与权力结盟，印刷地图形塑了东南亚人新的空间想象。此处可以察觉安德森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关于“地图在先，地形在后”的空间理论的影响。博物馆学也是多元文化主义所热衷的议题①，在机械复制时代，殖民地政府有意地将“考古”与“权力”结合起来，借助于视觉记忆，“古迹”、“文物”通过复制与再现，构筑出一种历史的深度，博物馆遂成为讲述殖民政府的家史、想象殖民地领土的有效方式。新／旧空间的同时并存，为民族主义在美洲率先出现提供了土壤，也形构了殖民政府与母国和新民族之间的协商关系。此外，民族传记也是建构民族主义历史叙述的方式，个人立传一般是从头讲到尾，民族传记则需要“溯时间之流而上”，启动记忆／遗忘机制，将历史叙述为自我的书写，从而达成民族认同。
三
安德森以精巧迷人的笔法叙述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的“现代故事”。他在历史分析和社会学的理论迷宫中穿行，以庞杂的关涉世界史、文学叙事、宗教等多重维度的视角书写了“民族主义”理论的建构论神话。与安东尼·史密斯那本教材式的论著②相比，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在体例和结构上无疑要更为复杂。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圆满的“故事”，其间却密布着层层裂隙。国内已有学者对“想象的共同体”提出了诸多质疑，比如，对民族主义的界定十分模糊，忽视了民族主义产生的血缘和地理维度，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适用性十分有限等③。笔者不再赘述各家之言，现补充几点批判性的意见，并希图碰触当代西方民族主义叙述的若干困境。
第一，安德森是民族主义理论“建构派”的主要代表，与阿姆斯特朗等“原生论”者的理论判然而别。安德森尤其重视社会文化心理对于构建民族想象的重要作用。正如该书开篇所提到的，由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未能提供合理的诠释，安德森决定另辟蹊径，抛开政治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从文化意识和语言层面探求民族何以形成如此“深厚的情感”。这里不妨与盖尔纳和霍布斯鲍姆作一简单的比较。盖尔纳非常重视经济对于形构民族国家的作用，他从“农耕—工业”的社会形态更替来谈及民族主义时代出现的背景，认为“民族主义是工业化社会组织的结果”[4]，霍布斯鲍姆则提到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关于“国民经济”的论述取代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如亚当·斯密，后者是以企业为经济单位，而前者则把国家／民族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④。为了避免陷入“经济还原论”，安德森充分关注文化心理等主观向度，其“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也因此被指责为缺失了政治经济学视野。毋庸置疑，此类批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文本事实根据的。在笔者看来，这种批评流于对单一文本的表层解读，有失简单化了。我们首先应该追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言说语境，它针对谁言说？为什么会在彼时成为理论热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单元，在西方思想史的脉络中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模型”，即有关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讨论大多囿于政治经济的范畴之内。安德森则尝试着拨开政治经济学的迷雾，将关注视角投向为什么处于不同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人们能够分享同一种“情感结构”，产生出一种深厚的“同志之情”？这恰恰是既有研究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要追溯“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原发语境。安德森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是冷战后期的别样尝试，突显了语言、宗教和印刷资本主义的作用。随着20世纪60年代（革命）的终结、80年代的剧变、冷战结构的破裂，以及社会主义被证实为不过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整个世界情势呼唤一种新的与之相对应的理论，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刚好处于后冷战与新自由主义的结合部上，遂成为风靡全球的民族主义思想资源。笔者认为，政治经济维度在安德森的理论中并没有完全缺失，只不过是被融合在印刷资本主义等文化范畴之中。卢旺达种族屠杀、科索沃危机、印尼排华事件等表明：当今世界的种族／民族冲突事件无不牵系着一个复杂紧张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任何有关民族主义的叙述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经济维度。吉登斯明确指出：“如果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突出特征的话，那么，民族国家体系同样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突出特征之一”[5]。当然，安德森过于突显文化意识层面，难免有削“政治经济”之足适“文化意识形态”之履的嫌疑。“（安德森的）讨论限制在二十世纪民族主义的‘模式化’特性中，没有注意那些迂回曲折、被压制了的可能性和未解决的矛盾”[6]。查特吉对安德森的批评恰好表明了当代西方民族主义叙述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即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如何有效处理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
第二，安德森对四波民族主义的归纳看似清晰，也有意呈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如官方民族主义对亚非民族主义的影响，“盗版”和“模型”等词汇的使用频率很高。这种历史线性叙述模式虽然有利于把整个故事叙述得圆滑，但却忽视了每一波民族主义内部的复杂性，比如对亚非民族主义的分析就很成问题。安德森认为，解殖过程在第三世界的发展并非以“逆向种族主义”（反对白人／欧洲）的方式得到实践。针对这一提法，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批评道：“这观点是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出现最近的新发展以前提出的，虽然这种主义对于我们今天目睹的‘仇外现象’有何影响，要加以评估，但安德森的观点是有欠完备的。”[7]巴利巴尔的理由可以归纳为：尽管亚非拉地区可能不存在“向外告知”的“第三世界”逆向种族主义，但国／国、族裔／族裔、社群／社群之间确切地存在着制度性或普遍的种族主义。大众传媒对这些种族主义观点加以扭曲、强化，使得白人种族主义“历久常新”。安德森的讨论建立在历史变动的生成语境中，但由于在论题的细部缺少很多必要的参照系，因此又存在理论预设和本质主义的倾向。同样，埃里·凯杜里对于民族主义的“梅菲斯特”想象也如出一辙，本质主义和理论预设成为当代西方民族主义叙述的又一个“阿喀琉斯之踵”。
第三，安德森凭借其丰富的历史知识与娴熟的文本细读技巧，精心建构了一个“放送影响—回馈反应”的机械模式，每一波民族主义似乎都能从法国革命／欧洲民族主义那里找到可供盗版的原型。诚然，民族主义在法国和德国有着深厚的传统，比如德国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密切关联。但安德森以欧洲民族主义为放送影响的绝对源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亚非民族主义裹挟进欧洲的叙述逻辑。查特吉在一篇名为《谁的想象的共同体》(Whose imagined community?)的文章中提出尖锐质疑：“如果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者都必须从欧美预先提供的‘模型’中去选择‘想象的共同体’，那他们还有什么可以去想象的？”[8]。此外，安德森过于依赖小说、传记等文学性文本，明显表露出英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的做派，虽然有东南亚的田野调查作为实证资料，但是全书基本上是用欧洲理论来分析欧洲以外的对象，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这难道不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欧洲中心主义吗？
第四，典型的语言与技术决定论。安德森不仅摘引本雅明的名言警句，移用其名作《历史的天使》作为章节标题，而且“印刷资本主义”成为他的整个理论叙述中的“主角”，也显然受到了本雅明技术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笔者认为，安德森关于“印刷资本主义”的论述有两大不足：其一，正如杜赞奇教授所敏锐觉察到的，安德森只关注书面语言，忽视了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使得“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对于那些文字出现得较晚或者没有书写文字的民族来说，他们大多依靠口头传唱的民间文艺来维系一种深厚的共同体情感，并不分享印刷资本主义的任何成果。其二，将印刷资本主义对于塑造民族想象的功用过分理想化，安德森一厢情愿地鼓吹印刷技术革新和科技传播的重大影响，完全忽视了印刷媒介的接受群体。如果引入罗兰·巴特关于“作者死了”的提法及其对“可读的文本／可写的文本”的区分，或者是参照接受美学理论，就会发现印刷媒介并非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受众实施“皮下注射”。其间关涉到期待视野、接受动机、误读等复杂情况，安德森的论述显然过于武断和乐观。
最后，安德森在修订版中引入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将历史记忆、文化再现与民族叙事结合起来，展示出当代西方民族主义叙述的后现代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叙述本身就是一个雅努斯神话，它一方面将民族主义拓展到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层面，强调民族叙述的文本性，希望从话语之中发掘出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民族主义被视为一种复数形态与话语场域，各种关于民族主义的论争在此协商、汇聚。”[9]凌津奇对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颇具代表性，通过对雷庭招、汤婷婷、赵健秀等人小说文本的分析，试图“通过认真分析这些文本意识形态生产的形式特征……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亚裔美国文学话语作为一种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进程来加以研究”[10]。同样，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学也延伸了民族主义的研究视野，女性、流散、移民和边缘群体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关系以各种方式被呈现出来。伊瓦·戴维斯(Yuval-Davis)、沃尔拜(Walby)、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布塔利亚(Butalia)、斯科斯基(Skurski)从符号、话语和社会运动层面阐述女性与民族、民族国家之间的悖论关系。斯科斯基指出：“作为‘依附’和‘他性’的标志，女人是在阶级、种族和地域等级体系中被建构出来的，并且在一种线性的历史叙述中被赋予意义。”[9]57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深入分析了伍尔夫的“女人没有国度”的言说语境及其实质内涵，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相关的过程与行动，民族被构想、挑战和理解的政治的、经济的与文化的方式，必须通过社会性别以及种族、族性和阶级的透镜来领会”[11]。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叙述由于过分倚重话语分析，极易沉迷于符号的能指游戏，陷入“理论主义”的深渊。安德森对于地图与博物馆形塑民族想象的描述，对于民族传记书写与记忆／遗忘机制的启动，显然受到了后现代理论的影响，试图在话语层面讨论民族共同体结构。总的看来，当代西方民族主义叙述在受惠于后现代主义（拓宽视域、延展空间）的同时，也应该对过分沉迷于微观政治层面而可能招致的危险保持警惕。从这一意义上说，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既透露出当代西方民族主义叙述的若干困境，也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他者镜像”。
收稿日期：2010-11-10
注释：
①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本内特等人都有相关论述，参见Tony Bennett:The Birth of the Museum， Routledge，London, 1995。
②安东尼·史密斯担任国际著名期刊Nation and Nationalism杂志的主编，其关于民族主义的著述甚丰，声名显赫。《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是一部很受欢迎的“民族主义研究”入门读物，撰写体例按照“概念—范式—理论—历史—前景”的模式展开，颇似教科书。
③参见马衍阳：《〈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载《世界民族》2005年第3期；白建灵：《试论民族共同体的性质、内容及其形成——对所谓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质疑》，载《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吴晓东：《“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与中国理论创新问题》，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
④笔者此处受惠于张慧瑜博士在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工作坊”所作的主题报告：《民族与民族主义——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读书笔记》，特此说明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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