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乔木同志认为，我们建国三十多年来（就当时起草《历史决议》的时限而言）的历史教训，最重要的是“文革”这一段，因此要注意着力研究，否则对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就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议论。然而，这种研究是很不容易的。一般地说，这要与我们的感情发生矛盾。研究者难免要带有对这场巨大灾难的愤怒情绪。但是，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我们不能象法国的著名作家雨果那样，尽管在他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作品里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却并没有把那一段历史解释清楚。而马克思则不同，他以广阔的视野、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这部历史名著，对这段历史作了科学的解释。乔木同志认为，写“文化大革命”史甚至比写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还难。但是我们要知难而进〔1〕。
以下讲几点教训。第一是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问题。
乔木同志指出，这是涉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根本问题。他认为我们自己亲手建立起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并不等于对它有充分的了解。实际上有许多问题我们还没有认识，有些已经认识了，不一定能够永远正确地认识它，可能随后又发生错误的认识〔2〕。
我们知道，对于社会主义建立后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要以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毛主席曾多次论述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是毛主席的重大贡献。但是到反右派斗争以后，他的这些认识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估计中，阶级斗争不是愈来愈缩小，而是愈来愈扩大。阶级斗争逐步取代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和党的工作中心。到“文革”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用阶级斗争取代一切、冲击一切了。乔木同志说，按照那个“理论”，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能安定，生产也不能发展，因为它不断地产生阶级、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又总是占主导地位，而且这种阶级斗争只能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来解决，每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这样的大解决。这么一个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简直不如资本主义。人类社会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必然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那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希望？这把马克思主义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怎么能说是科学的理论呢〔3〕？
“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实践充分证明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不是在巩固社会主义，而是在毁坏社会主义，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搞得混乱不堪，不成样子（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如此）。乔木同志认为，这是完全违反历史前进的方向的，是违反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它不是排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是制造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它本身就是障碍（它所掀起的社会动乱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4〕。 而离开了发展生产力，就离开了革命的目的，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理。这就是“四人帮”所鼓吹的他们宁愿要的那种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决不能要这种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没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一切都谈不到。“富则修”是对社会主义的丑化，是对社会进步丧失信心的说法。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民生活的共同富裕，这只能主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达到，只能逐步地达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必然要有合理的社会差别，害怕和取消这种差别不是社会主义的实现，而是社会主义的灭亡〔5〕。
乔木同志的这些论述很有锋芒，又十分深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既不能用阶级斗争来取代、冲击经济建设的主导地位，也不能用对某种社会主义空想目标的盲目追求来代替着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实际努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6〕
第二是经济建设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要围绕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改革的问题。
乔木同志认为，1957年以后二十年，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的‘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的人为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7〕
乔木同志认为，1958年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人民公社也讲‘商’，实际上强调自给自足，从而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民公社的供给制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和服务结构，也有程度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后来中央实行权力下放后，对省一级地区也强调形成比较独立和成套的经济体系。同时，企业虽然实行了等级工资制，但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8〕。 “文革”的极左更是使企业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劳动生产率锐减，人力物力浪费严重。结果是哪个地方“革命”抓得厉害，哪个地方的生产就下降得厉害。
“文革”及其以前“左”倾错误在经济建设方面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它自身固有的规律。乔木同志认为，不承认或者实际上不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以为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就是经济规律，以为经济规律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改变，以为这就是政治统帅经济，那是根本错误的，那只能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9〕。 “文革”中反复地引用列宁的话说“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完全是断章取义。列宁说的是首先要取得政权和保住政权，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是首位。不能把这个意思绝对化、普遍化。恩格斯多次讲过，政治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政治挂帅不能保证不给经济造成损害。“文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种损害的巨大。既然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那就不能提出政治挂帅，政治挂帅不能正确地表达政治跟经济的关系〔10〕。
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就要找到能够推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文革”的实践证明，我国社会生产力在发展中不但没有找到这种合适的具体形式，而且遇到了严重的障碍。这种障碍既来自那种人为地反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所谓阶级斗争，也来自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的不合适的经济体制。这种错误观念不是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来判定生产关系的优劣，而是按照空想的原则来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纯洁”。因此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这些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与此相联系，也要进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乔木同志说，我们党“成功地发展了改革开放事业，不但使社会主义中国的地位获得了强大的基础，而且成功地使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新的生命力”〔11〕。
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对我们联系“文革”理解改革的必要很有启发。他说：“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12〕
第三是摆脱旧的习惯势力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乔木同志认为“文革”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是由于我们党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种对于阶级斗争的习惯势力，或者叫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即认为抓阶级斗争是党的最重要的工作。这种情况虽然有个人因素，但不仅仅是个人因素〔13〕。本来旧中国历史上存在的社会政治矛盾并不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经过革命以后有些矛盾还继续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又产生许多新的非阶级性的社会政治矛盾，阶级斗争只存在于一定的范围。但由于上述党内的习惯势力，在观察和处理这些矛盾时，容易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存在于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看作占主要地位，仍然采取大规模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去处理。过去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根据。
这种在阶级斗争估计和理想社会构想上的习惯势力，由于得到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的装饰，结果是被人为地延长了。这就涉及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的问题。如毛主席经常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断，就是显著的例子。乔木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仔细的研究，指出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是真正属于资产阶级性质，而是指劳动者平等交换劳动的权利的原则，与资产阶级等价交换商品的权利有某些类似罢了。这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不应当取消而应当维护的〔14〕。而且，按照现在我们关于商品经济的看法，等价交换商品的权利是否只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也还是一个问题。由此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不能作教条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势，但是对他们还没有实际经验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出发，作出大致的推断。如果只是引用他们有关的论述中的个别论断，甚至加以误解，当然不能解答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的中国的具体问题，而很容易流于空想。
乔木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如何防止教条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一百多年以来，世界变化很大，而在理论上没有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同一水平的新的突破。共产国际是造成了一种教条主义倾向，这是同它的专制集权结合在一起的。毛主席经过长期斗争打破了它的这种专制和教条化倾向对我们党的束缚，确立了我们党的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在世界上显出中国革命的特色。这是他的巨大历史功绩。但是他又把对他的思想理论的教条化发展到顶点〔15〕。毛主席在晚年有把马克思主义、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文革”中造成严重的后果，到现在也还有它的影响〔16〕。
“文革”十年的历史再一次证明，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我们要犯严重错误。“文革”这个大错误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主席的错误。乔木同志反复论述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它在一百多年特别是近十多年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很大的进步，今后必须继续发展〔17〕。
小平同志说得好：“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8〕
第四是推进党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问题。
“文革”之所以能够发动并持续10年之久，与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有很大关系。乔木同志认为，这个运动不是经过法定程序发动的，是强加给党的。“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定稿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这个文件对党内国内形势作那样一种极其严重的估计，在党中央不作充分民主的实事求是的讨论，是不能允许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凭空搞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出一个中央文革小组，使这个文革小组凌驾于整个党中央之上，代替了政治局和书记处，这是党章所不允许的。然后，在全国范围停止了宪法和法律的作用，国家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党和政府的干部、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随便抄家、抓人、打人、批斗人。党员停止组织生活，学校停止上课，工厂停止生产，在党和国家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极端反常的情况，这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能容许的〔19〕。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无法无天。造成这种状况自然是由于毛主席当时已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可以不受任何制度和法规的约束了。
回顾历史，毛主席在很长时期的领导工作中还是注意实行民主的。但是到50年代后期，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以后，随着他的个人威望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日益严重。对他的个人崇拜也日益盛行，到“文革”发动时竟形成一种狂热。他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乔木同志多次指出，1958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批判反冒进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关键。从那以后毛主席的话谁也不能表示异议，中央其他领导人很难与他平等相处〔20〕。经过1959年庐山会议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被赋予严重的阶级斗争色彩，党内斗争加剧，党内关系日趋紧张，毛主席更被看作不容怀疑的政治领袖和思想权威。对他的一系列“左”倾观点和作法，即使有人怀疑，也很难依靠（实际上也没有）一种健全的制度的力量进行有效的抵制和制止。
从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这种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民主的传统有关，也与中国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影响有关。共产国际、苏联党的那种集权模式对中国党的影响不小。对于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工作，党的领袖怎么工作，党的领袖与党是什么关系，有些消极的东西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当然毛主席对共产国际、苏联党干预中国党的错误也作了长时期坚决的抵制。〔21〕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党在领导人民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中，培育了较好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时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建国后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而有所停顿，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方面工作作得很不够，或者虽然制定了一些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为党和国家权力的过分集中和个人专断提供了一种条件。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广为流传。”小平同志还谈到毛主席虽然认识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错误，“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2〕
“文革”是一场党的大灾难，民族的大灾难，它持续的时间很长，危害的范围甚广，造成的损失巨大，党和人民从中经受的锻炼和考验也异常严峻。这场内乱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千年不遇的。它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传统等方面存在的缺陷。这场斗争以党和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也反映了我们在这些方面所固有的长处。这段历史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左”倾错误和由此造成的灾难发展到极端，的确是创剧痛深，不能不迫使党和人民进行严肃的反思，获得新的空前的觉醒和进步，由此表现了历史辩证法的非凡力量。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有多处对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文革’）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23〕
“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2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胜利。今天的巨大胜利与“文革”的严重失败相对照，使我们更加相信党和人民在新时期所作的历史性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前进的征途上并不是一帆风顺。在某些人中间也有过动摇和干扰，而这种动摇和干扰，往往又与“文革”的“流风余韵”的影响有关。小平同志的视察南方谈话和江泽民同志的十四大报告中都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认为这是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几年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回顾这十几年的经历，这个结论是蕴含着深刻的意义的。
由于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奋斗，“文化大革命”这一巨大灾难终于从今天巨大的历史进步中得到补偿。在纪念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的时候，我们为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历史进步而自豪。这是十分值得庆祝和欣慰的。人们不必再以诗人的愤怒和忧伤情绪来咒骂“文革”，却能够以胜利的豪情来谈论它的“功劳”，以更加冷静的头脑和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来研究它的教训。我们今天取得的历史性进步，特别是《邓小平文选》二、三卷所揭示的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将使“文革”这段历史的研究得到有力的指导，而“文革”历史研究的新的成果，又将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新认识的加深。历史是大踏步地前进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潮流如长江大河日夜奔腾向前，势不可挡。这是任何社会意志、个人意志都无法扭转的！
注释：
〔1〕乔木同志1980年7月7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2〕〔3〕《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67—168页；第143页。
〔4〕《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04页。
〔5〕乔木同志1980年8月13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7〕〔8〕《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63、265页；第264页。
〔9〕〔10〕《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402页；第214页。
〔11〕《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314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13〕《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31、170、264页。
〔14〕《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59—160页。
〔15〕乔木同志1980年7月5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16〕〔17〕《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48页；第148、665、 666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
〔19〕乔木同志1980年7月23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37—138页。
〔20〕〔21〕《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72页；第146—147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0页；第333页。
〔23〕〔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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