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诱导型制度变迁： 欧共体与西班牙民主力量的成长 *
谈火生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关注国际因素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国际因素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民主化进程？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国际因素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有两种主要方式：强制移植和外部诱导。本文拟以欧共体对西班牙的影响为例，来展示国际因素的外部诱导作用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从“政治结构—行为者”和“政治精英—大众”两个维度四个方面出发，分析国际因素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考察欧共体如何为西班牙民主化提供了动力，并促进其民主力量的成长。只有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成功故事。
关键词 欧共体 欧洲主义 改革共识 国际社会化
20世纪中叶以来，民主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现象，对民主和民主化的解释也成为政治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在民主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1990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关于民主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因素；①但在1990年之后，学界开始关注国际因素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导致这一研究重心转变的历史事件是1989年苏联东欧的民主化经验，它对国内取向的解释路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为这么多国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相继完成了民主化的过程，这很难用国内因素来加以解释。因此，研究民主转型的学者们转而认为，和其他地区(如南欧)相比，在东欧地区的政体变迁过程中国际因素的作用更为关键。②在随后的30年中，学界一直在努力解释哪些国际因素对民主化进程产生了影响？国际因素是通过何种机制对民主化产生影响的？其研究的对象并不局限于东欧，而是很快扩展到南欧、拉美、中东、亚洲、非洲等地，并逐步发展出一般性的理论解释框架。③
其实，民主化本身就是一个国际现象，关键问题不是国际因素是否对民主化有影响，而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推动并影响了民主化进程？④一般而言，国际因素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强制移植型(Coercive Implantation)，一种是外部诱导型(Externally Induced)。前者如德国、日本、格林纳达、巴拿马、海地、波斯尼亚、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它们均是在武力干涉下被强制实现政治转型；后者如西班牙和大多数的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国际因素通过较为温和的方式，如制度性约束、民主援助、国际交流等，对一国国内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推动了内部民主力量的成长，并最终实现了政治转型。但是，国际因素究竟是如何对国内因素产生作用的？其具体机制是什么？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本文拟以欧共体对西班牙的影响为例，来说明在民主化过程中，国际因素的外部诱导作用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常爱兰嫁到我们岭北周村的第二年，麻糍就死了。麻糍死的第二年，常爱兰又嫁了。常爱兰嫁给驮子时，周小羽十岁。
之所以选择西班牙，是因为西班牙不仅是“第三波”民主转型的先行者，而且是协议型民主转型(Pacted Transition)和民主迅速巩固的范例。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国际因素在西班牙民主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西班牙政治转型的各个阶段和它对转型方向的约束上，而且体现在民主巩固阶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上。⑥
目前的教学方法种类很多，如“讲授法、问题法、讨论法、探究法、实验法等等，这些教学方法给有千秋，但谁也不能说哪一种方法好，哪一种方法不好。从学生的角度看，由于他们的个体差异，即使同一知识点，也要采用不同的教法，因此，每个教师在选择教法时，切记生搬硬套，而是应注重研究所用的教学方法是否能更好的体现快乐教育原则，是否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从教学内容出发，从学生实际出发，才能设计出优良的教法，才能真正的体现每个教师自身的教学特色，否则，即使已被公认的教法，如果孤立的应用，或机械的照搬都难以凑效，甚至适得其反。
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到佛朗哥去世前这段时间，欧洲主义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反对派用以反抗佛朗哥威权政体的动员工具的话，那么在佛朗哥去世之后，欧洲主义则转变为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手段，正是通过它，转型时期相互对立的各种意识形态得以整合起来。他们均认为欧洲代表着自由、民主、繁荣和现代化，加入欧共体能有力地促进西班牙的利益。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欧洲主义成为一种元政治价值，并提供了改革所需的共识。
这是一件发生在美国的真人真事。一个11岁的男孩，在参加野外露营活动时不慎与同伴走失。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就被父母反复强调“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于是每当有救援人员路过时，他就会刻意躲起来，因此错过了无数次获救的机会。直到第4天，已经奄奄一息的他才获救。
从这一角度来观察西班牙民主转型已经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在既有的研究中，最激进的观点认为西班牙的民主化和欧洲一体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早在1991年，即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是无缝连接的，他们大胆地宣称：“西班牙转型是从1959年到1986年。”⑧事实上，从1962年初次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到1986年正式加入，西班牙花了整整24年，而这一时期正好涵盖了西班牙民主化的孕育、启动和巩固的完整链条。差不多十年后，朱莉奥·麦克伦南从历史的角度系统梳理了1945年到1985年40年间西班牙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间的关系，集中论述了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民主化进程中与欧共体的关系。⑨尽管麦克伦南在很多地方都涉及欧共体对西班牙民主化的影响，但作者局限于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并未提出一套解释框架来阐释其具体的作用机制，殊为可惜。
国际力量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出有利于民主化的约束条件和机会。但是，外部诱导或压力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国内的政策，其影响的有效性取决于国内的状况。就像劳伦斯·怀特黑德所指出的，从国际维度来讲，民主化的关键是国际支持和内部民主力量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于内部民主力量成长的影响。⑩在西班牙的案例中，我们确实看到，其民主转型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欧共体的外部牵引作用，更得益于西班牙国内非民主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此消彼长。事实上，在佛朗哥去世前，西班牙国内的民主力量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佛朗哥的去世只不过为其转型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我们可以反向设想一下，如果不是这样，佛朗哥的去世可能就不一定是民主转型的契机，更谈不上协议型民主转型，而有可能是独裁体制下新一轮权力争夺的开始。那么，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是，国际因素是如何促成内部民主力量成长的，其基本机制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政治结构和行为者两个视角来观察这一问题。据此，本文提出两个研究假设：
3.5.2 拔管时机 对于泌尿系统手术的患者，推荐在夜间拔除导尿管(B级推荐)［5］。多项研究表明，与早晨(6:00～8:00)相比，夜间(22:00～0:00)拔除导尿管有利于增加患者导尿管拔出后的第1次排尿量，且缩短了患者从拔管到第1次排尿之间的时间间隔。
1.在政治结构层面上，国际因素可以推动倾向民主的组织化力量的成长，从而改变国内的政治结构；
2.在行为者层面上，国际因素可以通过“国际社会化”促使国内行为者认同民主的价值。
综上所述，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和邻苯二甲酸单乙基己酯小分子有机物是造成废水处理后CODCr未能达标的原因之一。
有论者指出，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是民主转型的起点。独裁政权乃至极权主义政权也不是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铁板一块，其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在佛朗哥去世前，西班牙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分化成为四个不同的群体：强硬保守派、温和保守派、温和改革派和激进改革派。
而改革派的产生与欧共体有着直接的关联。
欧共体与西班牙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
而且，这两个机制均可以在精英和大众两个维度上展开，不断推动国内民主力量的壮大，从而为西班牙民主化提供动力，为协议型民主转型奠定了基础。这样，我们可以将国际因素影响国内民主力量的具体作用机制细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持续地推动佛朗哥政权内部的分化，形成了倾向于民主的改革派；第二，通过各种渠道培育西班牙民间民主力量的成长，推动西班牙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反对派之间的联合；第三，欧洲主义的元政治价值在精英群体中催生了改革共识，为后佛朗哥时代的政治转型提供了基础；第四，欧洲一体化的实践推动西班牙政治文化的转型，为民主化之后的民主巩固创造了条件。
众所周知，佛朗哥政权的核心是“国民运动”，它由长枪党、军队、天主教会势力、保皇党人和技术官僚等几个部分组成。
他们持有不同的政治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分享内战成果的佛朗哥集团本身也只是一个松散的团体，“国民运动”中不同部分之间的矛盾为日后佛朗哥政权的破裂埋下隐患。1962年，在经济发展压力的推动之下，西班牙申请加入欧共体。自此，欧共体和经济发展犹如两根楔子，楔入佛朗哥政权内部的缝隙，助长了政权内部矛盾的发展。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佛朗哥政权逐渐开始分化，一些佛朗哥政权的支持者由于在对欧政策上发生分歧，转而变成了反对派。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官僚和长枪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鉴于美国和西欧对推动西班牙经济腾飞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技术官僚来说，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面前变得微不足道。
在他们看来，解决西班牙所有问题的诀窍就在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全面融合。为了追求这一目标，他们于1962年2月申请成为欧共同体的成员。但是，这一进程受到强硬派长枪党人的激烈反对。
他们认为加入欧共体会对佛朗哥政体构成威胁。
其实，对于这种风险，佛朗哥是相当清楚的，但他采取沉默的态度来对待来自内部的变革诉求和外界国际社会对西班牙威权政体动向的种种猜测，他将自己的思想隐藏起来，以秘密和悬而未决来迷惑他的追随者和国际社会。无论佛朗哥对议会民主制的态度如何，他在行动上允许内阁成员对外界暗示佛朗哥体制正在向西方社会普遍采用的那种政治体制演化。但问题是，技术官僚们的权限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充任内阁成员的长枪党分子和军队势力，他们与长枪党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冲突。由于长枪党在国家职团、议会和军队中树大根深，为了保持政治势力的均衡，佛朗哥开始削弱长枪党的力量，扶持新兴的经济部长。1969年10月，佛朗哥重组内阁，他放弃了从前利用内阁成员之间的竞争关系维系政局稳定的政治策略，转而让经济部长统领内阁，排除其他政治势力对经济部长的掣肘。长枪党在议会、职团、媒体和军队中仍有残余势力，但是他们已经被彻底从政府中排除出去，长枪党没有采取反抗经济部长的行动，因为他们对佛朗哥的效忠和尊重还在。佛朗哥政权内部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成为政权内部改革派成长的温床，并为佛朗哥死后的民主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统治集团内部尤其是军队内部异见团体的形成。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当时西班牙驻巴黎大使何塞·玛丽亚·德·阿雷尔萨。自内战时期开始，阿雷尔萨就是佛朗哥政权的重要成员，先后任西班牙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华盛顿和巴黎大使。早在1962年8月，他就建议通过“政治改革”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政治制度，以改善佛朗哥政权的国际形象，保证西班牙欧洲政策的成功。但是，佛朗哥对慕尼黑事件的处理方式让他非常失望。
1963年，佛朗哥处死共产主义者朱利安·格里莫更让他愤而决定与佛朗哥分道扬镳。1964年，阿雷尔萨辞去驻巴黎大使的职务，转变为一名反对派，他坚信立宪君主制是西班牙的出路所在。他运用外交中得来的经验提醒公众：如果没有民主，西班牙永远不可能在欧洲事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自由和民主共同构成了欧洲一体化的基础，在欧洲，我们是一个例外。”
佛朗哥去世后，阿雷尔萨成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在西班牙民主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阿雷尔萨并非个案，当时，与阿雷尔萨有类似经历的人很多，他们成为激进改革派的代表，逐步从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则选择留在体制内，但民主改革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塔西陀集团就是佛朗哥政权内部温和改革派兴起的典型例证。这个新的改革团体形成于1973年5月，他们属于保守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致力于在政权内部进行和平改革，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
布兰科遭到暗杀后，塔西陀集团开始关注西班牙在欧洲的地位问题。“我们对外的主要任务是使我们的国家进入欧共体。我们担心这一事件会使西班牙孤立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作为佛朗哥政权精英团体的成员，他们相信自己占据了极为有利的位置，足以实现上述目标。事实上，他们后来在西班牙的民主转型过程中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苏亚雷斯的第一届政府中，该组织的很多成员都被延揽入阁，其主要成员之一马塞利诺·奥雷佳就担任外交部长一职。而且，该组织的基本主张——“在法律框架内实现民主转型”——也成为新政府的指导方针，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关键步骤之一——《政治改革法》的出台和旧议会的解散——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
第三，天主教会势力和长枪党逐渐分道扬镳。天主教会中日益增长的反政府态度是富有戏剧性的。内战之后，与军队的情况相似，天主教会长期在政治上是忠于政权的，它是佛朗哥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99%的西班牙人声称自己信仰罗马——天主教。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人阶级重新走向西班牙政治舞台的中心，教会感到需要与工人阶级言归于好。
当时，不再只是个别牧师，而是官方教会，甚至主教上层，都开始关心工人。主教们搬出他们的宫殿，居住到工人区去。在巴斯克地区——但不限于那里——牧师们经常在教坛上要求他们的善男信女们：“揭竿反抗不公正的国家”，或把政治警察驱逐出弥撒典仪。1968年7月24日，西班牙主教会议第一次谴责政府控制的工会，要求成立自由工会。牧师们开始和反对派组织合作，这使得当局非常棘手，因为按照西班牙和梵蒂冈签订的条约，未经主教批准不得逮捕神职人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警察和司法部门越来越将这些规定置之脑后，
当局经常以涉及支持工人阶级或地方主义煽动的恶意宣传罪来审判教士，于是，天主教和佛朗哥政权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1969年，有人对18000多名教士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人中有24.8%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而只有2.4%认为自己是长枪党人。越来越多的教士成了反佛朗哥主义者。
1970年12月，布尔戈斯审判引发各方反对。由于被告中有两名巴斯克教士，毕尔巴鄂的罗马教廷管理人塞亚拉达·拉奇翁多主教和梵蒂冈教廷出手干预，迫使当局进行公开审理。最后，这16名被告的审判是独裁政权有史以来耗时最长的。而且，利用独裁政权的拙劣表演，全世界的媒体将这场审判变成了对独裁政权的反审判。不但如此，这场审判还让独裁政权和教会之间的嫌隙几乎达到了完全撕裂的程度。
民主反对派之间的联合运动在1962年达到高潮。这年6月，欧洲运动代表大会在慕尼黑召开。这是西班牙欧洲化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所引起的喧嚣在佛朗哥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通过这次大会，西班牙国内的反对派和流亡海外的反对派联合了起来。大会共有118名西班牙代表参加，其中，来自国内反对派阵营的有80人，流亡海外的有38人。这次大会愈合了他们之间因内战留下的创伤，使民主反对派以统一战线的姿态矗立在佛朗哥政权面前。
两派之间的联合激怒了佛朗哥，他认为慕尼黑会议是一场“阴谋”，并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惩罚与会者。当国内反对派代表从慕尼黑返回西班牙时，他们遭到了逮捕，并让他们在驱逐出境和监禁之间进行选择。除了少数人选择流亡海外之外，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留在国内。
Jonathan Story, The Brave New World of Franco Sp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 No. 4,Vol. 27(1972), pp. 576-592.
欧共体与西班牙公民社会的成长
欧共体通过各种渠道培育西班牙民间民主力量的成长，推动西班牙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民主反对派之间的联合。西班牙的民主反对派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流亡海外的反对派，这一部分早已有之；另一部分则是佛朗哥时期国内土生土长的反对派。在这两部分团体中，欧共体对后者的产生和发展有推动之功，与此同时，欧共体还提供各种渠道，加强这两股力量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西班牙的民主力量不断壮大。
1.欧共体与国内异见团体的发展
按比例分配是在实际生活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它的数学意义就是应用比把一个数量按照一定的比例来进行分配，在教学中可以结合实际创设合适的情境，通过一些生产、生活中的实例来呈现教学内容，既能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让学生体验按比例分配的数学意义，体会数学来源于生活而又服务于生活的辩证思想。
欧共体与西班牙政府之间的互动不断重塑着西班牙的政治结构，为西班牙民主反对派的成长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和外部环境。在佛朗哥统治晚期，西班牙的公民社会曾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复兴，工会、学生社团、教师团体、邻里协会、异见团体等都十分活跃，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之为土生土长的民主反对派。
在这些公民社会组织中，工会和邻里协会主要是内生性的，与国际因素关联不大，但学生社团、教师团体和异见团体则受国际因素尤其是欧共体的影响较大。
经过1956年的大学骚动，大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建立了多个政治团体。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社会主义者建立的大学社会主义者联盟，基督教民主论者建立的民主基督教联盟，以及君主制的支持者建立的西班牙联盟。这些组织的参与者均没有参与内战的经历，与流亡海外的民主反对派也没有什么联系，对于他们来说，反对佛朗哥的政治活动被涂上了一层欧洲的色彩。他们相信，西班牙加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会引导西班牙走向“民主、政治开放和政治自由”。
1959年初，当西班牙还在为是否加入欧共体犹豫不决的时候，国内的反对派就借机重提欧洲一体化，并强调西班牙民主化的必要性。例如，西班牙联盟本来从未就西班牙在欧洲的角色问题发表过意见，此时积极倡导欧洲主义，成为当时最活跃的一个团体。1959年5月，该团体出版的一本刊物含蓄地提出了结束佛朗哥政权的要求。在西班牙走向欧共体的过程中，1961年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是年9月，当王储胡安·卡洛斯与希腊公主索菲亚的婚礼消息公布时，该组织就借题发挥，将西班牙和希腊进行对比，指出希腊之所以能成功加入欧共体就是因为其民主制度。有鉴于此，西班牙永远都不可能加入。
当西班牙国内的这些民主反对派遭到佛朗哥政权镇压时，欧共体会及时地伸出援手，通过外部施压来改善其处境。一个典型的案例发生在1972年11月9日，一群地下工会组织的成员被捕。警察局向外交部送交了一份报告，以便他们向欧洲各国的大使们解释此事。警察局向外交部送交报告这个事情本身就很有意思，它表明欧共体长期以来的施压已经改变了佛朗哥政权的行为方式，当它处理一个纯粹的内部事务时，也需要考虑外部的反应。警察局给出的解释更有意思，逮捕的理由是这些工会成员从事破坏西班牙加入欧共体的活动，特地将欧共体抬出来做挡箭牌。但欧洲各国并不买账，此次逮捕行动在欧洲激起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要求欧共体中止与西班牙的谈判。欧共体委员会主席紧急召见西班牙驻布鲁塞尔大使，指出类似的事件是西班牙加入欧洲最严重的障碍。尽管欧洲对此进行了警告，西班牙还是按照常规的佛朗哥主义程序，即有名的1001程序，对工会领袖进行了审判，罪名是非法结社和反政府活动。漫长的审判在欧洲激起了强烈的反佛朗哥主义宣传。
此后，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
2.欧洲一体化与民主反对派的联合
欧共体不仅通过外部施压的方式重塑西班牙国内的政治结构，从而为西班牙国内民主反对派的发展创造条件。而且，它还直接地提供了各种机会，推动它们之间的联合。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议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尤为显著。尽管这两个机构均是咨询性的，并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力，但这两个机构的成员长期以来一直和西班牙的政治组织保持接触，经常邀请西班牙不同政治派别的成员到欧洲去。欧共体的各分支机构还通过会议的形式，加强反对派之间以及反对派与欧洲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交流。
对于那些流亡在外的反对派而言，欧洲主义不仅是他们在国际社会表达其反对佛朗哥政权的重要机制，而且也是其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欧洲运动的西班牙委员会主席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是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他曾试图在欧洲主义和反佛朗哥主义的旗帜下将民主反对派统一起来。20世纪50年代，流亡海外的西班牙社会主义者也将反佛朗哥主义运动和欧洲主义结合起来，他们将欧洲主义视为反佛朗哥主义活动的媒介。
我国幅员辽阔，虽然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田地数量有限，但不可否认它们散布在不同的气候、地貌、地质、经济环境中，不同地区对农业机械及其技术的需求方向不同、研发和推广能力不同，这导致我国农业机械技术在地区间发展方向和程度有一定的差异。
在佛朗哥的“国民运动”中，素有“三位一体”的说法，即以长枪党为右翼、技术官僚居中、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为左翼所组成的联合体。但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初与欧共体的互动过程中，三位一体的结构开始松动，并从中产生了改革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长枪党人，为其后的民主化铺平了道路。
当时，国际舆论(特别是欧洲各国)对西班牙政府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在意大利，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在谴责佛朗哥政权，基督教民主党甚至声称，基督教民主是西班牙走出危机的唯一道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要求德国政府远离佛朗哥政权，并要求欧共体不要考虑与之建立关系。欧共体各机构的反应也同样是非常负面的。最终，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佛朗哥不得不在7月初对政府进行了改组，试图以此来修复西班牙的政治形象。
这样的结果对于民主反对派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
欧洲主义：元政治价值催生改革共识
欧共体与西班牙的互动改变了西班牙国内行为者的策略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西班牙国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消长，与此同时，欧共体通过欧洲一体化的实践改变了西班牙国内行为者的政治理念，并推动其政治文化的转型。
国际因素促使国内行为者改变其政治理念，我们一般用“国际社会化”(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来加以解释，它一方面是民主观念和规范的扩散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国内政治精英和广大民众对这些价值的接受和内化的过程。
这种内化过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民主价值的被动扩散，通过制度性约束、国际交流等形式使国内行为者逐步接受民主的价值；另外一种则是主动的吸收。就欧共体对西班牙的影响方式而言，基本属于前一种类型。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加以观察：一是精英层面，欧洲主义的导引作用；二是大众层面，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交流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西班牙整个的政治光谱(从佛朗哥主义到共产主义)都是欧洲主义(Europeanism)的。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在西班牙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欧洲主义成为一种元政治价值(metapolitical value)，并为改革所需的共识提供了基础。
那么，这种将民主和自由等政治价值与欧洲连接在一起的欧洲主义是如何在西班牙生根的呢？
三是注重点面结合，强调系统规范。对日常监管中发现的普遍性、趋势性问题，约谈相关金融机构，并召开行业会议进行系统示警。如召开中央在浙主要金融机构防范地方政府性融资风险座谈会，宣传讲解中央政策，回应金融机构关切，强调坚守底线和红线，减少“监管博弈”，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1.边缘化的西班牙与欧洲主义的边缘化
欧洲主义在西班牙的兴起与西班牙地位的衰落有关。而且一开始欧洲主义是以一种负面的形象出现在西班牙人面前的。众所周知，在现代欧洲历史上，西班牙从一个超级强权逐渐衰落为一个二流国家，欧洲主义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诞生的。当时西班牙的改革派认为，应该启动这个国家所迫切需要的改革，实现现代化。但是，保守派将改革派视为叛徒，并轻蔑地将其称之为欧洲化论者(Europeanizers)，他们警告说，所有的现代化规划都是外国的，是反西班牙的。这就是西班牙欧洲主义的源头。
同时，试验数据的线性相关性用线性相关系数R大小来判断，该值在-1～1范围内。当|R|越接近1线性质量越好。线性相关系数R的计算公式为：
1898年美西战争的失败在西班牙国内引发了巨大的骚动，“1898一代”认真地思考西班牙衰落的原因以及西班牙与欧洲的关系。关于欧洲的争论使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为对立的两极：一方认为西班牙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要解决西班牙所面临的问题只能寄希望于西班牙精神的复兴。他们甚至认为，整个欧洲现代化的方向都是错误的，以天主教为主体的西班牙精神的复兴不仅可以拯救西班牙，而且可以拯救欧洲，应该致力于将欧洲西班牙化；而另一方则认为欧洲化才是振兴西班牙的必由之路，欧洲化是“打开国家未来之门的钥匙”。
在一战中，西班牙自绝于欧洲之外，这使得西班牙在战后关于新世界秩序的讨论中变得完全无足轻重。
“二战”初期，佛朗哥政权希望西班牙在希特勒的新欧洲秩序中恢复昔日的辉煌。“二战”后，随着法西斯的垮台，佛朗哥政权自然也被欧洲抛在了一边，佛朗哥政权被视为欧洲法西斯主义的遗物，遭到新世界秩序的一致谴责。至此，尽管从地理意义和历史上讲，西班牙无疑是属于欧洲。但是，在现实中，西班牙实际上遭到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遗弃。欧洲人普遍认为西班牙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它沉迷于昔日的辉煌之中，拒斥现代观念。反过来，对于佛朗哥政权的大部分人来说，欧洲主义无异于一种诅咒，是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同义词。在早期，佛朗哥对欧洲一直都持有敌意，相反，他一直都强调与美国和拉美的关系。因此，在佛朗哥第一届政府的宣传中，欧洲主义是很边缘化的。
2.欧洲主义的复兴与改革共识的塑造
第一，在各种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市民可将报废损坏车辆拍照定位，将其位置和有关数据报给相关企业或政府，由企业或政府解决问题。第二，遵守相关的法令法规。若无人遵守执行政策法规，则任何好的政策法规，也会变成一纸空文，失去其存在意义。因此，市民应遵守政府出台的有关共享单车的规章制度，以便政府的管理。第三，提高个人素质，加强个人诚信建设，让遵守规章制度、诚信守法使用共享单车成为一种良好习惯。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启动，“欧洲化”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术语。而对于西班牙人而言，欧洲一体化是西班牙摆脱停滞不前和边缘化的现状并走向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步骤。
在他们看来，西欧的今天就是西班牙的明天。将西班牙与欧洲关联起来，重建西班牙的欧洲认同，这一点十分重要，它是西班牙民主转型和巩固的关键机制之一。
1949年5月，欧洲议会在阐述其基本的政治和道德原则时，还不忘对西班牙的政治状况做一番评述：“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西班牙人民能够举行自由的选举，并建立起宪政体制，届时，我们将接受西班牙为理事会的成员。”以这种方式，欧洲第一次对西班牙提出了改变其政治制度的要求。这一有条件的否决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激起了西班牙国内激烈的政治讨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主义”在西班牙的形象发生了改变。
在传统主义方面，虽然仍有像拉斐尔·卡尔沃·塞雷尔这样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强调西班牙天主教对于欧洲的重要性。
但最具代表性的天主教政治思想家曼努埃尔·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欧洲观念。在《欧洲的状态与西班牙精神》一文中，他强调西班牙参与欧洲政治的重要性，并倡导建立政治团体，以推动西班牙参与对欧洲的形塑。
在社会主义者看来，民主化是西班牙参与欧洲的前提。据此，他们与支持君主制的组织西班牙联盟接触，因为君主制是重建民主最有效的工具。
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是20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对西班牙的欧洲主义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晚年撰写了数篇文章阐述其欧洲观念：欧洲是先于组成它的各个民族而存在的。他宣称“西班牙是问题，欧洲是解决方案”。
1957年，西班牙新一届政府成立后，鉴于欧共体的成功，它意识到必须与之展开合作，西班牙的繁荣有赖于此。这一时期，在政府部门内部也开始了对欧洲主义的反思，例如，商业部长乌利亚斯特雷斯就是一名欧洲主义者。1962年，西班牙加入欧共体的申请遭到了否决，这成为西班牙向民主转型一个催化剂。“欧共体对佛朗哥政权的拒斥将自身转化为民主的象征。希望对欧洲和欧共体保持一致，这成为政治文化和民主化话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欧共体的成员身份被视为民主之锚。”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主义的观念使得那些曾经斗得你死我活的政治团体开始走向合作。例如，君主论者和社会主义者就是借助慕尼黑会议这一欧洲主义的会议实现和解的。
之所以选择欧共体，是因为在影响西班牙民主化的各种国际因素之中，欧共体的作用是最大的。正如菲利普·施密特所言，西班牙与欧共体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高度组织化的，它确实对西班牙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了积极而有力的影响。⑦不仅如此，很多其他的国际行为主体(特别是各种国际组织)在对西班牙民主转型发挥影响之时，正是通过欧共体这个平台来实现的。
在转型完成后，欧共体被视为影响西班牙未来的一种积极力量，成为西班牙初生民主政体的护持者。欧洲晴雨表的调查显示，在1981-1984年间，差不多一半的西班牙人认为，西班牙成为欧共体成员国是一件“好事情”；1984-1986年，这一比例则上升至60%，已接近欧共体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换言之，欧共体在西班牙的民主巩固进程中发挥着一种支持者的作用。
经济社会交流与西班牙政治文化变迁
欧共体对西班牙民主共识的形成不仅体现在欧洲主义对精英阶层的引导上，也体现在它对普通民众政治意识潜移默化的影响上。这种影响是通过长期的经济和社会交流来实现的。从长期的结构性视角来观察，西班牙民主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经济变迁基础之上。我们知道，由于稳定计划的执行，西班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人们通常将其称之为“西班牙奇迹”。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经济增长速度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在1961-1973年间，西班牙的GDP以年平均7.5%的速度递增，经济结构也发生转型，从过去的农业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型，城市化进程也飞速发展。与之相应的是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消费社会逐渐成形。到20世纪70年代初，西班牙已经成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人均年收入超过2000美元，进入富裕国家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四个主要因素——旅游业、外国投资、移民向国内的汇款和农产品出口——都有赖于欧洲。
本文以劳务输出和旅游业的发展为例，考察欧共体如何通过经济社会交流的窗口影响了西班牙民众的政治意识。
1.西班牙劳务输出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1959年后，佛朗哥政府将劳务输出作为一项经济发展战略。从1959年到1963年，西班牙依据国家间协议输出劳工251123人。到1975年，大约有250多万西班牙劳工在西欧各国工作和生活，西籍工人的侨汇给西班牙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仅1974年一年，生活在法国的西班牙移民就向国内转账达7亿美元外汇。
可以说，欧洲的繁荣是影响西班牙20世纪60年代经济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因素。
在西班牙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大量的西班牙人生活在法国、德国、卢森堡等西欧各国。通过与欧洲的经济交往，西班牙人不仅亲身感受到欧洲对西班牙的重要性，还逐渐将欧洲的生活方式内化于心。
由于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西班牙的劳务输出比其邻国产生了更为深远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其一，出国务工的西班牙人比同样是出国务工的葡萄牙人和希腊人回国探亲更勤，因为很多出国务工的葡萄牙人属于非法出境，而希腊人则常常全家一起出去。这一特点使得西班牙的出国务工人员能将其在国外学到的新观念在国内广泛传播；其二，西班牙流亡海外的反对派组织化程度更高，在欧洲各国的分布也更为广泛，这使得出国务工的西班牙人与之接触更多，从而让更多的西班牙人接触到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其三，西班牙的独裁统治时间最长，也最臭名昭著，欧洲人对西班牙人充满同情。因此，西班牙人在欧洲的流动也最自由，这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欧洲。
这些出国务工的西班牙人有机会接触新的文化，当他们回到家乡，就将自由、民主等新观念辐射到其他的人群当中。这种影响通过媒体得到放大，20世纪60年代以来，电视开始进入西班牙人的生活，
1966年的《新闻法》更是让新闻的影响力大增。其结果是，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西班牙人开始认同自己是西欧人，并羡慕其制度、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一事实导致年轻一代的亲欧倾向。
西班牙的经济崛起造就了社会阶层结构的改变，中产阶级成为西班牙的一个庞大群体。如果说1936年在内战中丢失了共和国的中产阶级只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仅仅从法国大革命吸取精神养分的话，那么到1975年，新兴的西班牙中产阶级渴望更加深刻地融入欧洲，不仅仅在经济体制上，而且在政治生活的民主性上也要完全符合欧洲的格调，他们将成为西班牙宪政改革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来源。
正是在与欧洲各国的经济交往过程中，西班牙社会逐渐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共识，那就是激进和暴力会摧毁社会的和谐共存，必须采取审慎和平的方式完成政治体制转型，应该尽一切努力避免内战再次发生，这一来自西班牙社会的呼声明确地传递到当局那里。
2.旅游业的发展与民主意识的增长
如果说劳务输出是通过“走出去”感受民主氛围的话，那么，旅游业的发展则以“请进来”的方式刺激了西班牙民众对民主国家的认知。1950-1975年，西班牙旅游业飞速发展，游客数量年均累计增长率为15.9%。
按照旅游者的绝对数量来计算，当时的西班牙已经跻身为世界排名前三的热门旅游胜地，每年有超过千万的外国游客来到这里。1972年，旅游者比西班牙全国的人口还要多。
其中，欧洲人远远多于美国人。
因此，在20世纪中期西班牙的历史记忆中有两个主要的形象：一个是佛朗哥，另一个就是无忧无虑的旅游者。这些旅游者以其惊人的收入和闲暇对佛朗哥的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一些学者在对欧洲人在西班牙的旅游进行评估时，强调它对西班牙社会民主化的作用，“外国旅游在西班牙年轻人中激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愿望，他们希望能像欧洲人一样生活。”
对此，有一个问题需要追问，既然明知国际旅游会对西班牙民众的思想造成冲击，佛朗哥为什么要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呢？事实上，佛朗哥政权的大部分人明确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旅游业是一种威胁。但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佛朗哥政权不仅没有放弃旅游业的发展，反而有意识地加强旅游业。第一个原因是其经济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当时西班牙的经济属于旅游依赖型或旅游主导型，就像当时的希腊一样。
第二个原因是佛朗哥政权认识到，外国人来西班牙旅游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即带来外汇，
而且具有政治价值，它是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可以向外界展示西班牙开放的形象。正如佛朗哥政权的一位批评者所言：“佛朗哥时期的旅游业是一种宣传工具”，佛朗哥试图用旅游业来建立其在国际上的合法性。
但是，大规模的旅游业对政治变迁和威权政体的长期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由旅游业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审查制度的放松、对世界主义价值和地区认同的宽容；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旅游业对西班牙民众思想所造成的冲击。这种冲击最典型的例子是1970年夏在西班牙各地爆发的一系列“比基尼战争”。在天主教的西班牙，按照其法律，无论是在海滩上还是在海滩外，胳膊和大腿都是禁止裸露在外的。但是，这些法律在外国旅游者那里并未得到遵守。1963年，德国斯图加特的一家日报称：在西班牙的海滩上，“女性身着比基尼随处可见，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国民卫队也不会对此刺刀相向。不仅是外国旅游者，就是西班牙人自己也对比基尼泳装喜爱有加”。当然，比基尼仅限海滩之上，在城市的游泳池里还是见不到的。即使如此，要想在旅游者的偏好和地方风俗之间达成平衡还是有困难的。一份天主教的日报评论道：“即使是抱着最大限度的宽容，也无法容忍旅游者对当地习俗的不敬”。一些地方教会的牧师直接对“下流的旅游业”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一位主教甚至说，比基尼是现代妇女行为不端和堕落的象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1970年夏比基尼出现在市区的游泳池中的时候，西班牙各地爆发了一系列关于比基尼的论战，时人将其称之为“比基尼战争”。尽管弗拉加本人对于清教徒式的抗议持谨慎的同情态度，但他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策略，他认同多元主义，希望宗教和现代沙滩休闲风气能相安无事。因此，信息和旅游部不仅没有禁止比基尼，反而呼吁宗教团体分享国家旅游事业所带来的好处。国家旅游协会还召开了几次相关的会议，讨论诸如“宗教与旅游”“旅游引发的道德和社会问题”。
“比基尼战争”深化了西班牙人对欧洲的认同，西班牙著名的历史学家安赫尔·比纳斯评论道：“旅游者使西班牙人认识到，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像民族主义者所宣传的那样一成不变。”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文化交往，西班牙人与欧洲各国人民在价值观上越来越趋同，对民主的认同程度也越来越高。因此，当佛朗哥去世之时，西班牙人民对于民主转型的支持程度是非常高的。在1976年12月15日举行的关于《政治改革法》的公民投票中，有2200万人参加投票，其中94%的人表示赞成，只有2.6%的人表示反对。
结 语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欧共体一方面推动西班牙国内的政治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使之有利于民主转型的发生；另一方面也通过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在精英和大众两个层次上推动西班牙政治文化的转型。这些变化都为西班牙日后的协议型民主转型创造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和其他的国际行为体(如美国和一些国际组织)相比，欧共体在民主促进的方式和能力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与美国相比，欧共体基本不使用武力，也不是特别强调选举民主，而是通过制度渠道或社会渠道来施加影响。例如，将建立民主制度作为加入欧共体的条件，以此来约束和引导西班牙朝着民主的方向前进。
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国际组织相比，欧共体促进民主的能力要强得多，这主要得益于其构成成分，欧共体(包括后来的欧盟)全部由民主国家组成，自然比那些成员国中有非民主国家的国际组织有更强的说服力。同时，欧共体有更多的资源(如经济、政治上的利益，财政上的支持)和机制(如欧洲的政党网络和公民社会)来吸引那些想加入欧共体的国家在民主化方面做出努力。
这是西班牙民主转型之所以表现为外部诱导型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西班牙政治精英在转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尽管欧共体和欧洲的政党鼓励西班牙国内倾向于民主的政治精英，并为他们提供了支持。但是，欧共体和与之相关的政党网络的作用是第二位的，他们是通过内部因素来发挥作用的。欧共体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其对西班牙国内结构性因素的长期影响。应该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班牙国内的结构性因素朝着有利于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些结构性变化包括：经济奇迹、工人阶级的激进化、不断增强的经济欧洲化、天主教会对民主价值的接受。而欧共体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它推动并加速了这些结构性的变化，使西班牙国内民主和非民主的力量此消彼长，从而对政治精英的策略选择构成了强有力的约束。应该说，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成功并非必然，其间也充满了各种危险，如军事政变、巴斯克的分裂主义、埃塔的恐怖主义，这些都对新生的民主政权构成巨大威胁。我们必须将西班牙的民主化置于当时复杂的历史场景中，将精英视角和结构性视角结合起来，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西班牙协议型民主转型的成功故事。可以说，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外部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约束性力量，而且，这种约束性力量和内部的民主化要求有机结合，成为西班牙社会“民主共识”形成的重要外缘。
①⑩Laurence Whitehead, “Thre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urence Whitehead, eds.,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5，pp.1-25.
②Geoffrey Pridham,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Democratis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Inter-regional Comparisions”, in G. Pridham, E. Herring, and G. Sanford, ed.,(Revised edition), Building Democracy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Democratisation in Eastern Europe ,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7-29.
⑧Jonathan Story and Benny Pollack, “Spain’s Transition: Domestic and External Linkages”, in Geoffrey Pridham (ed.), Encouraging Democracy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Regime Transition in Southern Europe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p.125-158.
④Geoffrey Pridham, “International Factors in Democratization, Their Scope and Limit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 edited by Nuno Severiano Teixeira,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53-70.
⑤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⑥Juan Carlos Pereira,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the Spanish Tran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 edited by Nuno Severiano Teixeira, Routledge, 2008, pp. 83-97.
⑦Philippe C. Schmitt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Upon the Choice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in Neo-Democrac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 edited by Laurence Whitehea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6-54.
③相关的学术史梳理可以参考谈火生《民主化进程中的国际因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4期。
⑨Julio C. Maclennan, Spain and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1957-1985 ,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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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监理、施工等单位对运到工地的管件、配件、附件进行接收检查，检查产品合格证与出厂证、产品质量证明书与检验报告等，重点对外观尺寸与表面质量进行抽查，凡是标志不清、技术条件不明、技术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或设计要求的，不予接收。
保罗·普雷斯顿：《民主的胜利：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李永学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第7、12、84、23页。
晚清以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警醒了部分国人，亡国灭种的危机逼迫这些“先知先觉”者告别相对稳定的时间意识和生活状态。风行一时的《天演论》正在重塑他们的世界观，逐渐形成一种奠基于进化论的时间观。龚自珍《己亥杂诗》之四四曰：“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但在胡适看来，中国传统的“古时丹”已根本无法应对“今”之病：“今日吾国之急需……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注]胡适：《留学日记》卷3，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7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1页。
慕尼黑事件是指1962年6月在慕尼黑召开的欧洲运动代表大会。具体情况我们下一节再予以介绍。
满天星火，但那都疏远了！那是与金枝绝缘的物体。半夜过后金枝身边来了一条小狗，也许小狗是个受难的小狗？这流浪的狗它进木桶去睡。金枝醒来仍没出太阳，天空许多星充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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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班牙公民社会的基本情况及其特征，可以参考谈火生《公民社会与西班牙民主化》，《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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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问题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考：Frank Schimmelfennig, et al,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European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 and Democratic Change ,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6.
关于欧洲主义的详细梳理可以参考：John McCormick, Europeanis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与西班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共体的另外两个地中海国家，葡萄牙和希腊，就没有能够在其政治光谱中就欧洲问题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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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8年，西班牙旅游总收入仅次于意大利和美国，从1959-1969年，从外国旅游者那里赚取的收入支付了西班牙贸易赤字的2/3。因此，作为收支盈余的重要保证，吸引外国人来西班牙旅游是西班牙每一个发展规划中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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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课题“国际环境、改革共识与西班牙政治转型”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谈火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北京，100084
〔责任编辑：成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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