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政策能采用美印模式吗？(底部)_新疆生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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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9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4)06-0015-13

      四、中国的民族差别与国民认同

      

      (一)差别与区位

      中国的民族差距或许与文化有关，但更多是由社会经济因素衍生而来。当人们问起歧视的根源时，通常都会讲到就业、收入和财富差距。收入差距概有如下表现(见表有一)：

      国家民委200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总结道：“少数民族农牧民收入仅占全国平均值的72%，1980年时则是88%。城市居民收入仅占全国平均值的84%，1980年时则是87%。”①其他学者指出：“农村住户中的少数民族家庭人均收入与汉族相比相对稳定：1988年为66.3%，1995年为67.14%，2002年为65.73%。但在城镇居民里，该比例却从1988年的92%上升到2002年的100%以上。”对城市居民来说，少数民族在1995年重返学校(return to education)的比例高于汉族。该比例在2007年几乎相同，但国有企业的少数民族就业率高于汉族。从1995年到2007年，男性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而女性间缩小，但是：

      几乎任何收入差异上的历时变化，都不能归因于少数民族在某一时段得到的待遇好于另一个时段，或者汉族在某一时段得到的待遇好于另一个时段。反之，多半的收入差异都可归因于资源禀赋的变化。

      2007年城市男性收入差距扩大，似可用国有企业雇工岗位的降低来解释，尽管少数民族受教育的程度与汉族几乎相同；而城市女性的收入差距缩小则更可能是优惠政策的结果。②

      中国民族不平等的根源和维度更可能由地理区位(如地区、城市或地貌)及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所引起，[2]而不是像美国的案例那样由种族歧视所引起。现有的一项著名研究发现：美国人力资源和地区对黑人和白人工资差距的影响占55%，对职业分布的影响占20%，其余25%的不明影响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种族歧视。③一位研究中国民族不平等的学者指出：

      地理对于决定民族的优势或劣势形态非常重要。与汉族相比，城市化程度和不是集中在贫穷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通常差距较小或者没有差距。比起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汉族、回族和满族，很多农村少数民族接触教育和失业或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的机会较少。城区的学校录取差别较少。健康保障的质量也跟区位密切相关……总之，一旦把地理差别的因素计入考虑，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社会保障结果上的差异就会消失，这说明很多跨民族的差异都是因为地区发展程度的差距。[3]

      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地域上高度集中[4](见表二)。

      

      在2002年的中国住户收入调查项目里，11%的样本来自少数民族。其中85%的“处境较差民族”在西部地区，而汉族则在全国平均分布。[4]

      中国少数民族在农牧区的人口比例极高：其中像满族和回族那样，基本能达到汉族城市化程度者很少。2005年，汉族城市人口达45%，维吾尔族20%、苗族17%、壮族29%，其他少数民族23%。[2](165)在2000年的新疆，汉族有54%住在城市，少数民族仅有24%在城市，维吾尔族更是仅有19%。[6]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年市民收入比农民高5.2倍，可支配收入比农民高3.3倍。1997-2011年，城乡财富差别扩大了26%，1985-2011年则扩大了68%。[7]200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当时还有38-44%的少数民族村寨处于山区。“少数民族多半住在孤立边远村庄，地貌环境和基础建设较差”。[2](166)

      截至2005年，中国的少数民族仍在地理上高度集中：

      民族聚居的程度仍然显著。中国73%的蒙古族仍住在内蒙古；70%以上的藏族仍居住在西藏和邻近的四川省西部各州；大约99%的维吾尔族仍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92%的壮族人口仍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8]

      相比之下，这样的地理区隔就很少见于美国少数民族。他们的分布显然比中国少数民族更分散(见表三)：

      

      相比于中国，聚居在美国南部的黑人和西部的拉美裔人与其他地区差别不大，但中国西部就比其他地区差别很大。⑤201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不同地区的个人收入的差异极小。如果再把……教育和年龄考虑在内，差异就会更小。我们基本看不出过去几十年差别扩大的证据”。[9]在决定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贫穷鸿沟方面，“美国跨区域的贫穷变幅也很窄”，因而“黑人高度聚居在最贫穷州的状况也没有显出重大的统计学效应”。拉美裔人的地理聚居情况亦可作如是观，以至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或州在解释其高贫困率方面殆可忽略”。[10]

      中国少数民族农村人口较多的情况也与美国相反。2012年，美国少数民族37%住在农村，而在2010年，这个比例仅为21%。[11]况且美国少数民族更倾向于住在人口多于250万的大都市，而不是小城镇，大都市因而就有更高的贫穷率。[10](3795)美国的农业人口分布也不同于中国：他们多住在远郊，即城市周边地区。美国大约有16%的人口居住在农区，但只有2%的人拥有农场。2007年，美国只有1.3%的黑人和2.5%的拉丁美洲人是农场主。这些少数民族农场主里，又只有45%的人以农耕为首要职业。⑥但在2005年的中国，则有54%的回族、61%的满族、76%的壮族、82%的苗族和维吾尔族，以及79%的其他少数民族仍以农耕为业。[2](175)还有一点差别是：美国的山区未必贫困且基本没有少数民族聚居。⑦

      地区差异是中国民族间贫困程度不平等的主因。[2](198)多达35%少数民族家户声称其收入低于官方的贫困线。⑧但又有一项研究农村贫穷问题的报告在“对照各种家户的区位因素之后，就能发现家户的民族属性对于其贫困状况就不再是有强烈显著迹象的独立影响因素”。中国确实有6.2%少数民族家户经历过一次以三年为期的贫困，而汉族家户有此经历者仅为3%，但把所有贫困家户与长期穷人摊平，民族之间的贫困差别就会消失：结果少数民族20%；汉族23%。[12]一项考察农村贫困与民族关联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少数民族当中的贫困发生率较高，因为他们多半居住在最不发达的山区。这些地方从强大的国家(原文如此)经济增长中受益较慢。少数民族的贫困率较高还因为他们处在西部，在市场力量日益决定收入时，他们家里的孩子通常较多，受教育机会较少，学历较低且非农业经济活动较少。[13]

      一项研究新疆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化的研究发现：

      地理区位在定义少数民族地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少数民族社区，特别是农村少数民族社区，通常坐落在相对遥远封闭、特色鲜明并且是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少数民族农村主要分布在边远农牧地区，尤其是在新疆的南疆地区。这种地理区位的劣势构成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显著阻碍。

      该研究还提到，“2000年，新疆有将近80%的少数民族就业机会集中在低收入的农业行业。”低收入的维吾尔族多半在南疆居住和耕作；只有12%的维吾尔族住在北疆。北疆的少数民族例如哈萨克族，就有着较高的收入。

      因为那里地理条件优越，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活动。此外，新疆的各个少数民族县在教育机会上通常都有难题。总体讲，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边疆地区，在入学方面常有难以克服的困难。社区与学校距离的增加，不仅会增加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还会造成入学率在性别上的不平等。除了地理局限，边远地区的教师通常没有必要资质并缺少在职培训机会。

      新疆的发展侧重城市，这使主要居住在城里的汉族受益更多。城市化未能缩小城乡不平等。[14]在解释差距时，区位往往跟习俗绑定。[2](191)例如，上述农村汉族与少数民族收入差距扩大，就是中国乡村私有化和商业化的后果，它使得农民必须到农村以外去寻求就业。[15]由于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较低，加上农村的社会经济背景，他们的外迁人数可能少于汉族农村。[16]“农区的少数民族劳工因而不太可能离开本村外出打工。这种外出务工偏好上的差别，也会对少数民族家庭的收入造成负面影响”。[17]但在宁夏，回族农民在事实上比汉族外出更多，所以他们的收入及贫困水平就跟汉族更接近。与此同时，回族女性受教育时间短且生育孩子较多，所以就造成她们的收入比汉族妇女低21%。总之，“在决定收入差异的要素里，没有迹象显示少数民族有什么劣势”。[18]

      (二)歧视、优惠与自治

      民族身份确实能影响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就业差距。有研究表明：它会降低少数民族(例如甘肃兰州的回族，新疆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在国有企业的就业率，[19]工种选派时，它对北京的回族和满族也有不利影响：“他们更可能被派到奖金较少的岗位上，也更可能就业不足或失业。”[20]但2004-2006年中国东部城市少数民族与汉族就业的数据显示，“两个组群之间基本没有制度性的工资差别”：两组群间现有的“收入结果差异，均可用教育程度和工种方面的因素解释。只要计入这些因素，收入差别就会消失。但量化数据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少数民族被分配到补贴少于汉族的工种上。”[21]但由歧视造成的收入差距确实不大。新疆的一项研究揭示：乌鲁木齐的汉族和维吾尔族的收入不平等，多半能用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国有企业就业等等)、家庭责任(少数民族妇女要照顾更多孩子做更多家务等)来解释，[22]而不是来自私人雇主的歧视。[23]这也可能仅仅源于某些地区的某些民族对于某些工种有着明显的偏见。

      如果说中国社会对少数民族就业确有歧视，那它在汉区应该更普遍。一项有关就业歧视的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这项研究在互联网上向6个城市的三类工种的招工单位发出了10796份资质相似但民族身份不同的履历表，让招工单位能根据申请人的名字来判断他们是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或藏族。研究者向内蒙古呼和浩特发放的履历表是汉族和蒙古族，向新疆发放的是汉族和维吾尔族，然后再用招工单位打回电话的概率差别来测量歧视度。结果汉族与少数民族申请人得到联系电话的比例如下：汉族对蒙古族是1.36︰1，对维吾尔族是1.83︰1，对藏族是2.21︰1。在成都和深圳，少数民族申请人得到的回话比汉族低很多。但在昆明，蒙古族和汉族的机会相等；在南京，只有藏族的机会明显低于汉族。呼和浩特给蒙古族的机会跟汉族接近；乌鲁木齐给维吾尔族的机会则比汉族还要多。所有公司的47%和国有企业的61%同时联系了少数民族和汉族申请者，所有公司的46%和国有企业的32%仅联系了汉族，所有公司的7%和国有企业的6.8%仅联系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地区公司的61%同时联系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其中16%仅联系了汉族，23%仅联系了少数民族。可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司看来对少数民族申请人更公平”，尽管它们所在的城市汉族人居多(呼和浩特汉族占到87%，乌鲁木齐汉族占到75%)。⑨但在乌鲁木齐，少数民族被歧视的错误印象还广泛存在，[24]尽管这方面的证据相互矛盾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受雇与否还要取决于雇主的类别。[25]

      这些研究显示出中国的就业歧视与美国有一个重要差别：中国有75%的少数民族住在民族自治地方，而这些地区的就业歧视不像汉区那样广泛；而在美国，除了占少数民族人口不到1%，即仅有100万原住民居住在保留地上，其余地方就没有官方划定的少数民族区域。[26]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能减轻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美国则没有这种机制。

      还有一项针对在少数民族占到省内人口9%的7个省份所做影响民族间收入差距的调查得出如下结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收入差别不大……反而是汉族人口内部与少数民族人口内部的收入不平均对总体基尼系数的影响甚大。”⑩决定农区间收入差距的主因是：少数民族农民跟汉族农民通常不在同地生活。所以分析目标地方越小，民族间的收入差距也越小。在贵州和云南一些农区，少数民族的情况还要好于身边的汉族。[27]另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即使同一大区里存在民族间的收入差别，其主因也是各民族分布的地方不同，而不是由民族因素导致。此外，由于政府的长期政策给少数民族创造了各种优惠条件，结果回族不仅没有在收入上受到歧视，而且收入还要高些。[28]

      2005年，一项云南农业就业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即使对照性别、教育、研究和居住等因素，少数民族身份对于就业机会仍有正面影响。”[29]优惠政策因而有助于少数民族在农业领域就业。甘肃和贵州的一项统计研究显示，优惠政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它能有效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身为少数民族对于农民的收入增长没有多大影响，只是在牧区和半牧区，由于少数民族的出生率较高而土地分配不均，所以会部分地造成收入不平等。(11)

      在贵州和湖南农村地区一项针对民族身份对九年制教育辍学率影响的研究显示，如果计入社区要素，少数民族跟汉族就没有显著差别。[30]一项基于9个省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健康差距的研究发现，1989年至2006年间的两者间差别确有明显增加，但“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健康和营养的总体差别可以用省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解释”。[31]一项采用1989年至2006年固定样本数据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家户收入差距受地区间差异的影响最大。[32]另一项使用1989年至2006年固定样本数据的研究显示，在对照过性别、教育、经验和工种等类型之后，

      城区少数民族的时薪在1989年时，要比汉族高出12.8%。1991年，这种工资差别就开始消失——先前的汉族工资比少数民族通常要低些，但在后来的年份样本里就不再有显著差别。同理，农区基本没有显著的工资差别。[33]

      人们通常认为，汉族移民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收入会比当地少数民族更高，但一项针对服务行业就业的研究发现：新疆移居到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往往比跨省区自发移入的汉族学历更高，更经常被正式雇用，得到的薪金也更高。[34]一项基于2005年统计研究新疆本地汉族、汉族移民和维吾尔族收入的研究项目发现：维吾尔族总体收入上的劣势，主要缘于行业内部的收入差别，而非行业间的隔离。在非农行业里，维吾尔族比汉族更有可能在政府或其他机构工作。他们的工薪跟本地汉族基本持平，反映出优惠政策效应。但在国家干预较少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行业里，就确有民族差距：本地汉族更容易进国企，汉族移民更容易进私企，维吾尔族私企自雇者更多。学界因而容易假定维吾尔族在这类行业里跟汉族竞争容易受挫。[35]

      中国的民族间差距的原因有一部分跟美国相同：即强化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私有化和国家从诸多关键领域的退出。但中国民族间差距的扩多由城乡之间的总体差距所造成，因而从总体上看，从可比项目例如城市居民收入上比较，它可能就没有美国那么尖锐。

      (三)少数民族的族裔与国民认同

      中国像大多数国家一样，也不乏基于族裔差别而国民认同水准较低的分离主义者。(12)但相比于美国的少数民族与白人，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国民身份认同差异，看起来还是有程度上的小小差别。2008年的一项亚洲民意调查(Asian Barometer Poll)中国人被问起“你作为中国人是否感到自豪”的回应。答案分为1-4级：4代表非常自豪；3代表自豪；2代表不太自豪；1代表根本不自豪。结果在东部，汉族跟少数民族的平均得分都是3.3；在中部，汉族得3.4分而少数民族得3.2分；在西部，汉族得3.2分而少数民族得2.8分。[36]

      2006-2007年一项针对高中生的中国族性调查向受访者提问“你感觉跟国家有多紧密？”和“你感觉跟本民族有多紧密？”，答案分为按百分制分为“完全不紧密”、“不太紧密”、“紧密”或“非常紧密”四级，最后再编成一个0-100的“情感量表”，结果显示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感高于汉族，但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同样很高(见表四)：

      

      新疆7个地方参与调查的1600名高中生里，有74%是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和蒙古族；26%是汉族，结果显示78%的人对本民族感到“极度紧密”，74%的人对中国感到“极为紧密”。这两种认同高度相关。当调查者要求学生在“认同新疆”、“认同中国”或“两者都认同”之间做出选择时，选择中国认同的维吾尔学生是选择新疆认同的两倍，还有44%的人选择“两者都认同”。这项研究据此认为：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对国家的高度认同，部分地说明了优惠政策即正向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效应。(13)

      中国2008年的一项随机抽样调查旨在研究国人的国民主义nationalism温度，结果发现汉族的“情感温度”高达84度，但维吾尔族和回族的温度比汉族更高，分别达到87和89度。(14)而且，“语言和宗教少数民族如回族、满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表达出的国民主义都跟汉族主流一样高”。中国这些少数民族的国民情感程度比美国超出很多。[38]这项研究还发现，“与想当然的预设相反，中国汉族对国家的支持程度明显地低于少数民族。这种效应虽然不是很大，但即使把包括家庭收入、宗教、教育和农村社区种类等对少数民族不利的因素计入，结果仍然如此”。[39]美国的情况则反之，在2004年的一项调查里，仅有39%的白人和22%的黑人暗示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信任美国联邦政府，(15)美国对政府的态度按种族划界的情况在奥巴马当选后大为改进。(16)那种认为奥巴马会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尤其是推进非洲裔美国人利益的不可靠预期，似乎能解释何以在他任期之内，黑人的地位即使继续下降，却也没有出现“动乱”。

      重庆西南大学一项针对接受“教师岗前免费培训”(费用由政府承担，培训后可当教师)的300名少数民族学生的调查，产生了跟前述2008年中国调查一样的结果。这些来自25个民族(其中苗族、土家族和维吾尔族最多)的受试者总体上表现出对本民族的强烈认同感，甚至略高于中华民族认同。但从总体上讲，这两项认同是正相关的：民族认同感越强，中华民族认同感也越高。而且，他们中很多人对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的认同，明显地高于对本民族社会文化的认同，很多高年级本科生对本民族的认同低于新生。报告解释这是因为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汉族学生。[40]

      中国民族间确实有不平等现象，但其原因则与印度和美国既有相似也有差别。经济新自由主义对国家作用的削弱，到处都会把国家争取民族平等的努力叫停。印度表列部落集中在农村是导致不平等的常量，但过去20年政府为了给大工业企业买单而加速掠夺原住民(adivasi)资源和资产的事实则无可否认。美国的重新种族化(racialization)也是无孔不入，20世纪中期民权运动赢得的权益，包括所剩无多的正向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优惠政策，也正在被主流社会的反对和不断上升的少数民族收监率所掏空。

      中国民族间的不平等状况，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仍存在各种迹象。私人企业的扩张也加深了针对少数民族的就业歧视。与此同时，“中国没有及时制订反歧视法来应对市场经济引发的那类歧视行为”。现有的刑法没有覆盖就业和服务方面的歧视，民法也没有就此做出明确规定。国家还没有“援助歧视受害人的具体办法……因此尽管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在私下总是把公务员考试的民族要求和其他方面的歧视行为当成主要话题，但事实却是至今没有一个就业歧视诉讼案件”。[41]

      尽管中国在某些领域针对某些少数民族仍存在某些歧视现象，但跟印度和美国相比，它在民族不平等中所起的作用却较小。前述研究指出其原因之一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和优惠政策的抵消作用。(17)尽管各类改革措施都有“去平等”(disequalization)的内涵，但民族政策至少对各级政府和一些国有经济仍有作用。

      虽然印度完全没有中国少数民族去政治化倡导者讲的那样“去政治化”，(18)但确有很多用于矫正少数民族集体利益失衡问题的政策已经被其他政策，例如容许政府官员挪用社会服务基金和鼓励贪婪的大企业集团剥夺原住民资源资产的政策所抵消。然而，去政治化最得力的国家还要数仍在全面种族化，因而已经很难看得见民族政策踪影的美国。(19)但美国的操作也没能使少数民族对国家的态度跟白人趋同：少数民族用支持分离主义的方式来表达对国家不信任乃至拒绝的比例因而就格外高。在现行政治安排中，少数民族对政府的支持度足以显示其不满程度：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票仓出口民调显示，60%的白人认为政府应该少管事儿，但58%的拉丁裔和73%的黑人认为政府应该更有作为。(20)2011年的出口民调向受访者问及政府在改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应该起什么作用？只有19%的白人说政府应起主要作用，50%说应起次要作用，30%说政府最好靠边站。而非洲裔美国人回应这三个问题的的比例则分别是59%、32%和8%。当问起是否需要起草新的民权法来减少对黑人的歧视时，15%的白人同意，83%不同意；黑人则有52%同意，48%说尚无必要。[42]无怪乎“在2009年的皮尤民调里，58%非洲裔和53%西班牙裔说他们‘赞同用优惠政策来改善黑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地位；白人则只有22%赞同’”。[43]

      (四)异族通婚：美国比中国更普遍？

      如果说美国少数民族对政府支持不力，那他们跟主流人口的联系也未必就比中国少数民族更紧密。马戎和其他学者[44]宣称：美国民族关系比中国更稳定的主要标志是美国有着比中国更高的跨民族通婚率。但如果把美国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远远高于中国的因素考虑在内，同时承认少数民族的高比例会造成更多的跨族通婚机会，那么中国其实就有着高于美国的跨民族通婚率。事实上，在中国开始研究国内跨民族通婚的基准年即2000年，它的通婚率就高于美国。美国当年即2000年的跨民族通婚家庭占比是2.6%，[45]中国同年的双民族家户占比则是3.23%。中国各民族之间的通婚率受地理集中程度、民族群体规模及习俗等很多因素影响。举例讲，维吾尔族的跨民族通婚率仅有1.05%，但藏族却有7.71%，跨民族通婚率最高的民族达90%，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平均比率约为25%。(21)

      是否存在可通婚的民族群体乃是决定跨民族通婚的决定要素之一。以藏族为例：2000年全体藏族的跨民族通婚率是7.7%，但西藏自治区则仅有0.7%。这是因为居住在西藏自治区的非藏族仅有约6%。中国藏族许多居住在自治区以外，而那里的非藏族人口比例就比西藏自治区高出很多。因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人的跨民族通婚机会就更多。即使在西藏自治区内，此种通婚率上升也显得很快。1990年当地仅有2396个汉藏通婚户，2000年这个数字就达到7343户且地理分布更广。[46]有报道说到2008年：“全西藏每年的婚姻都有超过20%为跨民族，拉萨也有双位数的年度升幅”。(22)

      2000年以来的前10年，美国跨民族的通婚夫妇比例也上升迅速，2008年达8%，2010年达8.4%，当年全美国的已婚夫妇里有4%是跨种族的，[47]其余的4.4%可能是某种少数民族跟不被美国人口普查局认为是“种族”的拉丁裔通婚。但在1980年至2008年间，“不同种族经历了不同的走势。白人跨族通婚的比率翻番，黑人则多了3倍，但西班牙裔和亚裔的比率则基本没变……”此外，“尽管大量移民涌入，迄今却没有证据表明某种多民族美国或新美国的‘大熔炉’正在生成”。(23)

      中国还没有发布2010年跨民族通婚户的数据。香港社会学家黄善国教授从2005年普查抽样得来的791946对已婚样本里抽取分析数据，结果发现87155个双民族户，占比为11%。[48]

      2010年中国的少数民族仅占全国人口8.5%。[49]美国少数民族则占全国人口28%，是中国的3.3倍。(24)在2000年以来的10年里，中国的跨民族通婚户理应上升，原因是少数民族的城镇化增加了民族间的接触，还有独生子女政策导致汉族女性短缺，以及城镇严格实行一孩政策使得讲实惠的汉族愿意跟少数民族通婚。(25)但即使21世纪前10年中国跨民族通婚比率不变，美国2010年的跨民族通婚率也只是中国的2.6倍，而美国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的比率则是中国的3.3倍。考虑到中国少数民族在地理上高度聚居，不像美国少数民族在地理上那么分散，且中国少数民族多半住在农村，而美国少数民族多半住在城镇，城区无论是工作场所还是居民区都使民族混合程度比农村更高，因此中国的跨民族通婚现象其实比美国更突出。事实上，中国的跨民族通婚已经足够司空见惯，其程度比跨省婚姻要高出好几倍。(26)

      聚焦于国内民族的很多研究都指出，经过各种校正后，中国的跨民族通婚的广泛程度至少不低于美国。1990年的北京普查资料显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3%，各民族的通婚比例为：汉族2.2%，回族16.7%，满族87.3%，蒙古族90.5%，朝鲜族14.3%。(27)同年的内蒙古普查显示，全区蒙古族占15%，但汉蒙夫妇比率高达40%。[50]1994-1995年的呼和浩特普查抽样显示少数民族占全市人口13%，其中汉族跨民族通婚率为23%，蒙古族为78%，满族为99%，回族为33%。[51]相比之下，美国1990年普查数据显示的跨民族通婚率是：白人1.5%，黑人4.1%，亚裔17.7%，“其他种族”(拉美裔为多)15.7%。[52]

      中国云南省总人口里有33%的少数民族。1990年数据显示：全省7.3%的家户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夫妇组成：占汉区家户的5%，占少数民族地区家户的11%。[53]云南省会昆明市1990年的“跨民族通婚在所有少数民族里都很普遍……由于制度和政策，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为跨民族通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市场条件……包括高度混合的各民族工作地点和居民区”。[54]1991年至1996年间，昆明三个最大的少数民族里，彝族仅有15.7%是族内婚，75%与汉族通婚或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白族仅有8.6%是族内婚，81.8%与汉族通婚；回族27.1%是族内通婚，67.2%与汉族通婚。各民族无论族内还是跨民族通婚，都普遍讲究门当户对(status homogamy)：“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没有用民族身份去交换社会经济地位的案例，而类似的交换在北美社会里却司空见惯”。简言之，中国的情况跟美国对比鲜明：中国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少数民族不会跟地位较低的族内人通婚，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婚姻通常也是基于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55]

      新疆塔城2002-2003年的一项跨民族通婚调查显示：当地15万市民里的少数民族比例，跟美国2011年的少数民族或“混合种族”占37%的比例极为接近。当年美国大约有15%的新婚夫妇是跨种族或跨民族通婚；而塔城则有40%的新婚夫妇来自两个民族跨族通婚。(28)这显示中国各民族只要有互动，其跨民族通婚就至少跟美国一样高。只有宁夏和新疆多半地区例外。这是因为当地少数民族跟汉族互动程度较低，而受教育相对较少的穆斯林基于宗教原因不愿跨宗教通婚。[56]

      五、结论：美国和印度样板不可学，“去政治化”案例不可信

      事实终归是事实。正如没有理由认为跨民族通婚就能消减美国无所不在的种族或民族区隔一样，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美国或印度少数民族对国家不满的程度在总体上低于中国。尽管针对这两个国家来煽动少数民族不满的外部势力确实少于中国，(29)尽管在中国制造民族冲突，并将一些维吾尔和藏族人口卷入其中的诸多因素不一而且持续不断，但所有的调查结果仍然显示：“官方设计的各种‘同化’政策，包括改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地位和学习汉文汉语，甚至从政治上吸收少数民族青年加入共青团，确实使得各个少数民族更能接受汉族，同时不仅对汉族，而且对其他所有民族有了更多宽容。”[57]

      中国这些能够减少各民族不平等和增进国民认同的民族政策确实仍有诸多有待改进之处。[58]但绝不能因此就说中国只要采用美国或印度那种乏善可陈、旨在削减少数民族现有各项权利的政策，就能否极泰来。鉴于这些国外样板会造成针对少数民族的怨怼、歧视或权力侵夺，如果将其应用于中国，就必将产生更大的族际社会经济不平等，并增加少数民族对汉族和国家的不信任。

      笔者推测中国民族关系去政治化的精明倡导者们之所以选择美国、印度和巴西作为样板，很可能不是因为它们能为自家论点提供支持，而是因为它们都属于自由主义者偏爱的那种幅员和影响力较大的国家。俄罗斯作为另一个巨大且有影响力的国家之所以不能作为样板，乃是因为它仍有前苏联民族关系的诸多特点，而主张去政治化的人误认为中国曾经抄袭前苏联的民族政策，况且当今的俄国仍是个半威权国家。[59]其他全球知名的国家则要么是少数民族人口太少，如韩国和阿根廷，要么就是因为其民族政策走向已经跟第二代民族政策倡导者的主张背道而驰，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剩下的多数国家则在世界上无足称道，不是幅员太小，就是总体问题太多，总之是不具备当样板的资质，虽然这些国家也有一些民族冲突烈度较低的例外。

      中国民族关系“去政治化”的倡导者在对比美国样板与中国政策时缺少系统研究，因而就可能高估了美国少数族裔的地位，同时又低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地位。一项采用测察和现场实验，参照美国和中国国内知识，分析国际知识关联性的研究发现：中国学者一旦在经验上高估西方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的观点就会有负面倾向。所有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状况抱有过分乐观(too rosy)看法的中国学者都有一种强烈倾向，即在跨界回望中国时，因为高估西方而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评价偏低。[60]假使中国多数知识分子长期以来都像现在这样，认定美国政府还在成功地倡导“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美国社会，[61]他们就会把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看得更为消极，进而就会寻求用某种一厢情愿的美国式政策来替代中国的民族政策。

      在没有模型样板的情况下，倡导中国的民族关系“去政治化”就等于是倡导自由主义乌托邦。尽管这些建议所抱的目标是保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从而使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受益。但这种主张一旦实施，就极有可能在其他方面给缩小民族间不平等(ethnic disparity)的努力设置障碍，结果反而会危及长期的民族关系和谐(peace)。当今中国反分裂需要认真考虑反其道而行的机制：即不是用削减，而是用增加少数民族集体权利的办法来矫正民族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进而增加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领导权，以此来确保各民族“事实上平等”的长远国家目标。[62]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宣称这一过程没有可行性，因为会遭到汉族的反对。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支持实行这项正义事业的公众基础比美国和印度的现存基础更加深广。马里兰大学2008年在世界民意组织(Word Public Opinion)网站上公布了一项针对16个国家的公众国际政策态度随机抽样调查结果：(30)在问及政府是否应努力防止基于个人种族或民族的歧视时，16个国家平均有79%的公众表示支持，其中印度的支持者为46%，美国为83%，中国为90%。问及公平对待不同种族和民族有多重要时，16个国家平均有69%的公众说非常重要，21%说相当重要，这个比例在印度是44%和15%，在美国是79%和17%，而在中国是90%和8%。当问及政府是否要更积极地阻止基于个人种族和民族的歧视时，16个国家平均有54%的公众认为“理当如此”。其中印度支持者为28%，美国为45%，中国则超过70%。问及是否应该允许雇主基于种族或民族而拒绝聘用某人时，16国平均仅有19%的公众说应该，75%说不应该。这两个数字在印度的比率是30%对43%，在美国是13%对86%，而在中国则是10%对88%。当问及政府是否有责任出面阻止雇主基于种族或民族理由拒绝雇用某人时，16个国家平均有60%的公众说“是”，印度说“是”者为27%，美国为68%，而中国则为77%。[63]

      这份调查报告基于国别场景，对印度人、美国人和中国人分别得出如下分析结论：

      印度人作为公众者鹤立鸡群，对种族平等表达出的支持度最低……不支持政府采用更多行动制止国民种族或民族歧视的人数最多，而认为政府有责任防止种族和民族就业歧视的人数在16国里倒数第二……而认为平等对待不同种族和民族很重要的人也仅占微弱多数。美国人普遍认为政府应努力防止种族和民族歧视，但多数认为政府在这个领域里的作为已经足够，无须更多插手于此类努力。中国人在16国公众里，对于平等对待不同种族和民族的重要性给予的支持最强，在各国公众样本里仅逊于墨西哥人。中国还在拒绝承认雇主有权基于种族或民族歧视求职者的人数方面位居第二，而且在支持政府做出各种努力防止种族和民族歧视方面人数最多。[63]

      这份报告的数据和分析都表明，中国人在表达对民族歧视的厌恶和支持政府采取反歧视行动的态度方面，都分别比印度和美国更加强烈。摆在中国民族政策分析家们面前的首要政策问题因而就是：政府能否当机立断，调整现行的政策取向，使民族间的差别(disparity)和对立(antagomism)能够真正减少而不是增多。中国终归能够大幅减少民族间的差别并增进民族间的和谐，但肯定不能采用美国或印度那种“饮鸩止渴”、最终让病人死于非命的样板。

      ①“北京民族政策面对数据的挑战”，《华尔街日报》2009年7月22日。2008年的数据实际上不是少数民族的数据，而是这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比率(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和三个少数民族高度聚居的省份(云南、贵州和青海)。

      ②Ding Sai等，“中国城市少数民族收入差距的跨期变化”，引自Li Shi等，“中国日益严重的不均情况：对和谐社会的挑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53-696，655，674-675，679-680页。待遇之间的差别是“从教育、工作机会、家庭结构、公司种类或省级劳动市场的差分回报量度。这些差分回报的经济解释是他们能够对同样的工人提供不平等的待遇。”

      ③Eric Grodsky and Devah Pager，“黑人和白人的工资差距：个人和行业的因素”，《美国社科杂志》，第542-567页。详见Devah Pager and Hana Shepherd的“歧视的社会因素：雇佣、住房、市场的种族歧视”年度社科回顾2008(Palo Alto:Annual Reviews)，第181-210页。这些资料可能很大程度上低估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因为最近发现非裔美国男性虚报高工资。Kirm Chang Hwan and Christopher Tamobini，“调查结果真的对收入差距有着正确的估计吗？调查美国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收入方式的错误”，《社会力量》2012年第4期，第1157-1181页。

      ④美国统计局，“2010普查显示黑人人口最集中在南部”，2011年9月29日，http://2010.census.gov/news/releases/operation/cb11-cn185.html.“2010年拉丁美洲人的人口”，2010年普查简述，2011年5月。

      ⑤“过去十年：南部经济低技能陷阱的爆发”，乔治敦公共政策研究所，2012年，www.georgetown.edu/grad/gppi/hpi/cew/pdfs/DecadeBehind.Executive Summary.073112.pdf.黑人和拉丁美洲人集中在穷乡僻壤，然而位置不是决定低收入和教育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当他们被分到低贫穷地区，情况仍没有改善。Parry，邻里效应。

      ⑥“2007年农业普查：黑人农夫”，国家农业统计服务(NASS)，2007年，www.texassmallfarmersandrancherscbo.com/…/blackfactsheet.pdf，“2007年农业普查：拉丁美洲农夫”，NASS，2007年，www.agcensus.usda.gov/Publications/2007/Online…/Latino.pdf.黑人、拉丁美洲人和美国原住民农夫控告美国农业部对贷款批核和偿还的歧视问题。详见“拉丁美洲农夫面对财政困境，透过RD法律基金帮助诉讼”，PR Newswire，2012年4月10日。

      ⑦一个黑人约斯迈国家公园守护者解释：“黑人很少来美国国家公园因为他们小时候极少接触到野外”helton Johnson，“为什么黑人这么少来国家公园游玩”，2012年9月11日，AlterNet.com,www.alternet.org/environment/why-do-so-few-african-americans-visit-national-parks.这个现象在中国是相反的。

      ⑧Xing Li等，“中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介绍和影响”，文章，2012年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会议，8月18-24日，伊瓜苏瀑布，巴西。http://econpapers.repec.org/paper/agsiaae12/126633.htm.在2011年底，贫穷线从人均年收入1274元调升至2300元，按照购买力平价高于国际标准的1.25美金；新的贫穷线令贫穷人士数目从2700万上升至1亿2800万。“实况能帮助国家的贫穷情况”，《南华早报》2011年12月10日。35%这数字引自哪一年并不清楚，35%少数民族大概是4000万人。

      ⑨Margaret Maurer-Fazio，“中国网页工作劳动市场的种族歧视”，《IZA人口迁移期刊》2012年第12期，http://www.izajom.com/content/1/1/12.类似的研究也显示在美国、瑞典、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发现同样对种族歧视的程度。

      ⑩A.S.Bhalla及Luo Dan，《中国和印度少数民族的贫穷和被排斥的问题》，Houndsmill：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2013年，第105页。基尼系数量度人口收入不均的程度，0是代表收入分配完全平均，l代表只有一个人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财产。

      (11)Xing Li介绍。

      (12)在过去，中国也有汉族分离主义者。详看Edward McCord，《枪的威力：现代中国军阀主义的出现》，柏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9-220页。

      (13)Benjamin Joseph Carr，“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和国家合法化”，未发表论文，爱荷华大学，2011年，第137-140页。亦可参考唐及何：“直到现在，中国国家以正向行动来保持对种族张力的控制，对少数民族推广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教育可能是另外一个因素：越多学生用汉语受教，他们越远离本来的种族身份。

      (14)唐及何，“分隔而平等”，第38-39页。少数民族在回答有关不支持政府的问题，或回答其他政治敏感的问题时，没有受威胁或顾虑。

      (15)公众广播服务，“2004年选举”，2004年2月27日，www.pbs.org/now/politics/hispanicvote.html。

      (16)Warren：“什么比赛”。

      (17)现在的优惠政策比毛泽东时期存在差别，因为私有化。详看LinMeilian，“加入多数”，《全球时报》2012年11月11日。

      (18)很多政治机构帮助印度政府推行种族政策，简述可参考Niraja Gopal Jayal，“代表印度：种族多样性和公共机构的管治”，纽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2006年。

      (19)从没有民族政策到有民族政策，可以使用社会学家和美国参议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婉言所示的“善意忽视”(“benign neglect”)。详看Richard Marcus，“重新考虑善意忽视”，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回顾，2000年，第2009-2043页。

      (20)面对美国的改变。

      (21)李晓霞，“中国各民族间族际婚姻现状的分析”，《中国人口》2004年第3期。1990年的普查显示99.4%两种族家庭有一位汉族和一位少数民族的成员。Rachel Butera，“中国跨族婚姻：激情还是理性选择”，文学学士论文，明德学院，2010年，第41页。http://middlab.middlebury.edu/category/themes/family/.亦可看Rachel Butera及Thierry Warin，“中国跨族婚姻，激情还是理性选择”，《国际经济和商务研究期刊》2012年第6期，第738-762页。

      (22)“跨族婚姻人数上升”，中国妇女英文网，2008年3月28日，www.womenofchina.cn/html/womenofchina/report/91835-1.htm..甘肃的一个县里，汉藏婚姻人数在1978-2000年里有百分之三百的增长。Xu Zhenming，“夏河县拉布楞镇通婚状况调查”(Survey on Interethnic Marriage in Labrang Township，Xiahe County)，《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192-195页。

      (23)“嫁出”，皮尤研究所(PRC)，2010年，www.pewsocialtrends.org/files/2010/10/755-marrying-out.pdf：“通婚的崛起”，中国，2012年，www.pewsocialtrends.org/2012/02/16/the-rise-of-intermarriage/.自从1990年代开始有“‘通婚的后退’，移民嫁出的比率下降……(所以)并不保证跨种族通婚可以维持长时期，亦未必能令他们对种族关系和界限有清晰的界定。”Qian Zhenchao及Daniel Lichter，“多种族社会的通婚形式不断改变”，《婚姻和家庭期刊》2011年第5期，第1063-1084页。

      (24)美国国家统计局，“2010调查显示人口多元化，”2011年3月24日，www.census.gov/newsroom/releases/archives/2010_census/cb11-cn125.html.Butera，中国少数民族通婚人数正在增长，从1990年、2000年和2005年的调查数据来看。

      (25)王军，“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少数民族迁移的情况”，加拿大研究会9：1(Sp 2011)：5-7；艾登，“中国西部种族群的城市化过程”，取自Cao Huhua，“亚洲少数民族和地区发展：实况与挑战”，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6-128页。Butera，“中国跨种族”第91，95页。

      (26)李涛等，“继承状态如何影响婚姻隔离”，2012年。http://cde.buseco.monash.edu/site/DefaultSite/filesystem/documents/ADEW/Tao%20Li-workingrevise2.pdf.通婚的概述请看唐及何“分隔而忠心”，第29-35页。

      (27)Rizvan Mahmet等，“1990年中国背景和新疆跨种族婚姻”，《家庭比较研究期刊》2005年第2期，第187-208页。在1990年，美国和北京有相似的农村比例：美国24.8%，北京26.6%。美国统计局，“城市和农村人口”，www.census.gov/population/censusdata/urpop0090.txt，www.unescap.org/esid/psis/population/database/chinadata/beijing.htm。在2000年少数民族占北京人口4.3%。Reza Hasmath，“处理城市种族差距：中国和加拿大比较研究方法”，引自Cao Huhua(ed.)，“亚洲的少数民族和地区发展：实况和挑战”，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3-105页。

      (28)李晓霞“新疆塔城市族际婚姻调查”，《新疆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67-75页。“(新疆)塔城市资料”，香港贸易及发展局，http://china-trade-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Fast-Facts/Tacheng-Xinjiang-City-Information/ff/en/1/1X000000/1X07327N.htm；在2011年的问卷调查，43%美国成年受访者同意“越多不同种族的人通婚越好”，11%表示会变得更差，44%表示没有意见。

      (29)新加坡国立大学Shan Wei博士，是中国政府在少数民族区域所推行政策的反对者，观察到“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了解达赖喇嘛流亡政府或世界维吾尔会在2008年及2009年抗争的角色，但是无疑他们对其种族追随者有一定影响。他们的政治活动或蓝图会使人民发起集体抗争对抗汉族与政府”。他同时补充美国支持“西方世界主要的维吾尔组织。”，“解释中国的种族抗争与种族政策”，《中国研究国际期刊》2010年第2期，第509-529页。

      (30)指墨西哥、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伊朗、埃及、阿塞拜疆、巴勒斯坦地区、尼日利亚、韩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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