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美国军事革命——在美国访谈美军高级将领与著名学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美军论文,高级将领论文,学者论文,在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我曾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军事科研人员，在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外交研究所从事客座研究。在此期间我以“美国的军事革命与国防发展”为题，先后访谈了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参联会前副主席欧文斯海军上将（退役）以及前总统安全问题顾问莱克、现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米勒（主管战略、计划与军控）、美国国会国防问题专门小组委员会主席奥迪恩等20余位在美国较有影响的军队领导人和著名军事理论专家。通过访谈，获得了一些有关美国军事革命与国防发展的第一手材料。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美国的军事革命与国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世界军事发展的动向，在世纪之交的国际舞台上十分引人注目。
历经十余年的军事革命讨论
美国关于军事革命的研究和讨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海湾战争之后达到一定程度的高潮并持续至今。这场讨论持续时间长，美国人倾注的热情之高，涉及的问题广泛，在美军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军事革命的概念是前苏联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来的，当时的提法是军事技术革命，意在说明有可能导致战争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技术手段和方法。美国以“是否真的存在苏联人在70年代初所说的军事技术革命”为题开始这场讨论，但时隔不久便以“军事领域的革命”（我国译为军事革命）取代“军事技术革命”。术语的这一变化反映了研究范围的重大扩展：即由单纯关注技术的革命扩展为关注整个军事领域的革命。美国学者认为，军事上的革命并非新事物，火药和核武器的发明、部队的机械化、以及其他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和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曾经改变了战争的面貌，但是单就这些技术进步本身来说还不能算是军事革命。只有依据新的作战理论，充分发挥了新技术的潜力，才能出现军事方面的革命。例如，机械化、空中力量、无线电通信等技术进步，只是在德国人提出闪击战思想，并采用与之相适应的部队编成之后，才弃分发挥了潜力；航空母舰也是在提出独特的海上作战思想并完全摈弃旧式海上作战编队之后，才充分发挥了潜力；军事领域的核革命实际上也不是在发明核武器时实现的，而是在核武器发明之后15至20年，即当核武器广泛扩散，提出核威慑战略，并将核武器纳入国家一体化军事力量之中才实现的。离开技术当然不会有军事革命，而仅有技术也不会产生军事革命。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革命应该是技术、作战思想和军队编成相结合的产物。
基于上述认识，有的访谈者在分析了在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各方面及其军事领域的深刻影响之后，感到有两个“落后”的差距：其一是军事技术与管理落后于民用技术与管理的发展；其二是军事理论与部队编成落后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因而，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军事领域所引起的变化，尚未达到革命性的程度。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在接受访谈时谈到：美国的军事革命就是将商业领域所用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运用于军事。当今世界正在进行一场技术革命。这场技术革命不仅提供了一个制造更新更好产品的基础，而且提供了一个能越来越有效地进行管理的基础。军事革命就是要考虑哪些产品对于军队最为有效，哪些管理过程和方法能改进军队的效率。
随着军事革命讨论的不断深入，目前美国已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如认为这场军事革命是由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的，其实质是进行战争的方式由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的转变；这场军事革命是一场军事领域里的全面变革，涉及到武器装备、作战理论、编制体制等一系列重大变化；抓住机遇率先进行军事革命，可使美国的军事能力获得革命性的跃升，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等等。以这几年出台的《2010年联合构想》、《四年防务审查报告》、《2020年联合构想》等重要文件为标志，前些年军事革命讨论中出现的大量新思想、新观点已被初步系统化，成为指导未来美国国防建设与军队发展的行动纲领。现任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的米勒博士在接受我采访时谈到，“我们正处在真正重视军事革命的过程中”，“首先从组织领导上说，国防部长科恩像参联会前主席和现主席一样，一直把军事革命看作需要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跨世纪的国防转变
随着21世纪的临近，这几年美国一直在研究制定面向新世纪的安全和国防发展战略。应美国国会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在1997年5 月提出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中，首次对美军当前的状况及跨世纪发展战略作出了详细的评估，并提出了国防部及军队近期改革的打算。之后，由国会授权成立的“国防问题小组委员会”又对该报告进行评审，并于同年12月提出了题为《国防的转变——21世纪的国家安全》的评审报告。这一报告明确提出抓住“冷战后过渡期”的有利时机，争取用15—20年的时间，以军事革命的方式全面推进国防与军队建设的“转变”，以满足2010年至2020年美国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国防小组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之后，国防部很快作出了积极地反应。国防部长科恩与参联会主席商量之后，于报告提出的当月专门向参院武装力量委员会提出报告，表示赞成和拥护国防小组委员会提出的进行国防转变的意见，并表示国防部将组织力量对国防小组委员会的具体建议进行认真研究。要求立法成立国防小组委员会的支持者们和国会也对国防小组委员会的报告相当满意，很快通过了一个延长国防小组委员会工作期限的建议，以便今后能随时召回小组委员会成员继续工作。
国防小组委员会提出进行跨世纪的国防转变，是建立在对美国未来10—20年面临机遇和挑战分析的基础上的。其基本判断是，一方面，“冷战后过渡期”可能延续到2010年，这将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间歇期。在此期间，地缘政治的变化和军事革命的发展，为将目前的军队转变为一种非常不同的军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另一方面，冷战后形势的发展，又日益呈现出“潜在的敌人变化莫测”，“威胁难以预料”的特点。高技术的广泛运用，尤其是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扩散，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具有打破现在地区力量平衡的足够的潜在军事能力。国际间更加广泛的相互影响将极大地改变未来威胁的性质，使美国不仅要应付大规模的地区性冲突，还要应付包括种族冲突、领土争端、恐怖主义活动等多种“不确定威胁”。而面对这些新的挑战，目前美国的武装力量与冷战期间的情况相比并没有多大改变。因而，只有不失时机地进行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转变”，才能应付2010—2020年美国将会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转变”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确保获得压倒一切对手的全面优势，继续保持和巩固美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一超”的领导地位。
根据国防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这场将要持续15—20年的“转变”包括从因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大带来的国家安全结构、联盟结构、情报结构的调整与充实，到军队作战指挥、训练体制编制的调整与增减、以及保障基础设施的裁减等一系列重大变化。国防小组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在从现在起20年的时间里，每年需投入50—10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进行转变，大力发展能很快运用先进技术、并适宜采用新编制和新作战概念的新军事系统，进一步提高军事力量的有效性和灵活性。从这几年的情况看，上述意见已经受到领导和决策层的重视。美国的军费开支逐年大幅增加，科恩担任国防部长以来进行的国防部系统改革等也已取得初步成效。
面向未来的作战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军作战理论的发展一直具有超前10—20年的特点。 如在80年代初，就提出了面向2000 年的“空地一体战”理论；1996年7月，以参联会主席名义颁发了《2010 年联合构想》；今年5月，又推出了《2020年联合构想》。
美军普遍认为，《2010年联合构想》是美军作战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对未来作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是提出了“主导性机动”、“精确作战”、“全维保护”和“聚焦式后勤”四个联合作战的新概念。所谓“主导性机动”，就是充分利用信息优势和高度机动的作战能力，根据需要灵活运用分散配置的陆海空部队，完成指定的联合作战任务；所谓“精确作战”，就是充分利用各种精确作战能力，对目标实施精确的侦察与定位，对力量实施精确的投放，对部队实施精确的支援，对打击效果实施精确的判定，从而以最低的风险和代价，达成最佳的作战效果；所谓“全维保护”，就是通过运用多种措施如信息防护、分散部署、生化武器控测与预警、欺骗与伪装、单兵与集体防护等等，形成一个无隙可乘的整体防御体系，确保对作战空间的控制权，保证部队在部署、机动和作战过程中的行动自由；所谓“聚焦式后勤”，就是将信息、后勤和运输技术融为一体，通过自动化补给网络系统跟踪和掌握各种物资的动态和部队的需求，将所需的物资及时发放到各战略、战役及战术单位。美军认为，上述新概念不仅适合于大规模战争行动，而且也适合其它各种军事行动。它们的综合运用，将使美军获得在任何军事行动中战胜对手的全面优势。这些概念的运用都包含着联合部队为完成任务而进行的合成与编组。参加部队将打破传统建制的束缚，按作战实际需要灵活编成，因而不需要一支规模庞大的部队。在访谈中，不少人认为这是《2010年联合构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为建立一种适应联合作战需要的新军事力量指明了方向。参联会前副主席欧文斯在访谈中就明确指出：“《2010年联合构想》提出的四个新作战概念，如“主导性机动”也是一种编制上的模式。这不是随便提出来的。我们提出这些军队结构的新概念是要说明，目前这种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编制与结构必须改变。《2010年联合构想》是美国将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军事力量的模式。”美国学者还强调指出，面向未来的作战理论不是建立在人员众多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占压倒优势的庞大力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决定性力量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僵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适应性、灵活性和敏捷性的基础上。从而与传统的作战理论有着明显不同。《2010年联合构想》中提出的四个作战新概念，在今年颁发的《2020年联合构想》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新的制高点：信息优势
在进行战争的方式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过程中，信息优势已成为军事发展的新制高点。信息优势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拥有能对作战空间了如指掌的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于以下三种技术的紧密结合和相互作用：一是通过各种传感器“感知”作战空间情况，进行信息收集的情报、侦察和监视技术；二是快速准确传递作战空间“感知”信息所需的通信技术；三是对作战空间“感知”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并迅速作出决策的指挥、控制、计算机技术。在访谈中，不少人谈到信息优势对未来战争及武器发展和力量运用的重要影响。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是“要更加重视传感器”的观点。主张改变那种认为军事力量主要是军舰、坦克和飞机的概念，而把注意力放在思考信息和电子技术所能提供的军事力量上来，即从重视军舰、坦克和飞机，转为重视诸如各种传感器、通信以及精确制导武器等技术已经最终达到了那种“特别重要的”程度。
二是“杠杆效益”和“能力替代”的观点。“杠杆效益”指的是拥有信息优势一方，由于对战场了如指掌，因而可以大大节省兵力，提高兵力使用的效益。“能力替代”指的是信息优势不仅可使单个武器系统的作战潜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而且可使各武器系统综合运用时“力量倍增”，从而“替代”一部分作战平台的作战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充分发挥信息优势，可以减少飞机、坦克、航空母舰等作战平台的数量，而维持作战能力不变甚至使作战能力得到提高。有的甚至提出，如果把信息优势看作“信息伞”，则可以用来代替“核武器伞”导致威慑理论的变化。这种“信息伞”不仅战时可以用，而且平时也可以用，因而有着比核武器更好的威慑与实战功能。
三是发展“足够好”的作战平台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二战以来，飞机、坦克、军舰等作战平台本身性能的提高几乎接近极限，而作战平台上所载电子信息装备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却仍有大量的余地。正是大量新型的电子信息装备和精确制导武器的不断出现，在不断赋予现有的作战平台新的活力，实现作战能力的更新。因此，拥有“足够好”的飞机、坦克、军舰等作战平台就足够了，不必去发展最好的核潜艇、或最好的战术飞机等。在武器发展的优先顺序上，应将重点放在能以更高的效能和效率，使坦克、飞机、舰艇等作战平台综合运用发挥综合作用的信息系统上，而不是放在虽有更好、更先进和更强的能力却不能很好发挥综合作用的平台型号上。
四是“以并行作战取代顺序作战”的观点。顺序作战指的是传统的那种区分为明显的阶段性的作战，如依次进行火力准备、地面部队的集结与开进、第一梯队发起攻击、预备队投入战斗、等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不仅能够及时发现作战空间内的所有要害目标，而且可使参战的所有部队“共享”对作战空间的“感知”信息，从而获得协调运用陆、海、空各种作战力量同时打击作战空间内所有目标的能力。这种协调运用各种作战力量同时打击所有目标的方式，就是“并行作战”方式。美军认为，“并行作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它将取代以往的顺序作战，从根本上改变战争进行的方式。
非对称威胁与非对称作战
近年来，美军对非对称作战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非对称作战一词不仅成为众多专著、文章论述的中心问题，而且被写入美军新颁发的作战条令、纲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
非对称作战与对称作战是相对而言的。美军认为，对称作战指两支相同类型部队之间的交战，如空军对空军的作战，海军对海军的作战，或者说飞机对飞机、军舰对军舰的作战。而非对称作战指不同类型部队之间的交战，如空军对海军的作战，地面部队对空中和海上作战。两者的区别在于，在对称作战中，两支同类型部队之间的交战胜利主要是依靠兵力对比的优势来获得的。无论攻防，双方都存在先发制人或后发制人的机会，因此也可以认为是对等作战。而在非对称作战中，获胜的一方则更多地取决于如何运用谋略以及军种和兵种的技术优势。
美军之所以在冷战结束之后开始提出和强调非对称作战问题，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对付“变化了的威胁”。由于苏联的跨台，美国失去了与之相称的对手，40多年来针对苏联的威胁发展起来的武器装备和按照打“对称”的堂堂之阵的需要而训练出来的部队，在对付“不对称”的对手时有可能非常“脆弱”，因此，美军需要加强研究发展对付这些非对称威胁和非对称对手的作战方法，其内容包括安全威胁的非对称、冲突类型的非对称、武器装备的非对称、作战方法的非对称等等，甚至把化学和生物武器威胁、潜在的核威胁、各种信息作战以及恐怖主义威胁等等也都列为非对称作战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美军对非对称作战的认识和理解已远远超出他们提出这一问题时的初衷。美军认识到，在作战双方技术优势十分悬殊的非对称作战中，拥有技术优势的一方固然有可能十分脆弱，但也有可能更加强大。如果拥有技术优势的一方充分发挥优势，采取主动攻击行动，被突然攻击的一方往往极其被动，几乎处于还手无力的地位，且没有后发制人的机会。因此，不对称作战也是一种不对等作战。美军通过非对称作战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非对称作战不仅也应成为美军今后作战最有效的方法，而且这一方法提供了产生巨大战果的潜力。从20世纪90年代美军进行的几次作战情况看，由于美军的对手都不具备用空军与美空军相抗衡的力量，美空军几乎都不需要通过对称作战即空战的方式来争夺制空权，而是直接用空袭方式攻击那些对战争结局有关键性影响的战略目标，以尽快达到战争目标。
为了适应“非对称”作战的需要，美军还明确提出抓紧发展非对称作战的技术和战术，并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各军种部队的非对称作战研究和训练。在近年新展开的计算机作战模拟和野战试验中，相当多的项目与非对称作战有关。为了加强城市作战的研究，美国陆军还专门在加利福尼亚的沙漠地带新组建了一个用于城市作战的训练中心，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除正开展各自的“城市作战问题”研究之外，还联合起来对某些难点问题攻关。一批用于城市作战的新装备如专门用于探测建筑物或城墙遮蔽人员的雷达、红外线等传感器，也已被研制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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