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钦宗和他的四名宰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名论文,宋钦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乎任何一个大的历史事变，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因素，由很多合成力、因素和倾向的相互冲突、制约、平衡及调和的综合作用，方得以产生一个总的结局。本文试图从宋钦宗用人和策略失误的角度，探讨北宋灭亡的问题。宋钦宗实际在位仅有一年多的时间，却先后拜罢了26名宰执大臣。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论述他与耿南仲、李纲、种师道、何
四人的关系。
一、宋钦宗和耿南仲
宋钦宗即位前，耿南仲曾任14年的皇太子宫僚。（注：据《宋史》，卷三五二，《耿南仲传》。）宋徽宗宠爱三子郓王赵楷，颇有废立之意，据胡寅说：“渊圣皇帝在东宫，当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动者屡矣。（耿）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时方被宠眷，又阴为他日之计，每因王黼谗谮，颇曾解纷。”由于在皇太子地位岌岌可危时的特殊关系，宋钦宗即位后的第三天，就命耿南仲为签书枢密院事，后又升迁尚书左丞。耿南仲害怕金军，“奉椒房出奔”，一度逃离开封，（注：《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六，胡寅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庚寅；《裴然集》，卷一六，《上皇帝万言书》。）仍深得宋钦宗的信任。
耿南仲任执政后最重要的“政绩”：一是排除异己；二是“主和议”，破坏抗金。此两条劣迹不是在平时，而是在危难时期，就不能不在北宋覆亡中起着恶劣的作用。“自靖康以来，有专主和者，耿南仲与其子延禧是也。闺门之内，同恶相济，沮渡河万全之战，遏勤王已到之兵，今日割三镇，明日截黄河，自谓和议可必无患，凡战守之具，若无事于切切然者”。宋钦宗“信如蓍龟，敷奏之语，盖未尝不从”。（注：《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八三，邓肃奏；《栟榈文集》，卷一二，《辞免除左正言札子》，第五。）他无疑在朝廷里有很大的势力，史书记载宰相唐恪“附耿南仲，排李纲，专主和议”，执政聂昌“附耿南仲取显位”，（注：《三朝北盟会编》（以后简称《会编》），卷八三；《宋史》，卷三五三，《聂昌传》。）一部分宰执其实须听命于他。耿南仲对“凡与己不合者，即指为朋党”，“唯以恩雠相报”。（注：《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传》；《斐然集》，卷二五，《先公行状》；《会编》，卷六六，《靖康小录》。）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宋朝有不少士大夫，如果说他们治国和救国全然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却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耿南仲就是一个典型。
当时的宰执大臣大多不愿在皇帝的父子关系中再增添新的不和因素，而耿南仲是个例外。当初次进攻开封的金军暂时撤退，宋钦宗准备请南逃的宋徽宗回京，宋廷讨论“迎奉太上仪注”时，“耿南仲议欲屏太上左右，车驾乃进”，李纲斥责他说：“耿南仲当以尧舜之道辅陛下，而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足深采。”宋钦宗听后，“笑之”，而耿南仲“怫然，怒甚”。（注：《梁溪全集》，卷八三，《奉迎录》，卷一七三，《靖康传信录》；《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尽管宋钦宗并未采纳耿南仲之议，而当迎接宋徽宗回京后仅四日，便将耿南仲由尚书左丞升任门下侍郎。宋高宗后来也说：“南仲父子辄离间两宫，其罪甚大。”（注：《要录》，卷九一，绍兴五年七月己亥。）
直到金军再次进犯，据《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三载：“御批以金人欲割地，须两府二人，令各自陈愿使者。陈过庭以主忧臣辱，首请自行，唐恪、曹辅等皆依违不对。耿南仲以老辞，聂昌以亲辞。寻出御批曰：‘过庭忠谊可嘉，特免。可差辞免人耿南仲使斡离不河北，聂昌使粘罕河东，日下出门。’”宋钦宗到此算是看穿了耿南仲的为人。然而耿南仲离开开封，却又暂时因祸得福。他被卫州人赶跑后，逃奔相州，依附康王赵构。开封城被攻破后，如执政曹辅曾奉宋钦宗诏命，召康王回京。他未能见到康王，又重返开封，“从二帝留军中”（注：《宋史》，卷三五二，《曹辅传》。），至少也算是在危难之际，与宋钦宗共患难。耿南仲身为执政，尽管宋钦宗对他最为宠信，却怀着畏避兼投机的心理，不回开封，另有所图。他伙同汪伯彦，共同策划身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康王不救开封，拥兵逃跑。在康王登基时，耿南仲任“礼仪使”，其子耿延禧“读册文”。然而宋高宗却憎恶耿南仲，很快将他们父子贬黜，说：“朕恨不手斩耿南仲！”（注：《朱子语类》，卷一二七。）耿南仲原指望得到新君的恩宠，结果却成了一场幻梦，而死于贬所。以害人始，以害己终，耿南仲的政治命运与黄潜善、汪伯彦有相似之处，而他们共同的陷害对象，主要是李纲。
二、宋钦宗和李纲
当金军南侵之际，宋方朝野乱成一团，简直是束手无策。时为太常少卿的李纲却脱颖而出，超升兵部侍郎，很快又超升执政。宋钦宗随即又授任他东京留守、亲征行营使。正如《朱子语类》卷一三○所说：“当时不使他，更使谁？士气至此，消索无余，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顾死，且得倚仗之。”李纲作为一个本不知兵的文臣，在仓猝之际，居然相当有效地组织了开封的城防，屡次击退敌人。他在士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却也招致了同列很深的忌妒。宋钦宗本人来回摇摆于卑怯的投降主义和轻率的冒险主义之间，他委任李纲负责城防，又不能授予全权，更不听李纲的劝阻，而致力于屈辱求和。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二月初，发生了宋钦宗批准姚平仲劫金营而失败的事件。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将此事归结为“李纲主平仲之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五。），但李纲在上皇帝奏中明确说，“平仲之出”，“在微臣实无所与”。（注：《梁溪全集》，卷四三，《辞免知枢密院事札子》。）故《朱子语类》卷一三○力辩其非，说：“劫寨一事，决于姚平仲侥幸之举，纲实不知。”事实上，此次劫寨“杀伤相当”，“行营司所失才百余人，而（陕）西兵及勤王之师折伤千余人”，（注：《梁溪全集》，卷一七二，《靖康传信录》。）然而宰相李邦彦“方主和议，忌李纲主战”（注：《会编》，卷三三，《靖康遗录》。），他与众执政乘机夸张事态，诿过于李纲。宋钦宗惊慌失措，下令罢免李纲和统率陕西援兵的老将、同知枢密院事种师道。于是开封城中爆发了陈东领导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
陈东直到临死，也并未与李纲有一面之交。几万无组织的群众云集宣德门下，正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侍，殴击宰相李邦彦等。但宋钦宗无疑是将爱国群众运动视为厉阶，不能容忍对其君主权威的挑战。他虽然被迫复用李纲，也根本不可能有李纲在幕后操纵此次“伏阙”的证据，而“自后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颇忌之”。当时给李纲空名官告三千余道，李纲“只用三十一道”，只因补无品小武官进武副尉二人，而宋钦宗居然亲下御批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专权，浸不可长。”正如朱熹感叹说：“如此，教人如何做事？”（注：《会编》，卷一九九，《林泉野记》；《梁溪全集》卷一七三，《靖康传信录》；《朱子语类》，卷一三七，卷一三○。）
宋钦宗只求敌人退兵，匆忙与金东路军统帅完颜斡离不订立城下之盟。但他又与后来的宋高宗不同，宋高宗对屈辱和议甘之如饴，视若如天之赐。宋钦宗却在事后翻悔，又听从李纲的建议，“解太原之围”，拒绝割让自太原、中山和河间三镇以北的土地。宋廷还企图策反辽朝降金的耶律余睹，他时任金朝元帅右都监，在金强宋弱的形势下，策反之计当然是不高明的，反而为金军再次攻宋提供了另一个口实。此事主要是宋钦宗和宰相徐处仁、吴敏的主意，而李纲也参与此议。事实上，即使宋朝恪守盟约，没有上述行为，金军再次攻宋，也同样是势不可免的。
宋钦宗毁约之后，首要的问题是救援被围的河东首府太原。北宋晚期，其战时统兵体制的一大弊病，是沿袭传统，往往还是由不知兵的文臣，以及宦官童贯、谭稹、梁方平等主持军事。如前所述，李纲公开斥责耿南仲离间皇帝父子，双方更多了一重嫌隙。当宋军初次救援太原失败后，耿南仲乘机进言：“欲援太原，非纲不可。”宋钦宗立即任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当时台谏官陈过庭、陈公辅、余应求等都看穿了耿南仲等人的用心，说李纲“不知军旅，将兵必败”，“为大臣所陷”，“不宜遣”。李纲本人也有自知之明，“再拜力辞”，说自己“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宋钦宗却听信谗言，为之震怒。宰执中惟一志同道合的同知枢密院事许翰，为李纲写了“杜邮”两字，引用秦将白起被赐死的典故。李纲至此不得不就任出行。（注：《会编》，卷四八，卷六六《靖康小录》；《梁溪全集》，卷一七三，《靖康传信录》；《宋史》，卷三五二，《耿南仲传》，卷三五八，《李纲传》，卷二七九，《陈公辅传》；《朱子语类》卷一三○。）
太原之战是决定北宋皇朝命运的关键性一战。太原失守，使金西路军得以南下，与东路军会师，而宋军主力则在两次救援战中耗折殆尽，开封的陷落遂成定局。李纲并非在救援战中不尽己力，却在本来已是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又遇到朝廷的多方掣肘，终于在太原陷落后被劾下台，贬黜出京。
正如后来胡寅评论说，耿南仲“中制河东之师，必使陷没，以伸和议之必信”（注：《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六，胡寅奏；《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庚寅；《裴然集》，卷一六，《上皇帝万言书》。）。李纲的下台，固然是快了耿南仲之流的私愤，但受害最深的，却是宋钦宗本人。待开封再次被围，宋钦宗于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驿召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却为时已晚。李纲接到此项诏命，大约是在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三月，当时金人正驱虏徽、钦二帝等北上。尽管有救援太原的失败，但到南宋初年，朝野一切有识之士还是认为，惟有李纲方能担当救国的重任。
三、宋钦宗和种师道
宋钦宗在位期间，尽管国势阽危，惶惶不可终日，却仍囿于传统的文官政治，没有多少变通。他所任命的宰执之中，惟一懂军事的武臣，就是陕西宿将种师道。
种师道曾在对西夏战争中立功，但在伐辽战争中败绩，因而贬官。靖康元年初，金军第一次进攻开封，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而号称“西兵百万”。（注：《宋史》，卷一八七，《兵志》；卷三三五，《种师道传》。）在李纲已经挫败攻城金军之后，种师道的援兵更对金军产生了镇慑作用。宋钦宗当即拜种师道同知枢密院事，京畿、河北、河东宣抚使，“四方勤王兵并隶之”（注：《宋史》，卷二三，《钦宗纪》；《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三。）。但在事实上，宋钦宗却并未授予全权。
南宋胡寅说，在北宋末年，“主战伐者，李纲、种师道两人而已”（注：《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六，胡寅奏；《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庚寅；《裴然集》，卷一六，《上皇帝万言书》。）。当然，主战者也并非仅此两人，但两人确是主要的代表人物。种师道在朝见宋钦宗时说：“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其归乎？”宋钦宗说：“业已讲和矣。”种师道说：“臣执干戈以限于社稷，不知其它。”他虽然主战，而在宋钦宗面前却“不能反覆力执”。（注：《会编》，卷六○，种师道行状，《宋史》，卷三三五，《种师道传》；《朱子语类》，卷一三○。）
由于宋钦宗亲自下令，种师道并不能阻止姚平仲军仓猝劫金营。他在劫营失败后，曾“令更劫”，说“虏人以其不再来了，再劫却是”，“如犹不胜，然后每夕以数千人扰之，不十日，贼遁矣”，然而惊慌失措的宋钦宗、李邦彦等人却“不能从”。（注：《会编》，卷六○，《靖康小雅》，种师道行状；《朱子语类》，卷一三○。）当宋钦宗急于媾和，东路金军退兵之际，李纲和种师道都主张“乘其渡河半击之”。李纲认为：“金人厚载而归，辎重既众，驱虏妇女不可胜计，气骄甚，击之决有可胜之理。”种师道说，“异日必为后患！”但怯懦的宋钦宗又“不从”。（注：《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三；《宋史》，卷三三五，《种师道传》；《朱子语类》，卷一三○；《梁溪全集》，卷一七二，《靖康传信录》。）
金军退后，宋钦宗认为种师道年老“难用”，将他罢为中太一宫使的闲官。时任御史中丞的许翰为之力辩，宋钦宗又命种师道出任河北、河东宣抚使，负责初次太原解围战，然而“实无兵自随”（注：《宋史》，卷三三五，《种师道传》，卷三六三，《许翰传》；《朱子语类》，卷一三○。）。初次救援太原之战失败后，宋廷又用李纲取代得病回朝的种师道。当年十月，种师道病逝，享年76岁。他在临死前有两项重要的谋划和部署，第一是在开封集结重兵。
宋朝第一次救援太原，共有兵17万，第二次“又招河东义勇、禁兵五万，共兵二十二万，寻皆败绩”（注：《会编》，卷一三九，《朝野佥言后序》。）。当金军第二次进攻开封时，“京师诸军自数年燕山之役，出戍河北、河东，或留边，或溃散，而在京卫士，（上）四军，效用，京东、西路弓手等七万人”。（注：《会编》，卷六四。）。然而在各路援军中，惟有张叔夜“以南道总管”，“仓卒间得兵一万三千”，冲破金军阻截，进入京城。（注：《会编》，卷六五。）其余各军都被金军在开封外围拦截击破。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宋军步兵在野战中根本无法与女真骑兵对抗，但如能按种师道生前部署，抢在金军之前先入开封城，城防形势当然会有改观。辽和金的军事攻势都有很强的季节性，秋冬用师，春夏休兵，金军不可能对开封组织持续至靖康二年夏的进攻。唐恪、耿南仲、聂昌等人之愚蠢、荒唐，真令人叹为观止！
种师道的第二项谋划是主张皇帝撤离开封，他“度知虏情，必大举入寇，即疏请驾幸长安，以避其锋。守御战斗之事，本非万乘所宜，任责在将帅可也。”（注：《会编》，卷六○和本卷种师道行状；《宋史》，卷三三五，《种师道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三。）经历了太原之战，种师道已完全明了战争形势的严峻，他不再持有初援开封时的乐观估计。但宋钦宗在金军初犯开封时，本来不须逃避，却急于逃避，此时却反而不采纳种师道最后的忠告，端居开封，坐以待俘。
从迎击辽朝燕京残兵和救援太原时的两次败绩看来，种师道还算不上是真正拥有折冲御侮能力的帅，但在北宋末，他无疑还是惟一富于军事经验的执政。故一些宋人认为，当时无论大将和宰相，“亦只令师道做，也好”（注：《朱子语类》，卷一三○。）。此后开封“城陷，钦宗恸哭曰：‘朕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始师道劝钦宗乘其渡河半击之，不从。”（注：《会编》，卷六九；《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三；《宋史》，卷三三五，《种师道传》；《朱子语类》，卷一三○。）其实，宋钦宗虽然也给种师道委以重任，但对上述种师道提出的若干关键性的谋划和决策，却一条也不能用。
四、宋钦宗和何
何是四川人，状元出身，“天资俊异，善属文”，“有诗名”。在北宋末危局中，他“力主战议”（注：《会编》，卷八七。），而迁尚书右丞、中书侍郎，直到金军再次兵临开封城下，宋钦宗罢少宰唐恪，而改命何为门下侍郎，升尚书右仆射，成为北宋最后一任宰相。
何任执政时，“请建四道总管，使统兵入援，以胡直孺、王襄、赵野、张叔夜领之。兵既响应，而唐恪、耿南仲、聂昌信和议，相与谋曰：‘方继好息民，而调发不已，使金人闻之，奈何？’亟檄止之”（注：《宋史》，卷三五三，《何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三。）。这与上述撤销种师道的成命有相似之处。
宋钦宗在金军初犯开封时，不当逃而欲逃，此次却是当逃而不逃，这是采纳了何的主意。这条主意直接导致了北宋皇朝的覆灭。北宋的灭亡与辽、金、南宋不同，后三者都是战到山穷水尽，军事上再无回旋余地，而在北宋末，宋钦宗本来可按种师道等人的主张，退守关中，继续与金军抗争。他所以听从何的主张，很可能也是出于害怕宋徽宗另立朝廷的担心。
当时有侍御史胡舜陟评论宰执说：“今所用以为大臣者，皆非其人。唐恪俗吏，耿南仲腐儒，何狂生，聂昌凶人，李回虽差胜，亦议论迂阔，独陈过庭正直，孙傅忠朴，亦非康济经纶之手。若南仲，庸暗不晓事耳。”（注：《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三；《靖康要录》，卷一二，靖康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这段评论当然并不完全中肯，如耿南仲就决非是“腐儒”，而何确是一个轻脱寡谋的“狂生”，尽管他所出的亦并非全是馊主意。
当金军攻城时，何“日于都堂饮醇酒，谈笑自若，时一复讴柳词。闻虏所要浩瀚，方大酣，摇首曰：‘便饶你漫天索价，待我略地酬伊。’闻者大惊。”（注：《会编》，卷六八。）郭京自诩可编练六甲神兵破敌，张叔夜等人都坚决反对，而“何、孙傅与内侍辈尤尊信”，六甲神兵出战，直接导致开封外城的陷落。（注：《会编》，卷六五，卷六九。）
待开封外城被攻破后，“何率百姓欲巷战，其来如云，由是金兵不敢下，乃唱为和议”（注：《会编》，卷七○。）。宋钦宗“欲夺围，出幸江南，口谏止，曰：‘京城近畿，金人布满，车驾南行，必不能脱。陛下出城，贼必烧宗庙，戮生灵矣！’上乃止。”（注：《会编》，卷八七，《林泉野记》。）东、西两路金军初攻宋时，约有12万人。由于战争中的损耗等因素，最后攻破开封外城，“虏人正兵固不过八万”（注：《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八八，邓肃奏；《栟榈文集》，卷一二，《辞免除左正言札子》，第三；《宋史》，卷三七五，《邓肃传》。）。如果真与开封大约百万军民巷战，则将是胜负难卜的消耗战。聪明的金军将帅下令只占外城四壁，不下城巷战，通过和谈，向宋方勒索马匹、兵器、财宝、女子等，最后将宋钦宗骗到金营，而宋钦宗群臣又坠其术中。
何最初被迫出城和谈，也一度“惶惧失色，辞不敢行”。但他硬着头皮出使后，与金帅还是有一番舌战。“（完颜粘罕）又曰：‘闻劝宋主与我战者，岂非汝耶？’曰：‘然。’粘罕曰：‘汝有何学术，与我战耶？’曰：‘无学术，为国为民，当如是耳。’粘罕曰：‘我欲洗城，如何？’何从容曰：‘率兵洗城，元帅一时之威也；爱民施德，元帅万世之恩也。’粘罕悟曰：‘古有南，即有北，不可无也。今之所期，在割地而已。’”（注：《会编》，卷七，卷八七，《林泉野记》。）金帅的骗术，对何还是成功的，他改变主战初议，“反倾意信之”，“归都堂，曾无愧色，见执政，但喜讲和而已，与作会，饮酒食肉，谈笑终日”。他还一力怂恿宋钦宗亲自出城求和，“自谓折冲有术，对虏使歌曰：‘细雨共斜风，日日作轻寒。’左右及虏使皆笑”。（注：《会编》，卷七一，《朝野佥言》，卷七四；《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庚子；《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三。）
但是，当金人最后翻脸，宣布废除赵宋时，何和另一个劝宋钦宗出城的李若水都表现了自己的气节，李若水骂敌而死，何和执政孙傅、陈过庭、张叔夜等不肯屈服，被俘北上。他留下了“念念通前劫，依依返旧魂。人生会有死，遗恨满乾坤”诗句，死时年39岁。（注：《会编》，卷八七，《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宋史》，卷三五三，《何 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三。）
本文以宋钦宗与四名宰执的关系为基线，分析了他用人和策略方面的失误，这些失误直接导致了北宋的亡国和他本人沦为阶下囚。李纲《梁溪全集》卷一七六《建炎进退志总叙》有一段李纲与宋高宗的对话：“上曰：‘渊圣勤于政事，省览章奏，有至终夜不寝，而卒有播迁之祸，何也？’余奏曰：‘渊圣在东宫十余年，令德闻于天下。及即大位，忧勤恭俭，虽古之贤主，无以远过。适当国步艰难之时，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别忠邪，群言纷至，为小人所惑，故卒误大事。人主之职，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远小人，虽不亲细故，而大功可成。不然，虽衡古程书，卫士传餐，亦无益也。’”李纲对宋钦宗的评论并无谀词，在正常情势下，宋钦宗本可当一个循规蹈矩的守成之主，然而“当国步艰难之时”，他尽管“忧勤恭俭”，而“卒误大事”，李纲的针砭同样也是切中要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