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角#183;文化意识#183;时代精神——电视剧《东方商人》观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精神论文,视角论文,商人论文,意识论文,电视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文艺作品中写商战者日见增多，但是写历史题材商战的作品却相形见弱，尤其像《东方商人》这样正面写历史上的商战，并将创作触角深入到历史经济生活的微观领域中去，且从经济行为的角度对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作出新的价值评判者，更属凤毛麟角。由于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我们的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往往囿于一种唯政治化思维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局限于阶级斗争的单纯视角去审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即使写经济生活，也难免使之沦为社会政治的诠释或附庸。《东》剧则不同，它立足于时代精神的高度，把审视历史的视角自觉地转移到经济的发展演变上来，以一家民族商号“瑞蚨祥”的命运为切入点，对其创办、发展和几度兴衰的艰难历程的描写，无不从经济的视角予以观照，从而使该剧在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生活主潮的今天，获得了更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在典型环境的设置上，作品十分注重将经济生活、经济事件放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中去，从而使“瑞蚨祥”成为洞悉晚清历史的一个新的窗口，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商史的一个缩影。在剧中我们可以看到，济南瑞蚨祥在“南有张之洞，北有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背景下诞生，在清政府被迫开关、对洋货实行了口税政策的变故中陷入困境；北京瑞蚨祥在光绪下令变法维新中应时而生，又在戊戌政变的政局波动中历尽艰辛，在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运动中经受考验，又在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的战火中毁于一旦……作品在历史的典型环境中，真实地再现了中国民族商业在商品经济的炼狱中饱经磨难，艰难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作者在广泛考察中国近代商史、深入挖掘众多商业故事的基础上，对历史素材予以时代精神的观照，采用史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手法，演义出了一部惊心动魄又发人深思的近代商战活剧。剧中既写民族商业内部、民族商业与洋商以及洋商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也写了官匪勾结巧取豪夺、官商合流互相利用、红粉交易啼笑姻缘等耐人寻味的社会世相。经济中有政治，经济中有文化，既给人以新鲜的审美感受，又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品突破某些正统的历史成见，通过对经济发展史的现实观照和大胆反思，对某些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予以了新的价值评判。对于在民族商业文化氛围中成长、又投师在日本商人门下、受到西方现代工商业思想长期熏陶的高显阳，作品没有按以往的历史评判把他简单化地处理成一个普通的洋奴买办，而是既写了他长于睁开眼睛看世界，敏于接受西方现代经济观念及文明成果，敢于尖锐批判封建保守的民族文化传统，又写了他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死心塌地屈附洋人，以及为了赚大钱、战胜竞争对手而丧心病狂不择手段，使之成为具有复杂的多重性格和独特认识价值的新的买办形象。北京瑞蚨祥经理孟景候，外号“钻天猴”。他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地两栖于商海和官场，既富有现代经营意识，又深谙投机钻营之道，既吃喝嫖赌放荡不羁，又执着事业一往情深，也是我们的电视艺术画廊中尚不多见的典型形象。
《东方商人》对时代精神的张扬，除了得益于历史视角的转换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自觉的深层文化意识。
作品选择亚圣孟子的六十八代孙孟乐川为主人公，以他和他的“瑞蚨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命运为梭，把儒家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观念的冲突和交融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与中国近代商史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形象化的揭示。
首先，作品深刻批判了轻商抑商的儒家义利观，满怀热情地呼唤商品经济意识的觉醒。作品一开始，就通过亚圣孟子六十七代孙孟船义因求取功名无望，被依照族规逐出家门，在拜师学艺中因道出身世而遭拒绝与鄙视，及其谆谆教子求取功名、念念不忘魂归祖坟等一连串的情节，精心营造出了一片浓重的崇儒鄙商的文化氛围。又通过孟乐川经商发财回乡备受冷落与弟弟乐丰考中秀才极尽荣耀风光的强烈对比，一代巨商孟乐川纵有御赐牌坊其父终不得入祖坟，以及孟乐丰因废科举而精神崩溃最终成为封建文化制度的牺牲品等一系列令人啼笑扼腕的人生悲喜剧，无情鞭挞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迂腐悖理的传统文化观念。与此同时，作品还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热情呼唤民族商品经济意识的觉醒。那饶有情趣的章丘珠算大赛，那别开生面的北京开业庆典，那新颖独特的考柜头场面，那发人深思的读八股文与学做买卖的师德问答，无不自然流露出一种崇商敬业意识。特别是“瑞蚨祥”这块金字招牌的熔铸，作品不惜投入主人公毕生的痴情与执着，甚至齐沛、沙文峰和孟母高凤英等几条生命的代价，使其成为民族商业精神的象征，也使全剧通篇弥漫着一种浓郁的重商意识。这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观念的确立，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其次，作品还通过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强烈对比，集中反映了封闭保守的传统文化观念与开放进取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观念的尖锐冲突，深刻揭示了中国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作品中，新旧两种观念的冲突主要是通过孟乐川和高显阳这一对表兄弟之间的矛盾纠葛（同时辅之以民族商人与洋商之间的矛盾）来展现的。在高显阳身上，无论我们称之野心勃勃的攫取欲望也罢，还是永无止境的进取精神也罢，其毕竟属于一种与现代大工业相适应的开放进取心态。而孟乐川却在发了财之后，越来越明显地露出了一条封闭保守的“土财主”尾巴。高显阳经商发财后，想的是办工厂、修铁路，赚更多更多的钱，孟乐川想的却是广置田产，为母亲起宅院，并倚仗原料优势和廉价劳动力的血肉之躯与现代大机器生产抗争。直至江南丝绸大战，孟乐川始而投资百万，垄断蚕丝，扼制洋人，迫其就范，继而原料积压，受制于人，大亏血本，一败涂地。从而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孟乐川的悲剧是封闭保守的传统文化观念的悲剧。其间所提供给我们的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的课题，至今仍不失其鲜明的针对性。
为了强化上述冲突的文化意蕴，作者不惜显露刻意凿痕地几次安排英商和日商的对话，借洋人之口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针砭，特别是关于日本明治维新历史的一段议论，虽然难免洋鬼子的尖酸和偏狭，但毕竟道出了振兴民族经济必须打破封闭保守的陈腐观念，大胆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精华在内的一切先进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要首先造就现代人的真谛。这对于我们今天的观众，仍不失其震聋发聩的启迪意义。
此外，作品还努力发掘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长期以来被忽略了的优良商业文化传统，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是一项富有建设性的努力。
许多研究和史实都表明，我国民族文化即便是儒家文化，也并非是完全自觉地抑商轻利的。我国大量的文化典籍中，不乏记录甚至褒扬商贾货殖行为和人物之作。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对这些优良商业文化传统的挖掘和弘扬具有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意义。《东方商人》在这方面的自觉努力是难能可贵的。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对主人公孟乐川儒商形象的塑造，雄辩地证明了儒文化的积极方面与商业文化的兼容性。孟乐川在母亲经商的算盘声和儒学修齐治平的教诲声中长大，在传统礼义与金钱物利的双重作用下完成了人格塑造。用他自己的话说：“瑞蚨祥是我的命根子，孔孟之道是我的立身之本。”他恪守“重信义、讲仁义”和“诚信天下”的职业道德，为求上门来的优质丝绸卖主主动提价，对被战火烧掉底帐的债务自觉认偿，直至慷慨倾囊治黄救灾赈济百姓。这一系列的仁行善举，既是对那种“无商不奸”“在利益面前，我们都是野兽”的西方资产阶级商业道德观念的雄辩否定，也是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不可兼得论的有力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