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新探
许卫中a，郑传东b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a.马克思主义学院；b.纪委办公室，江苏 无锡 214153)
[摘 要]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详细论述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却没有明确异化劳动的根源，且在之后的著作也没有言明。许多学者倾心血于此，认为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于分工、私有制等原因。学者们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并没有揭示出异化劳动产生的真正根源。我们认为，劳动既会发生外化，也会发生内化。而且，劳动的外化和内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二者之间的疏离和对立才上异化劳动的真正根源。这一结论，对于科学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劳动观、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民幸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 劳动；异化劳动；根源；劳动的外化和内化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给出了关于它的四个规定，但没有说明它的产生根源。这一事实，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和研究空间，也因此形成了众多观点。整体来看，迄今为止关于马克思“异化劳动”根源的观点主要有五：其一认为，劳动异化的根源在于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分化；其二认为，劳动异化的根源在于物的生产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的背离；其三认为，劳动异化的根源在于人与自身本质的分化；其四认为，私有制和分工是劳动异化的根源；其五认为，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的根源问题上存在循环论证，等等。[1]这些看法毫无疑问是有其合理之处的，但也是有待商榷的。为此，本文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入手，分析劳动的外化与内化之间的矛盾，进而得出结论：异化劳动的产生是劳动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其根源在于劳动的外化和内化之间的背离、对立关系。
一、劳动概念：马克思界定“异化劳动”的预设标准
在马克思的哲学语境中，“劳动”概念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石，也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终极关怀——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关键。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曾有过十分中肯的评价，说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2]265。因此，探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及其产生根源，须先明晰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概念具有明显的发展特征，其内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比如，在《手稿》中，马克思把“劳动”看作是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又提出“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不过，尽管存在上述侧重，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概念既涉及人对自然的改造，也涉及自然对人的作用，它不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更是一个关乎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学概念。马克思虽然从多重维度阐释过“劳动”概念，但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和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批判继承却是其劳动理论形成的基础，并最终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作为其劳动理论的最终归宿。因此，“可以说，在劳动及其价值问题上，马克思真正把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内在地结合起来了”[4]。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到了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忽视了劳动中资本对劳动者的奴役而使其失去自由，没有看到劳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黑格尔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缺陷，指出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人是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不过，这里的“劳动”是指抽象的精神劳动。马克思对这些观点尤其是黑格尔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5]101
由此可知，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不是自创的，而是在继承、批判劳动价值论和黑格尔劳动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其关于“劳动”概念的本质规定性也因思想体系的严谨性而呈现出的发展特征。概括而言，马克思赋予其“劳动”概念三个方面的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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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劳动作为现实的人的感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本质的自我确证。马克思认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6]147。“动物与自然有着直接的、当下的关联……它们为自身的天生欲望和本能所驱使，并且直接消费它们当下所处的环境中的东西”[7]；而人则不同，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5]57。人的本质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本质特性的具体表现就是能够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的对象来看待，能按照“内在的尺度”去改造外在的对象。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劳动的动物，有意识的劳动正是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直接体现，也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将“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当作人之存在的本质规定。
4）在教师素养方面。在教师培养阶段缺乏科学以及工程素质的培训，因此，很多教师在执教期间缺少有关技术工程课程设计的思维。相关调查显示，部分教师自身已经意识到此类问题的存在，27%的教师认为教师专业能力不足是制约STEM课程教学的最大瓶颈，还有27%的教师对课程结构的设置不甚了解。因此，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就成为开展新型中国科技教育面临的首要任务。这就需要建构系统性的、分级的、具有针对性的培训体制，而不是盲目从国外引进相关的培训课程及系统。
其三，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其现实的发展路径是扬弃“异化劳动”而走向“自由劳动”，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使人摆脱压迫、实现自由发展的全面个性的唯一科学道路，就是劳动。如前所述，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是人之为人的根据，因此人和劳动就是统一的，人们在劳动中应能感到愉快和幸福、体验到的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在劳动中感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劳动也失去了其自由自觉的特质而成为一种维持生命存在的强制性活动，一句话，劳动异化了，而这种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顶点。那么，如何克服这种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呢？“马克思是通过劳动者的‘联合劳动’来扬弃异化劳动而获得人的彻底解放的。”[4]他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9]926-927这样，劳动不再是和人相敌对的力量，从谋生手段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因此成为劳动者对自身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重新占有，即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
其二，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过程，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个活着的个人构成的。这一事实决定了个人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只有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然后才能去创造历史。于是，通过劳动获得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就成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前提。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158。因此，劳动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2]473，劳动“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8]。这里的劳动是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的，是指物质生产活动。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就是以物质生产劳动为基础的。
上述规定性，使得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不仅重视“劳动”概念的事实内涵，而且也赋予“劳动”概念以丰富的价值内涵，即从自己的价值立场将劳动看作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然而，必须明白，马克思确定“劳动”概念的本质，进而确定“劳动”之所以是“劳动”的判定尺度，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劳动来论证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从这一意义看，马克思赋予“劳动”概念的规定性，也就成为探讨和研究“异化劳动”预设的标准，即依据这个标准来判断“异化劳动”究竟是什么样的“劳动”。
二、异化劳动：“劳动”概念的否定性实现
由上可知，在马克思的那里，“劳动”具有“外化”和“内化”两种表现，而“异化劳动”则是“劳动”的否定性实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重视“异化劳动”，但却没有明确异化劳动的产生根源。更有甚者，正如《手稿》所显示的那样，尽管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出现之后，劳动异化的程度不断加强，但马克思还是批判了把私有财产当作劳动异化原因的观点。马克思指出：“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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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个体的劳动来看，劳动的外化和内化之间的和谐统一还是背离对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受到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关系的影响。在生产资料公有条件下，这包括原始的公有制和未来共产主义公有制，具体看，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原始公有制时期，所有人都是劳动者，人们囿于狭小的圈子里而自给自足、自得其乐，劳动的外化和内化的关系表现为朴素的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关系。在生产力水平极高的共产主义公有制时期，联合起来的生产劳动者，自由而熟练地驾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了主观能去性与客观规律性的有机结合，物质生产劳动成为人本质力量的自由而充分的展示，在劳动中不仅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并且使之得以进一步提升和发展，这样，劳动的外化和内化之间实现了有机的、和谐的统一。在私有制条件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中，劳动的外化和内化之间相互背离的、对立的关系是二者的矛盾主要方面。劳动的外化并没有带来劳动者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劳动活动也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是被迫的，劳动者的能力、本质力量只是得到了片面的、畸形的提升和发展，即劳动者只是在作为工具的层面上得到技术上的精进，劳动者在劳动中越是精进越是成为一种工具，成为“单向度的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正是对人全面发展的一种否定，劳动过程是劳动者作为人的自我本质的丧失过程。劳动者“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5]55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异化了。
由此可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才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生发点，马克思的“异化”是现实的人及其劳动的异化。对于劳动的异化，马克思在其《手稿》中给出了四个规定性：其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其二，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相异化；其三，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其四，人与人相异化。这四个规定以第二个为核心。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来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应该是属于人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劳动现在与人相疏离、反对人、控制人和压迫人，人们在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对于这一点，肖恩·塞尔斯评价说：“劳动被认为是一种痛苦的、不快的活动，是被迫从事的而非自由自在的……然而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种说法只与异化劳动有关，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劳动的某种特征。异化这一概念中所暗含的意思，就是劳动本身并不需要具有上述那种特征，异化是可以被克服的。”[7]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劳动就是指劳动原本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现在却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与人相对抗的、异己的力量，成为统治人的力量。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劳动”就是“劳动”的否定性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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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异化劳动时，马克思经常把外化和异化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甚至认为“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5]54然而，我们认为劳动的外化和异化还是有区别的。劳动的异化，是疏离、走向反面，而劳动的外化是劳动者的本质力量的外在表现，是劳动者运用体力和智力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表现为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引起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劳动异化的结果是对劳动的否定，“异化劳动是劳动转化为——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和结果上——反制自身的活动”[10]。与此不同，劳动外化的结果是劳动的对象化、对象化劳动。对象化劳动是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必要前提，这是劳动的积极方面。
逻辑上，劳动能够外化，自然也能够内化。不过，马克思并没有使用“内化”这个概念。马克思是这样说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3]从这个意义上看，劳动的“内化”这个概念也是成立的，即用来指称劳动对人自身的改变。如此，我们即可认为：劳动的内化与劳动的外化相对应、孪生并行，它一方面蕴含在劳动的外化过程中，是指在劳动实践中人的智力、体力以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劳动的内化是指劳动产品的消费过程即需要的满足也是一个由外向内重塑劳动者的过程。[11]
国际交换是免费获取外文图书资源的重要方式。湖南图书馆自20世纪80年代就与日本滋贺县建立了图书交换关系。1984年至今，日本滋贺县已经累计向湖南图书馆赠送图书两万余册。另有定期赠送的期刊自滋贺文库建立至今已有两万余册，61种。除了国际交换，捐赠也是图书馆获得外文原版期刊的另一来源。捐赠一般来自个人或社会团体。
上述分析表明，劳动活动存在自我发展的机制，即在劳动外化和内化的矛盾作用下的自我演进机制，劳动活动的发展趋向是克服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前苏联学者指出，马克思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中心思想就是人的“自由思想”：把人和人类从压迫他们的种种势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对自身命运和全人类命运负责的个性的形成的思想。[12]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就是要摆脱外在的盲目必然性的束缚进入人的个性真正解放的“自由王国”，当然“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9]927据此可知，马克思是通过对劳动的分析找到了通达人的解放自由发展之路，而且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三、异化劳动的根源：劳动的外化与内化的矛盾关系
与“劳动”概念一样，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也不是自创的，而是从西方哲学传统中继承而来。从来源看，“异化”概念源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异化”概念被提到哲学高度，用以表达“他者化”这一含义。在哲学上，“异化”概念的广泛使用是由黑格尔实现的。在他那里，“异化”概念用以说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对立，并据此提出人的异化理论，指出“异化”是一种否定，是一种反对主体的力量。对于黑格尔来说，这种否定、反对主体的力量是“绝对精神”复归自身的必然环节，“绝对精神”通过异化回到自身，因此“异化”具有积极意义。此外，费尔巴哈也认同“异化”的否定内涵，但却认为“异化”就是由人异化出神，从根本上就是对人的否定，完全是消极的否定性的，而人必须通过理性、意志和爱才能克服异化。上述两个传统具有一个共性，他们的“异化”都是绝对精神或者抽象的人的异化，都与现实的物质世界没有任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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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马克思没有给出异化劳动的根源，也反对私有制当作异化劳动的根源。然而，尽管如此，关于“异化劳动”的根源，马克思还是通过如下一段文字留给了后人一些暗示。他写道：“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5]63这段文字似乎告诉我们，只有把目光移向人的劳动本身，才能真正洞悉劳动异化的根源。“只有这种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才是最深刻、最根本的劳动异化，因为它导源于劳动本身的内在本质矛盾。”[13]在此基础上，如果注意到马克思将“劳动的异化”和“劳动的外化”并用的事实，以及其在逻辑上蕴含的“劳动的内化”概念，那么，我们即可发现马克思还是给我们指出了探讨“异化劳动”根源的一个方向：劳动本身内在的本质矛盾——劳动的外化和内化的关系维度。从马克思给出的暗示出发，我们可把探讨马克思“异化劳动”根源问题转化为探讨劳动的外化与内化的关系问题。
鉴于人类社会的劳动具有整体和个体两个向度，我们的探讨也从整体和个体这两个向度来进行。而且从人类个体的劳动活动出发来关照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也是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致思理路，其出发点是人类个体，“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6]151；其最终目的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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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整体的劳动来看，劳动的外化与内化之间的和谐统一是二者矛盾的主要方面，劳动每前进一步，社会也就随之而前进一步，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是一致的。劳动实践作为人与外部世界的物质能量的变换活动，一方面引起自然和社会的改变，这是劳动外化的表现和结果；另一方面又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进步，这是劳动的内化过程。劳动作为人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同时也是使人类主体得以建构的客观活动，是人的自我生成或自我客观化的行动，所以劳动的外化和内化表现为相互促进的和谐统一关系。“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6]134正是劳动自身的外化和内化的相互作用及其无限发展，才展示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可见，劳动的外化和内化，是劳动本身蕴涵的内在本质矛盾，是劳动实践自身发展的辩证法。全部人类历史就是在劳动实践辩证法基础上的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是劳动的外化和内化相互关系即劳动的发展史。
如果这一表述成立，那么我们即可认为：劳动的内化就是劳动外化过程中的人本质力量的提升和自我确证，是人在自己的劳动对象中直观自身，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是环境对人的改变，而劳动的外化和内化的这种关系是内在于劳动自身的，是劳动本身的内在的本质的关系。
秀容月明说，巢城，是通往桂州的咽喉之路，梨友要打桂州，必先取巢城。巢城守将叫张家猛，这人会打仗，就是脾气暴躁，我担心他急于求胜，跟梨友交战，万一败了，巢城就守不住了。我恳请陛下给张家猛传个话，让他不要出战，守住巢城就行了。
上述分析表明，从人类整体劳动层面看，劳动的外化与内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和统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不存在劳动的异化问题；在人类个体劳动层面，劳动的外化和内化的关系受到社会生产关系的制约，是劳动异化产生的现实领域。这一点也正是使一些学者把私有制看作异化劳动根源的主要依据。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真相是不仅异化劳动，就连分工和私有制一起，都是劳动自身的外化和内化之间矛盾关系的产物，所以不能把私有制和分工当作异化劳动的根源，它们是在劳动发展的一定阶段和异化劳动同时产生的，尽管它们在产生以后和异化劳动相互作用并且大大加深了劳动异化的程度。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对分工和私有制产生的原因分析中寻找蛛丝马迹。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出发，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6]159。劳动实践活动和环境相互作用，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更重要的是促进劳动自身也不断发展。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人类社会的初期，所有人都是劳动者，劳动的外化过程就是人的能力提升的内化过程，然而随着人们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劳动的外化的结果使得只要一部分社会成员参加劳动就能满足全部成员的生活需要，不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劳动的外化和内化的朴素统一关系破裂，出现了存在于生产劳动之外的人，劳动的外化的结果并不是全部对应于内化，导致劳动者的本质力量开始片面地、畸形地发展，异化劳动产生了。
可见，异化劳动是和分工、私有制一样，是劳动自身——劳动的外化和内化的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劳动实践中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马克思说：“分工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是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6]165用分工来说明劳动的异化现象，并不等于分工就是劳动现出异化的原因，而且分工本身也是劳动发展的产物，但分工必将对异化劳动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学者提出一种特殊的分工对异化劳动产生的影响：“当我们谈到分工时我们问题忽略了可能是一切分工最重要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分工：管理活动与直接生产劳动的分离。必须指出：这种分工不仅在历史上实际存在，而且始终起着关键作用，是我们真正理解历史、打开社会奥秘的‘锁钥’……因此，‘异化劳动’是这样一种特殊形式的分工：管理活动与直接生产劳动的分离。”[14]这也说明了存在于生产劳动之外的人，从生产劳动中分化出来，也就是劳动的外化和内化的分离和对立，产生了劳动的异化。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其“异化”思想也作为重要内容被马克思所吸收，并成为其哲学思想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不过，德国古典哲学的绝对精神或抽象的人的异化，对于马克思而言，虽具有启示意义，但不能令人满意。为此，马克思在继承的基础上，扬弃“异化”这一概念，利用现实的感性的人克服费尔巴哈抽象的理性的人，进而消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局限，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其第一条中就在本体论意义上指出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缺陷，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6]133。这里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就是劳动，只有从劳动出发，我们才能做到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唯灵论和旧唯物主义都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非对象性存在物是非存在物”[5]106，“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6]153，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6]155。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异化劳动的确与分工、私有制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只是表现在程度上而不是表现在因果上，即分工和私有制只是强化了劳动的异化并将劳动异化的程度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推高到顶点，却不是异化劳动的根源。事实上，“异化劳动”是劳动的外化与内化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其真正的产生根源是劳动的外化和内化相背离、相对立这一事实。
四、结束语：必要的回应
本文从逻辑的路径，推出劳动内化概念以及其与劳动外化的辩证关系，揭示出劳动的外化和内化之间存在着相互背离、对立的关系，并断言这种背离和对立关系才是异化劳动产生的真正根源。这一结论告诉我们，在劳动没有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之前发生异化是必然的。立足于这一结论，本文针对如下三个问题做出必要的回应：
一是本文结论与已有观点的关系问题。这一结论拓展了对于异化劳动产生根源的认识，但其与引言中提及的既有观点是相冲突的。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了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私有制和分工是劳动异化的根源”的观点做出回应。本文认为，把分工和私有制作为异化劳动的根源是不准确的，分工和私有制只是加剧了劳动的异化。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根源是“使事物发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其本身的存在不需要再另做说明。以此观之，把“分工和私有制作为异化劳动的根源”就没有说到根子上，因为分工和私有制是如何产生的还需要去进一步去说明。众所周知，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就是人类的劳动能力，即：分工和私有制根源于劳动。事实上，异化劳动与分工、私有制产生的根源都在于劳动自身内在的矛盾——劳动的外化和内化之间的矛盾。因此，只有从作为根源的劳动出发才能说明劳动异化的根源，而不是从同样由根源在于劳动的分工和私有制出发说明异化劳动的根源。
二是本文结论的现实意义问题。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看，把异化劳动的根源归结为劳动的外化和内化的背离和对立，可以帮助我们从劳动和人的发展维度正确认识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缩小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差距。社会主义的应然目标(价值取向)是扬弃异化劳动，实现自由劳动，然而当前的实然状态是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能说明劳动从谋生劳动向体面劳动的转化，但劳动还不是目的本身，人还是处于“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这就为我们树立尊重劳动、劳动光荣思想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从实践层面看，把异化劳动的根源归结为劳动外化和内化的背离、对立，有助于我们从劳动发展的角度正视当前社会存在的劳动异化现象，从而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逐步消除异化提供现实依据。毋庸置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存在劳动的异化，任何否认或忽视这一点的做法都是有害的，前几年发生的“富士康连跳”事件就是强有力的证明。当前，党中央提出的提高劳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就是从劳动外化和内化的关系入手解决异化劳动的有益尝试。
三是扬弃异化劳动的策略问题。由上可知，异化劳动作为劳动之外化与内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尽管在“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的时候会最后消除，但在可预计的未来都还是要存在的。有鉴于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全面发展，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出发，提出如下应对策略：
第一，努力再认识，理性把握异化劳动的产生根源，树立劳动光荣的正确思想观念。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劳动发展史，而在这个历史中，“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15]44。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背景下，必须认识到“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15]46，必须认识到只有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中国社会必须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观念。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观念，既有助于使人们认识到“一切劳动者，只要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掌握一手好技术，就能立足岗位成长成才，就都能在劳动中发现广阔的天地，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的客观事实[16]，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改善民生，建立公平、合理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为劳动者实现价值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此外，树立劳动光荣的正确思想观念，完全符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价值诉求，有助于把谋生劳动和快乐劳动有机结合，有助于化解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和强化对劳动者价值和尊严的尊重。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弥合劳动外化和内化之间的分离和对立，有助于每一个劳动者在劳动中确证自我存在的价值，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而形成对于劳动异化的科学认识和态度。
第二，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夯实扬弃异化劳动的制度基础，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拥有获得感。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外化和内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劳动的外化并不必然带来人本质力量的全面提升还会导致人的畸形发展，劳动异化现象依然存在。这一事实，必然深刻影响人们对于消除劳动异化的要求与渴望，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甚至会影响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因此也必然迫使我们采取坚定措施应对和消解异化劳动。然而，正如异化劳动决不是劳动自主发展的结果一样，扬弃异化劳动也决不是单凭劳动自主发展就能实现的，扬弃异化劳动，还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需要一定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确认。我们知道，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同根同源)尽管不是异化劳动的产生根源，但却是导致劳动异化程度加剧的重要原因。因此，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确是缩短异化劳动的发展进程、降低劳动的外化和内化之间的背离和对立程度的重要手段。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实践也证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在制度上既肯定了劳动者地位和价值，又保证了劳动成果由全民共享，使缓和劳动外化和内化紧张关系、实现劳动外化和内化的和谐统一和相互促进具备了现实可能性。为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劳动异化存在的事实，我们必须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协调好多种所有制的并存关系，以最大的努力促进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改善，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在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享有最丰沛的获得感，从而实现与劳动异化之负面影响的有效对冲。
第三，发展生产力，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丰富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6]166马克思的话语告诉我们，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首要的是把人从物的奴役和束缚状态下解放出来，而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让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因为真正的全面自由发展只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9]926。也就是说，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只会带来普遍的贫穷，而不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不会化解劳动异化这个难题。从今天的事实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丰硕成就，其生产力水平已得到巨大提高、社会财富也非常丰富，但所有这一切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事实，还没有拥有消除劳动异化、实现人之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全部物质基础。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必须认识到任何轻视生产力发展的观点都是要不得的，也是不利于弱化乃至消除劳动异化的。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必须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扬弃异化劳动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推进劳动由谋生劳动向体面劳动转变进而趋近自由劳动，让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得更加美好、更加体面、更加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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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811；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82( 2019) 06-0022-06
[收稿日期] 2019-09-08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梦的当代哲学意蕴及思想启蒙价值研究”(2014SJB349)
[作者简介] 许卫中(1972-)，男，江苏东海人，硕士，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郑传东(1982-)，男，江苏徐州人，硕士，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
[责任编辑：刘卫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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