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研究百年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3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766(2006)04-0045-10
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道教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建筑、化学、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学，以及伦理道德、社会习俗、民族关系、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凝聚的形成与发展等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其某些影响至今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仍然不可忽视。因此，不深入研究道教，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是对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概括。下面分三个部分来介绍我国道教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历史的回顾
我们这里所讲的历史是包括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为止，即从1900年开始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时为止。为参照通常的阶段划分，可以把从20世纪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作为历史回顾的第一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作为历史回顾的第二阶段，这中间包含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社会科学方面的一切研究工作都停止了，道教的研究也不例外。所以，从道教研究的角度来看，不能把它算成一个独立的阶段，只好附在第二阶段里附带地作一个简单交待。有的人把第一阶段称为道教研究的“萌芽”期，把第二阶段称为道教研究的“拓荒”期，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独立地称为“中断”期，也可作参考。但我认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不好截然划开，因为无论是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从道教研究的情况来说，都只是一个起步的时期，同属于道教研究的奠基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点也都大致相同，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阶段都放到“历史的回顾”这一个部分来谈。如果按照通常的阶段划分来看，我们也可以把第一阶段称之为中国道教研究起步奠基的初期，把第二阶段称之为中国道教研究起步奠基的后期。中国道教研究起步时间这样长，将近80年，表明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是非常艰难的，老是在那里踏步不前，在整个20世纪里它真正迈开步子、正式展开研究的时间是很晚的，是最后20年的事，在前80年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国内对道教文化的研究工作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学术界都存在着一种偏见，这就是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认为道教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只不过是民间的一种迷信，是应该予以彻底消灭的。韩愈唱之于前，朱熹和之于后，由来已久，影响深远，至今还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在这种学术偏见的影响下，许多人对道教都抱着一种极端鄙视的态度，认为这种宗教文化，简直不屑一顾。既然不去研究，因而对它的价值便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在过去便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这就是我国的道教研究和西方某些国家相比，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这时候，虽然有少数学者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研究，写过一些文章和著作。其中有些文章和著作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我们研究道教文化的重要文献。但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并不多，与其他有些学科如哲学、历史乃至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情况相比，无论是就研究力量或研究成果来说，道教都显得非常单薄，尚未形成一支队伍，研究成果也仅是凤毛麟角。这就是从20世纪初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时的情况。
再从起步奠基第一阶段（1900-1949年）的主要特点来看，这个时候仅仅是有些从事历史和哲学研究的学者，如刘师培、翁独健、汤用彤、王明、蒙文通、陈国符、陈寅恪、许地山、傅勤家等人在从事自己专业研究的同时，附带作一些道教文化的研究，没有一个是以道教研究作为自己专业的学者。从当时的一些论著署名的情况来看，在这半个世纪里，大约仅有160人左右曾经作过道教研究方面的工作。而这种研究全都是自发的、分散的，并非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研究。从总体来看，虽然涉及许多问题，但主要集中在《道藏》源流，早期道教的历史和外丹术等几个方面。文章不多，专著更少。据粗略统计，这段时间的论文大约有200篇，专著大约仅有十来部。现分类具体简介如下：
第一，在《道藏》研究方面，以刘师培的《读道藏记》最早，1911年发表于《国粹学报》第7卷第1-5期。汤用彤的《读太平经所见》，是国内对《太平经》研究的最早论文，1935年发表于《国学季刊》第5卷第1期。翁独健编的《道藏子目引得》一书，1935年由北平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刊行，纠正了此前中西文《道藏》工具书所存在的缺点。陈国符所著《道藏源流考》，1949年初中华书局印行，对《道藏》的形成与演变均作了详细的考证，在国内外学术界颇有影响。
对专经的注释、整理和考证方面，有胡适的《陶弘景的真诰考》，1935年发表于《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1937年文展阁印行。蒙文通辑佚的《老子成玄英疏》和《老子李荣注》，并写有《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辑校老子李荣注跋》和《坐忘论考》、《陈碧虚与陈搏学派——陈景元老子、庄子注校记附陈图南学谱》等文，刊登在1948年《图书集刊》第8期。王明撰有《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周易参同契考证》、《黄庭经考》、《老子河上公章句考》，分别刊载于1948年《史语所集刊》第18本、第19本、第20本和《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这些都是这个阶段著名的代表作。
第二，在道教史研究方面，这段时间有陈教友的《长春道教源流考》，刊登于1921-1922年《亚洲学术杂志》第2期—4期。傅勤家的《道教史概论》，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傅勤家《中国道教史》，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许地山的《道教史》上编，193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辅仁大学1941年排印。刘鉴泉的《道教征略》，刊登于《图书集刊》1948年第7期—8期。王重民编著《老子考》，1927年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
这段时间在道教史研究方面的著名论文有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1933年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册。吕思勉的《道教起源杂考》，1941年发表于《齐鲁学报》第2期。陈垣的《李志常之卒年》，1943年发表于《辅仁学志》第1期—2期。蒙文通《晚周仙道分三派考》，1949年发表于《图书集刊》第8期。王明《论老子与道教》，1948年发表于《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第59期。这些论文，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第三，在道教思想的研究方面，主要有许地山的《道家思想与道教》和《道教之根本思想及其对于人生的态度》两篇论文，前者于1927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2期，后者于1935年发表于《读书季刊》第1卷第2期。姚从吾的《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及其对于人生的态度》和《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前者于1939年发表于《治史杂志》第2期，后者于1946年由四川青城山常道经书社印行。二者对道教思想评价很高。闻一多《道教的精神》，见《闻一多全集》1948年开明书店版。黄季刚《仙道平论》，1914年发表于《雅言》第1卷第2期。余逊《早期道教之政治信念》，1942年发表于《辅仁学志》第12卷第1期—2期。易君左《道教教义的检讨与批判》，1943年发表于《文化先锋》第2卷第22期。
此外，还有一些民俗学家们对神仙的介绍和考证。如浦江清《八仙考》，载1936年《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许道龄《玄武之起源及其蜕变》，载1947年12月《史学集刊》第5集。闻一多《神仙考》和《司命考》，见《闻一多全集》1948年开明书店版。梁绳祎《灶神的研究》，1926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3卷第24期，杨堃《灶神考》，1944年发表于《汉学》第1期。罗香林《碧霞元君》，1929年发表于《民俗》第69期—70卷第24期。贺次君《文昌帝君考》，1936年发表于《逸经》第9期。周国亭《唐道教考之元始天尊》，1939年发表于《经世》第47期—48合期。
第四，道教音乐的研究方面，有陈国符《道乐略稿》一文，收入194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道藏源流考》。
第五，外丹术的研究方面，有曹元宇《葛洪以前之金丹史略》一文，发表于1935年《学艺》第14期。劳干《中国丹砂之运用及其推演》，发表于193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卷第4期。薛愚《道家仙药之化学观》，发表于1942年《学思》第1卷第5期。黄素封《我国炼丹术考证》，发表于1945年《中华医学杂志》第31期。1932年吴鲁强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戴维斯(Tenney L.Davis)合作，全文翻译了《周易参同契》，又于1935年共同翻译了《抱朴子内篇》中《金丹》和《黄白》两篇。后来，陈国符又与戴维斯合作，于1941年发表了《抱朴子内篇的释滞及仙药》，1942年又发表了《介绍陈致虚的〈金丹大要〉》等文章。
第六，在内丹术和养生的研究方面，有蒋维乔于1914年出版的《因是子静坐法》。1934年他又在《青鹤杂志》第22卷第16、17期发表了《老庄之养生法》。陈撄宁于1926年著《孙不二女功内丹次第诗注》，1938年著《灵源大道歌白话注释》，1941年著《黄庭经讲义》。张松谷于1925年著《丹经指南》。丁福宝编著《静坐法精义》。杨静庵撰有《道家的延寿与长生》，1943年《古今》第3卷第18期。
第七，在道教宫观的研究方面，有陈国符所撰的《道馆考原》和《楼观考》二文，收入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之《道藏源流考》一书中。此外还有黄仲琴《宋神霄玉清万寿宫碑》，1930年发表于《语历所周刊》第10卷第118期。蔡守《宋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石考释》，1936年发表于《国学论衡》第5期。杨大膺《龙虎山上清宫考》，发表于1936年12月—1937年3月《光华大学半月刊》第5卷第3期—6期。罗桑彭错述《北平白云观道学渊源考》，发表于1935年12月—1936年10月《正风半月刊》第1卷第24期、第2卷第1期、第3卷第1期—3期。
第八，这个阶段的道教刊物，主要有《杨善》半月刊和《仙学》月刊两种，前者创刊于1933年7月1日，1937年8月停刊，共出99期。后者又称《仙学月报》，创刊于1939年1月，1941年8月停刊，共发行32期。主办人为张竹铭，上海翼化堂末代堂主；主编为陈撄宁。
起步奠基的第二阶段（1950年—1978年），基本特点仍和前一阶段一样，从事道教研究的仍然只有一些非道教专业的学者兼搞一点道教研究的工作，其中有些学者如王明、陈国符等，是在前一阶段即曾兼搞道教研究，这段时间便成了道教研究的领头人。但即使是兼搞道教研究的学者，也不仅人数很少，形不成一支队伍，仍然是分散的和自发的，没有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这项研究工作，而且还常常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把道教研究视为禁区。这个时候的道教研究状况，有点类似李清照所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样子，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当时国外的情况相比，差距很大。以至于1968年9月在意大利佩鲁贾召开的第一次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和1972年9月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在出席的各国众多代表中，竟没有一个道教故乡的中国学者。在国际上流传着“道教发源在中国，研究中心在西方”的言论，这是极不正常的，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段时间虽然也出版过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发表过一些很有科学水平的文章，如王明先生的《太平经合校》，汤用彤先生的关于道教史和道教经典的几篇考证文章，以及袁翰青先生关于外丹方面的几篇论文，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有关道教的一些章节，还有其他一些学者的有关文章，但总共大约仅有50篇左右，其中专著特别少。因为时间比第一阶段要短一些（把“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除开，一共仅有17年），所以成果数量和第一阶段相比，还略有下降。现分类具体简介如下：
第一，在《道藏》研究方面，有王明所著《太平经合校》，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同时他还发表了《敦煌古写本〈太平经〉文字残页》和《〈太平经〉目录考》，对《合校》作了补充。陈国符所著《道藏源流考》，于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订本，除对原文作了一些修补外，还新增了《道乐考略稿》、《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4篇附录。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1955年香港大学出版。汤用彤《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发表于1962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读道藏札记》1964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第3期。陈撄宁《〈老子〉50章研究》、《〈南华〉内外篇分章标旨》、《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1964年均发表于《道协会刊》第4期。
第二，在道教史的研究方面，内地学者只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有陈寅恪的《崔浩与寇谦之》，1950年发表于《岭南学报》第1期。喻青松的《老子与道教》，1962年5月2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道教的起源和形成》，1963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第5期；《中国的封建阶级同道教的关系》，1964年5月10日发表于《人民日报》。蒙文通《道教史琐谈》，脱稿于1958年8月30日，发表于1980年《中国哲学》第四辑，应属于这个阶段的作品。
本阶段内地学者对太平道、张鲁政权以及早期道教与农民起义的关系，道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等作了较多的研究。学者们争论最激烈的是《太平经》的政治思想。杨宽、侯外庐、张岂之、杨超、李学勤、徐知、袁良义等在各自的论著中肯定《太平经》的革命内容，对《太平经》作了很高的评价。戎笙、范文澜等在各自的论著中，不同意对《太平经》作过高的评价。熊德基与喻青松也就《太平经》问题展开辩论。王明在《太平经合校》的前言中也对《太平经》提出过看法。
第三，在道教思想的研究方面，有王明《试论〈阴符经〉及其唯物主义思想》，1962年发表于《哲学研究》第5期。杨向奎《论葛洪》，1961年发表于《文史哲》第1期。汤用彤《冠谦之的著作和思想》，1961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第5期；《康复札记四则》，1961年发表于《新建设》6月号。
第四，在外丹术的研究方面，这段时间比较重要的收获，可见于袁翰青的《中国化学史论文集》和张子高的《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前者于195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者于196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冯家升的《火药的发明与西传》，1954年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奎克的《中国炼丹术中的“金液”和华池》，刊载于1964年《科学史集刊》总第7期。袁翰青的《从〈道藏〉里的几种书看我国炼丹术》，1954年发表于《化学通报》第7期。介绍葛洪的古代化学成就的，有袁翰青《推进了炼丹术的葛洪和他的著作》，发表于1954年《化学通报》第5期。徐克明《研究化学的先驱者——记我国古代的炼丹家葛洪》，发表于1962年5月31日《工人日报》。陈曼炎《我国古代化学家葛洪》，发表于1962年8月19日《新华日报》。考察炼丹术的历史发展的，有陈国符《中国黄白术史略》，1954年发表于《化学通报》第12期。等等。
第五，在内丹术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气功的理论与实践。有徐寄鹤《气功学说的探源》，1962年发表于《江苏中医杂志》第5期。刘贵珍著有《气功疗法实践》，并主编《内养功疗法》。陈涛著《气功科学常识》、杨践形著《气功自疗》和《气功哲学》。
第六，在道教医药养生的研究方面，除萧天石所著《道家养生学概要》（1963年自由出版社出版）和《道海玄微》（1974年自由出版社出版）二书是全面介绍外，其他则主要集中在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的研究上。如介绍葛洪医学思想的有江静波《晋代大医学家葛洪》。邝贺龄《晋代医学家葛洪对祖国医学的贡献》；介绍陶弘景的有王明《陶弘景在古代科学上的贡献》；谢天心《我国晋代的药物学家陶弘景》；介绍孙思邈的有大雨《“药王”孙思邈》，方昭《孙思邈——唐代伟大的医学家》；等等。
第七，在道教音乐艺术研究方面，有杨荫浏撰写的《宗教音乐——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1958年民族音乐研究所油印，1960年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进行了记谱整理和文字分析。此后，又有《苏州道教艺术集》，1957年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油印。《扬州道教音乐介绍》，由扬州市文化处、扬州市文联编，1958年油印。
第八，道教研究的机构和刊物，有1961年11月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主任陈撄宁，副主任王伟业，主要搜集整理道教文献资料，研究和编写中国道教史。1962年8月《道协会刊》创刊，为教内不定期刊物，出了4期。1969年中断。
1966年—1977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内地的道教研究工作完全停顿下来了，中断了10余年，这时的道教研究状况，真有点像是李清照所说的“凄凄惨惨切切”的样子，没有什么成果可言。而港台学者这段时间在道教研究方面却很有成绩，值得特别加以介绍。
第一，在《道藏》和工具书的编纂方面，台湾学者萧天石主编《道藏精华》，1965年—1977年由自由出版社出了第一版，以后又不断再版。所收道书大约有800余种，共17集，加外集2部。美国学者苏海涵(Michael Saso)曾到台湾当道士，利用其师的数据编有《庄林续道藏》，共25册，分为4部，1974年成文出版社出版。等等。
第二，在道教史的研究方面，台湾学者有孙克宽著《宋元道教之发展》，1965年台中东海大学出版。《元代道教之发展》，1968年台中东海大学出版。《寒源道论》，1977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还写有论文《唐代道教之发展导论》，发表于1974年《中兴大学文史学报》第1期。《唐代道教与政治》，发表于1975年《大陆杂志》第5卷第2期。杜望之《儒佛道之信仰研究》，1968年华明书局出版。杜而夫《儒佛道之信仰研究》，1968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周绍贤《道家与神仙》，1970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等等。
第三，在道教斋醮研究方面，台湾学者刘枝万撰有系列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如《桃园县龙潭乡建醮祭典》，《台北县中和乡建醮祭典》，《醮祭释义》、《修斋考》等，后均收入《台湾民间信仰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12月出版。
第四，1977年台湾学者还创办了《道教文化》杂志，属于学术性、知识性的宗教月刊，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台湾学者的这些贡献，正好弥补内地道教研究的一个空缺。
以上便是对中国道教研究的历史回顾。王明先生在拙编《中国道教史》四卷本的序言中说：“我国道教史研究，解放前，基础比较薄弱。解放后，起步较晚。”这是一个很确切的概括。其实，不仅道教史的研究为然，道教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道教研究的真正开展是“文化大革命”之后进行的。这便是道教研究的现今阶段。
二、现在的状况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从这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我国各方面的拨乱改正，各项工作蒸蒸日上，科学的春天也从此到来，道教的研究也被提到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得到了重视和支持，取得了蓬蓬勃勃的大发展，我国的道教研究从此便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有人把它称为“全面铺开期，我认为这是一个开拓创新的飞跃发展时期，和过去的阶段相比，已经有了一个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国家专门的道教研究机构。1979年和1980年，经过政府批准，相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立了道教研究室，在四川大学建立了以道教研究为主的宗教学研究所。以后在其他有些单位（如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也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这种国家的研究机构的建立，便出现了一批以道教研究为专职的研究人员，使道教研究工作从此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改变了过去仅仅是由于学者个人自发地、分散地进行研究的这种状况。
第二，道教研究的课题正式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当中，从“六五”规划开始，每年都有增列，这些课题均由国家拨出资金予以保证，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事。例如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承担的《中国道教史》四卷本，就是从“六五”到“八五”国家规划的重点课题，已经出版。目前，我们正承担“九五”到“十五”国家重点课题《中国道教思想史》的研究。
第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以及其他一些宗教学研究机构，都先后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成为有权授予宗教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单位，都先后招收了以道教研究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一大批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年轻的道教研究人才正在茁壮成长，成为道教研究的生力军，其中有些人已在道教研究工作中崭露头角，成为重要的骨干研究力量。
第四，在全国各地的许多高等院校，党校、科研单位和其他工作部门，涌现了一大批积极从事于道教研究的学者。他们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工作，从各自熟悉的方面对道教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种兼职类型的研究人员的数量，比以道教研究为专职的研究人员的数量更多。把二者加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在宗教研究工作上的一个方面军。
第五，中国道教协会先后于1989年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所，1990年创办了中国道教学院，大力加强道教内部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一些地方道协也展开了对本地道教的研究工作。道教界和学术界相互结合，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对于道教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会有很大的好处。在地方上，全国许多地方，还建了一些关于道教理论研究会之类的群众性的学术组织，如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泉州市市区道教文化研究会、中国鹿邑老子学会，四川省老庄学会，等等。
第六，积极召开了道教研究的各种学术研讨会，交流了学术成果会，活跃了学术气氛。这些研讨会有由学术单位召开的；有由道教协会召开的，也有不少是双方联合召开的；有地方性的，也有全国性的。不管是哪种情况，一般都有双方的代表参加。通过这样的学术讨论会，沟通了学术界与道教界的相互关系，增进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使两股力量互益互补，共同为弘扬道教文化而努力。除了内地召开的研讨会外，还多次举办两岸三地或海峡两岸的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和国际的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的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有大陆方面单独召开的，有台湾方面单独召开的，也有双方共同联合召开的。所有这些研讨会，从规模上来看，由开始的几十个人的规模，发展一两百人参加的大规模的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随着道教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有关道教学术研讨会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道教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明了道教研究作为宗教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已经取得了它应有的位置。同时也说明了道教发源在中国，道教研究也在中国这样一个事实。
第七，创办了关于道教研究的各种学术刊物。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研究所办的《世界宗教研究》杂志，差不多每期都刊登有道教研究的文章以外，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于1982年创办了以刊登道教研究文章为主的《宗教学研究》杂志，先在内部交流，出了6期。从1985年的第7期起，改为公开发行，现已成为全国核心期刊。厦门大学与台湾中华大学文化基金会联合创办了《道韵》，每年出版1-2期。另外，中国道协办有《中国道教》，上海市道协办有《上海道教》，陕西省道协办有《三秦道教》，福建省道协办有《福建道教》、河北道协办有《河北道教》，香港道教学院办有《道家文化研究》和《弘道》杂志。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道教研究室丁煌和台南市道教会合作办有《道教学探索》杂志，龚群继续主办了《道教文化》月刊。这些刊物的创办，也反映道教研究工作的蓬勃发展。
第八，出版了大批学术专著、论文集、工具书和通俗读物等书籍，估计约有250种左右，发表的学术论文当在1000篇以上。这些著作和论文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不少著作和论文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这些研究成果当中，不仅有老一辈的学者以及一些已故学者如陈垣、蒙文通、王明、陈国符等人的新著和遗著，而且更大批的是中青年学者的著作。数量之大，为前两个阶段所无法比拟。从时间来说，过去的历史阶段大约是80年，现在大约是20年。可是从成果来说，现在这20年则是过去80年的10倍至20倍。不仅在数量上不能比，就是在质量上也没法比。这也是中国道教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的重要标志。由于篇幅所限，现在仅就我所知道的这个时期的一些著作（不包括单篇论文）择要介绍如下：
1.在道经研究方面的著作有：《道藏提要》，任继愈主编，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道藏源流续考》，陈国符著，1983年香港明文书局出版；《道经总论》，朱越利著，199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道教三字经注释》，卿希泰，郭武合著，1993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此有关，属于藏外道书收集工作的有《道藏道书》，胡道静、陈耀诞、段文桂、林万清等主编，1992-1994年，巴蜀书社出版；属于道教碑刻的有《道家金石略》，陈垣编，陈启超校补，198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于专经研究的有《周易参同契新探》，周士一、潘启明合著，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老子想尔注校证》，饶宗颐著，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抱朴子内篇校释》，王明著，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抱朴子外篇校笺》，杨明照著，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王卡点校，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太平经〉正读》，俞理明著，2001年巴蜀书社出版；《彝文〈劝善经〉译注》，马学良著，1986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南北斗经今注今译》，萧登福译注，1999年台湾行天宫文教基金会编印。等等。
2.在道教史上的研究方面，属于通史性质的著作有：《中国道教史》四卷本，卿希泰主编，1988、1992、1993、199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道教史》一卷本，任继愈主编，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道教史》，卿希泰，唐大潮合著，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道教发展史纲》刘锋，臧知非著，1997年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道教论稿》，王家佑著，1987年巴蜀书社出版；等等。
属于专史性质的（包括断代史、教派史、地方道教史等）著作有：《周秦两汉早期道教》，萧登福著，1998年文津出版社出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汤一介著，1988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同时出版；《南宋金元的道教》，詹石窗著，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道教》，李养正著，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道教在海外》，陈耀庭著，200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天师道史略》，张继禹著，1990年华文出版社出版；《明代道教正一派》，庄宏谊著，1986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楼观道源流考》，王士伟著，199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真道祖王重阳传》，郭武著，2001年蓬瀛仙馆出版；《明清全真教论稿》，王志忠著，2000年巴蜀书社出版。《四川道教史话》，李远国著，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郭武著，2000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香港与澳门之道教》，黄兆汉，郑炜明著，1993年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出版；《台湾道教源流》，赖宗贤著，1999年，台湾中华道统出版社出版。等等。
3.在道教思想和道教哲学研究方面，属于道教思想和思想史研究的著作有：《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1、2卷，《续·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卿希泰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魏晋神仙道教》，胡孚琛著，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牟钟鉴、胡孚琛、王葆玄主编，1991年齐鲁书社出版；《汉代道教哲学》，李刚著，1994年巴蜀书社出版；《道教哲学》，卢国龙著，1997年华夏出版社出版；《易传与道家思想》，陈鼓应著，1996年三联书店出版；《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詹石窗著，2001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易学与道教符号揭秘》，詹石窗著，2001年中国书店出版。《超越心性——20世纪中国道教文化学术论集》，张广保著，1999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葛洪论》，王利器著，1997年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海峡两岸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上下集，龚鹏程主编，1997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第二届海峡两岸道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2、3集，郑志明主编，2000年台湾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等等。
属于三教关系研究的著作有：《道教与密宗》，萧登福著，1993年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道教与佛教》，萧登福著，1995年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明清之际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论》，唐大潮著，2000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4.在道教与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卿希泰主编，199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道教与中国文化》，葛兆光著，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道教与周易》，刘国梁著，1994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道教与诸子百家》，李养正著，1993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道教文化辞典》，张志哲主编，199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道家与民族性格》，吕锡琛著，1996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集有：《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王明著，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道教文化新探》，卿希泰著，198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道教文化面面观》，马西沙、王卡、卢国龙等编，1990年齐鲁书社出版。等等。
5.在道教伦理思想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劝善成仙——道教生命伦理》，李刚著，199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伦理论稿》，姜生著，1995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明清道教伦理及其历史流变》，姜生，郭武等著，199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道教劝善书研究》，陈霞著，1999年巴蜀书社出版。等等。
6.在道教与文学艺术和美学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詹石窗著《道教文学史》，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伍伟民，蒋见元合著《道教文学三十谈》，1993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杨光文，甘绍成合著《青词碧箫——道教文学艺术》，199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守华《道教与民俗文学》，1993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辉松《唐宋道家道教与文学》，1998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詹石窗《道教与戏剧》，1997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高楠《道教与美学》，1989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潘显一《大美不言——道教美学思想范畴论》，199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等。
7.在道教外丹与科技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198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孟乃昌《道教与中国炼丹术史》，1993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何丙郁《道藏·丹方鉴源》，1980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张觉人《中国炼丹术与丹药》，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金正耀《道教与科学》，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法考》，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姜生、汤伟侠主编《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200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等等。
8.在道教内丹术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李远国《道教道气功养生学》，1988年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王沐编选《道教五派丹法精选》，1989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兵《道教气功百问》，1989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陈永正主编《中国方术大辞典》，1991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庆余《秘传道家易筋经内丹功》，1990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周晓云编《道家气功宝典》，1990年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出版；高雅峰等整理《道藏男女性命双修秘功》，1994年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郝勤《龙虎丹道——道教内丹术》，199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胡孚琛《道教与仙学》，1991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等等。
9.在道教医药养生与环境保护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边治中《中国道教秘传养生长寿术》，1987年中国建设出版社出版；陈撄宁《道教与养生》，1989年华文出版社出版；洪建林编《道家养生秘库》，1991年大连出版社出版；洪丕谟《佛道修性养生法》，1991年大连出版社出版；张钦《道教炼养心理学引论》，1999年巴蜀书社出版；陈耀庭、李子微、刘仲宇合编《道家养生术》，199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孟乃昌《道教与中国医药学》，1993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盖建民《道教医学》，2001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等等。
10.在道教音乐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以武汉音乐学院部分师生为主编印，1987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中国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王忠人，向思义，刘红，史新民，周振锡采录、记谱、编辑，1993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中国道教音乐》，王纯武，甘绍成合著，1993年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蒲亨强著，1993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道教音乐》周振锡、史新民、王忠人、向思义、刘红合著，1994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等等。
11.在道教斋醮科仪符咒法术研究方面，主要著作有刘枝万日文著作《中国道教の祭クと信仰》，1983年日本樱枫社出版；闵智亭著《道教仪范》，1990年中国道教学院印；张泽洪《道教斋醮科仪研究》，1999年巴蜀书社出版；刘晓明《符咒全书》，1982年台湾瑞成书局出版；《中国道坛符咒》，1983年集安堂编印；普化真人《七星斗罡秘法》，1984年武陵书局出版。峨嵋居士《道坛作法》，1984年群逸书局出版；闵智亭、张泽洪等人合著《道教礼仪》，2000年香港道教学院出版。等等。
12.在道教综合介绍与工具书编纂和资料汇编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曾召南、石衍丰著《道教基础知识》，1988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室编《中国道教基础知识》，1999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李养正《道教概说》，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卢国龙著《道教知识百问》，1991年台湾佛光出版社出版。郭武著《道教历史百问》，1995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1卷—4卷，1994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李叔还编《道教大辞典》，1997年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杨逢时编《中国正统道教大辞典》，1985年逸群图书有限公司出版；闵智亭、李养正主编《道教大辞典》，1994年华夏出版社出版。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尚有任继愈主编《宗教辞典》道教分支学科部分，卿希泰负责，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道教分支学科，卿希泰主编，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等等。
13.在翻译介绍国外道教研究成果方面，主要有萧坤华所译日本洼德忠所著的《道教史》，最早在《宗教学研究》第1、3、4期连载，198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朱越利等所译日本福井康顺等监修的《道教》三卷，1990、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蒋见元、刘凌所译法国安娜·塞德尔所著《西方道教研究史》，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同书又为吕鹏志等所译，由《宗教学研究》杂志连载，名为《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
以上13类著作，总数大约250部左右，这仅是据我个人所知道的一个初步统计，可能会有遗漏。仅就这个数字来看，已经很可观了，平均每年新增10部以上。从内容来看，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均大大超过了前面两个阶段。此外，这二十多年来所发表的有关道教研究方面的各种论文，这个数字就更大了，估计是在1000篇以上，平均每年大约50篇左右。这些论文所涉及的内容比著作更为广泛，不少论文均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由此可见，这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是前两个阶段近八十年的若干倍，不能不说是一个质的飞跃。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了《道藏》，巴蜀书社出版了《藏外道书》和《道藏辑要》的线装本与缩印本，这些道教丛书的出版，为道教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以上八个方面的事实，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进入了开拓创新的新时代，我国道教研究工作也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道教学术研究之活跃，研究内容之广泛，研究成果之丰硕，都是以往任何时候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同仁所瞩目。现在，我国道教文化研究的学者，经常应邀去国外参加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国外的许多学者也经常到中国来进修学习和参加我们召开的学术会议，我国的道教文化研究工作，在国际上已经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道教文化研究工作，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开展道教文化研究是一项极为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需要探讨的方面很多，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重，还需要全国更多的学者来共同耕耘，特别要寄望于年轻一代学者的勤勉不息，方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未来的展望
对于未来，只能提出一个大致的方向，我认为，我国的道教研究今后所应努力的目标，主要是在现有的基础之上，继续向纵深的方向发展。这里提几个主要的方面作为参考：
一是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以拓宽道教文化研究的范围。当前已经起步的道教哲学、道教文学、道教伦理、道教养生、道教科技、道教音乐、道教艺术、道教美学、道教语言、道教考古、道教与少数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入下去，争取能有一些更系统更高水平的成果出来。与此同时，道教与政治、道教与儒释、道教与民俗等方面的研究也亟待开展，并争取创出高水平的成果。道教与其他宗教的比较研究，也应当提上日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这对于弘扬道教文化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是开展地方道教史的研究。目前仅有《武当道教史略》、《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香港与澳门之道教》、《台湾道教源流》等个别著作问世，尚待有计划地、系统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才能推动道教史的研究更上新台阶。
三是开展道派史的研究。这方面目前也仅有《天师道史略》、《楼观道源流考》、《净明道研究》等个别著作问世，许多重要道派都还缺乏系统而完整的研究成果。已着手研究的，也还有待于更加深入和提高。
四是开展道教典籍的研究和整理（包括注释、标点、译为白话）。这项研究得到国内一些出版社的重视，也出版了一些道教典籍的注释和翻译，但将其像中华书局那样系统安排列入计划的并不多，即使有系统安排的，其进展也很慢，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这项研究还需要加大力度。
五是开展道教教理教义的研究。这方面目前仅有一些著作和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还须有人专门从宗教学的角度对此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不仅对于纠正长期以来学术界的某些人认为道教没有自己系统的教理教义这种学术偏见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引导道教如何适应当今的社会发展潮流，也有重要的意义。
六是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出版国外有关道教研究的优秀成果。道教研究在国际上早就是一个“热门”，如在日本和法国都有上百年的研究历史，其研究的学者目前已是第五代，美、英、德等国也在急起直追。他们从事道教研究的人很多，出的成果也不少。而且他们很注重资料的收集和积累，我们的许多重要研究成果都被他们掌握和借鉴。相反，他们的一些重要成果，我们翻译过来的则很少。所以，这项工作在当前也亟待进行。
另一方面，有计划、有系统地将我国有关道教研究的一些重要著作翻译成外文介绍出去，这对于中外学者相互进行学术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道教文化研究水平，也是非常必要的。
［收稿日期］2006-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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