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美关系，1977-199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5)05-0011-08
邓小平在本文所述的年代内，作为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有最强的原则性，在事关国家主权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同时又有最大的灵活性，使中美关系一次次跨越障碍，向前发展。本文选取1977-1991年中美关系中的三个关键时刻略作分析。
一、果断拍板，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从尼克松1972年访华到1978年底两国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经过了近7年时间，这是国际国内的种种因素影响所致。① 及至1978年，中国拨乱反正的工作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实行改革开放的条件渐臻成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迫切性也越来越显现出来。
在邓小平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设想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显然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在1978年2月与挪威外交大臣的谈话是很说明问题的。他说：“现在，美国还没有把中国摆在它的议事日程上……我们对自己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对付超级大国，我们更需要合作。”[1] 这里提到的“超级大国”显然是指苏联。可见，无论从政治、经济上来讲，中国都需要中美关系正常化。故此，邓小平在1977、1978年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78年1月4日，他接见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时说：“我们希望两国正常化的进程越快越好，如果这个问题很快解决，我相信两国人民都会高兴。归根到底，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要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要从长远的战略观点来解决。”2月16日，他在会见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时又说：“中美关系如果早一点正常化，中美贸易发展的速度可能快得多。美国现政府没有把中美关系正常化摆上日程。”[2] 他还表示，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他愿第一个到华盛顿去，显示了他对改善两国关系的迫切心情和热情。
卡特1977年当政以后，继续推行与苏联缓和的政策，没有“把中美关系正常化摆上日程”。但苏联仍不遗余力地在第三世界进行扩张，以至布热津斯基在1978年头几个月给总统的一些报告中指出，“美国的战略态势在恶化”。1978年3月及5月，卡特在两次讲演中发出了对苏强硬政策的信号。[3] 美苏缓和的挫折使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势头大大加强。
早在1977年11月初，中国政府就向布热津斯基发出了访华邀请。但直到1978年3月中旬，卡特才决定让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布热津斯基一行于5月20日到达北京。5月21日，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举行了小范围的会见。布热津斯基一再表示，“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建议双方从6月开始进行决定保密的谈判。邓小平立即接受了这一建议，[4] 并且说：“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这个口信。”但是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5]
布热津斯基的访问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入了实施阶段。双方领导人坦率地就全球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并取得诸多共识，两国领导人之间初步建立起了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这对于双方在一些棘手问题上求得互相谅解，达成妥协方案是尤其重要的。
在实现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上，美国接受中国的“断交、撤军、废约”三项条件的同时也提出了三项条件：第一，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会在国会引起争议，因此卡特政府决定，采用“终止”条约的办法，即在正常化后该条约还将有效一年，然后终止；第二，美国在正常化时将发表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单方面声明，中国方面不予驳斥；第三，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武器。[6] 这三个问题就成了正常化谈判中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布热津斯基访华回国后，中美之间有三个渠道在进行接触：第一，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与黄华之间的谈判。但从7月到9月中旬，基本上还是各说各的，没有接触到建交中的实质问题。这也许是美国方面故意拖延谈判，因为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是不可能采取行动的。第二，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代主任韩叙及新主任柴泽民经常会见，主要是交换对国际形势、尤其是对苏联的看法。第三，中国驻美联络处还与国务院有着正常外交往来。而在正常化谈判的最后关头，邓小平更是从后台走到前台，亲自进行谈判，处理这三个关于台湾的棘手问题。
10月11日，卡特召见回国述职的伍德科克，决定把中美建交的日期定为1979年1月1日。他希望在圣诞节前能向美国人民宣布三项重大成就：戴维营埃以会谈的成功、美中关系正常化、与苏联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达成协定。[7]
中国方面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也急需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看来美方想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外交部先把对方的具体想法搞清楚，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讲也要加快。26日，邓小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同美国谈判关系正常化问题，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8] 同时，邓小平利用各种渠道来推动正常化谈判的进程。
谈判到了最后关头，12月13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伍德科克和他新到的副手芮效俭举行会谈。伍德科克向邓小平呈上美方修改后的公报稿，并告知邓，为了避免国会中的争议，美国准备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第十条，在条约到期前一年通知对方终止条约。邓小平指出：美台条约既然是一年后终止，那么一年之内是否仍然有效呢？并提出：在终止期以前的一年里，美国不应该再向台湾出售武器。希望伍德科克先生能够理解对台军售问题是何等重要。他强调：对台出售武器会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9] 这样，在关于美台条约问题上双方达成妥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障碍，中方同意条约“终止”，美方同意在1979年不向台湾出售武器。
要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问题，实际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美大使级会谈以来美国方面的一再要求，并一直遭到中方拒绝。邓小平在谈判中、在建交前后的多个场合，反复阐明了中方的立场。他在11月28日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指出，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建交后的1979年1月5日，他在会见27名美国记者并接受采访时说，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
最后，双方达成妥协。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第六次会谈的请示报告》时批示：“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相同的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②
最棘手的问题是关于售台武器。布热津斯基在看了伍德科克关于12月13日与邓小平的谈判汇报后感到，中美双方之间存在误解。美国答应的是在1979年内美国不与台湾作新的军售交易，但1979年以后，美国仍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中国领导人要求的是美国从此终止对台军售。12月14日(华盛顿时间)，柴泽民去白宫会见布热津斯基，讨论正常化后两国的互访安排。柴泽民说，看来一切都很顺利，尤其是美国同意终止对台军售。布热津斯基反驳说，不是这么回事，是在1979年这一年中美国不再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此后，美国将恢复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武器。柴泽民不胜诧异，原来在这个最敏感的售台武器问题上，双方并没有取得一致。会见柴泽民后，布热津斯基立即致电伍德科克询问，中方是否了解，在1979年之后，美国将恢复对台湾出售武器。伍德科克和芮效俭报告说，他们阅读了所有的谈判记录，关于这一点曾“含蓄”提到。
布热津斯基即刻致电伍德科克，要他紧急求见邓小平，向他说明此事。这时，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了。12月15日下午4时，伍德科克和芮效俭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再次会谈。这可真是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双方都坚持己见，那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两国关系的历史就会根本不同。自然，如果不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也会留下一个很大的后患。这时，邓小平果断拍板，两国先建交，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建交以后接着谈。邓小平说，他保留在建交以后继续讨论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权利。伍德科克表示他将立即向华盛顿如实汇报。[10]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5日晚9时)，华国锋和卡特在各自国家首都同时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说，两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并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公报还说，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同时，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美国政府的声明说：
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
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
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11]
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随后，华国锋在人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当记者问到“是否允许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用于防务目的的军事设备”时，华国锋说：“对此，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我们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还是达成了公报。”[12]
二、坚持斗争，达成八一七公报
卡特政府遵照建交谈判中的承诺，在1979年没有与台湾进行新的武器交易。但到1980年，新的军售交易就又开始了。在台湾提出的求购武器清单中包括了高性能的FX系列战斗机。③
1980年11月，里根在大选中获胜。里根是共和党的保守派，十分亲台，他在竞选中曾发表了许多有损中美关系的言论。但中国领导人知道，竞选中的言论未必就是他们实际的政策。在里根待任时，1981年1月4日，邓小平乘接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陈香梅的机会表示，“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做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他以他特有的坦率，批评了有些美国人持有的错误观点，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13]
中国最关注的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1月中旬，荷兰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决定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中国政府决定将中荷关系降为代办级。《人民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14] 此后，中国官员经常提及此事，美国官员认为这是对美国的警告。
3月9日，《华盛顿邮报》披露，台湾当局希望从美国购买F-16战斗机。虽然国务院发言人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此予以否认，但此事已引起中国政府极大关注。同时，中美双方在建交时已经同意，建交以后继续谈判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中方急于重开谈判。
1981年6月中旬，黑格国务卿访华。黑格希望，如果美国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向中国出售一些经过选择的军事装备，中国政府对美国对台军售就会比较容忍。这无疑是一种错误估计。实际上，在英、法急于向中国出售武器时，中国并没有采购多少。6月10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发表谈话，再次重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他说：“我们已多次声明，我们宁可不要美国的武器，也绝不同意美继续干涉我内政，售武器给台湾。如美竟然不顾我一再坚决反对，继续卖武器给台湾，我势必做出强烈反应。”[15] 实际上，中国政府确实在进行这种“强烈反应”的准备。就在黑格抵达北京前夕，6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专门讨论中美关系。邓小平在会上说：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16]
6月14日至16日，黑格访问中国。16日，邓小平会见黑格，着重谈了售台武器问题。他说：“中美关系确实存在阴影，干扰我们的战略意图，干扰我们的战略目标。就中国方面来说，希望发展两国的关系。但我们也不回避，不能不想到，假使这个干扰行动太厉害，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导致中美关系停滞，甚至后退，思想上要有这种准备。我讲的这些话不是外交辞令，是把我的真正心里的话都讲了。”[17]
邓小平的一番“心里话”显然给黑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国以后即着手制订一项表明台湾不需要FX战斗机的决策：他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一项各部门的联合分析，以得出台湾不需要FX战斗机的结论，同时继续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向台湾出售武器。他也希望美国政府能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可供选购的武器清单。[18] 但美国支持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力量仍然强大。6月下旬、7月上旬，数十位亲台国会议员，如高华德、麦克卢尔、赫尔姆斯等致函里根，敦促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19] 所有这些，都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8月下旬，前总统卡特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尤其是邓小平在会见卡特时，强调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表示“真诚希望中美关系不要停滞，要继续发展下去”。卡特在访问结束时表示中国领导人给了他一个清晰的信息：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20]
8月26日，新华社记者发表题为《休想以美国之法管中国之事》的述评，指名道姓地抨击众院外委会主席扎布洛基在台湾鼓吹“两个中国”的言论。8月20日至22日，扎布洛基率领众议院访问团抵达台湾作了三天访问。他们与台湾当局讨论了售台武器、台湾防御能力以及《与台湾关系法》的执行情况等问题，还信口开河地向记者表示，美国政府将在明年年初就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做出决定，对此，中国方面当然不能保持沉默。[21]
为了表示反对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尤其是先进战斗机，中国政府推迟了副总参谋长刘华清的访美。7月18日，邓小平在接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时表示，虽然中国希望与美国发展战略合作，但如果美国迫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办事，中国已经做好了让中美关系倒退的准备。这篇采访直到8月25日才发表，显然中国政府在等待事态的发展。8月底，访华回国的参议院外委会成员格伦向报界表示，中国领导人向他指出，中美关系很可能因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而倒退。[22]
中国政府在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同时，在和平解决台湾回归祖国方面又采取了一项重要步骤。9月30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明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在国际上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为了表示对里根政府的不满，中国政府在1981年的下半年邀请了众多的前政府官员访华。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希望中美关系能克服困难，进一步向前发展。这些前政府官员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里根政府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黑格向里根建议，暂缓就售台新的武器问题做出决定。中美双方并决定，在即将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合作与发展会议期间，由赵紫阳和里根直接进行讨论。
在赵紫阳赴坎昆之前，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与里根的会谈。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我们处理荷兰问题，就是给美国的警告。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做法，实际上就是霸权主义。因此，在同里根会谈时可以说，我们是从战略角度考虑中美关系的，双方都不要玩打牌游戏。[23] 10月23日，在里根离开坎昆后，黄华外长与黑格继续进行会谈。黄华正式提出，中美两国立即开始就美国截止武器售台的具体日期进行谈判。如果美国拒绝，那中美关系只好降格，中国政府将从美国召回大使。美方表示愿意继续与中方进行会谈，在此期间美方将谨慎行事。
12月4日起，恒安石大使先后与章文晋、韩叙副外长在北京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谈判。美方同意此后售台武器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但拒绝承诺到一定期限完全停止售台武器，只表示将逐步减少，最终解决这一困难问题。它仍坚持要把美国减少售台武器及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与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直接联系起来。[24]
1月10日，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一行抵达北京。黑格给他的指示说，里根政府决定不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而只是与台湾继续联合生产F-5-E，并同意与中国政府谈判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限制。在反复考虑了六个月之后，里根终于决定，不能因为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斗机而使中美关系倒退。霍尔德里奇离华后，章文晋与恒安石继续谈判，但进展缓慢。美国仍然竭力要把售台武器问题与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联系起来，遭到中国坚决反对。[25]
针对谈判的胶着状态，为了再一次表明中国的严正立场，邓小平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举措。2月中旬，他接受了《瞭望》周刊的采访，直率地表示，中国“没有回旋的余地”，“实在不行，关系就倒退吧”。“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他警告说：“现在我们等着瞧。我们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都已经作好了准备。”
在黑格的极力敦促下，4月5日，里根致函邓小平和赵紫阳，建议布什副总统在预定的大洋洲和东亚之行中访问中国。5月3日，里根又在给胡耀邦总书记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政策将继续建立在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上。我们将不允许让美国人民与在台湾的中国人民之间的非官方关系削弱我们对这一原则的承诺。”④
5月5日，布什一行到达杭州。按照原定计划，赵紫阳和黄华与布什举行了会谈。但这次访问的重头戏是5月8日邓小平与布什的会见。邓小平以其特有的坦率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领导人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⑤ 布什访华时带来了一份新的公报稿。在邓小平会见布什两小时后，中方立即提出了对案。美方认为，中美谈判取得突破的条件开始具备了。从此，谈判的气氛得到改善。
尽管中美之间已经原则同意达成协议，拟订公报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时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中方要求美方确定对台军售的最后期限，美国不答应；美方要求把减少对台军售与中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联系起来，中方不同意。美方谈判人员坚持认为，美国不能使用任何暗示终止售台武器的语言。
美国与台湾合作生产F-5-E战斗机的合同即将期满，白宫必须在8月20日前向国会通报其继续与台湾联合生产的意图，在此之前，中美两国必须就美国对台军售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美两国也就可能永远达不成一项协议，而且中国政府势必对美台联合生产战机做出强烈反应，霍尔德里奇担心将会出现中国的“爆炸”。[26] 中美关系又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7月13日，恒安石向邓小平递交了里根的一封信以及美方的公报草案。里根在信中表示，美国不谋求执行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会无限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新草案除将上述意向写入条文外，还表示：美国无意在数量和性能上超过美中两国建交后几年的供应水平。美国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直至最终导致问题的解决。五天后，中国方面放弃了要求美国设定售台武器最后期限的条件，同意以逐步减少售台武器作为条件。[27]
台湾方面对谈判自然格外关注，对中美之间即将达成的新公报备感紧张。7月14日，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间接与霍尔德里奇接触，希望美国就美台关系做出新的保证。里根政府同意了台湾提出的文本，并于7月下旬向台湾做了保证。⑥
中美双方于8月15日达成了协议，并定于17日发布公报。公报共九条。在第五条中，美国重申了“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公报的核心内容是第六条：
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28]
在公报正式公布前，邓小平接见恒安石，就公报中的一些规定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请恒安石向里根转达：
一、中美八·一七公报已达成正式协议，期待美方切实履行其承诺和保证；“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这个“一段时间”的含义很清楚，即是有限的，不应推到遥远的将来，至于“最后的解决”，其含义也只能是停止最终售台武器，而不应作任何别的解释。
二、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在公报中重申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向美国或任何人做出什么承诺，当然也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希望双方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误解。
三、中方重视中美关系，愿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同美方一起努力。但无可讳言，在中美关系上始终存在着一片乌云，这就是美国单方面制订的、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个法即便未被修改，美国总统在执行该法时也有很大的机动权限，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
邓小平还说，逐步减少当然不是一年减少一美元。⑦
《八·一七公报》使中美双方在解决建交时遗留下来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沉着坚定，应对急风暴雨
1989年春夏，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处理政治风波的方式做出强烈反应，实施联合制裁。但布什总统由于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他在对中国实行制裁的同时，又抵制了国会和一些利益集团的压力，没有从中国召回大使，保持了对华最惠国待遇。而邓小平则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为了获得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并与中国领导人保持接触，6月8日，布什决定直接给邓小平打电话，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前所未有的。但中国驻美使馆经请示国内后，回复白宫说，中国领导人没有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的习惯。6月20日，布什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信一开头他就说，他是怀着对邓小平的“极大的尊敬”，“以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laopengyou的身份来写这封信的”。他希望邓小平“帮助维持这种我们都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并询问，中方是否同意接受华盛顿的秘密使者。⑧ 6月23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亲自把信送到中国大使馆，交到韩叙大使手里。不到24小时，韩叙即回复美方，中方同意接待密使。布什当即决定派斯考克罗夫特访华。
6月30日，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开始了他们秘密的北京之行。7月2日，邓小平和李鹏会见美国特使。会见前，邓小平对参与会见的李鹏和钱其琛说：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
在会见中，邓小平说，布什是他的朋友，在过去一些年中他认为布什是可以信赖的。但他批评布什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美国卷得太深了”，国会试图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可能使两国关系破裂的。他说：“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29]
斯考克罗夫特说，中国最近的行动也许是中国的内政，但中国要考虑它对美国和西方世界产生的影响。邓小平毫不客气地说，那我们就要看看美国到底采取什么行动。中国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美国将来的行动能解开这个铃，不要火上加油。斯考克罗夫特说，布什总统与美国人民对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态的感觉是一样的，但他同时对必须维持美中两国关系深信不疑。他希望这样来处理事件：过一段时间两国就能有健康的关系。[30] 这次秘密出使是中美关系处于困难时刻的一次沟通，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次出使是不可能产生戏剧性效果的。7月2日下午，美国特使乘坐飞机离京返国。
斯考克罗夫特一回到美国，立即前往布什在缅因州的别墅汇报情况。7月21日，布什再次致函邓小平。作为对邓小平称布什为朋友的回答，他称邓小平为朋友。他在信中表示理解中国对外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想法。他还表示，在最近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上，他和日本首相一起缓和了对中国的批评。他表示他个人致力于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希望中国和美国一起来解开这个铃，恢复中美关系。⑨
布什致邓小平的信和斯考克罗夫特的访问表明，即使在双方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两国领导人仍然在努力制止中美关系的进一步下滑。8月11日，邓小平复信布什，指出：“我说过‘解铃’、‘系铃’的话，意思是，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政，其后又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很大范围内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由此引起的中美关系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应由美国来解决。”[31]
9月间，邓小平两次会见外宾，阐明他对中国和国际问题的看法。1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订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32] 19日，他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和由他率领的访华团，批评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处理政治风波的指责，指出，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已经行不通了，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是根据一些谎言和歪曲了的事实做出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中国不能接受的。[33]
1989年下半年，中美双方在继续做出努力，制止中美关系的滑坡。10月28日至11月2日，尼克松访问了中国。他在行前曾经和布什总统详细讨论了这次访问，并给邓小平写了信。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说，中国同美国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他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34]
尼克松回国后，向布什总统作了汇报，也向国会两党领袖提出一份报告。布什认为，这次访问对使中美关系回到更加正常化的方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至少帮助了我思考问题”。[35]
尼克松访华后不久，基辛格又于11月7日至10日访问了中国。刚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在会见基辛格时说：“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他还请基辛格转告布什，美国应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第二年适当的时间正式访美。11月17日，他在会见前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时又一次表示：“中美要友好相处，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我们不做伤害美国的事，美国也不能做伤害中国的事……中国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压力的，同中国闹僵没好处。要尽早结束这个纠葛，最好不要超过今年”。[36]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尼克松、基辛格、伍德科克等带回来的信息，布什打算再派特使访华。12月9日至10日，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再次访问北京。这次访问是公开的。12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一行时，表达了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看法和迅速恢复两国关系的期待，强调了中国稳定和中美关系对世界形势的重要性。他还重申，“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的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最后，他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37] 斯考克罗夫特转达了布什总统对邓小平的问候，并对邓小平在星期天抽时间会见客人表示感谢。这样，即使在最严峻的1989年下半年，中美两国领导人一直保持着交流的渠道畅通。
邓小平还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来打破西方的制裁。他敏锐地察觉到，在制裁问题上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态度有区别，就着重做日本的工作。1989年9月19日，他会见上述伊东正义率领的日本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时，强调中日友好的重要性。12月1日，他又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对他们顶住压力来中国访问表示赞赏。邓小平和中国政府的工作很快取得可喜的成果。1989年12月5日，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了日本向中国提供50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的协议。三天后，日本又邀请邹家华国务委员访问日本，从而突破了西方对中国联合制裁的防线。⑩
邓小平不仅在思考恢复中美关系，而且在勾画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在斯考克罗夫特一行12月来华访问时，他提出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案：第一，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第二，中美之间达成解决办法，必须同步或基本同步实现；第三，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保持接触，解决问题。[38] 1991年秋，邓小平更提出了对美政策的十六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1) 在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复杂情况下，这一方针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注释：
①见陶文钊《美苏缓和与中美建交》，《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42、449-450页。关于邓小平的批示，该书中说明的日期是12月13日前夕。
③FX是指F系列的先进战斗机，可能是F-16，可能是F-5-G。
④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82,pp.1028,1030.美国历届政府使用的是“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不用“原则”，这里是少有的使用“原则”的例子。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20-221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822-823页。据随行的霍尔德里奇回忆，在双方按照惯例互相寒暄后，邓小平建议他和布什进行15分钟的个别交谈。于是，邓小平、布什、恒安石以及中方的一位译员走进了一个小会议室。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的个别交谈才结束。霍尔德里奇从未从布什或恒安石那里听说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但他推测，邓小平和布什之间取得了某种谅解。见John Holdridge,Crossing the Divide.An Inside Accoun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1979) ,p.226.
⑥美国根据台湾提供的文本向台湾作出的六项保证是：(1)不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2)不同意在对台军售前事先与中国政府商量；(3)充当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调停人；(4)同意修改《与台湾关系法》；(5)不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6)不对台湾施加压力，促其与大陆进行谈判。
⑦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238-239页；Patrick Tyler,A Great Wall.Six American Presidents and China,A Century Foundation Book,1999,p.326；采访朱启桢。但美国政府则有自己的打算。美国对台军售1980年为5.98亿美元，美国政府认为，计算军售价格要把美元贬值、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1980年的5.98亿美元相当于1982年的8.35亿美元。依照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的设计，如果美国售台武器以8.35亿作为基数，每年减少2000万元，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美国对台军售可以维持40年甚至更多。见A Great Wall,p.332.
⑧George Bush,All the Best:My life In Letter an Other Writings (New York:A Touchstone Book,1999),pp.428-431.布什在信中用了“老朋友”三个字的汉语拼音。
⑨All the Bests,pp.428-431,435-437.1989年7月14至16日，每年一度的七国首脑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在15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谴责”中国对北京政治风波的处理是“中国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宣称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支付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
⑩参见宫力《邓小平与美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553-555页。
(11)参见宫力《邓小平与美国》，633页。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布热津斯基论文; 中美关系正常化论文; 邓小平主席论文; 台湾论文; 台湾问题论文; 乔治·沃克·布什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