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于一”命题与孟子的政治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命题论文,政治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孟子关于“定于一”的命题是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时提出的，由于孟子对这一命题未作展开，其蕴意隐而未显。有关孟子的思想史研究中，对此命题蕴意的探究以及其在孟子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少有论及。本文试图联系孟子有关政治观，就此作一点探讨。
一、“定于一”命题是孟子政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词熔铸了孟子有关治国平天下的经纶韬略，然而“一”是以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模糊性和整体性思维方式出现，其内涵由于缺少界定，致使在理解上仁智各见。孟子的“定于一”命题正是由于概念的模糊性，古儒今学才有不同的疏义发微。如择其要者作简单归纳，大约有三种主要意见。其一，东汉赵歧注云“孟子谓仁政为一也”，孙奭疏亦持同样观点，“定于一”言“定天下者在乎仁政为一者”①。赵孙二人将“一”理解为“仁政”。焦循著《孟子正义》曰“仁即一，故赵氏以仁政为一。孟子对滕文公亦云，‘夫道一而已”，赵氏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谓孟子对梁襄王之定于一，即对滕文公之道一也。赵氏之说正矣。”；其二，把“一”理解成“统一”或“一统”，如朱熹注。在《四书集注》中朱熹注曰“列国纷争，天下当何所定，孟子对以必合于一，然后定也。”“合于一”意即“统一”。杨伯峻先生把“定于一”释为“天下归于一统，就会安定。”②台湾学者南怀瑾也认为“孟子所讲天下‘定于一’的道理，便可认为是中国历史哲学的不二法门，必须有‘天下统一’或‘天下一统’，才有长久的安定”③；其三，把“一”理解为“帝王”。金克木先生认为“这个‘一’，当然是帝王。”④上述诸家见解，是对“定于一”命题颇具代表性的诠释，其独到之处，不无启迪。但也同时表明，这一命题的确切蕴意在认定上确有歧见。这个“一”究竟包含哪些涵意，澄清对此的认识，对于理解和研究孟子的政治思想，均有意义。
二、纵观《孟子》的思想，“定于一”命题中的“一”，不能理解为统一。尽管孟子的最终政治理想是统一，但孟子是把统一看作是行仁政的自然结果。(1)《孟子》中有多处提到“天下”、“王”的概念。“天下”一词早在殷周时代就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的社会政治概念。赵歧云“天下，谓天子之所主；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家”。《礼记》曰“君天下曰天子”，《尚书》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当时把能实现领土统一的理想人物称为“天子”，孟子称之为“王”。但“王”如何能为“王”，孟子强调“王不待大”，“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显然，孟子并不主张称“王”首先非得有统一辽阔的领土，而注重的是要“保民而王”，“得乎丘民而为天子”。(2)战国中期，从封建割据、兼并走向封建社会的统一已是社会的大势，而当时七雄鼎立，相互用兵。列国君主最为关注的事情莫过如何富国强兵，最终达于“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所以梁襄王所问“天下恶乎定”，其意向并不是要与孟子讨论天下统一后的设想，而是关于天下如何才能平定统一的现实紧迫的课题，孟子是针对梁襄王的提问而作答的。“定于一”自然是指统一天下的方式与途径。
孟子所提出的“一”，也不是特称帝王。孟子之所以“宪章文武”，称颂尧舜，是因为他们治政以仁，推已及人，是符合孟子理想的人物。而桀、纣等人，虽为帝王，孟子却嗤之以鼻。孟子语“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对于梁襄王的评价是“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还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这都表明，孟子并不把当时的世袭帝王国君看作是能平定天下之人。
三、结合上述所列举的诸家释义，全面考察孟子的思想，本文以为，“定于一”命题应有两个方面的基本涵义：1.“一”即“一道”，“定于一”意为“定于一道”。2.“一”即“一心”，“定于一”意为“定于一心”。“一道”即“王道”，“一心”即“民心”，此二者既有区别又相联系，均为孟子政治观的核心概念。同先秦其他思想家一样，孟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理想政治模式，这就是“王道”政治。所谓“王道”即尧舜禹周公等“先王之道”、“尧舜之道”，其基本特征是顺应发展“人皆有不忍之心”的人的类本质，以“仁”为本。孔子提出的“仁”，讲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精神指导，而孟子直接合“仁”与“政”为一体，以“仁”为政事的原则，同时“仁”的推广，又是治政的基本内容。君主真正按照“仁”的标准与要求来处理君臣关系，做到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真正按照“仁”的标准与要求来处理君民关系，做到“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使民众“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颁白不负戴于道路”，这就是“仁政”。“仁政”既行，“王道”的精神也就蕴涵其中。所以“仁”是君主道德行为和国家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王道”是以“仁政”而获得其直接现实性。
孟子对“仁政”的重视与强调与古希腊政治思想家不同的是，孟子的“仁政”说不是为构建政治思想体系而虚拟的逻辑起点，也不单纯为君主治政预设的道德规范，此学说有其强烈的经世致用性，可以说是直接为现实君主实现“王”天下梦想而作的政治运筹与设计。孟子对此阐述是比较清楚的，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孟子还多次作出结论“仁者无敌”。由上我们可以推断，孟子是把“王道仁政”的施行作为天下平定统一的既充分而又必要的条件。
四、与“仁政”观相联系，孟子政治观中另一重要内容是“重民”。重民是西周以来儒家思想的传统。《尚书》就提出“重我民”，《左传》有“民弃其上，不亡何待？”，荀子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孔子也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之以时。”同样孟子也提出一系列“重民”的论断。对比一下春秋以来的重民思想，便可看出孔子的重民是希望君主小心“使民”，法家的重民其目的在于用心“治民”，孟子的重民观不仅赋予了“民本”思想以较多的经济内容，还在于揭示了为政之要应在“得民”。孟子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民与得天下紧密相连。这是孟子从另一侧面提出关于如何得天下的见解。当时的大小君主也知道得民之重要，梁惠王曾焦急地询问孟子“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由于不得要领，尽管“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其结果却收效甚微。孟子认为，得民之要点在于“得民心”，他说“得民有道，得其心也”，“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下》）。孟子还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依杨伯峻先生解释“人和”即为人心所向，内部团结⑤。）其主旨是得民并不在于数量的多寡，而在于民众的认同，民心所向，民之所趋。
孟子重视民心，除了来自于对现实的政治生活的警觉和反省外，还有理性根据，这就是孟子的“天”观。《孟子·万章》中有一段论述，“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诸侯；大夫能荐人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己矣’。……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杨伯峻先生认为，“实际上，这种‘天’，就是民意。”⑥孟子虽然承用了殷周以来作为终极意义的“天”的概念，但他赋予其新的内涵。“天”就是“民”，天意就是民意。谁能“王”天下，“天子”充当的只是荐人的角色，而“天受”即民受，才是决定性因素。当时虽为封建社会初期，但政治权力转移的传统却已形成，民众不可能自由选择自己的权力代表。相当可贵的是，孟子注意到了“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梁惠王耻于“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丢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邹穆公困惑于“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孟子对此的解释是“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孟子·梁惠王上》）；”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平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孟子·梁惠王下》），此乃民意昭然。孟子的总结是：“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
对于民心的重视，说明孟子已把民众的政治心理作为自己的考察研究对象，这就极大地拓宽了他的政治视野，也使得他的政治观有了新的超越。正是社会民众的心理向背往往决定政治事业的成败与兴衰，关系到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孟子才力劝君主施政以仁，要勇于舍近利而图大义，收买笼络人心。认为只有等到众望所系，天下归心之时，平定天下便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显然孟子是把“仁政”与“得民心”看作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决定天下如何平定的决定性因素，主张以“仁政”而平定天下，或者说以“得民心”而平定统一天下。
五、孟子的政治观虽然散见于不同场景，针对不同对象的回答之中，但其思想散而有致，主旨明确，是具有一定逻辑联系的整体，其中既有超乎现实的政治理想，又有可操作的政治措施。“定于一”命题较能体现孟子政治观的这种整体性，可以通过这一命题而获得对孟子政治思想体系的另一种梳理。
“定于一”命题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孟子政治观产生形成的时代根据。春秋至战国的争霸战争，不仅涂炭生灵，而且也毁坏了周朝以来所建立的社会政治秩序和政治规范，“王道”衰微，世风日下，这种混乱失序的政治局面，既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于以帝王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十分不利。因此，建立一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秩序，谋求政治发展，就成为这一时代思想家们思考并致力解决的课题。客观的需要为“仁政”说的创立提供了时代根据。孟子的“仁政”说不是对传统思想的全盘接受，而是适应新的需要作了批判性展开。其直接表现是为君主规划一幅体现人性，规范有序的理想社会形态蓝图，而其间接功能是欲对社会政治关系作重新调整。
“定于一”命题可以说明孟子有关人性论、仁政说、重民论等思想之间的相互联系。“性善”论是孟子政治观的逻辑起点。孟子通过揭示人的类本质属性，为其政治观找到了合理的理论依据。它解释了君主为何行仁政，为何重民利民。因为君主也是人，同样具有人的共同自然本质，君主如将这种自然本性发扬光大，用于治理政务，就势必要体恤民众的疾若，洞察民众的忧乐，所以“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提高了民众在政治关系中的地位，以民心的向背为尺度，来衡量仁政的实践程度和效果，把解决民生问题看作是仁政的实际内容。然而仁政与得民心又不能凭空而成，它有赖于君主制定执行的政治经济政策，因之孟子对具体的施政政策极为重视，《孟子》中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论述颇多且极为详细，便是说明。在孟子的诸多见解中，有些观点确定一矢中的，不乏真知灼见。比如在对外政策方面，孟子主张非攻慎伐，强调应以仁而战，反对滥杀无辜，以便“勿夺农时”，“勿违农时”，让民“无失其时”皆耕于王之野；在内政方面，实行均富政策，“制民之产”，鼓励多种经济共同发展，使民众实现“养生丧死无憾”。这些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愿望与要求，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由上我们可以看出：为解决如何平定统一天下的时代课题，孟子提出了“仁政”理想，同时把仁政的施行作为实现天下统一的前提与条件。而仁政施行的承受者是社会民众，孟子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对当时社会经验的总结，更清楚地认识到，民众作为政治关系的一极，对社会、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制衡作用，所以突出强调得民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丰富和发展了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作为仁政的具体化，孟子提出了重视农业发展，允许自由经商等政治经济政策。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缺少其中的某一方面内容，不但使思想的完整性受到损害，也无法使其成为现实。我们从这一角度来认识把握孟子的政治观，其思想就不是各自独立的部分，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完整性的整体。
注释：
①《孟子注疏》赵歧注、孙奭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第22页。
②《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页。
③《孟子傍通》南怀瑾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28页。
④《读书》1994年第9期，第67页。
⑤⑥《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第87、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