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教育体系改革的政策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教育体系论文,当代论文,走向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3)12-0003-09
以1971年6月中央教育审议会(简称“中教审”)发表《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的基本措施》的咨询报告为开端，日本开始推行近代以来的“第三次教育改革”，但是由于70年代的教育改革没有什么作为，所以又以80年代中期临时教育审议会(简称“临教审”)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四次咨询报告为标志，日本重新启动了第三次教育改革。这场已经持续三四十年的教育改革是在日本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教育领域出现荒废现象或病理问题的形势下，面对日本社会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为了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人才，消除“教育荒废”现象等问题，而对日本教育所做的整体性、根本性的变革。这场教育改革关涉了教育政策与制度、教育内容与方法等方方面面，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各领域都进行了重大变革，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在尖锐地批判明治时期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旧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体系的基础上，大胆构想并扎实地推进了新型教育体系建设①，这种新型教育体系可以概括为终身学习体系和个性化教育体系。40年来，每一个时期，日本的教育改革者都对构建新型教育体系应当遵循的理念、改革策略、具体措施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主要以“中教审”、“临教审”、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教育再生会议等发表的教育改革报告为依据，对当代日本构建新型教育体系的政策走向进行概括性的梳理。日本学者市川昭午告诉我们：教育改革是根据一定的教育理念，试图纠正现实教育中的缺陷或者改变其原有状况的过程，只有学校制度和教育体系等宏观层面上的制度改变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改革。[1]本文着重探讨当代日本教育体系改革，就属于市川昭午所说的真正的教育改革层面上的问题。相信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我们认识日本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纲领性问题提供广角上的思考。
一、20世纪70年代：从终身教育的观点出发，“综合性地整顿整个教育体系”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技术革新迅猛发展，日本社会更加复杂化，其学校教育在制度上、内容上和方法上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1967年7月，文部大臣向“中教审”提出了“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的基本措施”[2]的咨询，要求“中教审”在重新研究过去学校教育所取得的成绩，明确其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改善学校教育的措施，同时适应今后国家、社会的发展，在立足于长期展望的基础上，研究学校教育综合扩充与整顿的基本措施。
接受上述咨询以后，“中教审”经过长达4年的慎重审议，于1971年6月发表了题为《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的基本措施》[3]的咨询报告，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研究“从所谓终身教育的观点出发，综合性地整顿整个教育体系”的主张。这个报告的主体内容是有关扩充和整顿学校教育方面的，但受兴起不久的终身教育思潮的影响，它还是提出了“综合性地整顿整个教育体系”的主张。该报告期望通过整顿贯通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体系来培养肩负新时代的青少年，因此建议为了真正地探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各自的作用，推进教育体系的综合性重组，要进行学术性的调查研究。
对于当时“中教审”提出的整顿教育体系的设想，日本学者渡部蓊作了这样的评价：应1967年7月文部大臣的咨询，1971年6月“中教审”向文部大臣坂田道太提交的咨询报告可以说是战后首次、而且恐怕也是最后一次对整个学校体系进行的真正的研究，但是把这次学校体系改革看成是失败的应该是妥当的。[4]
在笔者看来，“中教审”的1971年报告所倡导的教育改革，核心是学校教育体系改革，但不能就此说这次教育改革仅是针对学校教育的，正如“综合性地整顿整个教育体系”所表明的那样，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被纳入了视野之中。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二战”后日本谋求教育体系的整体改革肇始于1971年6月“中教审”发表上述报告。但是，在整个70年代乃至到80年代前期，日本在改革教育体系上，除个别方面(如设置新构想大学)以外，总体上没有取得更多、更大的实质性成果。
二、20世纪80年代：“综合性地重组以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为主轴的教育体系”
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上台，就任日本首相。1983年12月，经过总选举，第二次中曾根内阁成立。直到1987年11月，中曾根康弘连续执政5年时间。中曾根首相十分重视教育改革，把教育改革作为继行政改革、财政改革之后的又一项政治目标。为了推进教育改革，中曾根内阁通过制定《临时教育审议会设置法》(1984年8月)而设置了直属内阁总理大臣的咨询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1984年9月，中曾根向“临教审”提出了“为了实现适应我国社会变化和文化发展的教育，而谋求对各项措施进行必要改革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咨询。接受这一咨询以后，“临教审”在三年存续期间(1984年8月21日-1987年8月20日)先后发表了四次咨询报告，[5-8]为日本80年代中期以后的教育改革描绘了宏伟蓝图。
“临教审”的报告对构建新型教育体系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所提出的设想是“综合性地重组以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为主轴的教育体系”。它们在阐述这种新型教育体系时用了这样几个关键词：“终身学习体系”、“终身学习体制”、“面向21世纪的教育体系”、“新型的柔软的教育网络”。围绕这四个关键词，“临教审”表明了构建新型教育体系的主要主张。
首先，“临教审”在“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整顿终身学习体制”的语境中，提出了前两个关键词。“临教审”主要从两个角度阐述了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的问题：一是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如青少年人口减少、中高年龄人口的比例增大，国民的价值观更加高度化、多样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发展促使国民要持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这些都要求日本要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社会；二是纠正学历社会的弊端，克服教育荒废问题。进而，“临教审”认为，为了实现终身学习的组织化和体系化，要整顿终身学习体制，促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灵活化。
其次，“临教审”在重组“面向21世纪的教育体系”、建设“新型的柔软的教育网络”的语境中，提出了后两个关键词。“临教审”建议要“综合性地重组面向21世纪的教育体系”，并且阐明了重组教育体系的必要性、时代背景、目标和基本方向。关于建设“新型的柔软的教育网络”，“临教审”指出：第一，对于人生各个时期、各个发展阶段(从胎儿期、婴幼儿期到青少年期，成人之前，成人期和高龄期)，要充分注意教育的连续性、适时性和选择性；第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职业能力开发以及信息、教育、文化产业等提供的教育活动要与人生的各个时期相关联，为此，要重建综合性的教育网络；第三，从综合性的观点出发，重新调整提供文化、教养、闲暇、体育、健康、职业能力开发、信息等的各省厅的教育措施，使之成为更加有效的、多元多层的合作网络，同时重新调整官与民、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任务分担机制；第四，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重组教育体系，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同时重新发现和评价有日本特色的终身学习的经验和传统，并创造性地发展这些经验和传统。
“临教审”高度重视构建新型教育体系问题，明确指出谋求以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为主轴的教育体系的综合性重组是此次教育改革中的“最重要的课题”。“临教审”在批评过去学校教育体系的“负作用”(即带来教育荒废现象)和展望日本社会将发生重大变化(即国际化、信息化、成熟化等的进展)的基础上，构想了重组教育体系的基本方向，即“建设新型的柔软的教育网络”。
这样，“临教审”针对日本学校教育荒废问题，面向21世纪对日本教育提出的新挑战，在“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方针的指导下，明确提出了“建设新型的柔软的教育网络”的构想。这是日本首次明确提出的构建新型教育体系的整体构想。
对于日本80年代的教育改革，有关人士给予了各种各样的评价。例如，原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自己在《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2000年)、《想对日本人说的话》(1998年)、《自省录——作为历史法庭的被告》(2004年)等著作中认为，“临教审”主导下的教育改革失败了。[9]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临教审”真正撬动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不是来自外压而是源自内发的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杠杆。90年代“中教审”、大学审议会和终身学习审议会等主导下的教育改革继续沿袭了“临教审”路线，其许多政策取向是为了完成“临教审”报告所提出的改革任务。而且，除了个别例外，“临教审”提出的改革建议几乎都付诸实施了。[10]这样看来，“临教审”主导的教育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特别是对于构建新型教育体系，“临教审”首次明确提出了其基本方向和内涵，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20世纪90年代：构建“发挥每个儿童和学生的个性和能力的教育体系”，实现“终身学习社会”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教育改革一方面继承“临教审”建议的积极要素，另一方面又适应新情况、针对新问题而有所发展和创新。主导这一时期教育改革的是“中教审”、大学审议会和终身学习审议会，它们发表的一系列咨询报告推动着一项项教育改革措施逐步得到了落实。在构建新型教育体系方面，“中教审”分别于1991年4月、1996年7月、1997年6月和1999年12月发表的四个咨询报告不仅明确提出了要构建什么样的教育体系，而且还明确提出了其构建路径。
1989年4月，文部大臣向“中教审”提出了“关于适应新时代的各项教育制度的改革”的咨询，接受这一咨询以后，“中教审”经过两年的研究审议，于1991年4月发表了题为《关于适应新时代的各项教育制度的改革》[11]的咨询报告，该报告主要对后期中等教育改革及与之相关的高等教育问题提出了建议，其中也阐述了构建新型教育体系问题。另外，1995年4月，文部大臣向“中教审”提出了“关于展望21世纪我国教育的应有状态”的咨询，接受这一咨询以后，“中教审”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审议，分别于1996年7月和1997年6月发表了两次题为《关于展望21世纪我国教育的应有状态》[12-13]的咨询报告，这两次报告阐明了今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构建新型教育体系的基本路径。此外，1998年11月，文部大臣向“中教审”提出了“关于初等、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的改善”的咨询，“中教审”接受这一咨询以后，经过一年的研究审议，于1999年12月发表了《关于初等、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的改善》[14]的咨询报告，这个报告不仅提出了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体系，而且还就初等、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全面衔接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中教审”的1991年报告在阐述高中教育改革问题时，从终身学习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改革教育体系的主张。该报告指出，为了解决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学校教育体系自不待言，还应该从广阔的终身学习的观点出发，改善整个教育体系。伴随日本社会和人们思想的变化，要使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固化的教育体系变成更加柔软的教育体系。今后，要综合性地把握包含学校教育在内的社会的各种教育和学习系统，以扩大人们学习上的选择自由，支援其一生的学习活动。由此看来，“中教审”的1991年报告在构建新型教育体系上所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以建设终身学习社会为目标，把强化学校教育与社会上各种教育和学习系统的合作作为了建立终身学习体系改革的首要的重点。
“中教审”的1996年报告和1997年报告首先明确提出了今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即在“宽松”的教育环境中培养孩子们的“生存能力”，另外，主张进一步采取措施纠正教育体系的划一性，实现“适应每个人的能力和适应性的教育”。在“中教审”那里，为了实现培养生存能力的目标，应当采取的首要策略是加强学校、家庭、社区的相互合作，在整个社会中来培养生存能力；其次是开展“适应每个人的能力和适应性的教育”，改善学校之间的衔接。当时，“中教审”已经认识到日本教育体系的划一性和僵硬性弊端，认为学校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整个教育体系没有充分尊重家长和儿童的自主选择，没有充分发展每个儿童多样化的个性和能力，因此主张通过改善学校之间的衔接来纠正教育体系的划一性。从表面上看，“中教审”的这两次报告并没有对构建新型教育体系进行专门的讨论，但由于“中教审”已经认识到纠正教育体系的划一性的必要性，而且提出了培养生存能力的两方面策略，因此笔者认为这时“中教审”在有必要改革教育体系的前提预设下，提示了构建新型教育体系的两条路径，即加强学校、家庭、社区的相互合作和改善学校之间的衔接。
到90年代末，日本终于明确提出了构建“发挥每个儿童和学生的个性和能力的教育体系”、实现“终身学习社会”的主张。这一主张是“中教审”在1999年报告中提出来的。该报告在回顾战后半个世纪日本教育发展历程之后，明确指出：“现在所推行的教育改革是根据临时教育审议会咨询报告的旨趣，沿着以中央教育审议会为首的各种审议会的咨询报告(的建议)来进行的。为了(构建)发挥每个儿童和学生的个性和能力的教育体系，实现(使他们)一生中适应能力与适应性、意愿与爱好等而能够学习的终身学习社会，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从这一段文字不难看出，此时“中教审”所构想的构建新型教育体系的内涵，一是构建“发挥每个儿童和学生的个性和能力的教育体系”，二是“实现(使每个儿童和学生)一生中适应其能力与适应性、意愿与爱好等而能够学习的终身学习社会”。另外，应当指出的是，与此前(“中教审”1991年报告)十分重视加强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合作相比较，此次报告则重视的是改善初等、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
20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日本构建新型教育体系思想的成形阶段。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为了实现终身学习社会，培养孩子们的生存能力，通过强化学校教育与社会上各种教育和学习系统的合作，或者加强学校、家庭、社区的合作，建立终身学习体系；通过改善学校之间的衔接，或者改善初等、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建立发挥学生的个性和能力的教育体系。后者可以概括为个性化教育体系。这些思想也表明了构建新型教育体系的两条路径，一是加强学校、家庭、社区的合作，二是改善初等、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
四、21世纪初：构建日本独特的教育体系
世纪之交和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在其教育改革中更是把“教育体系改革”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性课题，而且在新型教育体系构建上突出了日本特色。
在21世纪日本教育改革发展中，小渊惠三内阁设立的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提出的建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会议于2000年12月发表的《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报告——变革教育的17条提案》[15]对于构建新型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主张。该报告明确指出，过去的教育体系已经落后于时代潮流，今后日本要构建“在发挥每个人的天赋才能的同时，培养在各自的领域中富有创造性的领导者的教育体系”。该报告还指出，战后的教育并没有认为“与他人不同”、“突出”是好的，战后教育所重视的平等主义孕育了陷入一律主义、划一主义的危险性，同时认为与他人同样就好的风潮产生了妨碍创造新价值、引领社会的领导者辈出的倾向。在时代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要把日本教育变革成为能够导引出每个人的素质和才能、培养富有独创性和创造性的人的系统。这个报告不仅在构建新型教育体系的提法上有了新变化，而且“把日本的教育变成……的系统”的表述表明日本在构建新型教育体系上开始注重日本特色。
2006年10月，为了构建日本符合21世纪的教育体制，谋求教育再生，推进追溯教育之根本的改革，第一次安倍晋三内阁设置了教育再生会议。[16]教育再生会议共发表了四次报告，[17-20]其中鲜明地提出了“构建我国独特的教育体系”的设想。教育再生会议对构建新型教育体系的提倡具有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它所认为的构建新型教育体系的目标是：建设每个国民具有健康身心和充分活力、得到国际社会尊敬和信赖、向世界开放的“美丽国家——日本”。在教育体系改革方面，教育再生会议提出了两方面策略：其一，建立“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一贯的教育体系”，即，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学习者的需求、适应性、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教育的问题，建立柔软的教育体系，修改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教育体系；建立最大限度地发展每个儿童的多样化才能的教育体系；推进“六·三·三·四制”的弹性化。其二，为了对儿童、青年人和家庭进行综合性的支援，而“建立教育、福祉、警察、劳动、法务等的合作体系”。
综上所述，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日本在推进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各个时期几乎都把教育体系改革作为一项政策性课题，明确地提倡构建新型教育体系，并为此付出了坚实的努力。这种新型教育体系构建过程是一个前后承继、推陈出新的过程。所提出的构建新型教育体系的设想为我们认识日本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概念图示。
五、结语
教育体系改革在一个国家的教育改革中占有突出的位置。1971年以来的40多年间，日本从未间断过对构建新型教育体系的探索。“中教审”、“临教审”、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教育再生会议等在其报告中都对重组教育体系进行了多方审议，围绕如何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和个性化教育体系进行了扎实的研究。这种理论探讨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为此开展了多种改革实践。其重要表现是日本政府在制定的多个综合性教育改革计划中对构建新型教育体系作了明确的规定。例如，“临教审”的咨询报告提出以后，日本内阁于1987年10月审议通过了《教育改革推进大纲》，[21]其中的第一项内容就是“整顿终身学习体制”。再如，90年代中期“中教审”的两次咨询报告发表以后，文部省于1997年1月制订并在此后多次修改了《教育改革计划》，[22]其中与构建新型教育体系相关的内容有：在革新教育制度方面，“改善初等、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在与校外的社会进行积极的合作方面，“强化学校、家庭、社区的合作”。此外，教育再生会议的四次报告发表以后，文部科学省于2008年7月制定了《教育振兴基本计划》，[23]其中与构建新型教育体系相关的内容有：其一，“横向”的合作：对于教育，加强全社会的合作。即中央、地方政府、学校、家长、社区居民、企业、社会教育团体、民间教育人士、非营利组织(NPO)、媒体等各主体加强横向的合作，整个社会采取措施谋求教育的振兴。其二，“纵向”的衔接：实现基于一贯理念的终身学习社会。即根据新《教育基本法》所揭示的教育理念，致力于终身学习社会的实现；在纵向衔接上的改革包括：改善家庭教育与幼儿教育、幼儿教育与小学、小学与初中、初中与高中、高中与大学之间的合作与衔接，以及学校教育与职业生活的合作与衔接。这些教育改革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构建新型教育体系这一改革目标的实现。
40年来，日本在历次改革教育体系的提法上并不相同，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是建立终身学习体系，90年代提出的是建立个性化教育体系，进入21世纪以后提出的是建立日本独特的教育体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日本试图建立多种教育体系？其实不然。建立终身学习体系是教育政策制定者站在教育供给方的立场上而提出的，意在消解学校教育体系的臃肿化，提供新型的、柔软的、多样化的教育服务供给体系。建立个性化教育体系是教育政策制定者站在教育需求方的立场上而提出的，意在消除学校教育的划一性、僵硬性和封闭性，实现家长和儿童能够在多种多样的教育服务中加以选择，真正地发展学生的个性。而建立日本独特的教育体系的提法只是强调了“日本独特”的一面，这种教育体系的实质和内涵与终身学习体系和个性化教育体系别无二致，是将二者统一起来的称谓。
教育体系改革可以说是当代日本教育改革中的纲领性问题。日本改革教育体系本身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人，进而把日本建设成为“有活力的社会”或“美丽的国家”。
注释：
①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推行的“第一次教育改革”主要是引入了近代学校制度，特别是创设了义务教育体系。“二战”后推行的“第二次教育改革”主要是对学校教育体系的扩充、改革和重组，比如，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两次教育改革都是为实现迅速追赶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这一国家目标服务的，因此所建立的教育制度具有“追赶型教育”的性质，它们都是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造成了学校教育体系的臃肿化，学校教育具有划一性、僵硬性和封闭性体质。于是，1971年乃至1985年以后的“第三次教育改革”把整顿或重组教育体系作为了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