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叶文化—文化移植的一个范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例论文,文化论文,叶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0X（2004）01-0036-05
贝叶文化是西双版纳以及滇西北德宏傣族地区民族文化的标志和象征，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公认。正如东巴文化是经过许多学者长期不懈地努力，才最终被认为是纳西族文化的标志和象征一样，贝叶文化的标志和象征性意义也存在一个被人们（包括本民族人民和其他民族的人民）认识、接受的过程。但相比之下，贝叶文化的这个过程会更长，难度也会更大一些，这主要是因为：一，东巴文化基本上属于纳西族一个民族（尽管也影响到与纳西族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丽江傈僳族等其他民族，但东巴文化本身只专属于纳西族），传播的地域也基本上限于丽江一个地区。而贝叶文化不仅为傣族人民所拥有，居住在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其他一些民族如布朗、僾尼等也无法割裂与贝叶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东巴文化相比，贝叶文化影响的地域范域更大，涵盖了云南省境内西双版纳、德宏两个自治州以及保山、临沧等地区，同时由于这一地区与外国接壤，一些民族是跨境民族，从而使它在中国国土之外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二，更为重要的是，东巴文化是一种纳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自远古诞生之时起，就在本民族中薪火未断，代代相继，一直延续到今天。贝叶文化则完全源于一种外来文化，它产生于与今天的滇南、滇西北地区根本不达界的遥远国度，在未到此地之前，与傣族先民们的传统文化分属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化体系。当其传入这个地区之后，与这里原有的本土文化相冲突相融合，最后扎根生长发展，逐渐成为这一地区民族文化的标志。因此，贝叶文化的研究既有许多与东巴文化等其他民族文化研究的相似相同之处，也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中一次成功的文化移植。本文拟就贝叶文化的移植条件、特点等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贝叶文化源于贝叶经，而贝叶经的家乡在印度。印度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距今约五千年前，印度河流域就已出现了十分繁荣的古代文明，其标志成果之一就是已使用文字，那时的书写工具是刻笔和石质、骨质的印章。公元前15世纪，亚利安人自西北方进入印度次大陆，并建立了一个与印度河流域文明不属同一体系的新文明，即吠陀——婆罗门教文明，这也是今天印度教文化的直接源头。印度雅利安人信仰饱含原始色彩的吠陀教，创造了数目巨大的吠陀经典，他们继承了印度河文明的一些传统，仍然用刻笔来书写文字，不过承载这些经典的材料不再是石头和泥土，被当地人称为贝多罗 （Pattra）树的树叶成为刻写经文的一种“纸”，这就是最早的贝叶经。公元前7世纪，佛教在印度次大陆的恒河流域兴起，这是一个与吠陀——婆罗门有着血缘关系，但又存在着明显差异的宗教。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入灭后，弟子们将他生前的教诲记载下来，其采用的方法也是用铁刻笔在贝多罗树叶上刻画。佛经数量远比吠陀经典为多，后来佛教又传播到次大陆以外的许多国家而成为世界性宗教，记载佛经的贝叶经也步出印度，传遍他乡。因此，今天的人们所说的贝叶经，一般指佛经，如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贝叶经”条的解释就是“用铁笔在贝多罗树叶上所刻写的佛教经文”，这几乎成为一种专称，至于在贝叶上也曾记载过其他宗教的经典，反而很少有人提及了。
佛教之外传出印度，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向南，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期，派人向南弘传佛法，佛教（主要是上座部佛教）自此传播到东南亚地区，这一地区最终成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中心地区。另一个方向向东、向北。同样开始于公元前3世纪，但直到公元1世纪贵霜王朝时期才真正形成规模。这个方向的传播导致中华大地的大多数地区最终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汉传佛教这个专用词汇也因之而产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经的传入是一个重要内容，无论是天竺、西域和尚东来弘法也好，汉僧西去求学也好，都把大量的佛经带到中国，其中有相当部分就是贝叶经。特别是密宗传入藏族地区时，有巨大数量的梵文贝叶经被僧人们带到了这个地区，从而使中国的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区的藏区成为保存梵文贝叶经最多的地区，其中西藏的萨迦寺保存的梵文贝叶经在数量上号称全球第一。
但是，前面所提到的贝叶经来到中国，还仅仅是一种古文献的搬移，只是人们将经书原封不动地从一地运送到另一地。因此，尽管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和广大西北西南地区保存了数量惊人的贝叶经卷，但它只是一种外来的经典形式，是一种记载佛教思想的著作形式。因此人们是把它当作古籍来珍惜和保护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是关键：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并不具备贝叶经作为一种文化进行移植的前提物质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贝叶经的材料——贝多罗树。这种生活在气候温暖地方的热带树种，只有在中国最南部的一小块地区才能找到它的踪影。
佛教南传所到的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同样生长着贝多罗树，不仅贝叶经这种外在的形式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而且文字也由梵文变为当地的缅文、泰文、高棉文等，古老的贝叶经在这些地方具有了新的生命活力。西双版纳等地区的自然条件与上述地区基本上相同，贝叶经可以很容易地在这里扎根，这里的僧人不仅学习贝叶经中的内容，而且也学习掌握了制造刻写贝叶经的技艺，也把它译成傣文。可以这么说，西双版纳等地合适的自然条件为贝叶经这种外来文化形式的扎根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二
并不是生长贝多罗树的地方就一定是贝叶经能扎根的地方，贝叶经是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而传播的。只有当佛教在一个地区扎根后，它才可能在那里存活生长。在中国，具备这样条件的也只有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德宏等傣族聚居地区。
佛教传入西双版纳以及德宏傣族聚居区的时间，是一个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的学术问题，从“西汉论”到“明代论”，相差竟达千年以上，如果把民间传说的释迦牟尼曾亲临版纳传法并留下足迹也算上的话，则时间差异的跨度更大。这种现象使人不禁想起古代印度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同样情况。由于材料记载的零星和记录人的漫不经心，印度许多古代历史事件的时间判断误差也在千年以上，甚至连一些最重要史籍的年代也无法确定。尽管存在时间断限上的分歧，但在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流传的佛教是南传上座部佛教这一结论却没人提出异议，这就为我们描述贝叶经的传入提供了依据。
佛教走出印度，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东南亚的一些半岛国家获得了新的发展，其重要表现就是在保留佛教基本原理的同时，增添了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因素，如多种民族语言的运用，对佛教理论理解的本土化、佛教礼仪与民俗的结合等，从而导致许多新的宗派的产生和分衍。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些变化，才使佛教这种外来宗教为这些地区的民族所接受，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与此同时，佛教本身也在变化中逐渐失去了它身上的“原汁原味”。
地理上与印度相隔遥远，西双版纳和德宏等地区是不可能直接接受来自诞生地的“原汁原味”的印度文化的，当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影响最终达到这里的时候，早已带上了缅、泰等国家的民族文化色彩，加之这些地区与傣族地区地理上、民族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已经经过改变的佛教文化也就更易为当地人们所接受。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都充满了冲突和吸纳。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在它初入西双版纳等地区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冲突和对抗，傣文化古籍《谈寨神勐神的由来》 （这部古籍也来自贝叶经）中的一段记载就被学者认为是傣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的反映：傣族先民在桑木底神的保佑下平安幸福地生活，一位自称是佛陀（傣语为帕召）派来的和尚身披袈裟前来弘传佛法，但当地人把他抓起来并质问：“你是哪路来的野货，竟敢窜进我们的森林？”和尚低头恭答：“我是野和尚，不让我进寨子，就让我住在野外吧”。
但传入傣族聚居地区的佛教毕竟已经发生了前述的变化，已具有了与本地文化的许多相容相通之处，因此文化冲突在规模数量和对抗程度方面都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例如在中原汉地和藏区出现的大规模“灭佛”事件几乎从未在这些地区上演。从整体上看，佛教进入西双版纳、德宏等傣族地区是一个和平的、渐进的过程。如果我们再深入细致地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在某一个具体地区的人们所接受的佛教都是与自己最为接近的外来文化。
云南傣族同出一宗，这已是公认的事实。但由于长期居住在不同的区域，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文化上的地域性差异，例如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的傣族就在语言、服饰上各具特色，而生活在金沙江流域和哀牢山区的傣族不仅在生产生活习俗上与版纳、德宏的傣族存在更为明显的差异，而且他们所生活的地区没有与南传上座部佛教流传地区接壤，因此这些地区的傣族人民也没有成为佛教的信众。
版纳、德宏以及相邻地区的傣族全民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史称：“村村有佛寺，寨寨有僧侣，朝佛诵经活动终年不绝”，但各地流传的宗派是不同的。
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人民信仰的佛教宗派属“润派”。据上座部佛教史有关资料记载，“润派”最早的起源可追溯到斯里兰卡的佛教宗派，南传后在以泰北清迈为中心的地区逐渐形成的一个派别，因为这里古代被称为“润国”，形成于此的宗派也就称为润派，后又分衍为摆坝（林居派、山野派）和摆孙（村居派、田园派），这两派都传入西双版纳地区，一直流传至今。
润派也传入了德宏地区，但影响有限。今天德宏地区的佛教由缅甸传入，分为摆庄、多列、摆允、左抵，其中第一个派别与版纳的摆孙派相同，其他几派则有明显的不同。
作为记载佛教思想体系的佛经形式，各地也有一些区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双版纳及临沧的耿马、孟连等地，贝叶经是主要的形式，傣仂文贝叶经是云南贝叶经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德宏地区也有贝叶经，但傣绷文贝叶经数量很少，这些地区的佛经大多用笔写在缅（棉）纸之上。
很显然，佛教是以变化了形式从相近的区域分别传入西双版纳、德宏以及相连的傣族聚居区的。这种变化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种文化移植的过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过渡，原本完全属于另外一个体系的文化具有了许多傣族人民容易接受的文化因素，从而大大减少了两种文化间的对抗强度。同时，这种过渡也规定了文化移植的模式，即它应该具有所到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而无须整齐划一，越来越多小宗派的出现就是多样化的反映。在西双版纳等地，佛教传入之后与当地文化紧密结合，其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内容更为丰富的新的民族文化体系。
三
佛教成为世界宗教的标志是迈出诞生地，为越来越多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所信奉。它所到之处都会发生文化移植现象，但这种文化移植并无固定的模式，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到地原有的文化发展状况。例如在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前，华夏文化已自成体系并十分成熟，儒、道学说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因此佛教在被接纳的过程中也被进行了很大的改造，不仅始终未能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其本身也与儒、道体系相融，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地佛教。又如藏区原有的苯教为原始宗教，当吐蕃社会已发展到统一阶段时，原有的带有浓厚原始色彩的文化体系已很难与之相适应，佛教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思想文化体系传入后，很快就在吸收原有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成为文化的主流。
西双版纳等地在佛教传入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既有与其他地区相似的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与藏族地区相似，佛教是作为一种高于当地原有的宗教文化发展水平的新文化体系进入的，很快得到了各阶层人士特别是统治层的接受。与藏族的原始宗教苯教相比，傣族的原始宗教似乎发展得更为缓慢，真正意义上的僧阶和经典尚未形成，南传上座部佛教以一个完整的宗教文化体系进入后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另一方面，当佛教传入时，西双版纳等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统一的民族世俗文化已基本形成体系并且仍处于发展上升阶段，这就使得佛教在成为全民族信仰的宗教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因子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最终导致贝叶文化的形成。
贝叶经初传傣族地区时是用巴利文刻写的，但已有文字系统的傣族大众并没有全盘接受这种原汁原味的外来文化，而是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工作。傣文佛经的翻译有着自身的特点，首先，它只是将使用的文字进行转换，但在书写材料上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外来样式，在选料、制作工艺等方面都保留了印度贝叶经的传统。其次，傣文佛典的组成部分更加丰富，它不仅包括了经、律、论中的大量经典，而且还收进了许多藏外典籍，以至有人干脆把傣文佛典描述为由四个部分组成，比一般所说的“三藏”又多了一个部分。这后一个特点十分重要，它表明贝叶文化具有一种宏大的包容性，能将许多来自各方面的文化要素吸纳、包容在一起。另外，部分翻译采用了先以傣文字记载巴利经文的读音，再用傣文注释意思的方式，颇有点类似今天的中外文对照。可以这么说，仅就傣文贝叶经而言，它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对巴利文贝叶经的翻译，在其中已经加入了许多傣族人民创造的文化成果。
于是，许多原本不属于巴利文贝叶经的内容上了贝叶，一些傣族高僧大德在学佛弘佛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带有本民族思维特点的感想心得，这些内容（甚至包括名人的生平）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文”，但是仍然被记录在了贝叶之上并被傣族人民奉为学佛的经典。
于是，那些完全属于傣族传统的史诗、传说等文学作品等也被收入贝叶文献，与佛经平起平坐，其中有许多在傣族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甚至，连农技、医学、天文等与佛经相距甚远的内容也成为贝叶文献所记载的内容。
据秦家华先生研究整理，在西双版纳已发现的贝叶文献中，涉及到了15个方面的内容；它们分别是：1.佛教经典；2.宗教信仰；3.哲学历史；4.政治经济；5.生产生活；6.民情民俗；7.文学艺术；8.天文历法；9.法律法规；10.礼仪章程；11.伦理道德；12.农田水利；13.医药医典；14.书画艺术；15.建筑工艺。
很显然，贝叶经已远远超出了佛教经典的范围，成为傣族民族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版纳、德宏等地的佛教具有“教教合一”的特点，佛教寺院承担着社会教育和文化教育的重要责任，傣族语言、历史、传统习俗的传承，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在寺院中完成的，贝叶文化也因此具有了代代相传的生命力。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物质文化水平的发展，贝叶作为一种书写工具的地位已逐渐被纸张、光盘、电脑所替代，在贝叶经的故乡印度，在贝叶经曾兴盛过的东南亚以及中国的一些地区，贝叶经只作为一种历史遗物被珍藏在寺院和博物馆中，而在西双版纳，贝叶经仍然在傣族文化生活中扮演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作为一种记载佛经的载体，它仍被使用，被生产；作为一种赕佛、赕坦的方法，它依然为百姓所推崇；作为传统的工艺，它还在沿用……号称8万4千康的傣文贝叶经还是翻译、研究傣族文学艺术、医药、科技、法律、社会习俗等传统文化必须依据的重要宝典。
今天，贝叶文化的价值正在被人们重新认识。
为什么贝叶文化能够在西双版纳、德宏等傣族聚居的土地上生生不息，至今仍能活力充沛？或者换个角度说，为什么这里的傣族人民如此钟爱贝叶文化呢？
形象地讲，贝多罗树、贝叶经十分形象地诠释了傣民族和傣民族文化的特质。贝多罗树的挺拔秀长就像是傣族人民特别是傣族女性婀娜形体的写照，而它那抗击烈日和风暴的超凡能力恰好折射出傣族人民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贝叶经的刻画文字圆润流畅，十分贴切地反映出傣族人民温和善良的另一个典型性格特征；贝叶文化内容博大精深，犹如傣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贝叶经历经千年而不朽的优点也正合了傣族文化代代薪火相传，不断丰富发展的风格……
理性地分析，贝叶文化之所以被看作是傣族文化的标志和象征，是因为它是外来文化移植的一个成功范例。历史证明，一个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文化，应该同时具有本身根基牢固、内涵丰富，又具包容性和开放性，能不断适应发展需要的特点。傣族人民在接纳佛教文化影响的同时，并没有丧失自己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根基，而是将传统文化中最有活力的那些部分与佛教文化中的精华连结在一起，经过不断的充实，创造和发展，最终形成一种极具特点的贝叶文化。正因为如此，贝叶文化的根基是牢固的，无论是历史进程中的渐进还是突变，都能固守一方净土。同时贝叶文化也是开放的，它并不排斥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其他文明成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充实自己，从而使自身具备了张力和适应力。
佛教本是一种世界文化，傣族人民将其进行了成功地移植，从而也就使贝叶文化具有了世界意义。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贝叶经曾流传于东南亚半岛国家的广大地区，今天，包括贝叶经在内的贝叶文化生存于西双版纳等傣族地区，这又包含了一种保存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
当今世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文化交流发展正成为一种趋势，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既保护自己的传统不被吞没，又能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这是摆在包括傣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人民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任务，贝叶文化在西双版纳等地区的产生和发展情况，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非常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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