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胎教中的慎感、慎始、正性、及饮食论文_王梦蝶

汉代胎教中的慎感、慎始、正性、及饮食论文_王梦蝶

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杭州

摘要:胎教理论初步形成于汉代,历史源远流长,其中包括居处良好、慎始正本、精神愉悦、合理饮食这四个层面的核心内容,每一个层面的理论都有其前瞻性与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本文将探讨这四个层面的内容及其价值。

关键词:汉代;胎教;胎教之道

“胎教之道,书之玉板,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①。这是汉代学者戴德在其《大戴礼记?保傅》中所著,由此可见汉代政府对胎教的重视,而此种现象的产生与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现实等因素不可分割。

汉初,由于连年的战争不仅使国家经济萧条,而且人口也大幅度的锐减,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王权,确保自己的统治能够长治久安,开始重视继承人的各方面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中乱伦、早婚等现象使弱智、不孕等问题加剧②,种种因素使得汉代的思想家在教育领域开始关注胎儿教育。

一.居处良好、有所慎感的大环境

汉代胎教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强调了良好的外在环境对孕妇的重要性,其中的核心观点便是倡导孕妇居处良好、有所慎感,如大戴礼记補注中曾记载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自王后已下有子,月震、女史皆以金环止御。王后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妇嫔即以三月就其侧室,皆闭房而处也。王后以七月为节者,君听天下之内政。自诸侯已下妻同之也。太师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升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缊瑟而称不习。”③这段话意为王后怀孕7个月后,就要住到“宴室”,即正室旁专门用于王后分娩的屋子,夫人妇嫔在王后怀孕三个月时就在侧室陪同,并且太师、太宰、女史侍卫在左右,王后要求听的乐曲不符合礼的标准,太师便不会去演奏。这是当时汉代学者戴德以西周王后在怀孕期间对居处、对礼乐的要求来说明孕妇需要安静和谐的居处环境以供待产。

而汉朝的另一位思想家刘向则从“慎感”的角度出发,以大任生文王来说明孕妇所处外在环境的重要性,他得出“故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人生而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的观点④。这句话强调了孕妇在怀孕时要谨慎的感受外在的环境,因为孕妇常常感受善良美好的事物则胎儿也会变得善良美好,反之孕妇只感受丑陋污秽的事物则胎儿也会变得品行不端,这都取决于母亲怀孕时所接触的环境与事物,除此之外,长沙马王堆的《胎产书》中也提到胎儿由于“未有定义(仪)⑤”会“见物而化⑥”,并还记载到“是故君公大人,毋使朱儒,不观木侯”⑦,这意为母亲在怀孕期间对外界环境的感触会对胎儿的相貌有很大的影响,因而提倡孕妇孕期应多见品行端正的君子,不要接触侏儒、也不要观看猴子等丑陋的动物。

二.慎始正本、择优配偶的优生观

汉代胎教理论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慎始”的观念,所谓“慎始正本”即古代的优生优育的思想,贾谊在《新书》胎教篇中记载到:“《易》日: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诗》之《关睢》,《礼》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终云尔。素成,谨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故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有其母。”⑧贾谊以《易》、《春秋》、《诗》、《礼》中的例子强调了君子需慎始,进而论证胎儿的教育与父母双方一开始的选择就密切相关,如“世世有行义者”生下的子孙是“慈孝”的,而虎狼的孩子生而贪戾,可见只有慎重的选择婚配对象才能抚育好下一代。

上述慎始正本、择优配偶的优生观被许多汉代的思想家所提及,成为了汉代胎教的核心内容之一。

三.精神愉悦、品行端正的好性格

汉代胎教之道中不仅强调了外在环境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孕妇自身精神的舒畅与品行的端正也与胎儿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戴德在其《大戴礼记》中记到周后妃怀成王:“周后妃任成王于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①”的胎教原则,他认为孕妇在怀孕期间应保持平静、愉悦的心态,切勿大喜大悲;王充在其《论衡》一书中也指出了孕妇怀胎时需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如果孕妇怀胎时“心妄虑邪②”,就会导致“则子长大,狂悖不善,形体丑恶”。王充将孕妇的情绪与胎儿的身形与品性都联系到了一起,除此之外,王充还强调了父母“正性”对胎儿的积极影响。在其《论衡》本性篇中写到:“人生目辄眊瞭,眊瞭禀之于天,不同气也,非幼小之时瞭,长大与人接乃更眊也。”③他指出胎儿出生时眼睛的明亮与昏暗即孩子未来的善恶德行与父母给他的“气”有关,并不完全是孩子长大后所接触的环境导致,秉性正直的父母所含之气与秉性恶劣的父母所含之气截然不同,因而生下的孩子德行自然不同,所以为人父母应首先要端正自身的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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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有关孕妇需品行端正的观点也出现在刘向的《列女传》母仪篇中,他记载了古者妇人在怀孕时的状态:“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④并还以西周文王之母大任为例写到:“大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圣,大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卒为周宗。君子谓大任为能胎教。⑤”其中不论是文王之母大任还是寻常百姓家中的妇人,在怀孕时一言一行都要符合“正”与“礼”的要求,如席子没有摆放端正不能入座、夜间要朗读诗句、说正事、眼耳要接触美好的事物等等礼仪规范,刘向认为孕妇只有遵守这些礼仪,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有良好的德行。

上述几位思想家的胎教理论概括而言即为孕妇在孕期需要有精神愉悦、品行端正的好性格,这样的胎教观延续到如今的时代仍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四.合理饮食、有所忌口的生活习惯

除了上述的观点之外,汉代学者在孕妇的日常生活饮食中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孕妇不仅需要合理的安排饮食,而且在饮食中还有许多忌口之处。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胎产书》中就记载了关于孕妇饮食的诸多严格的要求,如“一月名曰留(流)刑(形),食饮必精,酸羹必(熟),毋食辛星(腥),是谓财贞”“二月始膏,毋食辛臊......”“(四月)而水受(授)之,乃始成血,其食稻麦......”“七(月而)木受(授)之,乃始成骨,居燥处,毋使(定止),饮食辟(避)寒......”⑥等等规定,基本上详细的安排了孕妇每个月的饮食:怀孕头一个月时饮食一定要注意精细,肉汤一定要煮熟,忌吃辛辣之物,才能是吉利的;怀孕第二个月时,胎儿刚刚固定在腹中,一定要忌食腥骚之物;怀孕第四个月,可多食用稻和麦等谷类食品......除了《胎产书》中孕妇饮食的记载外,王充的《论衡》命义篇中还提到“故妊妇食兔,子生缺唇⑦”,认为孕妇不能食用兔肉,这会使孕妇遭受恶物的属性,使生下来的胎儿嘴唇畸形;贾谊在《新书》胎教篇中还记载到王后怀孕时“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调,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⑧”,贾谊以王后饮食的例子强调孕妇饮食中口感合适、滋味适中的重要性。

上述的种种史料记载都不约而同的强调了饮食构成了胎教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有甚者认为饮食会影响胎儿的性别,虽然其中有些观点剖为荒谬,但毋庸置疑人们在汉代就非常注重孕妇饮食的精细性。

五.结语

汉代的胎教理论是中国胎教文化中璀璨的明珠,它不仅开启了中国胎教理论的先河,而且总结了先秦时期的胎教理论,也为唐宋时期胎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了胎教发展史上一块不朽的丰碑。但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清晰的认识到其中的许多观念仍然是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与不科学之处。

如在孕妇的环境与居所方面,刘向提出的“慎感”思想虽然关注到了孕妇需要选择良好的外在环境,但是却夸大了孕妇在孕期时外在环境的作用,认为孩子的相貌甚至德才善恶完全取决于母亲孕期时对外在环境的感受,而忽视了后天教育的作用,使其观点过于主观与极端,因而刘向的“慎感”的胎教思想并不值得完全借鉴的,需要辩证的去看待;而贾谊、戴德等学者提出的“慎始正本、择优配偶”的思想中虽然包含了现代的“优生优育”观念,与现代的科学胎教观相契合,但其中的有些观点又过分的强调了妇女所在家族的重要性,认为妇女家族中只要有不符合“礼”的人或行为出现,便绝不能被娶进门,这样的思想又过于极端与片面,并且一味的夸大了母亲对孩子的遗传作用。

此外,在孕妇的性格方面,王充等人倡导孕妇需保持愉悦的心情等,这一观念在现代社会就得到了科学的解释,现代研究表明孕妇的负面情绪不利于胎儿的发育,因为不良的负面情绪会导致孕妇体内激素水平的上升与有毒化学物质的增加,这些激素与化学物质会随血液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严重的负面情绪可能会导致胎儿的畸形甚至流产,而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人们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可见汉代的胎教观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超前性,但在对孕妇孕期的品行要求方面,汉代的胎教观对孕妇言行举止的要求又过于严苛与迷信,它要求孕妇的一言一行必须符合“礼”与“正”的规范,这给孕妇日常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并且这种以封建礼教束缚孕妇的观念也是不值得提倡。

除上述内容之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人们对孕妇饮食上也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看法,如上文所提到的观念中有认为孕妇吃兔肉会使胎儿缺唇,饮食的不同会导致胎儿的性别不同等,这些观念都毫无科学的依据,完全是人们杜撰而成,存在着许多弊病,但《胎产书》中记载的孕妇勿食用辛辣腥臊的食物,饮食精细等内容在现代的科学胎教观中仍然是被极其重视,科学证明母亲的营养状况直接影响到胎儿的发育,可见汉代人们的胎教观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总而言之,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本文阐述的汉代胎教之道的四个核心思想中既有其科学的因素也有着许多不合理的弊病,我们应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去看待它的内容,用全面辨证的角度去评价它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7.58

[2]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390-391

论文作者:王梦蝶

论文发表刊物:《学习与科普》2019年39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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