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香港与内地合资经营的中国企业_广州发展论文

晚清香港与内地合资经营的中国企业_广州发展论文

清末香港与内地的华资联号企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香港论文,内地论文,华资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8)04-0138-06

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正在不断拓宽和深入,但对联号的研究还十分薄弱,① 尤其是跨不同性质区域的香港与内地的华资联号企业(以下简称联号企业)。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产生了大量由香港、内地及华侨商人合作创建的别具一格的联号企业,其发展反映了海内外华人资本血脉与共、休戚相关的紧密联系,既沟通了中外经济交往,又融合了海内外华资的力量,成为民族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亦是中国近代企业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清末联号企业产生的原因

近代中外经济交往的增长和香港作为中外贸易转运枢纽而发挥作用,是促使联号大量产生及发展的主因。内地商民的多次迁港潮,则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历史上沿海地区的贸易货物经香港而转运者,占香港商务之大部分,故华资联号企业设立甚多。不少内地企业赴港设立分支机构,利用香港发达的商贸条件,作为开拓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基点;海外及香港华商也需要继续加强与内地市场的联络,这些便是在中国近代占有特殊地位的华资联号企业出现的主要背景。

根据清末《香港华字日报》上登载的企业广告分析,华资联号企业所创办的直接原因是:(1)究治香港及海外市场上日益猖獗的假冒现象。清末,国内外市场上假冒名牌中成药十分猖獗,不少内地药行药号不得不到香港去创设分支机构,进行辨伪,以便顾客采购。如佛山黄祥华药号祖传创制“万应如意油”及各项丸散参茸玉桂,中外驰名,因市面伪药冒混,于1894年2月登报声明:商标以本号水印为记,请购商认明。但未奏效,遂于1899年6月初特设香港分铺,以利海外采买。[1]1894-2-24、1901-3-18 省港张广源罐头食物庄因有无耻假冒,登广告“请认明本庄人像招牌为记”;[1]1897-6-25 广州永福号精制各品名香,因无耻之徒以假乱真,于1900年5月24日特设香港分铺,“以防假冒,并在港宪存案”。[1]1900-5-26 江门信益何福记茶庄创制名茶名扬中外,因假冒猖獗,特向港英政府禀报存案更换商标,嗣后若再有假冒,“一经查出,定必送官究治。”1908年3月18日,又在香港专设一铺,以为监察并经销正品。[1]1908-3-25 (2)便利外洋商贾采办内地国产各货。内地企业赴港设立联号,也是由于其业务逐渐扩至港澳及海外各埠,为了便利客商采办而作。如陈李济主事人认为货品输出国外,必须在香港设厂,才能源源供应。[2] 登载此类广告还有万春茶号、杏春园药酒号、广东宏远堂纸局、德安堂朱炳昌等。(3)建立对外扩展业务之据点。以药业为例,开埠之初,香港药材全由广州运去发行。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南洋地区华侨移民日增,他们生病仍是看中医、吃中药,于是出现了办理药材去外洋各地的商号。最初这些客帮仍是到广州购买药材,购量极大,药商便赴香港增设药行,供应客帮,既节省了时间和运费,又减少了损失。登载此类广告还有一品斋鞋厂、永福香号、粤纶祥丝绸庄、省港兆升恒号、莫礼智商号等。(4)企业新创时对外招股之需要。由于香港联系海外华侨市场方便,企业筹集资本相对较容易,成效亦彰。如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股份制企业,在民间招商集股。其中轮船招商局为便利募股,直接在香港设立了分局。20世纪初,在香港报纸上充满了创办企业招募股份的广告,如华兴银矿公司的主要股东为香港买办和富商,总部设在香港,在广州有省局。该公司曾于1901年9月24日通告加收新股,扩大经营。[1]1901-9-26 粤汉铁路绅商决定公开招股筹集资金,除设在广州的总公司负起招募职责外,另在香港、上海等地设立招股总局,并派遣人员前往海外华侨较集中地区去招集。[1]1906-5-11

二、内地华商在香港创办的联号企业

19世纪下半叶后,香港已成为东方著名的转口贸易港,在这国际化的都市里,各国商贾云集,商机极盛,吸引了许多内地私营企业和官商企业前来设置分支机构。

(一)粤商在香港创办的联号企业。香港开埠不久,由于占有地利之便,广州附近的行商和富户纷纷赴港设立分支机构,拓展业务。后又因美国和澳洲相继发现并开采金矿,内地经由香港出国的人数激增,为适应外贸的发展和海外华人社会的需要,华商运用传统的经营方法,把远洋贸易与中国沿海贸易连接起来,创办了南北行。其中最典型的要数1850年由高元盛开设的元发行,该行后由高满华接掌,以香港为基地,经营暹罗大米的进出口生意及南北土特产,逐渐发展成为早期香港规模最大的华人商行。[3]20-21 香港九八行(转运各地货物)是承继广州十三行而来,开此筚路蓝缕者,以南海县人招雨田最著,他创办祥和商号,苦心经营,遍历南洋诸国经商贸易。子商号迅速发展至“百数十家”,以香港广茂泰为总机关,身任督理,商业兴盛。[4]

转口贸易是近代香港经济的支柱,与之相适应的近代工业、各种商行以及旅店客栈服务业等亦纷纷设立。如广州凤鸣老铺精刻华洋招牌匾额并承接油漆业务,19世纪60年代初即已在香港设店开张。[1]1907-11-23 广州朱广兰号是以经营熟烟出口为主的大企业,约在70年代创立港号。大约同时期,以手工制作的广州万隆、济隆糖姜厂等建立了香港分场。

19世纪末,使用机械化生产的广东宏远堂纸局、广州张广源罐头食物庄、广州广美香(罐头食品)和一品斋鞋厂等企业,亦相继创立香港分局或分行。

由于香港和南洋一带气候湿热,瘴疫盛行,以及海外华侨对传统中医的需求等因素,粤中老字药号创建了一批在港联号,产生了较大影响。清季在《香港华字日报》上登载广告最多的当属广东药号,笔者粗略统计约有近60家,其中在香港设立分支店号的有杏春园、朱炳昌、德安堂、橘香斋、王老吉、太和堂黄祥华、黄慎堂、罗泽醴、芝兰轩、黄慎昌、树仁堂、马百良、庶和堂、黄仁庵、流泽堂源吉林、天喜堂、朱广济、黄广善堂、陈修宗药局、陈日南、活伦大药房、梁培基、梁同济、岐生园、朱芳兰药局、敬修堂等20多家。如王泽邦、王贵发父子于1853年在广州开设“王老吉”凉茶庄,并于1876年建立香港联号,生产“凉茶包”和“凉茶精”,以应海外市场。[5]香港商业录,46 源吉林由日本归侨源吉荪创办于1892年,在药业方面以经销“甘和茶”著称(对流行时疫具有独特的疗效),同时亦经营颜料,其正铺为佛山三昌颜料店,另有省城广和、香港源广和等两家联号颜料店。[1]1906-3-7

20世纪初,广东出现了创办实业的高潮。许多企业、商号将业务扩及香港,如罐头食品业的广福隆;印刷业的佛山英文堂书局、广州澄天阁五彩石印机器书局、广州东成隆五彩石印书局;餐旅业的羊城粤华大酒店、广东大酒店;烟草业的粤东烟草公司、鹤山县刘馨利烟丝行;烟花爆竹业的佛山张广泰爆竹店、张祥泰、东莞陈泰记炮竹店、东莞南昌泰烟花店;茶叶业的恒裕茶号、江门信益何福记茶庄;运输业的省港货运仓贮致祥堂、广州均和机器厂造船部、新宁铁路公司、粤汉铁路公司;绸缎业的粤纶祥丝绸店;日杂业的瑞昌号酒庄、佛山福源和纸号、罗长泰金花店、广福祥号、兆升恒号、莫礼智号、正戊隆号、永福香号;燃料业的礼昌煤号,等等。

(二)其他各省华商在香港创办的联号企业。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势力向北扩张和上海经济地位的迅速上升,原在粤、港地区活动的大批买办和华商亦赴沪发展,使港、沪两地的社会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上海南洋办庄主要经办土特产品出口,既有香港粤籍商号在沪分号,如聚德泰、梁球记等,又有上海粤商开设的沪—港—南洋间贸易商号,如粤安和、钜安等。[6]447、479 沪商涉足香港还有金融、医药等业,如上海永年人寿保险公司、中法药房、五洲大药房等驻港经理处,在20世纪初建立起来。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的推动,促使一些省份的华商很早即到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如山西太谷“广升聚”中药行于清末在广州、香港等多地设立分号,1885年时开设的“广升远”不久即在内地各埠及香港设了9家分庄,仅香港一处年销金额即达25万港元,其制品主要从香港出口销往南洋。[7]101-102

厦门茶叶出口商和香港及国外茶商瓜藤相结,彼此大都是父子、兄弟亲戚关系,属于联号性质的多达数十家,如魏新记、方诗仑、华峰等,其联号分布于香港和南洋各地。[8]379-381

云南因地理环境的因素,在外贸方面与香港有密切的关系,蒙自关之贸易范围,“外以安南、香港等地为主,而转运及于全省乃至川、黔等地。”因此,该省很早即有滇、港联号企业,如云丰祥、兴顺和、福春恒等,这些企业的总号均设在昆明,在香港设立分号。[9]866、1100

与粤、港同属西江流域的广西,在经济方面的联系相当密切。如贵县产银,1907年由美洲粤籍归国华侨叶恩等集资设立振华公司,开采平天山银矿,兼营广西银行及交通运输,总局在县城,分局在香港。[9]504 1908年5月,梧州商人集资组创西江航业公司,并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1]1923-12-12

江浙金融商的触角很早也伸展到香港,如浙江富商严信厚开办的上海源丰润银号和由李鸿章家族与苏州洞庭山家族合伙开设的上海义善源票号均在香港设立了分号。[10]80-81

(三)官商在香港创办的联号企业。洋务运动和新政时期,有官方背景的企业已涉足香港经济领域。如轮船招商局成立伊始,即设立了香港分局,标志着内地与香港华资航运联号企业的诞生,该局所创办的保险招商局和仁和水险公司也在香港设有分局。

1897年5月,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据该行章程称:总行生意全赖分行推广,先设北京、香港两处,理由在于“京都居北,香港居南,上海总行居中调度。”[11]89 广东省官银钱局1904年底创办于广州,在香港设有分局。[12]133 大清银行至辛亥革命前,共有21个分行,其中广州分行下辖香港分号。[13]2510-2514 清政府邮传部创办交通银行后,努力拓展分行,于1910年初开办了香港及新加坡分行,“自是机关灵捷,营业更有起色。”[14]132

三、香港华商赴内地创办的联号企业

港商的崛起与华侨有不解之缘,20世纪初,华侨回国投资形成第一个高潮,由于香港具有特殊的地理、交通位置和优越的港口、商贸环境,是一个理想的桥头堡。一时侨商巨贾创设大公司接踵不断,正是借助于海外华侨的特殊背景,以香港为枢纽的联号企业才大为拓展。

清末香港买办除独资经营外,还向内地企业投资,实行多种经营、横向发展,经济实力大为膨胀。如怡和洋行买办何东为香港置业保险船务及出入口各行商业之领袖,其字号遍及内地各口。[15] 太古洋行买办莫藻泉在省港设了一批家族式企业,如香港的南泰号、同利栈,广州的大昌栈、同利栈分店等。[16]23

香港的银号约始创于19世纪80年代,多在广州或外洋各埠设有联号。[17]103 香港华资保险企业不仅设立早,且注意将业务扩展到内地。如香港源安洋面火烛保险公司初创于1906年,设上海、汉口、广州、新加坡等分局。[1]1906-1-9 香港源盛保险公司创办于20世纪初,专办汇兑附揭洋面火烛保险生意,设分局于上海、新加坡、菲律宾及厦门等地。[1]1907-4-13

我国民族资本百货公司起源于香港地区,广州的百货行业虽形成较早,但作为近代公司形式出现还是在20世纪初年,并与香港有密切关系。如香港真光公司于1910年创设广州分店,被称为“省港真光公司”。又如1907年大型商店香港光商公司创办,同年即设广州分公司,这是广州百货商业首家以公司形式出现的商店。[18]

香港同升机器厂于清同治初年开张,并在广州设有分厂,制造小轮船。[1]1906-3-26 1896年,旅美华侨梁楠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民族化妆品企业——广生行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双妹”牌系列化妆品,风行国内外。广生行成立之初即设了广州分行,[1]1907-4-13 不久又在上海建立了大规模的制造厂。1905年,华侨简照南、简玉阶等集资在香港创办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并在上海和广州开设支店。[1]1907-3-2

食品业的香港广生和号约开创于19世纪70年代初,妙制各式酸果酱料调味品等,著有声誉,1901年在广东番禺西塑乡开设分店。[1]1903-3-28 香港甄沾记糖果厂、安乐汽水公司、造冰及贮冰冻厂等,20世纪初在内地也建立了分支机构。

港粤药业联号亦有多家,如洪桂昌在香港行医多年,其药行老铺在港岛,1904年分铺在广州开张。[1]1904-6-25 其他还有黄耀南、保心安、广生药行等。

20世纪初,香港华资航业有较大发展,在《香港华字日报》上载有不少它们的招股广告,如省港轮船公司在香港和广州设点招股100万银元,[1]1901-5-29 类似的还有四邑、省港、中国粤港、兆安、香江、长安、广运、元安、毓安、成安、和顺、和泰等轮船公司。这些航运企业总部设在香港,在内地特别是华南各埠设有分支机构,由于创办轮船公司需要较多的资金,经营航线也会联系各地的港埠,因此联号经营是一种最适当的形式。

四、清末香港与内地华资本联号企业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清末乃民族资本企业的初创阶段,一般规模有限,组织及管理尚未成熟,加以早期企业档案保存较少,难以深入探析典型个案,以下主要从联号企业发展的普遍情况作宏观演绎。

(一)联号企业发展的特点

首先,同业联号经营形成比较固定的协作关系。如香港是近代中国南北药材转运之中枢,广州为药材的主要集散地之一,省港两地药材商多有联号关系,彼此互报行市,相互依存。香港所消费的生猪主要靠内地供应,广州很早即有经营生猪生意的货栈,称为生猪栏。兼营出口业务的栏商,大多与香港的猪栏有联系,甚至是联号。[19] 广州咸鱼业通过香港联号,向港英政府渔政署渔政司领取营业证照。[20]会务报告,22 广州大型百货零售商需要较广的联系面和较雄厚的资金,特别是要有香港联系或联号总号的支持。一般都是由香港较大的商店在广州设立联号,可直接从香港办货。[21]543-545 办庄是穗、港华商经营进出口贸易业务的商号分类之一,大多在海外设有联号。

由于保险公司所需资金庞大,经营区域范围宽广,与各种行业都发生联系,因此一般都采用联号形式来组织。清末,华商已在港、沪等城市创办了一批水火及人寿保险企业。1903年香港华商保险公会成立,同业参加的有普安、万安、同安、全安、仁安、协安、德安、恒安、福安、宜安、同益及源安保险有限公司等12家。1906年后,香港华资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分公司已有同益、源安、宜安、协安、合众、福安、源盛、恒安等8家。1907年上海首个华商保险同业公会——华商火险公会成立,参加的会员公司有华兴、华安、华通、华成经保、源安、源盛、华侨合众、万丰、福安等9家,这其中显然有数家为港沪联号企业。由于华商火险公会的成立,香港等地的华商保险公司相继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并参加公会,使其成员迅增,到1911年时已达29家。[22]55-56

香港是近代东方最大的转口港,贸易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香港从事中国北部沿海商埠与南洋之间、华南侨乡与美国、澳洲之间贸易(包括转口贸易)的商号,分别有“南洋庄”、“金山庄”之称,其运转功能即靠分设于内地、香港及海外三处的联号合作支持。

其次,联号企业内部分工协作,相互依托。鉴于香港和内地在市场、关税及政府政策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故在经营上有明确的对内地及对海外分工合作。一般讲内地机构主要负责国内市场的产销,香港机构则分担联系海外的业务。如陈李济药行便因合理的内外分工,既解决了市场的竞销问题,又避免了产品进出口关税的麻烦。[23]1934-6-9 在原料和资金方面,联号内部可以互相调剂挹补。如广州土洋染料业大户以经营批发为主,且偏重进口商品,都设有香港联号,可通过其向各国洋行定货;[24] 永安、先施等百货公司联号内资金流动统一安排调度,甚至不需办理任何手续。

复次,联号企业建立了范围广大的营销网络。由于横跨不同性质区域乃至国别,联号企业较少受国内因素的局限,可充分倚靠香港自由港的区位优势,构建国际性的营销网络。如清末时,省港天喜堂的代售网已推及新加坡、马来亚各埠及港澳等地。[1]1906-8-9 佛山黄祥华药号在几年间,分店已遍及上海、新加坡及槟榔屿。[1]1903-11-5 对内亦如此,如港、粤华商将联号网络铺设到了华北地区,据天津海关1866年《贸易报告》称:有20家中国商号经营本港的海上运输,它们“全是广州和香港商号的分号”。[25]540 营销网络是联号企业整个组织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它们通过遍布于香港、内地、南洋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网络体系,不断扩大辐射范围,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中的相当活跃的因素。

(二)联号企业的历史作用

首先,联号企业是连接香港和内地民族资本的纽带。如前文所述,清末香港与内地的华资联号企业已分布于南北各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团”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最强大的阵容,而以港粤为中心的“华南财团”外向型发展则是非常突出的。由于籍贯、方言、习俗及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粤商有不少人兼有港商、华侨商人的身份,在港澳和南洋从事经济活动。早期粤、港华商是不可分割的,而港、沪华资联号企业实际上把地处江浙和华南的民族资本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其次,联号企业是沟通海外侨胞和内地经济交往的桥梁。内地企业要走向世界,特别是要开辟海外广阔的华侨华人市场,首先会寻求在香港这个远东新兴的国际贸易枢纽建立立足点,以此为依托跨向海外。在我国医药宝典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广药”腊丸,早在清末即从粤、港发展到国内外。而侨商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和在祖国发达的抱负,一般也是先到与其素有地利、人和优势的香港落脚,奠定基础,然后北上。如南洋烟草公司、先施、永安等百货公司在香港创办后,锐意进取,插足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联号企业为华侨及侨眷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服务。近代出国华侨人口众多,习惯于看中医,用中药,早期所需成药主要靠邮寄或托带,非常不便,数量亦有限,联号药行普遍建立后,逐渐改进。如外洋销售三蛇胆药物油酒丸散,俱认定粤省两仪轩老铺,但邮寄托带,确有不便。故其于1907年在香港设立外洋总售处,专事批发。[1]1907-11-21 陈李济药品不仅遍及国内各埠,还随着出国谋生的华侨走向海外,据称“国外凡有华侨之埠,无不有陈李济字号之腊丸售卖。”[23]1934-6-9 陈兰芳是著名的“爆竹大王”,在香港拥有大型企业广万隆公司,并在澳门、佛山、广州及东莞等地设分支厂店,产品远销于海内外。[26]

复次,联号企业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进程。清末民族资本利用香港这块中西合璧之地,在诸多行业领域都开了风气之先。如国人仿西法用机器制造卷烟、化妆品,采用百货公司方式经营商品等,都是起源于香港后,再通过联号发展影响到内地。先施公司是香港和内地首家大型华资百货店,被誉为“中华百货商店之鼻祖”。[27]

联号企业有不少从事跨行业多角经营,如广州朱广兰号以经营熟烟出口为主要业务,先后在江门、香港、澳门、檀香山、新加坡等地设立分支店或厂场,并在南洋地区投资开办锡矿、橡胶园等。在晚清数十年间,业务发达,极一时之盛。[28] 佛山源吉林在药业方面以经销“甘和茶”著称,同时亦经营颜料,设在内地、香港及南洋各地的联号均能灵活地从事多种经营。[29] 先施公司先后投资于保险、化妆品、银行、旅游等行业。永安公司的郭氏兄弟1897年在澳洲创办永安果栏,1907年在香港创办永安百货公司和金山庄,1910年在广东香山县石岐镇开设永安银号。[30]19 该资本集团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着这种跨行业的经营特征。通过联合经营而提高效率、扩大规模,最终走向集团化,是近代企业成功发展的模式。从后来大型联号企业的规模、经营管理近代化及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企业的股份制化和集团化趋势看,可代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最高水平,各为其所在地同业中之佼佼者。

[收稿日期]2007-09-20

注释:

① 在近现代中外经济史上,企业家进行联号经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所谓“联号”,以往我国商界和学术界缺乏明确的定义,其概念较泛。现代国际经济界有一名词叫“联号企业”(即Associated Enterprises),在我国一般称联合企业。经材料梳理及系统研究,笔者近对联号企业的定义作了阐释,参见拙稿《中国近代华资联号企业释义》,载《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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