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基本权利看中国抗战电影的公正叙事_抗日战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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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电影文化版图中，抗战电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早期的经典《八千里路云和月》到《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再到后来的《血战台儿庄》《太行山上》。就抗战电影的主流而言，民族主义无疑是其核心的意识形态，而抗战电影也成为构建中国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重要文化形式之一，是建构现代中国民族共同体主要文本之一。①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抗战电影中逐渐出现了新的再现与反思战争的视角，而这比较典型地体现在《红高粱》《悲情城市》《东京审判》《南京！南京！》《拉贝日记》《金陵十三钗》《一九四二》《海角七号》《色·戒》《赛德克·巴莱》《风声》等一系列影片中。这些影片的大多数应该说依然具有比较突出的民族视角，但其中某些超出民族主义之外的思考是引人深思的，而这从两个方面向人们提出了问题。第一，在人的基本权利、全球化等成为流行思想的背景里，最具有民族、国家特色的抗战题材电影为何发生了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电影一直以来的民族主义思考的正当性、并在何种程度上重建正当性。第二，作为最能体现民族历史的抗战叙事在全球化时代发生的变化，应该引起人们思考何种全球化才是正当的，民族沉重的历史对全球化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换句话，中国抗战电影所出现的叙事变化，不只是单向的全球化对民族主义的超越和重构人类秩序的正当性，同时也是民族历史对全球化过程的反思和批判。

      个体生存与战争关系的反思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抗战电影出现的变化。中国抗战电影多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叙事视角的显著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抗战想象的整体变化。如果不考虑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现在还存在的民族与阶级交织的抗战电影叙事视角已经越来越趋向以民族视角为主导、以阶级视角为辅，甚至根基于民族视角。那么，抗战电影叙事的视角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我们先谈一个方面的变化。

      一些电影从微观的个体欲望、个体生存和个体意志等视角来再现抗战，而相对远离民族、国家的视角，如《红高粱》《色·戒》《海角七号》等。在《红高粱》中，抗战既是背景，也是人物遭遇的日常的、个人化的事件，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民族命运的意义。影片不愿意采取中国电影主流抗战叙事以“民族—国家”来组织叙事、从而将关于抗战建构为所有人共同承担的必然使命的传统，这种传统还常常将普通个体的生死只是作为抗战大业中日本侵略反人道、非人性的证明，而不太关注这些普通人存在的现象。从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力和性的欲望开始叙述，抗战本身作为一个偶然事件，只是完成了主人翁作为男性、作为有强大生命力和强大而自由的性欲望的存在者最集中、最强烈的实现而已，既无所谓民族大义，也无更高的人类正义的抱负。但正因为如此，《红高粱》也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使没有民族生存、民族共同体认知、甚至可以以性与死亡的联姻是审美的极限来解释人物遭遇抗战，但依然需要回答“我爷爷”的死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问题。如果如同影片中所表现的那样，“我爷爷”的死是一种暴力的结果，他曾经用自己所能采取的最强大方式反抗这种暴力，那么，人们就需要面对他的生存所提出的问题，即他对自己的性、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对自己的家园依然怀着热爱，而且这种生存方式就具有自然正当性，那战争的暴力、民族侵略和殖民的暴力如何面对这种正当性提出的质询。换句话说，《红高粱》可以说第一次从个人生存的正当性角度提出了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批判与反思。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将这部影片解读为启蒙或者后殖民，②固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视了这部电影从个人生命存在和自然权利角度提出的重建秩序和正义的问题。很明显，这部电影强化了体现生命力的性和日常生活自身存在的正当性，也意味着任何秩序和正义的建构都不能回避这些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前提，而日本侵略者正是因为毁灭这一基本的生存，而激发了“我爷爷”等人的自发反抗。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如果日本侵略者能保留普通人的性和日常生活空间，也就具有正当性了。事实上，《红高粱》在肯定性和日常生活时，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人的生命、性、财产等的自由。“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就是有关民间自由的故事。因此，《红高粱》作为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影片，以搁置民族主义的个体自由的方式提出了如何思考抗战和普遍正义秩序的问题。

      电影《海角七号》在怀旧中提出了更具人情化的抗战叙事视角。这部影片在现代叙事中始终交织着日据中国台湾期间一个日本人与一个中国台湾女性的爱情故事，在此后年代中在记忆和书信中被延续、偶然被发现。我们无需把这个故事解读为民族和解的象征，而是要问这份让人有点唏嘘不已的感情为何会成为一个悲凉的故事，一个死亡和因年老而遗忘的故事。这里问题的核心无疑是民族隔阂。影片自然没有否定“民族—国家”的主旨，但作为台湾新一代导演之作，影片在老一代人和新一代人情感故事之间的对比还是非常明显的。老一代人因为民族冲突而造成了情感悲剧，新一代人却能超越这种冲突、在音乐和理解中达成情感的实现，建构一条跨越海洋和民族的彩虹。这部影片由此很明确地从个人情感、从个体幸福、从日常生活世界和艺术之美的角度提出了，如何在个人幸福和爱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和建立某种人类关系，影片自然会令人重新反思如何在民族冲突和人类社会民族建构史的基础上重建正义、合理的人类秩序。

      

      应该说，这些偏重于从个体存在和权利的角度反思抗战叙事的电影，尽管没有彻底抛弃、脱离“民族—国家”的思考方式，但它们提出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日本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在普通人的生存和生活的自然正当权利基础上，到底是怎样失去了合法性？而如果我们要在反思那场战争的基础上重建尊重人自然正当权利的正义秩序，又应当如何叙述和反思那场战争？

      从人的基本权利发出的正义追问

      近年的抗战影片中还有一类电影从人的基本权利的角度反思性地再现了日本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东京审判》《南京！南京！》《拉贝日记》《金陵十三钗》《一九四二》等。

      《东京审判》被视为爱国为民情感的表现，③我们自然可以从电影中解读出这种内容，但这也无疑是对这部影片对抗战和二战后国际秩序反思的某种遮蔽。《东京审判》作为抗战电影的一个突破，不仅在其题材上选择了日军二战战犯东京审判这一特殊的历史和表现了国民政府法官的风采，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在人的基本权利而不只是民族主权或者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反思了那场给中国也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影片法庭的审判过程尽管从民族情感的角度，令人难以接受日本战犯的嚣张和他们的自我申辩，也有将法庭变成斗争的场所的倾向，但影片大体上还是将审判过程展示为一个法律程序主义和政治正义的讨论过程，既没简单遵循守法主义而将政治正义和战后国际政治公正置于一旁，④也没有简单地遵循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在人的基本权利和国际政治公正基础上论证了日本战犯应该受到相应惩罚。影片着力表现了日本战犯的无罪辩护和国际法官们之间的争议。在西方法官遵循法律程序主义、强调证据和西方法律传统之时，中国法官虽然在争议中依然可以看到民族情绪，但他们基本上还是诉之于战犯、战争和反人类的罪恶，并在此基础上唤起法官们的道德感和同情心，使他们从人类生存的基本权利、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从战后人类社会重建的正当基础和公正秩序等方面来思考战犯及其惩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我们由此看到这部影片超越中国抗战电影民族主义和阶级政治的视角而从全球化与人类共同权利与正义秩序角度反思二战的特点，也看到中国电影要通过二战这一世界历史意义过程的反思而重新思考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反思战争、反思全球化的政治与伦理秩序、反思普遍正义的可能性。

      较之《拉贝日记》，《南京！南京！》是一部引起更多争议的影片，至于这部影片本身提出的诸多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则几乎无人问津。围绕《南京！南京！》这部影片的争议主要是民族主义和普遍人性两种观点引起的。这部影片首次采取了日本普通士兵的视角叙述这场战争，他的战争经历与其宗教情感之间的冲突、他作为军人所见所为与其作为具有亲情与爱情的普通人的理解之间的冲突、他作为日本民族精神的实行者与具有启蒙主义影响而具有基本权利意识的人之间的冲突，使其获得一个超越战争的视角，反思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同时，《南京！南京！》虽然没有放弃从“民族—国家”关系来表现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但这部影片更注重的是从平民真切的战争遭遇与非人的生存状态角度来揭示这场战争的反人类、反对人的基本权利性质，而且以一群外国人的巨大努力和平民的宗教精神作为在无序与暴力世界中维护人的生命和相互之间残存的一点人性的基础，因此，这是一部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反思基础的电影，而民族主权在影片中没有占住核心地位。《南京！南京！》的多元视角改变了中国电影长期以来将日本侵略者视为野兽并因而犯下罪行的简单观念，改变了中国电影长期从抗战胜利的结果回望这场战争而为民族反殖民反侵略战争第一次获得胜利自豪的历史思维方式，也改变了中国电影长期将日本侵华简单归之于军国主义体制和少数统治者实现自己利益的结果的传统认知，更是改变了中国电影中将日本侵华战争理解为民族之间的战争、造成的是民族共同体灾难的意识形态，直接将战争的残酷性和反人道灾难表现在普通人的生存世界之中，表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身体之中，表现在战争当时人们彼时彼刻的绝望处境之中，从而提出了一个有关反思日本侵华的更为根本问题：如果仅仅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来反思这场战争，如果民族利益的主张就具有了自然正当性，那么关于这场战争的反思不仅无法达成真正的正义共识，而且会彻底遮蔽每一个人在这场战争中的苦难。换句话说，《南京！南京！》对南京大屠杀的再现，提出了人们需要从什么样的正义观出发，才能更深刻也更具普遍性反思日本侵华战争的灾难，并将这作为人类需要共同地面对的巨大历史问题，而不只是中国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历史责任，而不只是两个民族共同体的责任，是那些经历者与后来者都需要面对的共同悲剧，而不只是战争经历者的独特遭遇。由此决定了《南京！南京！》不同于普通抗战影片的四个重要特点。

      第一，这部影片中的主要人物一再讲述、思索南京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遭遇，而且他们常常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正在身边发生的事情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和道德意识，使他们不得不困惑，也使他们无能为力。这种亲历者的叙述和反思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索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困惑、他们之所思，人们需要思索自己能否回答他们的困惑，能否承受他们经历和叙述中的恐惧与责任的召唤，而不是以后知后觉者的方式简单地给出一个答案。第二，影片以镜头叙述者以及战胜者、战败者、难民和国际自愿救援人员等见证者和亲历者多声部表达方式来叙述南京，而不是单一的声音来叙述，而所有这些叙述者都无法承受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的反人道、反人类的巨大罪行，这增加了电影反思的普遍性。因为无论这些叙述者是否有过交流或者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如日本/中国、民族/人类、暴力/人的基本权利等，他们多声部叙述共同构建着南京大屠杀的灾难与人类的灾难。这不仅意味着南京大屠杀是人类要共同面对的历史，更意味着面对南京大屠杀，人们需要有一种普遍性的正义共识，才能进入到对这一灾难的深刻叙述之中。第三，这部电影将南京大屠杀的灾难叙述成人类共同的苦难与悲剧。在这场悲剧中，无论是作为什么民族的人，都以不同方式共同遭遇到其对人类的毁灭性打击，而不以民族的差异可以置身事外，或者可以以其民族文明的特点而可以免除对这场战争及其反思的责任，尤其是电影中所表现的难民营中的国际救助人员。他们在影片中并非单纯的救助者或者旁观者，更是暴力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是人道主义和人的基本权利的维护者。最后，《南京！南京！》的叙事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可以乐观地面对这场灾难的空间。暴力在不断上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也没有任何关于人的权利、没有关于人性的期盼能够给人改变这种暴力的希望。无论是日本士兵因战争造成的人性分裂及其自杀，还是难民救助者不得已的离去，表明人们面对这场灾难的无力，表明这场灾难没有结束。这意味着任何试图从战后胜利角度来叙述这场灾难、并用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或者用人类之爱、人性之善、民族精神等来证明这场战争必然胜利，这些所谓历史进步的乐观言说都需要接受灾难中人们恐惧、痛苦、扭曲、死亡等经历的质询。这就提出了谁能置身于南京大屠杀的灾难之外而可以声称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呢？换句话说，如果人们依然局限于某种民族或者其他的政治身份、依然执著于强调独特性的本质性的身份认同之中，⑤就无法把南京大屠杀作为自己的命运和必须承担起来的责任，就会依然以某种简单的共同体忠诚而非人类的基本正义为理由，继续着暴力。当然，作为一部由中国导演所执导的二战影片，《南京！南京！》无法回避民族主义所建构的集体记忆的压力，而或多或少还是将南京大屠杀叙述成民族灾难，但这种以人的生命的基本生存权利诉求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同人的基本权利价值之间并没有冲突，而是一种以认可全球共同体和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民族主义，⑥而不是排外的、唤起仇恨、强化内外界限、强调共同体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

      

      《东京审判》

      

      《金陵十三钗》

      这让人想起了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这是一部日本殖民者与原居民之间的战争电影，也是一部表现现代政治如何通过族群灭绝方式消除差异的电影。⑦族群之间、族群和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这部电影的基本叙事。殖民者的文化和政治同化、暴力强迫原住民离开家园、族群之间的传统冲突被殖民者的利用等导致了一场族群灭绝式的大屠杀。比较《悲情城市》要从民族、从台湾、从原住民、从现代价值(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启蒙与救亡相结合的价值)角度重建台湾在日据时期的独立传统，《赛德克·巴莱》则从族群生存与族群认同出发表现了赛德克族的反抗。这部影片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方面。首先，这部影片是在全球多元文化和人们承认少数族裔文化与生存方式独立价值的背景中产生的。⑧近年来，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拉美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影片中也都出现了表现少数族裔或者原住民被迫现代化、被整合到各国的政治和文化统一工程之中，因而导致少数族裔的政治与文化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甚至因此被迫离开家园、离开父母、彻底切断与文化之根的联系，尤其是在原住民或少数族裔的生存空间与殖民者同化政策或者利益不一致时，就有可能遭到族群灭绝的命运。应该说，这些电影确实表现了西方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对原住民或者少数族裔的压迫，但在中国电影甚至在东亚电影中还很少有这种从族群文化角度再现、反思、批判殖民文化同化与族群灭绝的，《赛德克·巴莱》从这种意义上说是从全球多元文化平等权利的角度反思了日本殖民者在中国台湾的族群和文化灭绝统治，而这种族群灭绝行为在现代社会中不单纯以暴力形式，而是以政治秩序、民族身份优越性、现代文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等为依据而采取的暴力形式。⑨如同这部电影中一样，日本殖民者在采取同化和高压政策之时，也需要一个理由来采取暴力行动，而激化族群之间的矛盾就可以获得一个理由，族群为生存而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暴力机器则成为另一个理由。其次，台湾作为一个原住民文化记忆深刻、且为自己在地权利而不断抗争的地区，《赛德克·巴莱》没有简单地认可原住民文化和社会的正当性，而是提出了从生存权利和文化权利的平等与公正角度表现了思考族群正当诉求。一方面，影片表现了赛德克族在自己家园上生活与劳作、传承与生息、文化与治理的正当性，肯定了他们反抗外来者统治、剥夺、欺辱甚至灭绝的正当性，肯定了他们以个体与族群的生存、族群认同、坚持传统生存方式为基础的抗争活动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公平的权利，无论以暴力毁灭还是以同化的方式来改变少数族群的生存和文化认同都缺乏正当理由。在这里，电影是从族裔生存和文化权利视角来批判日本殖民者的族裔灭绝行动。另一方面，电影也直面了族群文化导致原居民之间的冲突和仇恨，叙述了这种冲突和仇恨如何造成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和解和共同行动难以形成，而导致反抗的失利。电影以后来者寻找的方式讲述赛德克族反抗的故事，强调该族群的在地性、传统性、文化与习俗、寻求生存的努力等具有正当权利的诉求，但没有通过寻根式的叙述强化赛德克族因为血缘和地域共同感的排他性的族群主义倾向。这也因而提示人们思考族群之间如何形成现代共同体，即不同族群如何在保持共同体身份、文化差异与生存权利的基础上，构成现代地方、国家甚至人类共同体。第三，这部电影提出了明确的族群认同。无论是从血缘还是就在地性，无论是就传统的延续还是现代的寻根，这部电影都肯定了族群认同的正当性，也认可族群的差异，同时深刻地表现了族群文化作为集体性存在的特点及其价值。这种族群性既体现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之中，也体现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而且是直接的、亲切的、在地的、日常的、个体的，就在每一个人的口头交流中，在族群的意识活动中，在族群公共场所的议事之中，在每个人的感情和留恋之中。它不同于民族也不同于国家那样抽象而难以捉摸，也不同于现代个人主义那样强调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和权利。这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从族群认同角度思考各种现代性工程，包括现代性的大屠杀。⑩

      

      《拉贝日记》

      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起点来思考《一九四二》。《一九四二》无疑会被人们解读成一部批判国民政府抗战无能、对民众生死冷漠甚至残酷掠夺的影片，当然也可以被解读成表现普通人因为战争、天灾、暴力、人祸与贪婪等而死亡的故事，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质疑了所有建立在伦理、政治和其他共同体基础上的社会想象之虚妄，进而让人不得不深思各种政治与社会承诺的意识形态性，深思抗战、民族、解放等的崇高许诺和历史叙述到底遮蔽哪些社会现实。尽管上述的解读都能从电影文本中找到支持，但我们认为这部电影可以有另外的解读，即如果人们生活在无序的世界中、政权不仅无法延伸到基层社会中以保证社会秩序甚至已经在基层社会中失去正当性、人们之间的所有维系共同体关系的伦理和情感因素都已经解体、暴力在日常生活中无处无时不在、所有的权利诉求都只能是被掠夺之前无能为力的嘶叫之时，可以在什么基础上建立秩序？要建立起来的秩序又是怎样的秩序？很明显，《一九四二》有两个方面值得人们注意。一是国家与平民之间的关系，一是无序世界中重建秩序的基础。就国家和平民之间的关系而言，国家主义无疑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也是力量最强大、现实中长期实践的历史存在。这种国家主义为社会赋予秩序，并能自我赋予正当性，而无须获得社会和民众的统一，其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来源也不在于法律和社会。(11)影片中从国民中央政府到省政府、从行政机构到军队，都可以或者无视民众的生存，或者可以凭借所谓国家名义而掠夺平民，而他们也几乎没有为民众带来任何利益，更勿言尊重民众的生命权和财产权了，即使他们有时候口头上会提到政府需要得到平民的认可，但其内心之中和行动之中却不会真正认可民众。国民政府对灾难中民众的杯水车薪式的救助，既不是出于人道主义，也不是出于现代社会的民主权威，而是出于对国际舆论和美国等国的国际援助的担忧。关于无序世界中秩序的重建无疑是这部电影的重要思考。从影片一开始饥民的暴力到国民政府和军队的暴力，再到日本侵略者的暴力，再到土匪的暴力，再到地方军阀的暴力，这个世界完全是暴力在肆虐，平民在这个世界的生命、财产根本得不到任何保障，更遑论任何幸福。于是，饥饿、死亡与恐惧成为平民生活的基本状态，活下去和保障最低安全的秩序成为他们最高的要求。在这个荒诞而恐怖的世界中，所谓平等自主的贸易就是把自己卖了并离开子女，放弃尊严、故乡、血缘亲情、邻里之情和爱也只能换得死亡。这里当然不可能产生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契约与由此保证的权利，更不可能产生任何正义与秩序。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有权利诉求和为权利而抗争。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近期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不再只是采取民族主义视野，而是也从人的基本权利、多元文化反思日本侵华历史，反思二战对人类尊严和基本权利的践踏，从而开启了中国电影表现二战的新的可能性。

      ①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②王一川.张艺谋神话的终结——审美与文化视野中的张艺谋电影.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③高山.彰显正义告诫未来——电影《东京审判》观摩研讨会综述.当代电影.2006(05).

      ④Judith N.Shklal.Leg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⑤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⑥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7.

      ⑦David Mayberry-lewis.Genocide against Indigenous Peoples.in Annihilating Difference:The Anthropology of Genocide.Edited by Alexander Laban Hint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⑧Will Kiymlicka.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⑨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王建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⑩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2.

      (11)Joseph Raz.Authority and Justification.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4,No.1(Winter,1985),pp.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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