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俗文化圈及其本位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圈论文,本位论文,偏见论文,民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00)03-05-90
文化圈的概念，是本世纪初在法国文化史学运动的推动下，由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两位协理葛来勃纳和安刻曼凭借该馆中的丰富收藏，用系统的方法，参与了这场运动，在演讲中宣布了他们最初的研究报告。其中，葛来勃纳的演讲是《海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安刻曼的报告是《非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在对这两个地域文化的研究中，他们划定了文化圈及其历史上的发展层次。1911年，葛来勃纳根据以前的工作，完成了一本重要著作《民族学的方法》。接着又有施密特等也相继参与了这场运动，他发表了《南美的文化圈和文化层》。所以，文化圈的概念便成为文化史学研究者们广泛运用的概念，风靡世界各国，有关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在我国，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文化学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个概念，并纷纷撰文分析中国的文化圈和文化层，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笔者也曾发表了《试论青海伊斯兰教文化圈》（注：参见拙文《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和《青海民俗文化圈》（注：参见拙文《河湟民间文学集》1989年12期西宁市文联编。）等文章，参与了这场文化大讨论。
民俗文化圈是一个背景性的问题，它是由一定的生物性成份、地区环境成份、历史沿革成份和民族文化成份构成的共同的民族文化空间。这个文化空间大至集团与集团、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小则家与家、村与村。正因如此，世界上的文化便显得多姿多彩，各不相同。形成民俗文化圈的生物性成份，是它的基础，人类学家主张以人眼可见的那些特点作为划分种族的根据，英国学者赫胥黎根据人类的发型、头型、肤色、发色和眼色等特征，于1870年提出“四分法”，把全人类划分为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尼格罗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奠定了划分人种的科学标准。不同人种的形成，与不同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及遗传链有关系，因此由于人种不同，自然形成了不同的民俗文化圈，进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及白种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便产生了对有色人种的偏见和歧视。就美国而言，在美国的3000多万黑人中，真正的尼格罗种族不过600万人（尼格罗种族源于非洲某一猿人的罗德西亚人），其余24000万人均为黑白混血儿，桑德斯认为：“黑白混血儿既不属于这一民族，也不属于另一民族，而且他知道这种情况，他是被遗弃者。没有他自然而然吸收的任何传统。他既不是怀着白人的骄傲而成长起来的，也跟他的有色人亲属没有共同的感情，他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一般作为不可避免的东西而接受下来。在传统社会里没有他的家。”（注：桑德斯《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研究》第477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1版。）这些人因与未混血的美国黑人具有共同语言、文化传统和备受白人歧视的共同命运，现在有不少人认为美国的黑人是一个民族，因此统统被白色人种辱骂为“黑鬼”并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和歧视。除此之外，比较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是南非长期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以肤色实行隔离，实行隔离的10个“家园”，是按黑人的语言划分的，实际上是10个部族，在种族主义者的挑拨下，10个部族间经常性的发生冲突。但是，在南非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组织长期不懈的斗争下，种族隔离政策终于寿终正寝。
就我国而言，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同属蒙古人种，但是历史上的民族歧视与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历史上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族统治者将其周围的少数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并且在许多族名上缀以“犬”字旁，即四夷与犬同类。到本世纪初，西方某国在中国租借地花园门前放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大概是学了中国人的观念。由此看来，由于人种不同，便造成了种族间的偏见和歧视，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尤其表现在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上，他们凭借其经济、军事、文化上的优势，打着“民主”和“人权”的幌子，将其人权思想强加于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就是看不到自己国内经常发生的白人对黑人的暴力事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野蛮轰炸，充分体现了其掩盖在人权幌子下的强权政治和野蛮行径。其实，所谓的人权是在一定民族文化圈内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是保护公民自由、劳动权利、生存权利以及文化等权利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公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享有各方面的人权，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努力，保障了世界1/5人口的生存和幸福，所以人权方面是无可指责的。
地区环境成份是民俗文化空间最重要的地理学的成份，地理环境指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包括地质地貌、气象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矿藏等自然要素。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所谓“北人乘马，南人驾舟”，概因地理环境使然，非其它原因。我国北方广袤的大草原所出现的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对草原地理环境的形象描绘，而江南则是“小桥流水人家”式的秀美景致，两种不同环境所造就的文化气质各不相同，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北人豪爽，失之粗；南人文雅，失之伪”。地理环境之影响文化风格，这是经典作家们早就认识到了的，马克思说：“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它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需要自然也就不同”（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4页。）“人的需要的增减取决于人所处的气候的严寒或温暖，所以不同国家的居民必须从事的各种职业的比重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别的程度只有根据冷热的程度才能断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2页。）这是十分精辟的论述。生活在冰天雪地的爱斯基摩人的文化，显然与赤道几内亚地区的文化有着天壤之别。因此，以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草原游牧文化，农村农耕文化，海岛渔猎文化等类型。由于在地理环境影响下所产生的文化类型不同，因此在历史上常常出现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记载了北方匈奴族与中原汉族围绕着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而进行的辩论和产生的偏见，匈奴族认为汉族拘于一地，生活不自由，汉族认为匈奴族“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生活不稳定。两个民族都从自己的文化本位出发，去看待别人的文化，这必然会出现本位偏见，必然会产生对另一方的诋毁、攻击、谩骂，进而产生冲突。但是，地理环境仅仅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不是文化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否则，就很难解释在距今4000～5000年前后，在大体相似的地理环境中所出现的尼罗河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和华夏文明，这些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古代文明，正是在各自的地理环境独立创造的文明事实，从来没有谁影响谁的问题。
民俗文化圈形成的另一个因素是民族文化成份，它是民俗文化圈的文化背景，对整个问题的理解，有从生产方式着手的，他们分成采集文化，狩猎（包括渔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各自形成不同的文化圈。一般来说，把靠野生动植物为生的民族文化，称之为采集狩猎文化，我国北方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就属于这种文化类型。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这种文化类型属于人类最古老的文化阶段。通常又将它分为游动式采集狩猎文化和定居式采集狩猎文化。采集狩猎的生活环境相当恶劣，大部分都是在北极冻土地带、热带雨林和干旱山区。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下，生产工具很原始，其生产需要广大的土地空间，结果导致人口密度很低，也就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他们对自然有着很强的依附关系，因为自然环境随着季节变化，生活资源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采集狩猎民普遍盛行狩猎礼仪和巫术信仰，相信至高无上的神，相信万物有灵，甚至每一个部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和相应的禁忌。目前，从亚州大陆到美州北部这一十分辽阔的区域内，依然残存着古老的采集狩猎民族。生活在这一民俗文化圈的人们，其民俗生活对自然的依赖性也很强，其衣食住行等生活内容都基本取诸自然。游牧文化主要是饲养牛、羊、鹿、骆驼、马等大型群居动物，这就要求家畜群随着季节的变化移动游牧，逐水草而居。世界上游牧民族文化的分布地区，仅占陆地总面积的1/10，人口总数约3000万。游牧民族驯养的牲畜是根据自然环境的不同而不同的，主要有北极的驯鹿，中亚大草原上的牛、马、羊、牦牛，阿拉伯和北非撒哈拉地区以骆驼为主，东非主要是牛，其中马的生态分布区最广，几乎在所有游牧民族中都驯养。形成了遍布于世界各地的马文化丛，骑马民族文化曾出现过庞大的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游牧有南北移动形态和随季节变化的山地垂直移动形态，我省藏区的移动形态属于后者。游牧民族的骑马风尚产生了特有的机动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很快发展成为强有力的征服他人的大国，蒙古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是典型的草原帝国。农耕文化圈是以锄耕和犁耕进行农业生产的一种文化形式，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次飞跃，也是一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在锄耕和犁耕两种形式中，前者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以及亚马逊河流域，后者则主要分布于东非、美洲、中国、日本、朝鲜等地。很多的锄耕民族生产力非常低下，生产方式很原始，大多数人不知道使用金属工具，而犁耕民族
相对先进，知道以牛犁地。农耕民族的农耕礼仪十分发达，由于自然力对农作物丰收与否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伴随着定居与村社组织的扩大，对自然的依靠性就更强，出现了好多对自然崇拜的宗教礼仪，其文化生活也十分丰富。
以上是从生产方式入手对民族文化进行分类的，以上几种文化类型在我国历史上几乎都存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基本属于采集狩猎和游牧文化，还有个别如赫哲族属于渔猎文化，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人口增长速度快。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汉族之间经常性的发生冲突，比如匈奴之于汉朝、突厥与吐蕃之于唐朝、蒙古之于宋朝、满族之于明王朝，甚至蒙古族与满族在大约200多年的时间中，相继建立了元朝和清朝，但是由于这两个民族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不同，统治的时间自然也就不同，蒙元王朝将国人分成蒙古人、色目人、南人、汉人四等之外，极力排斥汉文化，最终在近90年的时间里在汉文化的强大渗透之下，节节败退，直至漠北。军事上的征服者，最后变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而清王朝则积极鼓励八旗子弟努力学习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因而其统治时间持续了近300年，这就应了一句英国民俗学家班妮(Burne)女士的话：“统治国对隶属民族找到了一种较善的统治法”（《民俗学手册》）。两种不同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导致了不同的统治结果，足见文化之于国家统治所起的作用。除此之外，民族文化成份还可以从族群群体文化的角度划分，按照这个方法，大致可将中国文化划分为4个文化带，即阿尔泰文化带、黄河流域文化带、江汉流域文化带，百越文化带，每个文化带又由若干文化圈组成。其中阿尔泰文化带由突厥文化圈、蒙古文化圈和通古斯——满文化圈组成；黄河文化带由秦汉文化圈、西夏文化圈、晋文化圈、齐鲁文化圈和燕赵文化圈组成；江汉文化带由巴蜀文化圈、荆楚文化圈、苏南苏北文化圈、闽渐文化圈等组成；百越文化带则由岭南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民族构成。在青藏高原地区还有羌藏文化圈。所有这些文化圈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华夏文化圈，由此也可以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多元一体的，凡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民族都对中华文明的创造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做为中华文明创造者的主体民族文化即汉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大的辐射作用。在东北地区，这种辐射作用是通过中原汉族的“闯关东”来实现的，在西北地区，是通过“走西口”和“丝绸之路”实现的，西南地区，是通过“唐蕃古道”和“入川”实现的，东南地区，则是通过“下海”实现的。历史上的汉文化就是通过以上几个渠道实现了向四方辐射的功能，并在长期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冲突、交流、融合、吸收中，才形成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
整体文化。
形成民俗文化圈的历史沿革成份是历时的纵向的，比如秦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文化、隋唐文化、宋辽文化、蒙元文化、明文化、清文化等。同时，在研究民俗文化圈的历史沿革成份时，不能够忽视民族迁徙史、民族战争史，以及民族文化交流史。
民俗文化圈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是本文化圈中的每个个体对传统习俗文化实践的总和，它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一个民俗文化圈一旦形成并定型，便显现出区别于其它文化圈的文化个性或文化风格，并且形成比较稳定的特性。比如我们中华民族农业文化的和谐内向的风格，南亚次大陆宗教文化的神秘空幻色彩，大西洋及地中海沿岸各国海洋——商业文化的拼搏与开拓精神，亚欧大陆腹部草原游牧文化的粗犷剽悍和狂放不羁的气质，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和矜持性格，日尔曼民族的思辨精神和理性思维，日本大和民族的尚武精神以及中国人民中庸淳厚的民族性格，都是在长期的本国民俗文化圈中形成并定型的。黑格尔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和，山势使人离”（注：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24页。）。我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也说道：“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注：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世界上的海洋民族如希腊、罗马、瑞典、丹麦、挪威、英吉利、日本等国家，长期依靠海运之便，使其商业经济发达迅速，便使人们向海外拓展，因此其文化心理属外向型，其文化系统处于一种动态和开放的状况。这种现象与中国等内陆型国家的封闭与保守恰恰成显明的对比。
每一个民俗文化圈是该文化圈中每个个体内化了的习俗构成的外在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是在不断的文化整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体系一经形成，便对该文化圈中的每一个成员发生影响，并形成一定的文化类型或人格类型。社会学家约翰·杜威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出生于其中的民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比民俗作用问题更令我们有责任去理解了。”（注：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由此可见，一个民俗文化圈对每个人成长和人格形成所起的作用。
由于每一个民俗文化圈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所以不同文化圈之间或者不同文化集团之间产生偏见是难免的，每一个民族或个体成员总是从各自的文化本位出发，去看待或处理别的民族文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是这种文化观念的必然结果。世界上人们对犹太人素有偏见，往往说：“犹太人鼻子为什么那么大，空气不要钱”，以诋毁其好利，其实世界上的大鼻子人多的是，为什么偏偏要说犹太人呢？关键问题在于人们对犹太人固有的偏见。有这样一个故事：著名诗人海涅是犹太人，有一次一位旅行家想在大庭广众之中戏弄他，那人说他一次去一个小岛旅行，使他大开眼界，这个岛上居然没有犹太人和毛驴。没想到海涅不动声色地说：看来你和我一起去那小岛，才会弥补这个缺陷。由此可见，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之深，二战中几百万犹太人死于野蛮屠杀，与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乃至仇恨不无关系。在墨西哥的民俗文化中，认为蒙特利人特别吝啬，其吝啬程度比文学作品中的阿尔巴贡、泼留希金、葛朗台、严监生更胜一筹，说：谁死在蒙特利的话，他仅仅被埋至脐段，这样就省了块墓碑的钱。其实蒙特利人并非吝啬到连给死人一块墓碑都立不起，主要是诋毁其吝啬。同样，生活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的瑞典人和挪威人之间也有这样的偏见，瑞典人说挪威人是没有头脑的瑞典人，挪威人反唇相讥，说瑞典人只不过是没有头脑的挪威人（注：阿兰·邓迪斯《世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63-64页。）。这种民族之间，人际之间的偏见同样发生在我国，战国时期，晏子使楚，楚王欲辱之，派人与之饮酒之际，缚一人从前过，楚王问是何人，因何缚之，答曰：“齐人也，坐盗”。楚王侧问晏子：“齐人固善盗乎？”答曰：“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水土使然也，齐人在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齐民善盗乎？”（注：《晏子春秋》。）杜佑在论及古雍州风俗时，分出两种情况，秦中关辅一带由于秦汉以来迁入大量六国贵族、豪强巨富，移民较多，所以有“五方错杂，风俗不一”的特点，而西北诸君，“安定，彭原之北，汧阳、天水之西，接通胡戎，多尚武节”。巴蜀之区属于古梁州，那里“土肥沃、无凶岁”，因而“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山东之人，性缓尚儒，仗气任侠”、“山西土瘠，其人勤俭”，“荆河之间，……趋利而纤吝”，“青州古齐，……人情变诈，好行机术”，“邺郡，高齐国都，浮巧成实实在俭”（注：杜佑《通典》卷181、182页。）。由此可见，民族之间、集团之间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特点，偏见自生，古已有之。
时至今日，世界上种族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集团之间，仍然存在着偏见，影响较大的当属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奉行的一贯立场即种族不论肤色，国家不论大小，经济不论贫富都一律平等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民族平等政策是十分明智的政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士的普遍赞赏。
收稿日期：2000-07-05；修回日期：2000-07-20
标签：人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