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合理性的判断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居民收入论文,我国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6-0051-09 近年来，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消费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学者们将研究视野投向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重点关注了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居民收入份额下降现象，着重对居民收入占比变化的真实幅度和降低原因进行了深入考察，试图以此回答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是否存在资本侵占劳动或政府收入侵占劳动的情况，并对其作出科学解释。然而，对于我国居民收入占比是否过低，是否应该及时扭转当前趋势，学者们并未给出坚定、明确的回答，从而就更不可能得出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占比的合理区间，使得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政策缺乏理论和操作依据。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学界始终没有构建起判断我国居民收入占比的科学标准。 在已有研究中，对我国居民收入占比是否过低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基于对居民收入占比下降带来负面影响的担忧，认为应该扭转该趋势。例如，蔡昉(2005，2006)指出，1998年到2003年间资本收入份额逐年上升，势必导致收入分配不均。[1][2]世界银行的库伊斯(Kujis，2006)和汪同三(2007)都认为，劳动收入份额及居民收入占比降低影响了消费增长。[3][4]白重恩(2013)则认为，如果居民收入太少，投资率就会太高，影响效率。[5]第二，基于与其他国家居民收入占比的比较认为，我国劳动报酬占比过低。例如，罗长远等(2009)指出，与世界大多数国家55%—65%的劳动收入占比相比，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份额太低。[6]肖红叶等(2009)通过与戈林(Gollin，2002)调整后的跨国数据[7]比较也指出，中国居民收入份额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8]然而，对此判断，白重恩等(2009)则指出，在做出这一论断前，必须要解决要素分配份额跨国比较时的可比性问题，从而对简单采用国际比较的判断提出了质疑。除了要素份额的可比性之外，发展阶段的可比性更为重要。[9]第三，基于理论和实证得出的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结论。关于居民收入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学界存在多种不同观点：一是早期的卡尔多(Kaldor)典型事实认为，要素收入占比是稳定的。[10]然而，上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事实，对卡尔多典型事实提出了挑战，迫使学者们沿着劳动报酬占比决定的方向寻求对现实的理论解释。[7][11][12]二是认为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同向变动。[14][15]这与李稻葵(2007)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他指出，美国和英国1935年至1985年间，劳动份额是缓慢上升的，基本上保持在65%至80%之间。[16]联合国的数据也表明，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大多国家的劳动份额都会保持在70%至80%左右。以此为依据，认为我国的劳动份额过低。三是认为劳动份额在经济发展中呈U型变动规律。李稻葵等(2009)指出，在经济发展中，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呈现U型变动规律，转折点约为人均GDP6000美元(2000年购买力平价)，肯定了先前我国劳动份额下降的合理性。[17] 可见，由于标准的缺失，导致了学者们在我国居民收入占比是否合适问题的判断上出现矛盾或者不置可否，从而使得通过提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居民收入占比，缩小收入差距和提高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缺乏理论依据和数量标准。 本文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与经济发展阶段，尤其是与工业化进行关联研究，试图运用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动经验，总结出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居民收入变动的一般规律，从而判断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居民收入占比变动的合理性和存在的问题，为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依据和时空数量标准。 二、参照系及数据的选取与依据 我们探究工业化进程中居民收入占比中国标准的基本思路是，选用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居民收入占比变动的经验数据，总结出工业化不同阶段居民收入占比变动的一般规律。通过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发展对等阶段的对照，得出我国工业化进程不同发展阶段居民收入占比的数量区间。 这里的关键是，为什么选取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居民收入占比变化数据来得出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居民收入占比的评判标准？对此，我们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1.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是完成了工业化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有加快推动工业化发展，实现赶超的历史任务，其工业化进程表现出不同于先发国家的规律和路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追赶的过程中，都顺利完成了工业化，先后成为发达经济体。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期阶段，并将于2020年左右完成工业化，作为后发国家，我国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具有相似性。 2.在工业化过程中，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经历了经济转型。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曾经面临经济转型的压力和要求。具体表现在：第一，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曾经表现出明显的投资主导特征。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过程尤其是重化工业化阶段，具有很高的投资率，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在工业化后期阶段，才逐步转向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比如日本自战后恢复至1973年工业化结束，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高于其他时期，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才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加快经济转型。第二，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工业化过程中经历了能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外部环境变化。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过程中，先后爆发了1973年和1978年两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并因此带来了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迫使经济逐渐转向创新型和知识密集型经济。我国当前也处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转型期，工业化的路径和外部条件变化有很多相似之处。 3.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工业化时期都经历了20—30年的高速增长。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工业化进程与其高速经济增长时期非常吻合，日本1956—1973年的18年间，年均增长率超过9.2%，韩国1963年到1991年近3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6%，台湾地区1961年到1989年近30年间，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9%，而该时段也恰恰是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且从目前的发展基础和空间来看，也很有可能在工业化完成前持续保持较高速增长，体现出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类似的增长特征。 4.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同属亚洲，具有文化上的相似性。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对一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具有约束性。我国与日本、韩国同属儒家文化，与台湾地区更是属于同一文化，文化上的同一性就决定了价值判断的相似性，从而导致工业化路径和社会习惯的趋同性。 在数据的选取上，我们使用了日本1955—2000年、韩国1972—2010年，台湾地区1965—2004年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各国(地区)统计年鉴和各国(地区)银行数据，时间跨度涵盖了他们工业化的全过程或者大部分过程，以及后工业化阶段。该时间段可以清晰刻画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工业化不同阶段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动规律。 为了增强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可比性，我们采用陈佳贵等在《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中的方法，运用人均GDP、三次产业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在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中的比重、城市化率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五个指标，测算工业化指数，划分工业化发展阶段。在比较研究中，考虑到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相对较早，在比较中时间跨度较大，为便于比较，我们将陈佳贵等在测算我国人均GDP水平时采用的汇率—购买力平价平均方法修改为汇率换算，并使用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①。 三、后发经济体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动特征 (一)日本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动特征 日本经过短暂的战后恢复，1955年左右重新开始工业化进程，当时工业化指数为41，1974年工业化指数达到99，完成工业化，此后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与之相对应，日本居民收入占比变动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见图1)： 第一个阶段：1955—1961年，工业化指数为41—69，居民收入占比在波动中缓慢下降，从最初的46.2%下降到44.9%，工业化指数超过50后，有过短暂上升，但很快下降。 第二个阶段：1962—1970年，工业化指数为71—92，居民收入占比上升较快，从44.9%上升至50.3%，上涨约5个百分点，稳定在50%左右。 第三个阶段：1971—1975年，工业化指数为93—100，工业化基本完成，居民收入占比快速上升，从50.3%上升至63.5%，上涨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 第四个阶段：1975年以后，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居民收入占比再次稳定在60%—65%区间，虽然有个别年份突破65%，总体上来看基本徘徊在65%上下。 日本居民收入占比的这种变化表明：工业化中期，居民收入占比在波动中缓慢下降，基本低于50%；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居民收入占比较快上升约5个点，保持在50%左右；工业化进程基本结束时(工业化指数93以后)，居民收入占比才出现较大幅度上升，上升幅度约10个百分点；后工业化阶段，居民收入占比进一步上升约5个百分点。
图1 日本工业化及后工业化时期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所得。 (二)韩国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动特征 韩国1963年左右开始工业化进程，1972年韩国工业化指数为12，到1998年韩国工业化指数达到99，完成工业化，此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韩国居民收入占比变动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见图2)。 第一个阶段：1972—1980年，工业化指数为12—49，居民收入占比表现为较快上升，居民收入占比从32.9%上升到39.9%，该阶段增长幅度最高超过8个百分点。 第二个阶段：1981—1987年，工业化指数为49—77，居民收入占比小幅波动并稳定在40%左右，波动幅度很小。 第三个阶段：1988—1991年，工业化指数为80—88，居民收入占比再次较快速增长，突破40%，并稳定在46%左右，上涨约6个百分点。 第四个阶段：1992—1996年，工业化指数为93—97，进入工业化尾声，基本完成工业化，居民收入占比小幅上涨，从45.8%上升至47.6%，上升不足两个点。 第五个阶段：1997年至今，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居民收入占比略有下降，并稳定在42%—47%区间内。 相对而言，韩国居民收入占比的整体水平较日本偏低。韩国居民收入占比变动表明：由于韩国居民收入占比的初始水平较低，工业化早期韩国居民收入占比以较快速度上升至40%左右；工业化中期阶段，韩国居民收入占比保持在40%左右；工业化后期(工业化指数80以后)，韩国居民收入占比再次较快上涨，稳定在46%左右；后工业化阶段，居民收入占比稳定在42%—47%的区间。
图2 韩国工业化及后工业化时期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韩国银行统计数据计算所得。 (三)台湾地区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动特征 我国台湾地区1961年左右开始工业化进程，1966年台湾地区的工业化指数为12，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1997年工业化指数达到97，基本完成了工业化②。台湾地区居民收入占比变动主要分为五个阶段(见图3)： 第一个阶段：1966—1972年，工业化指数为12—39，居民收入占比缓慢增长，从37.4%增长到42.1%，增长幅度不足5个点。 第二个阶段：1972—1982年，工业化指数为39—64，居民收入占比较快增长，从42.1%快速增长到50.9%，增长约9个百分点。 第三个阶段：1983—1986年，工业化指数为66—76，居民收入占比保持平稳甚至略有下降，基本保持在50%左右，1986年下降至48.2%。 第四个阶段：1987—1995年，工业化指数为78—94，居民收入占比较快速上升，从1986年的48.2%上升到1995年的58.7%，上升10个点左右。 第五个阶段：1995—2004年，工业化指数为94—99，工业化基本完成，居民收入占比有所下降，从58.7%的高点下降至2004年的52.1%。 我国台湾地区的居民收入占比变动表明：由于工业化早期居民收入占比初始状态较低，台湾地区居民收入占比较快增长，上升至50%左右，并在工业化中期保持在该水平；工业化后期(工业化指数76以后)，居民收入占比较快速上升约10个百分点。
图3 我国台湾地区工业化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台湾经济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四、工业化进程中居民收入占比变动的一般规律 (一)工业化进程中居民收入占比的一般规律 在工业化进程中，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由于居民收入占比初始水平较低，工业化早期均表现为缓慢或较快上升。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重点考察工业化中期阶段以来的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动规律。工业化中期以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居民收入占比变动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具体表现在(见图4)： 第一，工业化中期居民收入占比缓慢上升后有所下降，加速之前均低于50%。 第二，工业化后期，即工业化指数位于70—80区间时，居民收入占比加速上升，上升幅度约为5个百分点，并维持在50%左右。日本居民收入占比自工业化指数71时加速上升，从45%上升至50%左右，直到工业化指数为92时，均保持在50%左右。韩国居民收入占比自工业化指数80时加速上升，从40%上升至45%左右，直到工业化指数97时，均保持在45%左右。我国台湾地区居民收入占比自工业化指数78时加速上升，从48.2%最高上升至58.7%，上涨幅度较大，但是与日本和韩国相比，工业化后期以后台湾地区工业化进程最为缓慢，在工业化指数94以后，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至52%，表现出向50%回归趋势。回顾美国的工业化进程，1929—1951年美国居民收入占比也基本稳定在50%左右，1951—1970年才快速上升，也表现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非常类似的变动趋势。 第三，工业化尾声(工业化指数90以后)，居民收入占比出现分化。日本居民收入占比上升速度较快，工业化完成时达到63.5%，上升幅度超过10%；韩国居民收入小幅上升后下降，最高达到47.6%，上升幅度不足3%。
图4 工业化中期以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居民收入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局网站数据、韩国银行统计数据和中国台湾经济年鉴数据计算整理。 (二)工业化进程中居民收入占比变动规律的原因 居民收入占比之所以表现出在工业化早期和中期，居民收入占比较低，进入工业化后期，居民收入占比加速上升的规律，可能的原因在于： 第一，工业化早期和中期，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工业化早期和中期，农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本相对短缺，因此，在收入分配中倾向于资本的分配方式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如果工资收入增长过快，将会影响工业化进程。各经济体工业化早期和中期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企业偏向，与该理论十分吻合。而我国台湾地区工业化长时间徘徊在尾声，很有可能与在工业化后期居民收入占比过快上涨有关，从而迫使居民收入占比下降，回归至50%附近。随着城市化率不断提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短缺程度发生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也随之变化。 第二，劳动力短缺状况的影响。随着工业化不断推进，大部分经济体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从而使得工业化后期工资增长迅速，带动了居民收入占比快速上涨。日本和韩国居民收入占比加速上升时期，其城市化率分别高达77%和89%，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与日本、韩国相比，台湾地区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然而到其居民收入占比加速上升时期，其城市化率也已经达到65%。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很有可能是工业化后期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的主要原因。 第三，经济转型的影响。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工业化均采取了外贸导向型发展战略，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外贸快速发展，从而带动经济快速发展，但随着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不断上涨，三个经济体无一例外地都进行了经济转型。日本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实现技术立国”的总目标，我国台湾地区则通过推动产业升级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等进行经济转型，这些政策的实施均带来了居民收入占比上升。 第四，人力资本不断提高的影响。日本二战后通过一系列措施迅速恢复了教育发展，到197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8.7%，1980年高中阶段入学率超过90%。韩国通过加大教育投入等也取得了快速发展，到1980年，高中入学率达到63.3%，1970—1990年，高等学校人数增长了6.4倍。同样，我国台湾地区教育发展也非常迅速。1984年，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足15%，到1991年上升至32.4%，90年代中期进一步上升至50%以上。教育的快速发展大大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使得居民收入提高成为可能。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可提高劳动生产率43%，初中毕业可提高108%，大学毕业可提高300%。 五、工业化进程中居民收入占比规律在我国的应用 (一)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变动的合理性判断 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变动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③(见图5)： 第一个阶段：1985—2007年，工业化指数为16—45，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尤其是2004年(工业化指数为35)之后，居民收入下降幅度较大④，从1985年的53%下降至2007年的39.7%，下降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 第二个阶段：2007年至今，工业化指数为45以来，居民收入占比短暂快速上升后，稳定在45%左右，2012年工业化指数达到58时，居民收入占比为45.6%。
图5 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变动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最大的不同在于，我国居民收入占比的初始水平较高。比如，我国工业化指数为16时，居民收入占比高达53%—53.4%，而韩国和台湾地区工业化指数分别为20和17时，居民收入占比仅分别为33.2%和37.7%，远低于我国水平。这就决定了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不断上升趋势相反的变动特征。根据上述得出的工业化进程中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动规律，我国居民收入占比的阶段性下降，属于回归合理区间，一定程度上与工业化早期和中期收入分配的资本倾向相一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降，到工业指数为42左右(2006年)时，除了比韩国同等工业化水平时稍高外，均远远低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到工业化指数为45时，甚至降至与韩国同等发展阶段的水平(见表1)。可见，与其他后发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接近工业化中期时的居民收入占比的确过低，应该有所提高，因此在工业化进入到中期阶段之前，我国居民收入占比有较大幅度提升，是符合工业化进程中居民收入占比变动规律的。
(二)未来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变动的时间和空间标准 2009年，我国工业化指数达到50，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13年工业化指数增长到57，相当于日本1959年(工业化指数为59)、韩国1983年(工业化指数为58)和我国台湾地区1979年(工业化指数为55)的工业化发展水平，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此时，我国的居民收入占比为45.6%，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分别为48.1%、39.9%和49%，我国居民收入占比仍相对偏低约3个百分点。 在该工业化发展阶段之后，直到工业化指数达到80，日本和台湾地区居民收入占比基本保持在50%左右，日本最高达到49.1%，台湾地区最高达到52.9%，韩国居民收入占比一直偏低，最高达到41.5%。从我国当前居民收入占比变动趋势来看，更有可能与日本和台湾地区变动趋势相一致，根据这些国家和地区居民收入占比变动的一般规律，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在工业化指数达到80(根据当前工业化进程估算，约为2020年左右)时，可能会稳步上升至50%左右，并稳定在该比值上下，上升空间约为5个百分点。 即使考虑到当前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环境成本等上升的国际环境，以及经济转型的需要，由于2013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53.7%，远未达到引起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的城镇化率65%—70%的劳动力短缺临界点。从这个意义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在工业化中期至末期之间稳定在50%左右是合理的。 从工业化指数80到工业化完成，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当工业化指数达到95，接近完成工业化时，其居民收入占比基本都增长了5个百分点左右，日本达到55.1%，韩国达到45.9%，台湾地区经过较高速上涨后也回归至54.7%，此后他们的居民收入占比变动出现分化。按照该变动规律，我国2030年接近完成工业化，居民收入占比较2020年将进一步有5个百分点左右的上涨空间，达到55%。 (三)提高我国居民收入占比的政策建议 根据我国未来居民收入占比变化的时空标准，在工业化中期的后期阶段和工业化后期，居民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有限，既要确保居民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福利，也要确保工业化顺利推进。要实现这种均衡，就需要做到： 第一，完善工资形成机制，促进工资合理上涨。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工工资基本按照生存工资法则确定，从而导致农民工工资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十余年时间内几乎保持不变，如果考虑物价因素，甚至有所下降，影响了农民工就业的积极性。随着经济增长和劳动力结构变化，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逐渐转向市场议价，工资水平有所上升，但当前的工资形成机制仍然很不完善，急需建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和纳入农民工保障等的工资形成机制，确保工资合理上涨。 第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税制改革，减轻企业负担。在工业化进程中，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政府收入比重均表现为相对稳定，并有小幅下降，居民和企业收入此消彼长，而我国却表现为小幅上涨，如果将各种行政性收费等也计算在内，政府收入比重上涨更为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将进一步压缩企业利润空间，阻碍资本积累从而工业化顺利推进。这就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并通过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范围等税制改革，减轻企业负担，向企业让利。 第三，提高城市化质量，提升劳动力供给意愿。2013年我国按照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仅仅为36%，远远低于按常住人口测算的城市化率，城市化质量不高。农民工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同等公共服务，城市融入度低，并带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一系列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意愿，在当前劳动力年龄结构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导致过早表现出“刘易斯拐点”迹象，产生工资上涨压力，增加了工业化推进难度。这就要求有针对性地解决压抑劳动力供给意愿的问题，提高城市化质量。 第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力资本水平有了较大幅度提升。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已经无法复制工业经济时代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路径，而必须在与发达国家竞争的情况下推进工业化，这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们与发达国家人力资本状况仍然存在较大差距，2010年美国25岁以上人均受教育程度为12.4年，日本为11.6年，分别比我国高出3.8和3年。因此，加快教育发展，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水平，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为企业留出工资上升空间非常必要。 第五，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转型。随着工业化推进，我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生态环境压力，原有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制造业附加价值，使得工资上涨和工业化持续推进得以同时进行。 ①参见陈佳贵等：《工业化蓝皮书：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②但由于城市化率的影响，台湾地区的工业化指数处于徘徊状态，到2004年时仍未能达到100。 ③由于我国以前工业化程度较低，我们从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开始考察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变动情况。 ④根据学者们的考察，之所以2004年以后居民收入占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在于统计口径的调整。具体参见白重恩等(2009)、罗长远等(2009)和肖红叶等(2009)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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