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体育比较看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育论文,发展趋势论文,中西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文化研究热潮中，中、西体育文化都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对二者进行比较的成果多见。但是，有关研究者的眼光大多局限在二者的区别与差异，对其同一与趋合较少注意。这一倾向目前正在发生转变。1996年9月在我国广东顺德举行的国际体育史论文研讨会即以“东西方体育的交融”为主题，体现出对当今世界体育发展趋势。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武术、气功等在世界的健身、娱乐、养生文化中日渐显示出无可替代的独特功效，中国也掀起了全民健身高潮。于是，如何在中、西体育的比较中凝炼出具有独特价值的体育理论、方法为中国所用，成为研究中国传统体育发展趋向的一个重要课题。
笔者在阅读大量中外有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这一课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力图为当前我国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1 中西体育的差别
将体育视为一种文化，这本身就是体育研究的一大独特视角，它摆脱了以往“以教育观体育”的思维羁束，开辟了多层次、多方位研究体育的先河。中西体育比较研究的不断深化就反映了这一点。
以往对于中西体育差别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文化三层次理论为基本思路，对中西体育的思想理论层面进行比较。有文认为，中西体育在哲学思想、医学基础、审美观念方面有显著差异。中国传统体育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理论等之中，而西方体育在西方哲学重外在、分析，重与自然的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中医整体观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及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经验、直觉、模糊的性质，西方体育是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现代医学等的综合运用；中国传统体育重节奏、韵律、神韵、内涵、和谐美，重朦胧、抽象、含蓄美，西方体育阳刚的力量、速度之美，重外在、形体美。[1]这一观点强调了哲学、医学、美学对体育的渗透作用，但未能辩证地认识到体育对这些理论的反作用。如中国传统太极说与气功的气感有关，太极图来自气功的内视，“乾为首，坤为腹”来自气功的丹田现象。这是在考察体育的理论基础时不容忽视的，否则容易降低体育的理论价值。
二是对中西体育进行体育性质的整体比较。如李力研认为以中国传统体育为代表的东方体育是哲学体育，其实质是对宇宙的把握；西方体育则是一种物理体育，其实质是对生命的展现。[2]应该说，这一观点明晰地阐明了中西体育的特点，深化了人们对中西体育内在规定性的认识，为人们把握两者的地位、价值提供了较好的思路。伍绍祖认为中国气功、武术是辩证唯物论的，西方体育是机械唯物论的，并因此指出中国武术是高层次的，西方体育是低层次的。[3]这种观点牵涉到对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也有人称为经验科学）的评价和比较，应该说目前还难以定论。
三是从某些特殊的角度进行比较单一的比较。如惠蜀从价值观出发认为，中国传统体育通过身体锻炼来以外达内，由表及里，由形而下的身体有形的活动来促成形而上的无形精神的升华，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透射出十分明显的重人格倾向；古代希腊体育则重人体胜于重人格，注重人体本身的价值，更讲究从人体的培养上来考虑体育的价值，通过让人在肌肉的运动中，在各种力的交汇中去实现完美人体的塑造，进而实现理想的人生。[4]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这种对不同体育的价值观的比较具有重要意义。有人从认知模式和养生传统角度指出，中国传统体育认知是综合和整体性，西方体育是分析和专门性；中国传统养生模式是“内省”与“守道”，西方是“外察”与“守法”。[5]这种分析颇有道理。有人从宗教形态来看中西体育的差异，认为古代中国是一神和多神的矛盾不明显，而希腊则十分激烈，正是这不同的宗教特点导致“中国的宗教没能提供竞技体育独立需要借助的条件，而古希腊的宗教则具备了实现这一过程的条件”。[6]这种角度较有新意，给人的启发不小。日本学者汤浅泰雄从历史的观点，阐述了东方与西方对人体审美观以及对体育竞技的看法的异同，东方的思想及其身心训练法的传统是物质与精神不分，心身紧密相关，以禅的冥想、气功、太极拳、针灸、按摩（瑜伽除外）等为养生之道，注重自身的锻炼；而西方以鉴赏人体美为主（以古希腊的雕刻为代表），古罗马人与猛兽的格斗以给观众兴奋和刺激为目的。[7]这种对东西运动精神的比较较有说服力。还有人从理论和方法层面指出，中西体育在目的和检验标准，质量和效果方面有显著差别，“西方体育运动目的突出明显，检验标准严格而准确，规则使裁判能公平执行，实现对运动的检验评判”，中国传统体育的检验标准则“很少规范化、分类化、单一化”，“西方奥运会规模最大，所设的各单项成绩不断刷新，创造了有记载的世界纪录”，而“中国古代竞技运动只成为民间的流传和不准确的历史记载”。[8]这种比较体现出研究者对中西运动形态的细致考察。总之，对中西体育进行多个不同角度的研究，有利于在分析基础上达成对中西体育的综合和整体认识，它对于全面、细致地了解中西体育的异同具有积极意义。
客观地说，体育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很强，任何一方面的不同都可能导致体育形态的差异。不仅是哲学思想和理论的差异，而且是组织制度、运动方法的差异。正因为如此，研究体育文化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具有科学性和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中、西体育的差异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体育文化受地理、民族、时代等的影响和制约，而且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体育的民族特点、时代背景、地理环境以及中西体育特点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中国形成武术，西方产生拳击，两种不同的技击文化，其运动方法、方式，指导思想、文化渊源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需要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它可以将体育界研究者引向一个深入和宽广的知识领域，从而在人类大文化的宝库中挖掘出体育文化的宝藏，为中西体育文化的比较展现全新的视野。
2 中西体育的趋同
东方体育和西方体育都是人类共同的体育文化，是人类互相交往的结果。作为东方体育的代表，中国传统体育是黄河、长江文明孕育出来的，西方现代体育则是不列巅、美利坚等文化的产物，是古代希腊和意大利罗马体育文化发展的结果。目前，世界文化在互相开放和交往中日益趋同，中西体育也日渐走向融合。
中国传统体育在封建制度中存在和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形成相对独立和隔绝的体育文化，封闭性、伦理性、民俗性、宗教性、军事性较强。西方现代体育是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存在并发展的，呈现出竞技性、普遍化、个性化、娱乐化等发展趋向。这两种不同时代中产生和发展的体育在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逐渐消除了隔阂。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体育在被动与主动、自觉与不自觉中开始了与西方体育的冲突与交融。如今，西方的田径、游泳、足球等项目已成为中国体育的主要内容，西方体育中的平等竞争等观念也已日渐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体育（包括中国传统体育）。一部中国近现代体育史，实际上就是中西体育互拒互斥、互渗互融的历史。中国传统武术吸取了西方体育竞赛方式，形成了散手竞技，气功引入了现代科学理论，龙舟、风筝等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需求，这些中国传统项目成为中西皆宜的竞赛和活动方式，它逐渐得到西方人的接受和认可。这表明了中西体育逐步契合的趋势。
有研究者指出，以奥林匹克主义为主的西方体育观念“和平与友谊”、“平等地公平地竞争”、“体育为大众”、“重要的在于参与”等逐渐为中国传统体育所吸收。而中国传统体育中的伦理道德观、健康长寿观、自然养生观、形神相关论、动静相关论、人天相关观等构成的整体体育观也被西方体育不同程度地接受；中西体育在运动形式、方法与手段上也不断趋同，西方的摔跤、举重、拳击被中国接受，网球、橄榄球也被引入。[9]
旷文楠先生从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高度强调了中西体育的契合。他认为古老的中国“性命双修”的生命哲学与养生方法以其固有的特点与优点达到了与世界最新文化观念的契合一致，西方日益兴起的气功热、武术热就是两者契合的标志。[10]
有研究者通过回顾民族体育发展史认为，竞技性、娱乐性、健身护体性是体育项目发展传播的内部文化动因，移民迁徙、大众传播媒介、组织国际竞赛则是外部动因，上述六项因素也是促进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契合的因素。[11]
上述诸说分别从内容、趋势、动因三方面说明了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的趋同，应该说都是十分有见地的观点，也是坚持文化分析原则得出的结论。从文化的本质来看，世界上绝对没有完全封闭的文化，甚至于把世界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两个部分都有些武断。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它本来就是不断趋同的，不存在静态的、一成不变的文化，体育文化更是如此。当然，划分中西体育并对其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当前世界体育文化特点和不同体育文化个性的认识。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这种划分与差异，甚至把它绝对化，这样容易忽视人类体育文化的共性基础，夸大矛盾，看不到世界体育文化的趋同倾向。值得高兴的是，文化界的文化优劣绝对论对体育界影响较小，在探讨中西体育文化的特点时，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二者无明显的优劣之分，只有个性不同，而且两者趋同的趋势不可避免。这是体育文化论中比较客观的观点。它对于我们站在世界体育文化的角度认识中西体育都是有益的。
3 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趋势
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和发展是当前世界文化的一大课题，体育文化也不例外。众多的中西体育比较论者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关注。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体育应顺应“世界一体化”体育文化发展趋势，克服单向发展，发挥传统体育习惯性、健身性、民俗性、娱乐性等优势，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因地，因人，因时制宜开展传统体育，运用竞赛机制培育传统体育活动专门人才来推动传统体育的发展。作者最后总结说：“趋同、求导、融合、发展是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趋势”[12]这一观点比较现实，对于发展当今的中国传统体育有一定的理论和战略意义。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体育应该向世界进发，甚至进入奥运会。一是举国上下都应把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两个战略”的一项大事来抓，既要有长期规划，又要有近期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向世界，打入奥运会。二要在民族传统体育中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三是要把民族传统体育走向世界与振兴中华联系在一起。四是要充分发挥竞赛杠杆的作用，推动普及，促进提高。[13]这种观点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它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感召力，但从体育价值的多元性来看，将中国传统体育大力地推向世界赛场没必要也不可能，体育不光有竞技，还有娱乐、健身、自我实现等多种价值功能。一个国家体育发展的水平不是只看她为奥运会贡献了多少体育项目，保持自己体育的传统和民族特色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当今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提倡体育的国际化与民族化统一的原因所在。
有人在探讨中华传统体育的特性后提出了对传统体育发展趋向的看法。认为今后应重视更新观念，发挥传统体育的主体意识，在工业——计划商品经济社会大环境中把握发展趋势，加强传统体育的科学研究、管理，处理好继承和借鉴的关系。传统体育应走开拓型、外向型、多元化的发展道路，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工作，把弘扬民族体育与学习借鉴结合起来，把民族性和国际性融合起来，为世界体育文化宝库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向世界展示出中华民族新的精神和气派。[14]这一论点对于制定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政策有借鉴意义。
美国现代化学者M.列维将世界现代化类型划分为早发内生型与后发外推型两种，前者以英、法、美为代表，后者以俄、德、中为代表。这种划分既突出了后进国家步入现代化的自我因素，又摆脱了以往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是“西化”的偏颇观点，因而得到不少研究者的认可。中国作为一个较晚迈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其传统体育的现代化不应也不可能是“全盘西化”，而应在与西方体育的对比中凝炼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综合以上对中西体育异同进行的比较和分析，我们认为，当前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应从下列四个方面着手。一是科学化。包括运动手段、方法、规则、理论基础等，力求能为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所理解。二是规范化。包括组织和管理制度、法规体系等，力图形成完善的教育、培训、竞赛保障体系。三是社会化。包括组织形式、范围、价值趋向，力争形成社会办体育的机制，注意体育活动的灵活机动、适应不同条件的群众等。四是国际化。包括举行世界性的赛会（也可作为国际商贸、旅游等的一部分）、输出运动员和教练员，在国外设立培训机构等。当然，这些过程不是单一的，也不会有严格的先后顺序，而是一个综合的系统过程。这或许可以称为中国传统体育的现代化过程。中国传统体育将在此过程中逐步成熟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