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的几个观念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国际问题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有些同志结合学习邓小平理论提出，国际问题研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但又不能轻易改变或修正某些基本原则和看法。这就引起了对于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的几个观念问题的热烈讨论，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下面也就此谈一些个人意见，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一、时代问题（注：关于时代问题，我从1986 年起就不断发表过一些论述，如1987年时事社印发的《论和平与发展时代》、198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基本问题》中的《我们所处的时代》等，请参阅。）
作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重要组成部分。列宁认为，只有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认清世界形势的发展趋势和各国的具体特点，也才能正确制定我们的策略。所以对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作出科学论断，就揭示了当代世界的根本变化、主要趋势和突出矛盾，提出了制定我国现代化建设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基本前提，也成了我们观察国际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20世纪大致可分为两段。前半期为战争与革命时代，即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后半期是和平与发展时代。50年代中期以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走出高潮，再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世界经济和科技得到空前发展。这就标志着世界性战争与革命周期基本结束和新时代的到来。但是由于我们（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念，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而是对内搞“继续革命”，对外推行世界革命路线，在很长时间仍处于临战状态。结果吃了大亏，经济发展落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例如日本，它的经济总量1955年只有我国的1／2多一点，到1980年却已是我国的4倍。 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正是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和分析总体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和平与发展时代在冷战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各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看，它的跨度可能延续到下世纪中叶甚至更长。这期间由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各国的兴衰分化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将会更快，但作为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却会保持总体上的稳定。这就使我们对今后（起码15—20年）的国际形势可以有以下一些大致的看法：
1.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局部战争仍难避免。但是，第一，影响有限，还越来越表现为内战形式；第二，规模和数量还在缩减，像中国解放战争那样的内战和朝鲜、越南和海湾那样的国际战争；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了。所以美国连打两场局部战争的战略都在调整，更重视对付所谓非对称性威胁。
2.包括大国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都把维护和平与发展经济作为主要的政策取向，寻求利益共同点和避免发生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相互关系已基本上摆脱“零和游戏”规则，进而认为其他国家以至对手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稳定符合本国利益。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不会再出现世界范围的紧张局势和大规模的军备竞赛。某些大国增强军备和研制敏感武器，主要还是着眼于提高国际地位。
3.世界经济继续得到较快发展，但重点已逐渐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高，形成知识经济。科技的突飞猛进和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正在推动着一场意义重大的产业革命，将把人类社会带进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这不是说发展会一帆风顺，反复和动荡仍不可避免。例如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就可能引发世界性经济衰退。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改变发展的基本趋势。
4.以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形式。多数国家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都把经济外交和经济安全置于首位。外交的主要任务不只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更重要的是争取对发展更有利的国际条件和维护经济安全。
5.日趋激烈的竞争加剧了不平衡发展和优胜劣汰的过程。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分化，国际上不断在重排座次。在经济和技术等发展条件上，发展中国家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作为整体，它们的发展速度仍将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克林顿在他访华前的演讲中说：“据预测，在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率将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的3倍。”到那时， 一些人口大国在经济总量上和一些小国在经济水平上，有可能分别接近和赶上发达国家，例如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就可能赶上日本。另外也有不少国家（国家数目多但人口比重小）可能进一步落后，个别的甚至可能被“开除球籍”。发达国家也会有些沦为发展中国家。南北分界将出现重大变化，但笼统说南北差距继续扩大是没有根据的。
二、现代资本主义问题
现在人们已不大使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并不是偶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本身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由传统资本主义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有了一些带有本质性的新特点，成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重要因素。这是观察当代国际问题必须考虑到的。
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的危机，使资本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大有不能再照旧维持下去之势。摆在它面前有两条路，或进行自我扬弃或走向死亡。国际共运的重大失误就在于一直坚持后一种可能，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内外因素会推动它用改良和改革的手段来进行自我扬弃。外部因素主要有二：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先后在一些国家的确立，对资本主义既形成压力（为盛行一时的多米诺理论），也提供了启示（如福利制度和计划经济）。二是民族独立运动胜利和第三世界兴起，堵塞了它们瓜分殖民地和进行武力扩张之路。当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使它必然走改革与调整之路。历史还证明，原有的基本矛盾除了具有破坏作用的一面外，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最明显的有自由竞争推动了生产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劳资矛盾迫使统治阶级改良分配和福利制度等。传统资本主义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带来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1.以前被称为“帝国主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再必然引起战争，它们之间爆发战争反而不可思议。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和改良，抑制了以军事手段对外扩张的倾向；经济国际化的高度发展，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的加深，使它们处于俱损俱荣的格局中；经济成为国家战略和国际关系的重点，本国人民的觉悟和殖民地的独立，使它们不必要也没可能再为争夺领地而战；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毁灭性武器的发展，对大国间战争也起了制约作用，等等。当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仍然尖锐，经济竞争和主导权的争夺仍很激烈，但是相互关系总还是以协调为主。
2.现代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与改良，使一些妨碍发展的因素得以消除或减弱，一些基本矛盾趋于缓和，一些原有规律发生变形，因而起到了解放生产力的一定意义上社会革命的作用，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不能再说是“垂死的”了。国家对经济的参与和管理、资本的社会化、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收入与分配的调节，以及全球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等，大大缓和了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这一基本矛盾。而马克思揭示的“个别工厂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能力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也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企业的改革与调整、信息化的发展、国民收入一定程度上趋于公平的再分配、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等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使危机受到限制，周期有所变形。虽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有时还会激化，造成经济与社会的动荡和危机，但总的看来，不断的改革和调整还会使它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并在世界经济与科技中继续居于统治地位。
3.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抗争迫使统治阶级作出让步，进行一定的社会改良。其结果又使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民主权利有所加强，对国家政策走向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二战后，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使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复活再无可能。而且随着市场化的急剧扩大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范围的民主潮流还将进一步高涨，而这又是对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加固。
4.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两种制度将长期处于相互依存与竞争共处状态。在相互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已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力的增强和政策的正确。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社会制度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发达国家在相当时期内大概也不会有统治者不能再照旧统治下去和被统治者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更不可能发生暴力革命。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世界革命”路线，在理论上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和局限性，实践上也是失败的。中国共产党从十三大起就不再提国际主义的口号了。当然，社会制度更替，资本主义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改变不了的客观规律，但在世界范围可能还是很遥远的事。社会主义国家长时间的中心任务只应是集中力量推进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不断增强在竞争共处中的地位。
三、全球化与多极化问题
当今世界的这两大潮流，是研究国际问题和制定内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在这方面，也有不少争论。
1.关于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包括作为其组成部分和发展阶段的区域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二战后，全球化（80年代前称为国际化）就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凡是没有积极参与的国家都免不了落后。但是全球化的基础是市场化，又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一定的破坏性，会不时带来风险和冲击。所以联合国秘书长在52届联大的闭会报告中提到，在利用全球化积极面的同时，也要控制其负面影响。
全球化对一切国家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机遇大小，则与国家经济实力成正比，但更重要的还是决定于政策。亚洲四小就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起飞的。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情况更形成鲜明对照。总的说来，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更有利些，但对发展中国家也还是利大于弊，这里没有零和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崛起就是证明，而且它们还要利用全球化这一难得机遇实现现代化和追赶发达国家。可见，说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弊大于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会传播有害信息。当然不能忽视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弊端，例如它引起的这次金融危机就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大灾难，但这并不会改变总的发展趋势。而且无论利弊如何，全球化都是不可抗拒的潮流，“顺者昌，逆者亡”，谁也躲不过去。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也只能采取趋利避害的积极参与方针。
全球化还是个激烈竞争和残酷斗争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又处于不利地位。再以这次金融危机为例，发达国家明知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成熟，监管制度不健全，却迫使它们开放市场。因此发展中国家也要以独立自主精神按本国情况参与全球化，不能完全屈服于外来压力。最近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为维护经济安全，加强了政府干预，遏制国际对冲基金和一些投资机构的过度金融投机就显得完全必要，同市场化、全球化并不矛盾。可以肯定的是，控制和反控制、霸权和反霸权的斗争会贯穿全球化的始终。
2.关于多极化
代替两极格局的是多极化，但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现在还处在过渡时期。这是长期以来国内外较普遍的看法。当然也有分歧。特别是由于美国经济形势看好和后来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争论就更为突出。在国外是多极和单极之争。在国内也许主要是围绕“一超多强”之争。对此另有拙文论述（注：见《世界知识》1988年第17期《是多极化还是“一超多强”》一文。），这里只谈以下几点：
推动多极化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被江泽民主席称为多极化发展“重要特征”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二是发展不平衡规律导致的大国实力均衡化。由于多极化是建立在多种力量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基础上的，所以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俄、法、德等大国）的支持。而“一超多强”的提法，在词义和精神上都和多极化有很大区别，它在突出“一超”上有点接近单极化，在提“多强”上有点象邓小平批评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尤其是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国外似乎还没见到这种提法，而且提多极化时并不强调“一超”。例如德国外长金克尔日前撰文就提“21世纪的挑战是：全球化和多极世界”。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不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而且他们经济上的崛起也不可逆转。如同国际上普遍估计的，其经济总量20年超过发达国家是完全可能的。我国就一贯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一再申明，“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是我国对外政策的立足点”。邓小平也说，“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美国现在也更加重视做发展中国家的工作，第一次以来宾身份参加在南非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即为明证。
当然，在重大国际事务上大国关系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也离不开大国的合作。美国更是它们打交道的主要对手。但它们同时也在反对美国政治和经济上的霸权主义，争取国际关系的平等和民主化。它们要推进多极化的发展，而不是支持美国“一超”地位持久化。
作为世界重要一极，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在当前金融危机蔓延和不少大国政局不稳的情况下保持一枝独秀更受到普遍赞扬。但是中国应遵循邓小平关于中国是大国又是小国的谈话精神，保持头脑清醒，谦虚谨慎，埋头建设，而不去动辄以大国自居、推行大国外交，忽略第三世界。古今中外的教训表明，一个国家骄傲起来往往是由盛变衰的开始。
四、国家利益原则
常说观察国际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必须坚持原则。这个原则主要就是国家利益。邓小平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本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己的长远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别”。但是国家利益的概念涵盖很广，主要的战略利益是什么呢？在当前这就是国家的经济建设，以“三个有利于”作判断标准。
不计较历史恩怨并不是在历史问题上可以不讲原则，只是说对待历史问题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一国家最高利益。不同国家对历史的看法存在分歧是常事，要以认识一致、正确对待作为改善关系的前提历来都是行不通的。同样，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也是原则问题。但不能再让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国家关系的破裂，或者为尽国际主义义务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
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还应防止以情绪代政策。列宁认为，不能以群众情绪决定政策。这是因为，情绪是非理性的东西，容易被某件事情刺激或鼓动起来而失之偏颇，但是群众也不难在舆论导向下得到提高和改变看法，从而服从经济建设这一国家最高利益。
最后，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和国家利益为主要原则，不是否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一切国家利益存在的前提。但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国际条件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不是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是集中力量从事现代化建设，提高综合国力。而且随着时代的演变，已不能再把主权观念绝对化，而应使主权政策服从国家最高利益。就是说，只要对国家总体有利，部分主权是可以让渡的（这本身也是行使主权的表现）。这也是参与全球化特别是参加一些国际组织所必须做到的。欧盟各国就让出了作为主权的一种象征的货币发行权。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加深和加速发展，主权的部分让渡还会越来越普遍。这也有个观念更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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