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若干问题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农村基层论文,组织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后，围绕如何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如班子软弱涣散、队伍素质低下、组织功能弱化、集体经济薄弱等，已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普遍重视，但另一些问题，如新时期依靠什么人办事的问题，激励与约束问题，保持艰苦奋斗传统的问题，以及宣传教育农民的形式问题等，则重视不够，或者解决不力。而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作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难点和薄弱环节，去奋力攻克和切实加强。
一、关于依靠什么人办事的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河南考察时指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关键是抓两条：一条是“有人办事”，一条是“有钱办事”。邓小平同志也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0页）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谈话都强调了人的问题，足见人的问题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重要性。
选用、依靠什么人办事的问题由来已久，之所以在今天重提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该问题日显突出且愈加重要了。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推行和市场机制的启动，标志着中国农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时，一家一户的利益被独立凸显出来因而萌生了强烈的致富冲动；农户的收益不再只取决于劳动量的投入，而是与劳动质的差别，尤其是与资金、技术的投入和个人经营能力的高低关联度更大，这必然而且已经使农村出现了富裕程度的差别甚至贫富分化。面对上述变化，我们不少县、乡（镇）领导在依靠什么人办事的选择上竟一时陷入了混乱和迷惘：不管事、和稀泥的人不能用；虽廉洁公正，但年龄大，身体差，缺乏经营头脑的人不可用；年富力强，政治素质较高，会经营而率先富起来的人又不敢用。致使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
其实，依靠什么人办事的选择是由所办“事情”的性质和难度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事情都可从根本上归结为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共同富裕。而实践证明，在促进农村生产力进步的诸要素中，经营要素不但是能动的要素，而且是最稀缺，因而是最宝贵和最关键的要素。所以，综合办事性质和办事能力两方面的要求，在新时期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在班子整顿和“队伍”充实时，就必须敢于和善于把有知识、懂经营、年富力强、带头致富的人吸纳进去。
1992年，为了开创农村工作新局面，在选用什么人办事的问题上，我们明确提出了德才标准并重的方针，即把是否具有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才能，与是否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是否具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作为衡量一个人能不能当好农村基层干部，进而能不能继续当干部的共同标准。也就是说，三个方面都可行使一票否决权。
用人标准明确后，依照考察评估、整顿提高、选拔培养、激励监督等的全过程要求，于1993年对斗门县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作了全面部署。3年来，全县共培训党员、干部11940人次，培训率在90%以上；吸收新党员356名，占全县农村党员总数的8.3%；调整农村支委185人，其中支部书记62人。随着“有人办事”问题的解决，全县46个贫困村有45个在三年内实现了脱贫，并涌现出了4个亿元村。其中白蕉镇成裕村，在党支部书记梁日照带领下，经过四、五年的努力，即把一个年产值不足1000万元的村，变成了全县第一个亿元村。成裕村党支部也成了全国先进基层党支部，梁日照被评为全国优秀党支部书记。
二、关于对党员、干部的激励与约束问题
提出激励与约束问题，源于对如下现象的思考：一方面农村干部后继乏人，农村党组织难以把优秀的中青年农民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另一方面即便是贫困村仍有不少人争着当干部。前一现象的出现有诸多原因，但直接而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县乡干部囿于传统观念，在对农村干部的要求标准上片面强调奉献的“无私性”，而不去或不愿顾及他们正当的物质利益和合理的经济待遇，致使“入党吃亏论”在中青年中有一定市场。后一现象的出现则说明，在激励不足的同时约束不力，因而部分干部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而不是凭借工作奉献），谋取私利。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要不要承认或敢不敢承认在国家和集体利益之外，党员、干部也有其自己独立的物质利益，这一利益对他们个人的行为选择构成了直接、重大的影响，以及如何才能把他们对这种物质利益的追求约束在一个合理的途径上，从而实现激励相容，在对国家和集体利益的追求中，同时实现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唯有这样，才能实现对个人利益的追求。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党员、干部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有自己的物质利益，并追求这种利益，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因此，物质利益机制便构成了调节广大社会成员，包括党员、干部行为的普遍的基础性机制。在该机制下，一方面党员、干部愿不愿担任某一社会职务，想不想干好某一社会工作，主要取决于这一工作职位所给予他们的报酬多少；另一方面，党员是否合乎党员称号，干部是否合乎干部身份，他们的收入如何则又要取决于其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和工作实绩。当然，在具体实施时，要制定明确的选拔标准、任职目标和科学的考核体系，以及有效的奖惩办法。在实施效果上则要求达到，既不能使干部本人不经过努力工作而获得较大收入，因而产生“当干部有油水可捞、便宜可沾”的念头，又不能使他们的收入水平低于其劳动贡献，因而产生“当干部吃亏”的思想。
当然，党员、干部毕竟又不同于普遍群众，尤其是党员，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成员，他们应有更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应对社会其他成员具有示范、鼓舞和规束作用。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对党员、干部又应有不同于社会一般成员的精神激励与约束，以便增加其抵制唯利是图、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侵蚀的能力，树立公正廉洁、勤政为民、讲求奉献的高尚品质。
综上所述，在党员、干部的激励与约束方面，既不能离开劳动的谋生性，即工作仍是生存、享受和发展的手段而一味强调奉献的“无私性”，又不能不顾党员标准和对干部职位的要求，甚至丢弃社会公德而任其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即坚持物质激励与约束和精神激励与约束二者并重，不可偏废。
从斗门县实际来看，在对基层班子的激励方面，我们首先把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指标量化，使干部的报酬、升迁（提拔为乡镇干部）、去留与指标完成情况相挂钩，刺激其“干有所为”。其次，是对有一定贡献，由于各种原因被从支部书记、村主任职位调整下来的干部重新进行安置，保证其每月有不低于干部平均水平的稳定收入，做到了“退有所安”。第三，是在全县普遍建立了干部福利基金，给年老、有病的干部以救助，使其“老有所养”。第四，是对模范党员和优秀干部给予物质奖励的同时，给予相应的政治荣誉，并强化典型宣传，用身边的人和事教育身边的人，使其“干有所值”、“好有所学”。
在对党员、干部的约束方面，我们着重抓了各项制度建设。如建立、健全了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自律制度，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和办事公开的民主集中制度，以反腐保廉为目标的各项廉洁制度，以及谈话谈心制度、届中考察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民主评议制度、述职制度、财务公开、审计制度等的管理监督制度。
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吸引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真正解决了“有人办事”和“有钱办事”的问题，使农村各项工作走上了良性循环轨道。
三、关于宣传教育的形式问题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基础是队伍建设，而队伍建设的重点又是思想建设。所以，“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过去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这样。
新的历史时期，对农民的宣传教育无疑应有新的内容和采取新的形式，但同时又不能把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宣传教育形式也丢弃了。
承包制后，随着集体劳动为农户的分散经营所代替，我县一度把“大喇叭”“小喇叭”当作旧体制的产物拆除了。实际上，以农户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方式更离不开各种信息传媒，农民自己也需要通过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宣传、教育和灌输，以提高自身素质。有线广播投资少，覆盖面广，传递信息迅速，因而无疑是一条效益显著的信息传递渠道和好的宣传教育方式。它既可以及时把党的方针政策、法律科技知识和致富经验传送到千家万户，又可以迅速反映群众心声，表彰好人好事，批评、谴责不良风气和坏人坏事，实行舆论监督。现在，我们已在全县70%的村修复了有线广播，建立了县、镇、村三级广播网络，还投资200多万元，为全县121个村的党员活动室全部配备了电视机和录像机，播放《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广东党员电教》、《农村实用科技》等教育片4140场次。实践证明，有线广播的修复和党员电教活动的开展，深受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其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开会是宣传、教育（包括自我教育）农民的又一基本形式。但自从实行了家庭承包制以后，农村的会开得很少了，有些村甚至长年不开会。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趁机挤占进来：开族会、建帮会、传播宗教、宣传封建迷信等。可见，健康、先进的东西不去占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愚昧、腐朽、落后的东西就必然会去占领。所以，农村工作一定要利用好开会这种重要形式。我们的做法是，除了规范落实党员的“三会一课”制度和党支部、村委会议事决策制度之外，还规定了在那些情况下必须召开村民大会的制度，如重大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会议、重大事项议事会议、选举会议、干部述职会议、总结表彰会议、乡规民约的制定和落实评比会议，等等。
谈心是我们党教育、帮助、团结党员、干部的又一优良传统和重要形式。这一形式与会议形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谈心一对一，面对面，没有了众目睽睽的伤害，消除了台上台下的距离感，不是单方面、“填鸭”输出，而是双向交流，促膝相见。因而，调查易于弄明情况，批评易于为对方所接受，自省易于解剖深刻，鼓励易于鼓到实处。所以，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也一定要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现在的问题是，农村绝大多数新党员和年轻干部，要么对谈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忽视谈心，要么不注重自身素质提高而不善于谈心，要么吝惜时间，工作浮燥而不愿谈心，致使班子内部、党员之间、干群之间的一些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为此，我们建立了领导办点，干部谈心，党员联户等制度，开展普遍的谈心活动，从而大大增强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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