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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在3月份上书全国人大，揭露股票市场黑幕，在网页全文发表了，近日在美国刊物《当代中国研究》上发表了，海外知识界朋友也终于了解了我的观点，8月份股票市场暴跌，我的观点又开始引人注意。
决定股票市场有两个因素，一是资金，二是制度。牛市的出现关键在于资金，只要有资金进入，制度好不好无所谓。而且在牛市时，大家都能赚钱，都很高兴，一般很难健全制度，制度的问题被掩盖了。政府既然想利用股票市场为国有企业融资，就只能维持牛市，也必然不能彻底整顿，这就留下隐患。
隐患是在熊市时表现出来。如果出现大崩盘，中国的损失将远远超过美国。政府为了维持牛市，将逐步投入资源，包括减免税收，允许保险资金入市，银行资金也会违规进入。什么叫违规，什么不叫违规，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界限。所以早晚是有许多银行资金进入的，包括不违规也可以进入，比如使用股票和住宅抵押贷款。股票市场一旦崩盘，其他金融领域也受拖累。这就是说，即使你不炒股票，你的银行存款和保险也未必不被股票市场所拖累。吴敬链对于股票市场那种态度，实际上是代表没有进入股票市场的大部分人的利益。
如果大部分上市公司没有进行真正投资，而是把圈的钱又进入股票市场炒作，在牛市时其公司必然盈利，公报效益好，股价必然上升，很快就抬高了市盈率。遇到熊市就会加剧下跌。
目前股票市场崩盘，我不认为进入熊市。政府的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一大批国有企业和银行等着上市，需要利用股票市场。中国还有资源支撑牛市走几年。关于股票市场的舆论，我怀疑有大户操纵，大幅度下挫以前都说好，我清楚记得，6，1以前几乎所有消息都是说B股要涨，结果大幅度下跌了。
股票市场暴跌，只要连续数日跌去30%，就是崩盘。没有什么可怕，跌得快，涨得也快。可怕的是慢熊，“慢刀子割肉”。
下挫以后，大家恐慌，舆论又都说不好——无非是吓唬中小股民割肉。被套住的中小股民不要割肉。你熬不住一割肉，股票就涨回来了。应该变成一个长期投资者，等待下一拨行情。
行情何时到来？大家最悲观的时候，没有人进股市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中国的资金，无论是人民币还是外汇，都过剩。美国股票走熊，国际资本也可能进入中国的B股，H股，甚至A股。能够从股票市场分流资金的，可能是债券市场。银行存贷差有几个百分点，债券的利息就在此之间。
国有股上市是利空，但是变现以后，可以变成社会保障基金全部投回股票市场。政府做不做我不知道，只要政府需要牛市，就可以这么做。
中国股票市场还是可以维持几年牛市，真正的危险在几年之后。那时沪市A股上了5000点，可能就差不多了。上海一位有名的股票大师甚至预言，在2008年奥运会那年可以达到8000点。
以后出现崩盘难以避免。我们希望政府充分利用牛市解决改革问题：包括改组垄断部门，将出售国有股的收入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同时健全制度，监督上市公司，惩治腐败。只要将上市公司内部非法赠送的股票清退，上市公司的效益马上提高，市盈率马上下降。反腐败，才是解决股票市场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
中国股票市场仍然处于发展时期。到2000年11月止，有上市公司1063家，其中A股1034家，B股114家，境外52家。境内上市公司3586亿股，流通市值15492亿，市价46062亿，占GNP的1/2。10年以来，中国企业通过境内外筹集6300亿元。高科技上市公司，1995年29家，1999年162家。证券公司有96家，营业部2600家。投资者开户5683万户，封闭式基金34只，净资产800亿。证券行业就业人数超过100万人，集中大量高学历人才和高科技手段，成为高收入行业。
股票市场的发展，给政府创造了大量税收。证券印花税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1997年，中央和地方各得50%，以后逐步提高中央政府比例，2001年中央政府得94%，地方政府得6%；2002年起中央政府得97%、地方政府得3%。2000年证券市场交易活跃，证券交易印花税478亿元，比上年增长95.2%。至2000年底，沪深证券交易市场股票总市值48090.94亿元，全年各类证券交易总额83045.3亿元。政府和国有企业，是股票市场的最大收益者。
2000年底股民开户5800万户，这是重复计算的，因为超过80%以上的股民是两个市场都开户，实际的开户人数不会超过3000万人。在2000年8月上交所2700多万个账户里，有60%是空户，估计中国实际股民不会超过1500万人。
加入WTO会刺激外资进入，如果政策放宽，允许外资进行证券投资，并在适当时机对外资开放股票市场，股市还有上升空间，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外国资金可能大量进入中国购买A股或者直接购买产权，中国引进外资的增量中，证券投资的增加可能超过直接投资，外资易于控股国内业绩优良企业；如果大量外资进入股市并选择优质公司，将促进国内上市公司的分化。
中国股市表面问题是市盈率高和过度投机，但全面反映出改革的深层次矛盾。
上市公司五粮液，2000年每股净利润1.60元，每股净资产6.60元，净资产收益率24.09%，未分配利润为1356607152.17元，竟然两年不给股东以现金回报，还以高价配股，典型地表现出我国股票市场为“国有企业借困”的圈钱性质。1999年，不分配的上市公司达到60%，上市以来从未分过现金红利的上市公司占20%。既然上市公司不向股东分配红利成为惯例，股民就只能够赚取增殖的价差——这就是所谓的“投机”。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以圈钱为目标，不考虑中小股民的利益。是造成股票市场投机的首要原因。
第二，法律制度不能够有效保护中小股民利益，诉讼成本太高。
仅仅在纸面上规定公民的诉讼权利是不够的，还要使他们实际上能够打得起官司。社会集团的“利益密度”是不同的，那些利益密度高的社会集团比如企业家，金融家，大股东，人少财富多，容易组织起来；再请几位经济学家和报纸主编，就可以形成利益集团，为自己争取利益；而争取到利益以后，参加分配的人少，每一个人得到的就多。
社会大多数人，只属于利益密度低的利益集团。工人农民，一般消费者，中小股民，人多财富少，难以组织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取得利益以后又有许多人参加分配。因此，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通过有效的组织方式，需要政府的帮助。就股票市场来说，上市公司经营者很容易和大股东达成协议，而牺牲中小股民的利益。为了维持平衡，政府应该对中小股民提供法律帮助，包括协助他们取证，规定上市公司提供经费援助。
报刊传媒，应该把立场从帮助大款鼓吹，转移到为一般消费者和投资者争取利益方面来。北京有一个《股市》杂志，帮助中小股民进行集体诉讼，依据刑法状告大庆联谊操纵股票价格，如果取胜，应该由败诉一方提供诉讼经费。只有这样，股票市场才有规范的动力。只靠立法机构立法和政府管理，没有广大中小股民作为法律主体，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积极进行监督和诉讼，或者大多数中小股民在实际上没有可能依法进行诉讼，法律就是空话，股票市场的规范就永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府是管不住的。
第三，社会缺乏投资环境，迫使居民存款进入股票市场。
究竟是股票市场制造少数人暴富的机制，造成全民追求通过赌博暴富的心理，以至于没有人进行真实投资，还是中国社会本来就缺乏投资环境，把投资者和居民存款挤到了股票市场？如果是后者，取消股市，社会资源自然涌向真实投资。如果在实际中投资层层障碍，能够赚钱的项目大多被权力及其关系网所垄断，或者被外国资本所获得，其余部门的微利又遭到腐败官员的盘剥，社会庞大的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存款利息率又低，人们不去股票市场投机，又能干什么？
第四，金融系统自我循环，股票市场成为汲取社会资源的黑洞。
在所谓“金融深化”时期，社会保险基金，彩票经济，国债市场，外汇市场，资金拆借市场，都有高速发展的趋势。但有一个共同点，资本各种形式的周转，必须通过直接或者间接融资，能够进入实物投资领域。
金融资本进入真实投资，第一条渠道，银行投资和贷款。正是因为中国的银行体系不能完全承担投资功能，才寻找股票市场的。近几年，银行居民存款接近80000亿人民币，存款大于贷款10000多亿，银行无法支付存款利息，也只能把资金进入股票市场投机。
第二条渠道，是国际收支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进口先进设备和战备物资。因为国内经济不振和外国投资的排挤，巨额外汇花不出去，只能进入国际资本循环，比如美国的国库券市场，它将受到国际金融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影响甚至是控制，风险更大。
第三条渠道，就是政府以国债形式，把存款借出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这显然要受到政府控制能力的限制。在腐败的建筑体制下，政府投资的效益如果不高，几年之后内债亦不能再借，财政危机即将出现。
第四条渠道，就是股票市场。大部分社会资源，都将经过股票市场这一循环，社会保险基金，企业的自有资金，居民家庭存款，是直接进入的。政府，企业和居民的银行存款，是间接进入的：通过股票抵押贴现，券商透支，银行融资等各种合法或者“违规”的渠道（何为违规，何为合法，我说不清），银行资金进入股票市场，放大系数超过200%——这等于把那些不炒股票的人的存款，也拿来炒，利益是股民得，风险是全社会承担。由于缺乏投资环境，上市公司圈来的钱，有一部分重新进入股票市场再炒作。
北京的“安邦咨询公司”，在2001年4月3日发表一则消息，据调查发现50家上市公司有110亿元的闲散资金，平均每家公司的闲资达2.2亿，有1亿元做短期投资。这50家公司的闲资较1999年增长4.23倍。以88倍市盈率招股的闽东电力，集资11亿元，年终时有3.6亿元做短期投资。上述50名大户的投资额高，但回报率低，即使将长期投资包括在内，也只有15.26%的回报，这些投资主要是委托理财，国债投资、充当新股的策略性股东和直接炒股。
如果4条渠道，都不能将庞大的储蓄和外汇有效引入真实投资，那么中国的问题就绝对不是一个股票市场的问题，堵死了股票市场，其它渠道也不行，反而延误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五，政府控制上市资源，以行政分配方式向国有企业过分倾斜，许多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在股市圈钱，获得了过多的金融资源。国有企业的效益越低，市盈率就越高。同时，国家垄断部门的良好资源，如电力，石油等国有资产，却在海外上市，卖给了外国人。上市资源的稀缺，造成股票在一级市场高溢价发行。高溢价等于多圈钱，得利最大的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上市公司，其次是专门打新股的大资金。即使在股市最低迷时，大户资金在一级市场也有10-15%的收益。2000年大牛市，一级市场申购收益率高达20.67%。大多数违规资金和资金大户，并没有进入二级市场，而是在一级市场进行无风险的申购。
一级市场发行的市盈率高达40倍，在二级市场的大部分利益又被大户攫取，要使中小股民有利益可得，也只能允许过度投机和60倍以上的市盈率，甚至更高。机械根据国际标准断言市盈率高低，是没有道理的。
第六，是行政干预造成的严重腐败。从上市公司的审批，原始股票的发放，一级市场的审购，内幕消息的透露，有关权力部门包括证券监管机构的清廉问题，都应该进行清查。上市公司赠送了多少原始股票，都是有帐可查的。如果能够退赔，上市公司利润提高，市盈率马上可以降低。
第七，操纵者勾结部分上市公司，媒体，股评家，经济学家，掌握了上市公司的信息发布权，以此制造谣言和舆论，进行炒作。等等。
第八，中国股票市场没有做空机制，股民想赚钱，就只能够拉高股票市场指数，出现暴涨，而暴涨之后必有暴跌。
第九，政府的行政干预往往达不到目的。在信息不对称，特别是保不住密时，政府每一次干预都被大户先知道，先逃，先抄底，或涨或跌，中小股民总是赚得少，亏得多。
第十，上市公司并没有完全按照可行性研究进行投资，将一部分资金投入股票市场，造成虚假利润，股民根据虚假业绩投资，就将股价拉得更高。政府并没有真正决心壮士断腕，大规模整顿股票市场，特别是清除其中的腐败。因为国有企业需要在其中圈钱。每当股票指数太高，政府即以行政命令全面抽回银行资金。然而政府更加忍受不了的，是股票市场的低迷，过一段即不得不放松管理，“违规行为”重新猖獗，政府为维持牛市，就要向股市投入更多的资源。一直到再无资源可投为止，届时就是中国股票市场的崩盘，由于制度上的缺陷，崩盘的后果显然要比美国严重得多。一旦崩盘，中国股票市场将拖累银行，保险，上市公司本身，殃及真实经济。
即使如此，我认为仍旧可以利用牛市，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如：
第一，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国有股上市变现收入全部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在股市低迷时进入，高涨时变现。2000亿国有股按照10倍溢价，可以变现20000亿，如果操作得当，每年有2000亿利润没有问题，这就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
第二，改组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如电信，民航，银行，电力，国防。将上市收入抵消固定资产的折旧，从而把垄断价格降低下来。适应中国大多数人的需求，以全面启动内需。
第三，扶植高科技产业。
股票市场有涨必有跌，关键是能够利用牛市机遇，在技术和制度方面，创造出一批真正好的企业来。等到数年以后沪市股票指数超过5000点，崩盘或许难以避免，但是中国改革的上述几项任务如果能够完成，也是利大于弊。
决策层对于股票市场的整顿和利用，应该相辅相成。采取可行而且有效的办法健全制度，清除腐败。比如重奖鼓励揭发，全面清查上市公司的原始股票和帐目，对于大户操纵，很难清查，简单的办法就是征收所得税。
加入WTO，对于中国股票市场总体是利好，对于具体上市公司未必是好。如果上市公司在国际竞争中效益不好，难免出现股价下跌，兼并改组。中国未来数年的股市，可能是在总体上升过程中，伴随剧烈的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