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制度论文,诺思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82（2007）06—0030—05
由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路线并没有由于人去而止息，由他推动的改革开放事业使中华民族又一次走上伟大复兴之路。但以往的经验研究大多是从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纵的方向来进行的，本文把视角转向横的方向来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即制度变迁理论进行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独树一帜，尽管使用的概念不同，但他们在许多方面却是相同或者是相似的。为了行文的方便和学科上的规范。本文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也称为制度变迁理论。
一、制度变迁的原因——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
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内因。诺思认为，制度变迁是由相对价格或嗜好的变化而引起的。制度变迁的所有下列源泉都是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如土地与劳动、劳动与资本或资本与土地的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技术的变化（包括十分显著的同时也是十分重要的军事技术）。嗜好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相对价格的变化作用的滞后反应。相对价格在一定时期的根本变化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也会改变人们对构成行为标准方面所进行的合理化解释。可见，诺思的观点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更新的信息，它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会反作用于存在的不同表述而已。但在诺思看来，这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源泉。对于非经济学家（或许对某些经济学家）来说，将相对价格的变化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可能难以理解。诺思以土地和劳动的相对稀缺的变化从而导致它们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来理解西欧早期制度变迁及其创新有助于对这一制度变迁源泉的理解。
公元10世纪的世界，当时土地是充足的，因此也就不值得为了使用土地而花费钱财发明专属所有权。换言之。相对于土地而言，劳动是稀缺的。封建时代的领主们不能一下子把农民变成奴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被压迫的农民逃到条件较为优惠的邻近城堡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那时劳动是稀缺的，而领主们又要竞相使用劳动。因此，劳动成为最有价值的生产要素。只有在一种资源相对于社会的需要逐渐变得比较稀缺的时候，变革所有权的要求才会出现。到了13世纪，出现了一个日益明显的变化。最肥沃的土地已经开垦殆尽，新的居住地只得依靠比较贫瘠的土地或者要求对已耕地进行深度开发。劳动的收益出现递减现象，农产品价格提高了。由于土地变得更有价值，领主和农民都有理由寻求更大的土地专属所有权，并对其他人的使用施以更多的限制。到17世纪，农产品价格提高以及随之而来地租的过快上涨，再次需要做出努力以清除土地公共所有权的残余。这也为各基本社会阶层所支持的圈地运动在英格兰拉开序幕，为财产的顺利转移和对农民的保护做好了准备。
促使我国制度变迁也是要素相对价格即人与土地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引起的，不过是以人口过剩和土地稀缺为特征的。源于1959年至1961年的农业歉收，导致一部分农村人口的口粮低于生存需要。直到1978年。解决这一问题便成了制度变迁的诱因。正是获利机会无法在现存的制度安排内实现，才导致一种新制度安排的形成。因为能解决吃饭问题的制度比饿肚子的制度也是一个获利机会。包产到户就是把土地稀缺资源的产权部分界定给农民家庭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变迁同时又包含了嗜好或意识形态的变迁。
邓小平深知改变旧观念旧体制下形成的思维定式及其嗜好的重要性，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不都是对头的，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没有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表现。这个现实迫使邓小平对片面强调“一大二公”这种嗜好进行反思，促成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改变嗜好比较容易接受的办法就是搞责任制、承包制。当我们不再把包产到户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时，我们就能在技术和耕地面积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解决农民的温饱和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当我们不再把发展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可见，相对价格与嗜好的变化在我国制度变迁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制度变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部竞争的压力。20世纪50—60年代，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兴起，周边一些国家保持了经济的强劲增长。一些国家在二战废墟上实现了现代化，这些被经济学家称为“东亚奇迹”。于是，“在与更有效率邻邦相处的情形下，相对无效率的产权将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统治者面临着或者灭亡或者修改基本的所有权结构以使社会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增长率的选择。”面对外部竞争的压力，如果不想灭亡，就必须对现有的所有权结构进行修改。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改革是关乎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的深刻含义了，也只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才感受到制度变迁的紧迫性。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眼观世界风云，明确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并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社会主义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而要摆脱贫穷，就要在经济上进行改革，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同时，邓小平把这种外在压力变为了对广大干部进行说服教育，抓住时机发展经济的动力。“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由此可见，外部竞争压力也是促使邓小平进行改革的重要原因。
二、制度变迁的激励主体——个人
微观经济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是建立在个人行为假定基础上的，而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个人，既包括作为“自然人”的个体人，也包括作为“法人”的集体。制度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它们是演进的，并为人类所改变。因此，我们的理论必须从个人开始。在西方经济学中，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把个人假设为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虽然理性是有界的，信息是不完全的），这样的经济人在对待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中，就是在成本不变的条件下，寻求收益最大化的选项；在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寻求最低的成本付出。但是，个人理性并不必然导致集体理性，因为集体行动中总是存在搭便车问题。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给当事人以激励（包括负的激励）并有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好状态是提高私人收益使之尽可能接近社会收益，以提供充分的刺激来实现经济增长。其中，产权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对个人进行激励与约束的机制。产权是个人对他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占有的权利。研究产权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每个人利用财产获利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其产权的实现程度。这种程度包括使用权（以及排他权）、转让权、收益权等。排他权可以保证自己的财产不沦为共同财产，转让权及收益权则使自己从交换中得到收入。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对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就是人们在运用自己的产权获利的同时，也要承担亏损的责任。
邓小平对我国经济组织形式及其运行方式的弊端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与诺思的搭便车问题相似。邓小平注意到了经济组织中的激励和约束出现的问题即收入分配中的吃大锅饭问题。而“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为了调动积极性给人以选择性激励，邓小平倡导和支持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形式。
第一，在现有的经济组织内搞责任制、承包制、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分成制改革以调动个人、组织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种改革被经济学家概括为体制内的存量调整。这种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虽然不是产权的一次性交易而是在产权的边际上进行的，但有助于克服个人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问题，因而也是调动积极性的一种有效方式。
第二，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这被经济学家称为体制外创新或增量改革。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既为个人激励提供了制度框架，又为各种经济形式展开竞争和效率比较提供了参照系。这种经济是一种产权归属清晰的经济形式，更为重要的是，为市场经济培育了微观主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实施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产权是由国家界定这一现实决定了其发展要受国家的规制。可以打消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疑虑。
第三，在分配政策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作为激励的结果必须在分配上表现出来才能可靠而持久。历史经验表明，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只能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让一部人、一部分地区由于生产经营好先富起来是打破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调动全国人民积极性的必然选择和捷径。
三、制度变迁的方式——渐进式
诺思认为，制度变迁不是激进式或革命式的，而是渐进式的。制度变迁作为一种创新是建立在人类已有知识存量基础上的并且具有路线依赖性的特征。所以，关于制度变迁惟一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掌握的，这就是制度变迁中绝大部分是渐进的。渐进的变迁是指，交易的双方（至少交易中的一方）为从交易中获取某些潜在的收益而再签约。这种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
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把转轨国家的改革分为激进式和渐进式，无疑，我国改革具有渐进式的特征。邓小平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取得经验以后，转入城市。以解决吃饭问题为目的的农村改革，既说明其改革的迫切性，又表明在产权边际上进行的改革比较容易推动。所以，渐进式变迁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先易后难。渐进式变迁又称诱致性制度变迁，它意味着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农村改革，开始的一两年里有些地方根本不理睬，他们不信这条路。就是不搞。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这里指的不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城市改革比农村复杂，而且有风险，但也是农村改革一些成功经验的借鉴。
但是，渐进式制度变迁并不意味着在获利机会的驱动下，制度变迁一定会走向成功，制度变迁中的路线依赖性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路线依赖性来自于报酬递增机制，它巩固曾经给出的路径的方向。这种机制使制度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的路径往下滑，被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锁定状态，要脱身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诺思运用这一分析框架，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形成的。英国和西班牙在17世纪都遇到了财政危机，都力图采取与选民对话的方式来克服困难，但是到头来得到极不相同的结果：一个确立了议会的权威的民法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迅速走上了繁荣昌盛之路；另一个则一直保持着集中的王权，只把议会当作可有可无的摆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诺思的解释是，英国和西班牙17至19世纪的发展差异，主要源于它们所由以出发的初始制度条件极不相同。从13世纪开始，英国的民间社会和清晰的产权制度就逐渐形成，而西班牙在长达几百年的时期中，有效的土地产权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征税权牢牢地掌握在王室手中，国家转让垄断成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由于极不相同的制度背景，17世纪的英国和西班牙虽然面对着相同的经济问题，其制度演变的方向和绩效却大相径庭。
制度变迁的路线依赖性在我国改革后期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改革具有明显的路线依赖性特征。这种方式的改革有利于动员人们参与改革，使风险分散，从而避免了社会动荡。但是尽管如此，非生产性路线仍然继续存在、初始制度集合的报酬递增特征为生产活动提供了负激励，它在现有制约下创造了一些组织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它们以自己的利益来影响政治实体。现在，国家受困于经济政治利益集团，哪怕是对改革的路径进行瞬时调整也要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倒是一些能够给部门带来利益的东西被贴上“改革”的标签纷纷出笼。这些“改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只分享剩余，不创造剩余；另一类是增加交易费用。就前一类而言，教育和卫生“改革”都具有这类特征。就后一类而言，国家各级各类管理部门颁发的各类许可证就是一个典型。比如职称考试就明显地带有加大交易费用的性质。
制度变迁不仅有成败之分而且还会存在第三种状态——制度均衡。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在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谈判给定时，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协约是有利可图的。要注明的是，这一状态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对现有规则和合约都满意，只是由于改变合约参加者游戏的相对成本和收益使得这样做不值得。
四、制度变迁的节约机制—意识形态
诺思认为，维持一个现存的秩序的成本反而涉及对现存体制合理性的理解。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犯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大减少。如果每个人都相信私人家庭“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可以在室内无人而门不闭户的情况下不用担心房屋被毁或被盗。如果一个美丽的乡村被认为是公共“物品”，个人就不会随便扔抛杂物。所以，意识形态是对制度特别是对交换关系的正义或公平的判断相连的。当一个领域的个体具有共识时，一致的意识形态就会出现，而歧异的意识形态源于对现实感知的差异和矛盾。因而，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替代规范性规则和服从程序。而一致的意识形态是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他们所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所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其中，对收入分配的“恰当”评价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这种“恰当”评价同对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认识一致起来时，人们，哪怕是在新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人们也就会遵守这种分配方式。
邓小平提出的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同诺思提出的意识形态是种节约机制具有相同的认识。邓小平坚信由他设计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确性，要求我们坚持一百年不变。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打破了旧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而且促进了新意识形态的产生。
第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观念的提出能够得到新的团体和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利益集团是安贫乐道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提出就能动员起一部分人去创造财富并由此脱贫致富；不搞两极分化就意味着贫穷阶层也能分享发展的成果。它是对新旧团体都没有害处的意识形态，因而能够得到人们的普遍拥护。
第二，允许先富、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能够给经济当事人以激励并有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现在看来，没有这种意识形态的提出就没有今天的繁荣局面。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人们对交换关系正义或公平的认同。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人们放弃计划而采用市场来配置资源不仅仅是它能使生产的扩张能力大大增强，而且市场交换增大了人们的选择机会，比之历史上的强迫交易来是一种正义或公平的体现。在自愿选择基础上形成的收入差距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人们不认同的是由特权、垄断、寻租等逆市场、反市场行为而获得的非法非正常收入。
新旧意识形态缺乏积极的整合，影响了统一“世界观”的形成是当前的改革不能深入进行和失去动力的重要原因。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意识形态在影响我们。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的这一判断仍然没有过时。我们必须牢记历史的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用邓小平理论统一全国人民的“世界观”，凝聚进一步制度变迁的力量。
五、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成功的政治体制
诺思认为，政治市场的效率是这一问题的关键。如果政治交易费用较低，且政治行为者有准确的模型来指导他们，其结果就是有效率的产权。但是政治市场的高昂交易费用及行为者的主观偏好，往往导致无法诱致经济增长，组织也不能作为创造更有生产率的经济规则的激励。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走过的弯路导致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就与政治市场高额的交易成本和行为者的主观偏好密切相关。在当时行为者的观念中，社会主义就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集中的生产组织形式就是集体主义的体现。而任何其他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和形式都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是复辟资本主义。在这样的政治市场中，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把平均主义视为公平。因此即使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也不可能引致有效率产权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邓小平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邓小平当时所指出的这些现象发展到今天更为变本加厉了。不仅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没有提高，而且设租寻租现象更为狡猾和猖狂。所有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其结果是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和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侵犯。
六、推动制度创新的建议
1.建立产权的排他性激励是推动进一步制度变迁的着力点。我国的改革是从产权的边际调整开始的，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现在，虽然人们对改革的思路没有共识，但无论“左”的还是右的观点都认为产权改革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改革的成功依赖于产权改革的正确进行。这里的关键是把诺思的产权激励同邓小平的调动积极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激励或者说积极性的中介就是产权。产权包括一个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安排会影响资源配置、产出构成和收入分配。有效率的产权应是激励人们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并把资源投入发明与创新活动之中。换言之，衡量产权的效率并不是它给个人和国家带来的最大化收入，这种情况往往伴随着产权的残缺。产权的残缺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那些用来确定“完整的”产权权利束中的一些私有权的删除，其结果可以表现为一种资源的控制权与资源的收益权相分离的状态。权利之所以常常变得残缺，是因为一些代理者（如国家）获得了允许其他人改变所有制安排的权利。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就有产权残缺的典型特征。尽管试图对土地赋予了长期而稳定的承包经营权，也规定了继承权，但是农民土地一进入市场交易就凸显出控制权与收益权相分离的状态。农民的土地以低价“征用”到用于商业目的的出售，政府和商人坐收渔利，成为官商勾结、官商互利的主要途径。因而农地制度的产权是一种残缺的产权。而残缺的产权就不会对经营者起到持久而有效的激励作用。对土地的承包越是没有保障，效用的最大化就越是在更大程度上使得对资本的改进不足。因此，建立产权的排他性激励也是建立节约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一项根本性的制度建设。
2.警惕制度均衡局面的形成。如果说制度变迁中的路线依赖性由于获利机会的存在还能使改革进行的话，那么制度均衡将会使改革处于停滞不前的可怕状态。我国改革的成功需要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广泛参与，当改革不能带来获利机会时，将不参与改革。就目前的改革态势看，教育、医疗等改革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有时害怕改革，因为一些改革已经成了收费或涨价等加重负担的同义词。作为在改革中出现的强势集团，它们或者掌控资源配置大权以获取租金或者直接经营国有垄断企业获得丰厚利润。因此，强势利益集团既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年代，也不愿意把改革推向前进，而它们的意见常常会影响和主导改革的路线。这就造成了目前改革的主攻方向不明确，改革的整体推进无进展的锁定状态。
3.改革的成功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改革遇到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有风险但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政治市场高额的交易费用限制和抵消了低收入群体致富的机会和努力，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差距的不合理扩大。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在政府中实施“减员增效”，以便为市场化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
标签：制度变迁理论论文; 土地产权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产权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