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结构分析及其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性论文,经费论文,结构论文,对策研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础性研究”这一概念，是国家科委在1989年2月13日至15日的“全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会议”上正式明确提出来的。[1]、[2]、[3]、[4]、[5]本文将基础性研究定义为：不论有无特定的应用目的，只要是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原理性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或创造性研究。基础性研究包括三部分的内容。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应用基础研究，三是基础资料研究。
本文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首先对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的概况作了基本的描述，然后分析了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的多源结构及其若干特点，最后对我国基础性研究政策的稳定性、R＆D投资结构的优化、基础研究部门配置的合理性等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由于对基础性研究资源进行调查统计在我国尚属首次，因此，本文的分析结果及其对策研究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对我国制定科技发展政策和基础性研究发展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我国基础性研究的经费概况
基础性研究经费的投入规模、部门构成、增长速度及其在R＆D中的比重，不仅反映了基础性研究的发展水平和速度，反映了R＆D的发展水平和速度，而且也反映了基础性研究政策和科技的政策以及执行过程的概况。
1.经费的部门构成
在我国，从事R＆D活动的主体单位是政府部门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大中型企业和高等学校，但从事基础性研究活动的部门又主要是国务院部门、中国科学院和高等学校。这三大部门分别承担的基础研究经费概况如表1-1所示。
表1-1 三大部门承担基础研究的经费概况 单位：千元
1987年经费比例题均经费人均经费
国务院部门 48.643.612.0
中国科学院 26.939.711.3
高等学校24.5 6.9 3.2
合计
100 18.7 7.1
表1-1中的数据说明，在我国从事基础研究的三大部门中，获得投资最多的是国务院部门，其次是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最少。尤其是从题均经费和人均经费来看，高等学校的投入强度就更少，远远低于三大部门的平均水平。
2.经费的增长情况
这里仅以国务院部门从1987年到1989年的基础性研究经费支出变化情况（未扣除物价指数），来反映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增长的情况。见表1-2。
表1-2 国务院部门基础性研究经费增长率(%)
年度基础性研究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
1988 35.3 -22.579.7
1989 -10.39.9-17.5
尽管只有三年的数据，但从表1-2中仍可以看出我国对基础性研究的投资不够稳定，增长率和下降率都属“快”等级和“很快”等级，发展变化十分显著、陡然。反映出我国对基础性研究的经费投入具有较强的波动性，说明我国的基础性研究政策还不够稳定，尤其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增长和下降呈完全相反的陡然变化趋势，更说明了这一点。
3.经费的R＆D比例
表1-3给出了中国科学院基础性研究新分类与原分类的R＆D比例。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新分类的R＆D比例与原分类的R＆D比例，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指标上有变化。如中国科学院的新分类R＆D比例中，基础研究减少了2.2个百分点，而应用研究增加了2.2个百分点。这种变化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新分类R＆D比例相对于原分类R＆D比例来讲，基础研究比例减少，而应用研究比例增加。这显然与我们所规定的“应用基础研究是从应用研究中划分出来的”概念依据是相矛盾的。其原因何在？符合实际情况的一种解释是，国家教育委员会科技司于1989年12月5日印发的《研究与发展(R＆D)活动及其分类》中的一段有关论述：
表1-3 1988年中科院R＆D经费比例(%)
“1985年，我国进行科技普查，采用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关于研究与发展(R＆D)活动的分类标准和定义规范。全国科技普查后，从1986年起，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家统计局，在全国R＆D机构、大专院校、大中型企业的科技统计中，继续采用UNESCO关于R＆D活动的分类标准和定义规范，采集了各年度的科技活动统计资料。但是，得到的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是可靠性、可信度不高，与实际有明显偏离。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在统计系统内部，各级统计人员对UNESCO关于R＆D活动的分类标准、定义规范、统计口径还缺乏深入的理解，不能准确的运用判据进行正确的测量；（二）在强调科技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形势下，科技人员为迎合计划决策者的需要，在撰写立项报告时，所强调的目的或目标往往与实际不一致，按项目名称或开题报告进行类别判断，往往失实；（三）科技人员对UNESCO的分类标准和定义规范更加生疏，往往把实验发展视为应用研究，把应用研究视为基础研究。”[6]
另外，国家科委委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应用基础研究概念和案例”课题组在其编写的《应用基础研究概念和案例》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我们发现：大凡我国理科院校和基础性较强的研究所所指的基础研究，基本上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定义的基础研究内涵一致；而工、农、医和其它实用技术院校和研究机构则多半将应用基础研究也认作基础研究。我国军口所谓的‘型号预研’和863高技术项目中，往往包含有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我国的一些工业部门和基层企业所指的‘基础技术研究’，则多半是为试验发展作准备的‘应用技术研究’。”[7]
如果我们将R＆D中的基础研究比作上游，把试验发展比作下游的话，上述已表明，原分类R＆D比例存在着向上游漂移的趋向，所以，新分类R＆D比例自然应表现出向下游漂移的倾向。因此，新分类R＆D比例与原分类R＆D比例的矛盾已不足为奇。恰恰相反，这就更加证明了新分类R＆D比例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据此，当我们再来看看表1-4所反映出的全国原分类R＆D的比例情况时，就有理由得出：全国原分类的R＆D比例中，基础研究比例应减少2个百分点左右，而应用研究比例则应增加2个百分点左右。
表1-4 全国原分类R＆D比例(%)
年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
1987 7.7 31.960.4
1988 7.2 33.958.9
二、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结构
1.经费的来源结构
我国政府对科技实施单位是按其隶属关系管理的，因此，从事基础性研究活动的执行部门所获得的经费有多种来源。例如，高等学校的基础性研究活动除接受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和支持外，它作为学校活动的一个部分，也接受高等教育机关的领导和支持（如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等），同时，也积极争取国务院其它部门以及国家（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计划等）、省市和企业的支持。因此，高等学校基础性研究经费的来源有多种渠道。中科院与高校类似，其经费来源也有多种渠道。具体情况见表2-1。
表2-1表明，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呈多源结构。
表2-1 高校和中科院基础性研究经费来源比重(%)
(1)政府拨款
基础性研究经费按其来源性质可分为政府拨款和其他（如企事业委托经费、自筹经费和外资）等类别。其中政府拨款体现了国家科技政策的影响和要求，更为各级管理机关所关心。我国政府拨款在基础性研究经费中的比重如表2-2所示。
表2-2 政府拨款在基础性研究经费中的比重(%)
1987年政府拨款其他合计
中国科学院
84.3 15.7100
高等学校 8614 100
表2-2表明，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支持。国家对基础性研究的财政拨款，采取事业费拨款、专项拨款和科学基金等多种形式，主要通过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院、高等院校和有关部门的科学事业费和专项拨款，同时，在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计划中，也按一定比例安排经费，用于项目前期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目前我国的基础性研究经费主要是通过上述拨款形式和渠道获得的，其他来源所占比重较小。
(2)预算内与预算外
根据财务管理习惯，科技经费可分为预算内拨款和预算外收入两种类型。以高校为例，预算内拨款是指在财务上有正式预算科目，由学校主管部门管理，向学校“切块”和按项目“戴帽”下达的科技经费。如国家教委管理的科技三项费用、科学事业费、博士学科科学研究基金；部委院校、地方院校的教育事业费中科学研究费以及由上级划拨的各种专项经费。预算外收入是指高等学校直接承担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任务所取得的科技收入。包括国家计、经、科三委三项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务院各部门专项费，省、市、自治区专项费，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以及其他经费。预算外经费是单位凭借自身的力量，积极向社会争取获得的经费。
全国高校和中科院基础性研究经费预算内和预算外经费占其总额的比重如表2-3所示。
表2-3表明，预算外经费已成为中科院和高校获得基础性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这一方面说明预算内经费较少，才使得预算外经费比重增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高校和中科院面向社会的程度及其基础性研究活动的竞争能力。如表2-1就表明，国务院部门和省市这两条渠道的经费在高校基础性研究总经费中所占比重较大，反映了高校基础性研究活动与社会部门联系的程度较中科院要广泛。但这方面的经费比重过大，可能影响到高校的基础研究，因为高校来源于省市和国务院部门的经费主要是用于应用基础基础，这正如表2-4所反映出来的，全国高校来源于国务院部门的经费约88%用于应用基础研究，而来源于省市经费用于应用基础研究的近95%。
表2-3 全国高校和中科院预算内与预算外经费比重(%)
1987年
预算内预算外
中国科学院37.3 62.7
高等学校 24.6 75.4
表2-4 高校来源于省市、国务院部门的经费在基础性研究中的分配(%)
1987年基础研究基础资料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合计
省市3.41.9 94.7100
国务院部门 9.43.1 87.5100
中科院预算内经费比重较高校大，其中自选课题经费占了相当大的份额（见表2-1），这说明中科院自行掌握的经费较高校要多。但自行掌握的经费比例过大，自选项目过多，可能影响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程度，因为自选课题经费多用于基础研究，这正如表2-5所反映出来的，中科院自选课题经费的70%以上是用于基础研究。
表2-5 中科院自选课题经费在基础性研究中的分配(%)
年度
基础研究基础资料研究应用基础研究 合计
1987年 73.9
7.1 19100
1988年 70.7
7.1 22.2 100
总之，预算外经费比重过大，将可能影响带有贮备性的基础研究，使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的速度减慢；而预算内经费比重过大，又将可能影响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程度，但预算内经费比重过小，又会影响科研“育苗”，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对外争取任务的立项水平和申报项目命中率，进而影响到从外部取得经费的支持。因此，预算内经费与预算外经费应保持适当的比例。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科学基金制在我国的实行，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成功的标志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自1986年成立以来，已成为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的重要来源，促使了我国基础性研究的稳定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我国基础性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如表2-6所示。
表2-6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于全国高校和中科院的基础性研究，无论是在其预算外经费中，还是在其总经费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成为全国高校和中科院获取基础性研究经费的重要渠道。
表2-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基础性研究经费中的比重(%)
1987年C/AC/B
中国科学院28.444.4
高等学校 15.820.9
注：A——当年开题总经费；B——预算外经费；C——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
2 经费的分配结构
(1)学科分配
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分配情况如表2-7所示。
表2-7 全国高校和中科院基础性研究经费在各学科领域中的分配(%)
1987年自然科学 工程科学技术 医学科学 农业科学 其他 合计
基础研究 86.510.11.9
1.5 0 100
基础资料研究 59.831.37.0
1.7 0.2
100
应用基础研究 39 38.6
15.1
7.3 0.0
100
基础性研究
57.327.7
10 5.0 0.0
100
从表2-7所给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基础性研究经费在学科领域分布上，主要集中自然科学领域，这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却相对比较薄弱；而在医学科学和农业科学方面，就更加薄弱，其中农业科学尤为突出，与我国这样一个有11亿人口、8亿农业人口的大国极不相称。
(2)地区分配
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的地区分布状况如表2-8所示。
表2-8 全国高校和中科院基础性研究经费的地区分配（1987年）(%)
北京 上海 江苏 甘肃 吉林 湖北 其他 合计
22.4 19.4 8.4
6.1
5.1
4.7
33.8 100
从表2-8所给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主要集中于北京第6个省市，这6个省市基础性研究的当年支出经费占全国高校和中科院当年支出总经费的66.2%，其中北京、上海、江苏3个省市则占了总支出的一半(50.2%)，说明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的地区分布比较集中。基础性研究经费的地区分布不均衡与基础性研究力量分布的不均衡有关。高等学校和中科院研究所比较集中的地方，一般基础性研究经费比较集中。反之亦然。
(3)研究类型分配
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在其研究类型中的分配比重如表2-9所示。从表2-9所给数据可以看出，三类基础性研究经费，在中科院主要投向基础研究，说明中科院确是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但同样是基础研究的另一支主力军——高校，其基础研究的投入太少。另外，两支主力军在表2-9中反映出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基础资料研究经费在基础性研究中的比重过小，这是我国基础性研究中的最薄弱环节。
表2-9 我国三类基础性研究经费构成(%)
1987年基础研究基础资料研究应用基础研究
合计
中国科学院
573.439.6100
高等学校 12.6 1.585.9100
中科院和高校 37.4 2.660 100
三、经费配置优化及对策研究
1、基础性研究政策的稳定性
基础性研究要持续发展，必须要有稳定的政策环境。
我们的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的变化情况，从1987年到1988年是上升，而从1988年到1989年又是下降（参见第一节二目），说明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的投入具有明显的升降波动性。如果结合我国历史上的“科技经费支出与国家财政支出比例”变化情况来进行分析的话，这种升降波动性表现得就更为明显（见表3-1），从1953年到1987年的35年里，如果不考虑每年货币币值变化这一因素，仅从国家财政支出中的科技经费的绝对数值看，从1953年到1960年是上升，此后10余年间便在升降中徘徊，从1977年到1980年是上升，1981年又陡然下跌，此后上升幅度不大。如果考虑货币币值变化因素，就科技经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值来看，在35个年份里，有10个年份是下降的，还有6个年份未升未降，二者将近占了一半。真可谓升降各半，起伏不断。
表3-1 我国科技支出(A)占国家财政支出(B)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7》.《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1989》。
我国科技经费及其基础性研究经费升降的波动性，反映了我国的科技政策与科技活动处于不断的摇摆动荡之中。即使在最近的10年，我国科技政策的侧重点在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中，至少也有过一次大的变化。类似这种关于科技政策的侧重点和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的争论和变化，在我国和中国科学院的40年历史中曾多次发生。
科技政策和科技活动的动荡，说明科学尤其是基础性研究还没有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并扎下根来。科技政策和科技活动动荡的结果，又使得基础性研究很难获得稳定积累的环境，而投入到基础性研究的有限资源就不会得到应有的科研成果产出。因为基础性研究是运用已有知识创造新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周期性较长，需要连续积累。一般说来，这个积累过程的周期大约在10～20年左右。《中国基础研究百例》课题组对基础性研究时间投入作过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我国1982年与1987年两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二等奖获奖项目，以及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国际性奖励和各部门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中少数有代表性的项目。调查统计的总平均结果是，每个项目平均延续15.5年。[9]
另对样本中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分成1982年获奖和1987年获奖两组，分别统计它们的平均延续时间，考察多年来未颁自然科学奖是否影响题均延续时间，结果是1982年组为17.2年，1987年组为16.7年，无显著影响。
因此，基础性研究政策的核心要旨，是务必保持其研究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即连续稳定性原则。
2、R＆D投资结构的优化
对基础性研究投资政策的研究，归根到底还是对R＆D投资政策的研究。然而，在R＆D投资政策中，有关投资规模的大小及其结构的优化问题，又是一个长期困惑科技界和经济界的一大难题，在我国也是一个迫切需要深入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研究表明，普遍适用于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最佳”R＆D比例是不存在的。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统计数据的分析来看，往往呈现出这样的规律：经济增长→国家富足→对R＆D则有更多的投入。并且从投入的经费上看，这些国家R＆D经费支出总额与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大体上相当或更快些。而处于相同工业化阶段的不同国家，在R＆D投资规模与结构上的差异，正是我们进行国际对比分析的基点。总之，科技政策的抉择必须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相适应才是可行和合理的。
我国目前的GERD/GNP和R＆D比例与国际上的普遍经验和统计规律是不相符的，尤其是基础研究明显偏低。今后应如何增长？R＆D比例结构又应如何调整（优化）？本文认为，可按以下思路进行考虑。
(1)我国大约于70年代初开始步入工业化第一阶段，目前大体处于该阶段的中期。根据工业化第一阶段对R＆D投资规模与结构的要求，只要GERD/GNP的百分比落在0.7～1.8%之间，基础研究投入经费所占比例在10～20%之间，并逐步呈上升趋势就有其合理性，也符合国际上对R＆D投资的一般统计规律。
(2)我国1990年的GERD/GNP比值为0.7%，设2000年要达到1.5%左右，那么GERD的平均增长率应为多少呢？按照科学技术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应当快于国民生产发展的速度，因而，科技经费的增长率应当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而且，这一正确思想也已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因此，保证GERD/GNP逐步增长的必要条件是GERD的增长速度要高于GNP的增长速度。假设到2000年GN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6%，按照GNP[,2000]=GNP[,1990](1+6%)[10]计算，我国的的GNP将从1990年的17400亿元增加到31160.7亿元。那么2000年GERD/GNP要达到1.5%的话，该年GERD应为476.4亿元。1990年我国GERD已达到121.8亿元，则由式GERD[,2000]=GERD[,1990](1+x)[10]可以计算出到2000年GERD的年均增长率至少要达到14.4%。
需要说明的是，GERD的增长速度高于GNP的增长速度这一结论只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工业化发展阶段，而不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因为GERD是GNP中的一部分，GERD的绝对数量不可能大于同年GNP的数值，而且通常仅是GNP中的很小一部分。这种情况也说明了为什么工业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第二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GERD/GNP的比值基本上趋于稳定的原因。
(3)设到2000年我国的GERD为476.4亿元，它在R＆D中的分配又应如何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应保持试验发展在60%以上，二是保持1:2:5的比例关系，据此可确定R＆D中的基础研究至少应为12%，并可推算出2000年我国的基础研究为56.1亿元，应用研究为112.2亿元，试验发展为299.1亿元，它们分别占R＆D的12%，24%，64%。
诚然，要实现上述理想，要使我国的R＆D活动蓬勃发展，使我国的科技资源的配置既要符合现阶段经济、社会、科技协调发展的要求，也要符合在国际竞争条件下国家长远发展目标的要求，我们所面临的调整与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从目前来看，以下三方面是当务之急。
一是保证国家科技拔款真正进入R＆D活动，形成一套以R＆D活动为核心的科技管理体制。目前我国的科技经费拨款构成包括：①R＆D活动经费；②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阶段科技活动经费；③科技服务活动经费。其中②基本上还是根据60年代针对我国科技与生产脱节问题而在科技计划中补充的“中间环节”，以致我国的科技拨款中有至少2/5的经费用于这一环节。这样便形成了有限的科技拨款，面向“全过程投资”的格局，而真正进入R＆D活动的科技拨款当然就少。
二是增加科技贷款的比重，其主要用于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这一阶段的“中间环节”。从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资金支持一般为研究经费数倍以上的规律来看，今后若干年内，科技贷款的数额应超过或达到财政拨款数额，以使其成为我国科技投入的三大支柱之一。
三是建立R＆D投资的混合体制。这不仅是世界各国的一种趋向，而且也是解决我国R＆D投资不足的一个重要途径。这种混合体制的核心就是要求政府和企业在R＆D投资职能上应有适当的分工。政府的主要资金投向应对基础性研究提供持续的资助，以保持国家科技发展的后劲，而在试验发展和技术创新上，投资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诚然，这种分工调整是复杂的，因为它是与整个国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密切相关的。但政府能否通过税收、信贷等宏观经济杠杆的调节逐步使企业成为我国技术与新产品开发的主体，这也是衡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主要标志之一。
3、基础研究部门配置的合理性
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国外，其基础研究的执行部门一般都是由研究部门、高教部门和企业部门这三大部门组成。所不同的是，在国外，基础研究的绝大部分是由高教部门承担，而在我国，基础研究则主要是由政府研究部门承担。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基础研究部门配置的合理性问题。当然，国情不同，其配置自然也就有差异，如我国企业部门与国外企业部门相比，所承担的基础研究比重是极小的；又如中科院曾经是今后也应是我国基础研究的主要基地。但衡量基础研究部门配置是否合理的主要标准，应该是看其配置是否有利于既出成果又出人才，而且可以说，人才与成果相比，人才是更大的成果。如以此标准来衡量我国目前基础研究的部门配置，确有不尽合理之处，调整和改革的方向应是充分考虑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综合效应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应该充分认识高校在基础研究中的地位，并充分发挥高校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
高等学校应是开展基础性研究活动的主要基地，这是因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造就科技后备人才和经济建设人才的任务，必须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需要开展基础研究；高校中学科门类齐全，高层次专家集中，师生结合，思想活跃，有开展基础研究的良好环境和有利条件；高校中的同一队伍，同一条件，既进行教学，又开展研究，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因而投资少，见效快，综合效益大；等等。
几年来，我国高校积极贯彻党的科技方针，主动争取承担各方面的任务，使基础研究经费有了较大增加。但不论是从基础研究，还是从高等教育的发展角度看，我国高校在基础研究经费方面还存在着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基本且影响最大问题是，高校在我国基础研究总经费中所占比重过小（见表1-1）。
通过对国外基础研究状况的分析，可以发现，建立以高校为主的基础研究体制，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战略。对比之下，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体制，从配置到投资都不合理，不利于高质量人才培养。因此，要采取切实措施，逐步改革我国的基础研究体制。
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使高校真正成为基础研究的主要基地。对于基础研究，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高等学校、科学院应主要进行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应当同人才培养密切结合”，这为我国的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要逐步改变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点投资方向，遵照中央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精神，促进科技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大部分独立研究机构都应以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为主，并鼓励承办科技企业、开发公司，其事业费要逐步削减。少数基础性研究机构，要与高等教育结合，采取相互兼职、合作研究、交换研究生、乃至合办研究型大学等办法，逐步改变基础研究体制，以发挥其既出成果又培养人才的综合效益。因此，国家的基础研究的投资方向，要将重点向独立科研机构投资逐步改为向高等学校投资，争取到2000年将基础研究总经费的50%以上投在高等学校，使我国高等学校在基础研究方面释放更大的能量。
4、基础领域经费投向的平衡
《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在制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发展重点时指出：“在对前沿学科作出总体部署的同时，紧紧围绕农业、能源、交通运输、信息、材料等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及人口、医药卫生、资源、生态、环境、自然灾害、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开展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地球科学要把固体地球、气圈、水圈、生物圈组成的复杂耦合系统作为整体开展研究，为解决国家资源、能源、环境、自然灾害等重大问题提供基础资料和理论依据。”
然而，我们的统计结果却表明，上述基础研究发展的重点的某些方面正是我国目前的弱点，这说明我国对基础性研究各领域的经费投向还缺乏平衡，尤其是在医学、农业科学领域的投入以及基础资料研究方面的投入等，更是薄弱。
从表2-7中可以看到，我国基础性研究中的医学科学和农业科学的投资实在是太少，这与我国这样一个有11亿多人口、8亿多农业人口的大国是极不相称的。医学科学和农业科学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学科，一个管吃饭，一个管健康。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我国农业科学和医学科学都传统地存在着重技术轻科学，重应用轻理论的偏向。尤其是最近若干年来，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加速基础医学和基础农学的变化，如何在加强传统农学、医学的基础研究的同时，使我国分子生物学前沿的优势与农业科学和医学的发展结合起来，关系到中华民族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幸福。因此，对医学科学和农业科学的基础性研究，国家应强化投资，对于许多专家建议设立农业、医学基础研究专用基金的意见应予重视。
基础资料研究是我国基础性研究中的最薄弱环节，这在表1-3、表2-4、表2-5、表2-9等若干表格中已一再得到反映。当前我国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棘手问题，如人口问题、农业问题、能源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灾害防治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要得到解决，没有大地域、大范围的资料与数据的系统的观测、收集、整理及其分析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目前我国对于基础资料研究工作一是做得少，二是分散在不同部门，收集也很零散。因此，国家对基础资料研究应强化投资。
最后，关于国际合作问题。我国开放政策为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国际性科技合作在我国也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这是应该肯定的。但表2-1中显示出，我国基础性研究中的国际合作经费是相当的少，这说明我们还须进一步加强对国际科技合作的认识和行动。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能投入基础性研究的经费是有限的，而走向国际是发展我国基础性研究的捷径。因此要逐步增加国际合作与交流的经费，扩大国际合作开放度，多途径地利用国外先进的设备条件和学术环境，扬我国科学家著称于世的智慧和勤劳之长，避我国对大科学设备投资不足之短，提高我们的研究起点，跟踪世界科学最新前沿。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给这个星球的古代文明，作出过光照日月的贡献。今天，在国际科学的大赛场上，我们更要大步走向世界，勇夺金牌，使我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中，为人类科学文明谱写新篇章。
注释：
①宋健：加强基础性研究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政策，《求是》1989，No.5。
②钱学森：也谈基础性研究，《求是》1989，No.5。
③周光召：开创我院基础研究的新局面，《中国科学院院刊》1989，No.1。
④总结科学基金工作，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和繁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四次全委会议综述，《中国科学基金》1989，No.2。
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谈基础研究和科学基金制，《中国科学基金》1989，No.2。
⑥国家教委科技司印发：《研究与发展(R＆D)活动及其分类》，1989.12.5。
⑦应用基础研究的概念和案例课题组编：《应用基础研究的概念和案例》（征求意见稿）1989年11月，定稿1990年6月。
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概览(1986-1988)》1989。
⑨《中国基础研究百例》课题组：《中国基础研究百例》（国家科委资助项目报告）。
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科学技术指标(1984)》，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
(11)《日本科学技术白皮书(1987)》，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
(12)周寄中等：《我国科技投资的规模和结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报告）1989。
(13)徐士钰、仇向洋：我国R＆D投资规模与结构分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1.No.9。
(14)《国家科委简报(16)》(1991.3.25)：我国科技投入口径问题协调研究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科研管理》1991，No.5。
(15)国家教委：《1985年科技统计资料（高等学校科技普查资料提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16)国家教委：《1986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17)国家教委：《1987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18)国家教委：《1988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19)国家科委：《1987年科技统计数据集》（内部），1988。
(20)国家科委：《1988年科技统计数据集》（内部），1989。
(21)国家科委：《1989科技统计数据集》（内部），1990。
(22)《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3.13。
(23)顾淑林：基础研究与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科学学研究》1989，No.1。
(24)顾淑林：研究与发展三分类定义与科学政策，《科技导报》1989.No.4。
(25)郭传杰：对发展我国基础研究若干问题的战略思考，《中国科技论坛》1989，No.3。
(26)李仁和、江玉仙等：高校科技经费结构分析，《研究与发展管理》1989，No.1。
(27)李仁和、江玉仙等：高等学校的科技经费问题及对策，《研究与发展管理》1989，No.2。
(28)孔英：从高等学校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谈基础研究的合理体制，《研究与发展管理》1990，No.1。
(29)《中国统计年鉴：1988》。
(30)《中国统计年鉴：1989》。
(31)《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198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
标签：科技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预算执行论文; 预算调整论文; 项目预算论文; 部门预算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