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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09）01-0056-06
收入分配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从来就是经济学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在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收入差距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经济转轨时期，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典型现象。近十多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及变化规律、差距扩大成因和应对策略的研究日益增多。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资料进行梳理总结，以期给读者一个较清晰的脉络。
一、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变动研究
经济思想史上可以寻出两条研究收入分配的主流：一条源于李嘉图，主要讨论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即收入的功能型分配，它旨在说明要素价格的形成，如工资和利润率，以及国民收入中生产要素的相应份额。20世纪中期的“劳资谈判工资理论”、“分享工资理论”就是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研究主线的继续和最新成果。另一条主流源于帕雷托，称为规模收入分配或个人的收入分配，它与诸如家庭、住户和个人等一系列经济单位的收入分配有关，旨在解释微观经济单位中的收入分配形成和种类，以及与此相关的收入差距尺度。一些经济学家运用统计学原理，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分析方法，测算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人或家庭的收入份额占收入总额的比重，以及研究这一比重与经济发展存在的依存关系（黄祖辉，2007）。
对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首先是从规模分配的角度出发，利用各种测量方法对收入分配现状进行测定。在满足匿名性、齐次性、人口无关性、转移原则、强洛伦茨一致性等五个性质的基础上，可以将测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方法大致分成三大类：份额比例测度法、普通离散系数测度法和收入集中度测度法。具体测量方法和评价见表1。
有不少国外学者，尤其是Kuznets（1995）、Kaldor（1956）、Romer（1956）、Grossman（1991）、Agion（1998）、Barro（2000）和Sala-iMartin（2002）等人习惯用人均GDP差异和基尼系数来描述区域或国家间居民收入分配不均衡水平。国内不少学者都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收入差距的现实情况（曾国安，2003；王培刚、周长城，2005；李强，1999；陈宗胜，2004；李一鸣，2001；李楠，2005等）。使用泰尔指数来描述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有宋德勇（2001）、罗楚亮（2006）、田士超（2006）等。此外，还有学者自己设计出了描述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如苏海南在《居民收入分配预警系统报告》中为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预警系统从安全到失衡划分了“蓝灯”，“绿灯”，“黄灯”，“红灯”四个阶段和相应的警戒值。黄灯表示收入分配关系进入警戒状态；红灯表示收入分配差距完全处在不合理的状态，容易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现象。1980年我国的行业差距评分为80.2分，到2003年已经为72.0分，行业劳动收入差距同样已接近“黄灯”。虽然，关于中国居民总收入差距，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方法和度量指标，确定的水平也不一样。但不管如何，学者们均认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扩大。世界银行在报告《共享增长的收入：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专门谈到了收入的两极分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中国的决策者应该为收入的两极分化担心吗？在（世界）其他地方，严重的收入不均等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削弱了扶贫活动而且助长了社会紧张局面。中国的收入不均仍属中等。……但是，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国收入不均的某些方面可能阻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世界银行还预测：中国如果任由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由1999年的0.437上升到0.474。
近年来，中国区域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研究思路主要基于两种传统理论展开：一种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该理论预测中国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会趋于同一稳定状态，因为新古典理论的重要观点是国家或地区间收入差距将随着各国或地区经济增长而逐渐消失（Barro,R.J.,1998）。另一种理论则以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为核心。虽然在国外有不少学者采用历史或界面的数据来支持倒U假说，但是，这些研究数据、方法和结论始终受到不少专家的质疑与批评（江海潮、陈虹英、王海云，2007）。在中国是否符合倒U假说这一问题上，陈宗胜（1999、2002）、林毅夫等（1998）、赵人伟（1999）、张勇格（2006）、吴正俊（2007）等利用相关数据回归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变动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倒U型”关系。王韧（2006）通过构建四部门的双二元动态分析框架，认为巨大城乡差距的存在决定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仍将呈现出“倒U”趋势，而对外经济开放则会显著影响到这一过程的实现形式。
二、对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评价
近20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居民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对于过大的差距不加以控制，则会影响社会稳定。人们现在普遍关注的是，居民收入差距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何在，如何缩小收入差距。目前学界对我国收入差距情况的评价，主要有差距适度论、贫富分化论、一极分化论、一定范围的两极分化论和差距失当论等五种观点。
1.差距适度论
陈宗胜（1999）、沈宝祥（1997）、王明华（2003）、陈宗胜和周云波（2002）等认为我国的收入差距适度，理由是根据国际惯例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才是两极分化，而我国现阶段即使将各种财产及非法收入的影响都计算在内也尚未达到0.5；虽然现阶段的收入差距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扩大了，但收入水平都普遍提高了，整个社会秩序较为稳定，说明目前人们对这种差距是认可的。
2.贫富分化论
祝大平、朱国众（2003）从我国贫富分化的性质分析，认为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主要是收入增加程度的差别，是发展中的差别；另外，从富者的数量占全体总人口数来看，目前还难以形成一极。侯远长、王增杰（2001）也认为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水平处于贫富分化阶段。
3.一极分化论
郑荣琦（2002）、李炯（2007）认为，我国的收入差距穷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但富者的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财富积累规模越来越大，因此，我国现阶段并未出现两极分化，至多可以视为一极分化。
4.一定范围的两极分化论
王海港（2007）、周焱（2001）认为社会中是否产生两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极端”阶层以及是否在占有社会财富上出现“两极”趋势是判断一个社会两极分化的标准。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国部分私营企业里已经产生“两极分化”。
5.差距失当论
曾国安（2003）认为，中国基尼系数从静态横向看已超过国际上公认的不平等分配的警戒线0.4，虽低于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但已高于亚洲的一些国家，这表明现阶段收入差距已具有“恶化”性质；纵向发展角度来看，分配状况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进一步恶化了。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1999），宋冬林（1995），王申贺（1997），张勇格（2004）等相关研究持类似观点。
三、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曾经指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混乱动荡的方面，没有很好理解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发生，以及会起怎样的作用高就不可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国内很多学者都曾研究过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有从体制上解释的（林毅夫，1998等），有的从制度设计缺陷（霍瑞红，2007等）出发的，有的从市场角度探讨（邢成、韩丽娜，2003等），也有从劳动者自身因素分析的（赵人伟、李实，1999等）。综合起来可概括为政策倾斜论、财产因素、市场化因素、就业制度变革因素、法治因素、人力资本差异因素和统计方法因素等观点。
1.政策因素
政策倾斜是国内学者解释中国收入差距最流行的说法，也是最直观的解释（李实，2001；何莉，2001；王小鲁、樊刚，2005；王绍光、胡鞍钢，1999；林毅夫，1998；吴玉督，2003；郭国锋，刘孟晖，2007等）。林毅夫（1998）认为，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体制下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为特征的宏观政策环境在起作用，致使由现存的价格体系所形成的地区“经济上”的比较优势与地区“资源结构”的相对比较优势相背离。林毅夫（200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是决定整体收入差距的第一位的因素，其贡献度在60％左右。王小鲁和樊刚（2005）则使用1996-2002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年度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对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得出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目标不明确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政策缺位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霍海燕，2002）。政策缺位是指政策本身漏洞太多，补偿政策不到位，在运行中造成政策走样和放大，导致收入分配秩序混乱。
2.财产因素
赵人伟、李实（1999）认为金融资产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的贡献率大大高于其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城市居民中金融资产最高的20％居民拥有资产量占城市居民总资产的比重高达48％，而最低的20％居民仅占4％。吴玉督（2003）认为农村土地改革和城乡公有住房改革加大了城乡居民财产分布差距，贫富差距的重心已由收入差距变为财产差距。
3.市场化因素
当前在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市场机制已基本取代了传统的计划分配方式。但因为当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供给短缺和低价劳动力无限制供应的形式在我国极为明显，因此收入差距被拉大（周振华，2002；王丽敏，2002；李炳炎、江皓，2005，廖晓慧，2006等）。马晓强、王瑜（2007）从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出发，也得出相似结论，认为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劳动者收入份额显著下降和资本所得份额显著上升。邢成、韩丽娜（2003）认为，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另外有学者（郑荣琦，2002；杭行，2002）提出市场化带来的马太效应也使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逐渐扩大。
4.就业制度变革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业制度的改革加快了，劳动者享有了就业选择权，劳动力具有了流动性（曾国安，2003）。发展的冲动和非均衡性必然造成一些企业、一些单位首先提高收入，从而会带来劳动力流动的拉力，劳动者追求高收入的行为倾向会带来劳动力流动的推力，这往往成为各单位拉开职工间收入差距的原始推动力。
5.法制因素
我国法制体系存在的漏洞和空白，许多经济法规尚未建立、完善，在许多问题上尚无法可依，对非法非正常收入的监督又缺乏法律依据，监督难度大（李一鸣，2002；贺卫，1999：王小鲁，2007等）。自1984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因为缺乏规范的法律制度监督，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何清涟，1998；霍瑞红，2007）。加之渐进式改革的痼疾，使得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赵人伟，2003）。李宗胜、周云波（2001）对。1988-1997年间居民非法非正常收入进行了仔细估算并研究及其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后，认为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发生是导致我国当前居民收入差距非正常扩大的根本原因。王小鲁（2007）认为制度缺陷使本该用于低收入居民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利相关者手中，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全国城市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可能达到4.8万亿元。
6.人力资本差异
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越来越成为影响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王天夫、王丰，2005；赵人伟、李实，1999；边燕杰、张展新，2002；武军定、杨维，2007等）。西方学者Jamison和Gaag（1987）早有研究，随后，Byron和Manaloto（1990）、赵人伟、李实（1999）、边燕杰、张展新（2002）、王天夫、王丰（2005）、武军定、杨维（2007）探析了中国居民教育或人力资本、职业培训与收入差距的关系。王天夫、王丰（2005）指出，在城市集团分配背景中，城市居民教育水平能够解释城市收入差距的13％。赵人伟、李实（1999）发现1995年与1988年相比，城市职工的平均教育收益率明显提高，呈上升趋势。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外企职工的教育收益率最高。边燕杰、张展新（2002）对55个城市的居民1998年和1995年的收入和居民个体特征进行回归研究表明，认为个人收入与个人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政治身份等有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马骊（2007）运用Panel data模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7.统计方法的因素
戴建林（2003）、韩留富（2007）认为统计指标单一是导致研究者得出我国收入差距严峻的原因之一，因为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对居民收入水平的衡量主要用平均指标，我国常用简单算术平均数，而中位数却很少见到。但随着高收入家庭特别是少数很高家庭的增多，对平均数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平均数不断偏离中位数。
四、结语
国内外学者在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研究中，把定点调查、典型案例剖析和实证检验等技术手段结合在一起，点、线、面兼顾。从内容上看已有的关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研究，它们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个层面是从全国范围探讨居民收入差距状况、成因、矛盾和对策，对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行公平性判断。既有规范研究，也有实证研究。另一个层面是从一省或一市范围探讨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特点、存在问题以及应对措施，对本省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行公平性判断。研究方法多以实证为主，辅之省域间的比较研究。
现有相关研究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及变化问题还没有统一的解释理论，给人的印象是学者们似乎还没有找到解释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微观切入点和突破点。很多学者在做实证研究时未明确告知具体使用的方法，如通过基尼系数的不同计算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相差很大，因此，很多数据缺少可比性。总体而言，国内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大多基于全国这一大框架下，对省级单位的研究并不充分。因此，需要在更进一步研究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加强对省一级单位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研究，这样才能更全面地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收稿日期：2008-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