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与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相与论文,儒学论文,学者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6)06-0079-07
汉儒董仲舒之所以留名后世广为人知，并不是因所著《春秋繁露》一书垂范儒林，而是因其首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汉武帝采纳之，而开中国两千年思想定于一尊之局。论者多谓汉武帝此举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质都是钳制舆论统一思想。笔者多年前研读秦汉文献，发现这些历史事件皆有其特定的民族与文化的背景，并非如今人简单地归纳为所谓“封建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撰《儒学独尊的文化背景说》①、《儒教：历代王朝的国家宗教》②等文，辨析经学与儒学、尊经与崇儒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于汉王朝文化建设的意义。我当年主要是从“有今无占”的汉王朝文化选择的角度，来阐释百家被黜而儒学独尊的历史原因。读者若有兴趣，可参阅拙文，兹不赘述。本文要进一步辨析的是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同时以董仲舒所倡“王道三纲”为例，揭示大一统专制政治下儒家学术精神之蜕变。
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是汉武帝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影响中国历史至深的大事件。人皆谓此议创自董仲舒《天人三策》之第三策。董氏果真能以一篇对策耸动帝听，而使汉初以来备受帝乏公卿冷落的儒学从边缘走向中心？我认为这可能是后儒编造出来的政治神话。今据班固《汉书》本传：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1]2495
然后全文照录董氏对策即所谓“天人三策”，策三之末云：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2523
后儒即将此策精义归纳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班固总结董氏生平事业云：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1]2525
按武帝即位于建元元年（前140年），然据《汉书·武帝纪》：
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1]160-161
董氏对策又在元光元年（前134年）。又据《汉书·武帝纪》：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1]155-156
也就是说，据《武帝纪》，建元元年武帝初即位，丞相卫绾已有罢黜百家的动议，五年又置《五经》博士，而元光元年董仲舒对策云云，并非创议，乃附议而已。这一点至关重要。
细绎《汉书》本传，还有若干疑点。第一，董氏对策年月表述含混，若云“前后百数”，显然诏举贤良非止建元元年一次，董氏属何年何次？第二，董氏所对之三策皆非《武帝纪》所载元光元年之策题。第三，据本传，“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1]2523。而据《汉书·严助传》，建元元年，“郡举贤良，对策百馀人，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1]2775。中大夫位在江都相之下，何以曰严助以对策而“独擢为中大夫”？
清人严可均辑《全汉文》，将董氏《举贤良对策》系于元光元年[2]卷23,250，显然是依据《武帝纪》系年。然《武帝纪》所载元光元年策题并非本传所载董氏对策之题，或疑此即建元元年策题，但这次出风头的是严助，而非董仲舒。也就是说，即或董氏建元元年对策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创议，也未产生后儒所盛称的巨大影响。而且，我认为，无论是建元元年或元光元年，武帝可能出若干策题，而由对策者任选，而《武帝纪》所载仅为其一。所以，董氏对策与《武帝纪》所载元光元年策题不一致，还不能无可辩驳地成为董氏建元元年对策的证据。
最初引起我怀疑董氏对策之影响者，是司马迁《史记》的相关记载。司马迁与董仲舒同时，却未提及董仲舒对策之事，对所谓“天人三策”更不著一字。《史记·儒林列传》云：
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3]3127-3128
司马迁为后学晚辈，据《太史公自序》“余闻之董生”云云分析，他还可能亲聆董氏面命，《集解》引服虔云：“仲舒也。”[3]3297-3298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古时先生，或称先，或称生，不必二字并称。”[4]卷3,40司马迁对董氏的人品学问赞美有加，如谓其“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为人廉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云云[3]3127-3128。如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创自董氏，无疑居功甚伟，司马迁为何不大书特书一笔？司马迁记汉初儒生如陆贾、叔孙通、贾谊等，甚至与董仲舒同时的公孙弘、主父偃，都叙及他们独特的建言，为何对董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于当代后世皆影响至巨的创议却置若罔闻不赞一词？这很不符合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他甚至没有象班固《汉书》那样，为董氏单独立传。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这位“一代儒宗”在汉武帝时代的影响力与重要性，还赶不上辞赋家司马相如。明人张溥发现了这一点，但却以“凡人轻今贵古”为说：
《史记·儒林传》载广川董氏与胡毋生《春秋》同列，无大褒异，至《汉书》始特为立传，赞述刘子政与刘歆、刘龚言论，抑扬其辞，以寄郑重。凡人轻今贵古，贤者不免。太史公与董生并游武帝朝，或心易之。孟坚后生，本先儒之说，推崇前辈，则有叩头户下耳。[5]7
然仅是推测之词，不足为凭。当然，《史记》、《汉书》记董氏事多有龃龉，如高园便殿火，辽东高庙灾，事皆在建元六年，时董氏已“废为中大夫”，著《灾异之记》推测遭灾之由，而主父偃取其书奏之，董氏因此身限囹圄，怎能在元光元年应诏对策呢？然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主父偃自齐“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元光元年中，“乃西人关见卫将军”，留久，乃上书阙下，得蒙召见[3]2953。据此，董氏下狱就在元光元年之后，此前他完全有时间有机会参加元光元年五月的贤良对策。然而，《史记》既云“今上即位，为江都相”，怎可能六年之后还以贤良文学身份应诏对策呢？
诸如此类互相矛盾的记载，仅凭现有史料，似很难得一确切结果的。然则历来史家多采信建元元年对策之说，如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七：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日……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6]549-556
明确将董氏对策系于建元元年，而后才有丞相卫绾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之言者的上奏。这样叙述，很明显与《汉书·武帝纪》的系年冲突，司马光因此特加考异：
《汉书·武纪》：“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仲舒传》曰：“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县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今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举贤良见于《纪》。[6]556
仅以《汉书》本传中云“州县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以及《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1]160，而董氏对策如在同年夏五月，于时为后（谦按：元朔以前，汉以十月为岁首），则不得以此事（“郡国举孝廉”）为董氏创议。但我们不要忘记班固是很推崇董仲舒的，所以他把汉武帝时代若干重大举措之创议归美董氏，也就并不奇怪。然而他也就这么一说，并无其它证据，至少“天人三策”中没有什么“州县举茂才、孝廉”云云。仅凭本传中这一疑似的评语，就完全推翻《武帝纪》中至关重要的系年，很难令人信服。我宁愿相信班固评语是夸大其辞，而不相信他在《武帝纪》中的系年乃误记。我虽然不怀疑司马光叙事严谨，但在董仲舒对策系年这一问题上，证据尚嫌不足，笔者不敢苟同。偶阅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其《续笔》卷六“汉举贤良”条云：
汉武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是时对者百馀人，帝独善庄助对，擢为中大夫。后六年，当元光元年，复诏举贤良，于是董仲舒等出焉。《资治通鉴》书仲舒所对为建元。按策问中云：“朕亲耕籍田，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对策曰：“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必非即位之始年也。[7]286-287
可见董仲舒对策系年一事，前人已有不同看法。
二
而且，即或董氏应诏对策是在武帝即位之建元元年，但以司马迁不书，而汉武帝又独擢严助为中大夫，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认定，班固以来的史家夸大了董氏“天人三策”的影响力。今据《史记·儒林列传》：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3]3118
王臧景帝时曾为太子少傅，是武帝的老师；赵绾是王臧的同门，皆学《诗》于申培公。武帝初即位，即以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丞相魏其侯窦婴、太尉武安侯田蚡是能影响朝政的当权派，也皆好儒术。也就是说，在诏举贤良文学之士前，朝廷已形成势力强大的崇儒派，包括汉武帝本人在内的最高决策层，业已达成共识。观《汉书》所引汉武帝前后策题，皆以儒家之说命题，如曰“上参尧舜，下配三王”[1]161，盛称“五帝三王之道”[1]2496，又引《诗》云：“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1]2514倾向性如此明确。丞相卫绾罢黜法家纵横家的奏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而汉武帝随即批准曰“可”。这一“可”非同小可。新皇帝借此发出的重要信息，就是在人事政策上要改弦更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值得注意的是，卫绾奏议中未提及黄老。原因很简单：窦太后健在，号太皇太后。她老人家好黄老，是出了名的。博士辕固因诋《老子》书为“家人言”，窦太后竟令七旬老翁入圈刺豕。虽然很喜剧，也可见窦太后之专横。卫绾奏疏不斥黄老，是投鼠忌器。今人杨树达《汉书管窥》卷一云：
时窦婴、田蚡用事，二人皆推隆儒术，故绾有此奏。又汉初文景崇尚黄老，贤良中亦必有其人。此奏历举申商韩非苏秦而不及黄老者，盖恐触怒好道家之窦太后避而不言耳。[8]37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道家与法家原来有着血缘关系，世称“黄老刑名之学”。司马迁《史记》即将老、庄等道家与申、韩等法家人物合传，且谓：“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又谓：“韩非者……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3]2146黄老与法家的这种亲缘关系，在汉武帝时代，并非专家才知其所以的学术问题，而仅属于常识。所以，尽管卫绾采取迂回战术，但最后还是牵涉到黄老，因此而惹翻了窦太后。据《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适诸窦宗室无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3]2843
窦太后干预，形势逆转，崇儒派遭受重创。诸人被罢官，原因非一，但儒道之争无疑是主因。据《汉书·武帝纪》，赵绾、王臧“皆下狱，自杀”。师古注引应劭曰：
礼：妇人不豫政事。时帝已自躬省万机，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黄老术，非薄《五经》。因欲绝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杀之。[1]157
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俱外戚，是能影响甚至左右朝廷政策的实力人物，他们一下课，罢黜百家的改革也落了空。五年之后即建元六年，窦太后崩，黄老之学的靠山倒了，同年冬十月改元元光，武帝随即复命田蚧为丞相，重新启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新政，于是有诏策贤良之举，如《武帝纪》所记：“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由此可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动议既非发端自董仲舒，也非武帝采纳他的建议而实施的文化政策，而是窦婴、田蚡等执政者酝酿已久的新政。由此言之，董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并非创议，不过是迎合朝廷“既定方针”的附议而已。后儒为何要归美董氏呢？我以为原因很简单：窦婴、田蚡等人名声不佳，尤其是田蚡，曾私下与淮南王刘安有悖逆语，后儒有意回避；而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宗”，学术人品皆足称道，突出他的影响，将其附议当作创议，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如上所述，《汉书·董仲舒传》所载三道策题，其实已明确规定对策的基调，这里所传达的政治与文化信息，以董氏博古知今之世故，岂有不心领神会曲意迎合之理？董氏不是辕固那种不达时变的“迂儒”，否则他既已在景帝时以治《春秋》为博士，为何彼时甘愿坐冷板凳，而不有所建言去争取儒学独尊的荣宠呢？同理，‘如果不是朝廷崇儒的大政方针已定，他也不可能在对策中倡言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三
但这并不意味着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宗”是“浪得虚名”。《汉书》本传赞引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刘歆虽然认为这一评价太过，然也谓：“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1]2526那么，董氏何以被尊为“群儒首”呢？班固《汉书·五行志》云：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1]1317
原来，董氏所以备受汉儒推崇，是首创以阴阳五行推说《春秋》灾异之变，即《儒林列传》所谓“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3]3128。按阴阳五行是战国以来逐渐流行的新学说，而将其应用于《春秋》以解释“天人相与之际”，进而发展到“举往以明来”，道古以讽今，则自董仲舒始。以今人之眼光看，此无疑为虚妄无稽之谈，然以彼时社会普遍知识水平而言，则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时髦理论。董仲舒应该是真信奉者。建元六年，辽东高庙与高园殿先后火灾，据《汉书·五行志》，董仲舒以《春秋》所记推之：
《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也。……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与鲁所灾同。其不当立久矣，至于陛下时天乃灾之者，殆亦其时可也。……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大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1]1331-1332
建议武帝诛杀诸侯近臣之不正者，以消弭天灾，这可能很需要勇气。但董仲舒草稿秘而未宣，主父偃“窃而奏之”，结果身陷囹圄，险遭杀身之祸：尽管如此，继董氏之后，以《春秋》灾异之变推当代政治得失之风，未尝稍衰，甚至有不避杀身之祸以谏汉帝逊位让贤如眭孟者。眭孟者，董氏弟子也。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董仲舒及其后学以《春秋》灾异之变言时政并非故神其说，而是出自一种真信仰。然而董氏在被赦免后，“竟不敢复言灾异”，不是不信，而是不敢。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亦无可厚非。值得注意的是，董氏既以“推明孔氏”为己任，难道不知这不仅与“子不语怪力乱神”之旨大异其趣，也与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的学术精神大相径庭？董氏很清楚这种不同，《春秋繁露·精华》云：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9]775
今人多引“《诗》无达诂”云云印证现代阐释学之原理，但我却从中感觉到一种学术世故。先秦诸子立义原各有己见，儒家有儒家之见，道家有道家之见，墨家有墨家之见，虽然不能说是水火不容，但基本立场显然有别。以今日平等的眼光看，先秦诸于之所以精光四射，不在同而在别。也许我们已习惯以“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这样的时代背景来阐释百家争鸣的自由精神，但细读各家言论，其实不难发现，当此之时，除纵横家外，各家并非一味以“取合诸侯”为依归，而主要是以自家学理为根据，即或面对诸侯，如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也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绝不含糊。先秦诸子之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生前多未以学术致高位，或周游列国，或避世高蹈，甚至杀身取祸。如果说董仲舒以《春秋》阴阳推高庙高园殿之灾，即或有违孔子《春秋》之义，是出于真信仰，而当身陷囹圄之后“竟不敢复言灾异”，是出于人皆有之的避祸本能，那么他在景帝朝为博士而无所建言，而当汉武帝诏策贤良已预定崇儒路线的时候，才发一通“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高论，这不是揣摩圣意、曲意迎合又是什么？我觉得董仲舒这样的儒家学者，貌似“廉直”，实则老于世故。既曰“推明孔氏”、“依经立义”，又曰：“从变从义，以奉一人。”一人者，人主也。孔子之名义、学派之学理、学术之讲求，不过是表面文章，所谓“饰之以儒术”，质言之，当今人主之好恶，才是其治经论学的依归。
这样评价董仲舒的学术精神，似有深文周纳之嫌。但我总觉得董仲舒以来的儒家学者，多以学术为政治游戏，随时可以塑造出现实政治需要的孔子，也随时可以阐释出现实政治需要的经义。此非“《诗》无达诂”云云之妙义乎？这里仅以董氏“王道三纲”之说为例。所谓“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也。这是班固《白虎通》引纬书《含文嘉》的表述，为后代儒家转相称引，被视为儒家核心伦理。虽然在董仲舒那里，尚未形成如此经典的表述，但精神则基本相同：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9]797
提请今人注意的是，所谓“王道之三纲”，乃董氏新创之说，而非儒家原教旨。孔子讲究君臣名分，强调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但也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0]271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0]62君臣关系是相对的。孟子说得更分明：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11]322
臣民之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君必须是有道之君，如果不幸而遇桀纣那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讨而诛之，所谓“诛一夫”，而非弑君。这也是辕固在景帝面前，与黄生辩论“汤武革命”所坚守的学术立场。孟子论“五伦”曰：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1]226
父子、君臣、夫妇之际，也完全是一种相对关系。如果董仲舒完全以“推明孔氏”为己任，坚守儒家的学术立场，如辕固那样，怎么可能推演出“王道三纲”这样绝对化的理论来呢？他显然是在用黄老刑名之学修正儒家教义。
事实上，“三纲”这样上下尊卑绝对化的理论是由先秦道家与法家发展建立起来的。试读以下言论：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12]14
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庄子·天道》）[13]209
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14]358
道家与法家皆为“君人南面之术”，分而言之，道家为君主政治哲学，而法家在这一哲学基础上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统治术，韩非集其大成曰“法术势”。在君臣、父子、夫妻这类传统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关系上，取向与儒家全然不同，那就是将其尊卑主从视为自然不移之理，所谓“天地之行”、“天下之常道”，是绝对的，是不可人为变更的。臣民即或不幸而遇桀纣那样“残仁贼义”的暴君，也如“敝冠”之“必加于首”，不得“因过而诛之”。这就是道家黄生以“汤武革命”为篡轼的理由。
事实上，我们在先秦儒家经典中，还可以找出不少并不很利于后来大一统君主专制政治的言论，谓其为“民本思想”也罢，为“古典人文精神”也罢，总之与“三纲”这样绝对化的君权、父权与夫权理论绝不是一回事。这些不符合大一统君主专制政治的思想，在后儒的阐释中，或者被淡化，或者被歪曲。这可以谓之“随时变通”，也可谓之“曲学阿世”。但“三纲”之说一出，便牢不可破，后儒至以“三纲”为三代以来亘古不变之常经。《论语·为政》记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东汉马融注：“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10]39这种阐释显然是以汉之今律三代之古，不仅厚诬先儒，而且昧于历史。但却被后儒视为当然，转相征引。朱熹《论语集注》引申发挥曰：“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15]卷1,14宋代理学家怀疑汉儒未得圣人真传，要超越千年而直承孔孟之绝学，在很多观念上抨击汉儒不遗余力，但却视“三纲”为万世常存的天理。以马融、朱熹等经学大师之博古通今，一流智慧一流学者，难道他们真不知“三纲”非孔子原教旨，而是董氏窃取黄老刑名之说所创新义？这里表现的不仅是学术创新，更是一种学术世故。因自汉武帝以来，儒家知识群体逐渐被专制政治体制化。名曰“变通”，其实常常是不惜歪曲甚至背叛自家学理，来为这一体制的合理性进行阐释与辩护，以求苟合显荣于当世。
我由此而深感汉以来儒家学者之现实之理性，而缺乏超越精神，缺乏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精神。老博士辕固可能是汉儒中始终坚守先秦儒家原教旨的另类，不仅在窦太后面前竟敢诋毁《老子》书，而且在景帝面前竟敢与黄生辩论“汤武革命”。而当薛人公孙弘应诏出山踌躇满志时，辕固正言相告云：
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以曲学阿世！[3]3124
这其实也是对儒家知识群体的警示。然而，“曲学阿世”的公孙弘后来“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司马迁感慨曰：“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3]3118董仲舒虽自悲“生不丁三代之隆盛”而赋“士不遇”，也因其始推《春秋》灾异之变古为今用而被后儒推为“一代儒宗”，而坚守儒家学术立场“正学以言”的辕固则唯有作为儒家独立精神的遥远回忆，供后人凭吊。
收稿日期：2006-05-26
注释：
①载张岱年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华书局，1993年
②载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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