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对西方共同体思想的超越
顾 超， 王学俭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共同体是西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研究中的重要范畴，西方学者对共同体的研究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作为整体性、统领性的共同体，作为与社会相对立的共同体，以及社会学研究视野下的共同体，整体上经历了逐步的“降格”与“式微”。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率先对西方共同体思想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进入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扭转西方共同体思想时代境遇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西方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超越。
关键词： 西方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实践
“共同体”似乎是一个有魔力的词汇，仿佛代表着某种确定性、安全感和归属感，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又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共同体的衰落，这似乎与西方共同体思想的日渐“式微”互为印证。然而，人们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去努力地建构、复兴、寻找和研究共同体，特别是在当今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之上，在扭转西方共同体思想时代境遇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西方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超越。
一、“式微”：西方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境遇
共同体是西方社会理论中具有起源性的概念之一，西方学者对共同体的研究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作为整体性、统领性的共同体，作为与社会相对立的共同体，以及作为社会学研究视野中的共同体，整体上经历了逐步“降格”与“式微”。
(一)作为整体性、统领性的共同体
早在古希腊时期，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家们较为普遍地关注了共同体的价值以及对共同体的追求。在柏拉图那里，共同体的生成过程表现为对“理想国”的设计与实现，即在哲学王的带领下，使不愿再回到“洞穴”的人们能够各得其所、各行其是，并且用灵魂之眼，“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注]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80. ，进而回忆起灵魂中关于“善的理念”。柏拉图的“理念论”表达了人在理性尚未完成之前，“理想国”这一共同体对人的主导与统领。在共同体主义的鼻祖亚里士多德看来，“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注]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 。城邦作为共同体，其存在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生活，而是追求至善的存在，如果仅仅为了生活，那奴隶和野兽也可以组成城邦。同时，以追求至善为目的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价值上自然高于个体价值，因为离开城邦的个体生存是难以为继的，即使个体不需要他人的帮助，他也会被共同的理想生活、共同的善聚集起来。因而，在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中，政治共同体在本体论上优先于个体，只有在城邦这一政治共同体中人成为人才有可能。
作为整体性、统领性的共同体普遍强调共同体的利益与价值，拥有压倒性的地位，服从共同体的需要是个人思想和行为的最高价值准则。这与传统社会人们的生产方式与交往行为相适应，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之下，人们或是自愿地或是强制地被限定在基于血缘、地缘的共同体之中，借助未经分化的、直接性的社会关系来使个体获得归属感和精神寄托。但是，强调共同体的绝对统治，也就意味着个体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我们越向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注]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 。为了维系共同体的统治，共同体必须极力维护支配着个人和社会生活全部领域的普遍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则。尽管如此，作为整体性、统领性的共同体客观上为传统社会人们提供了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的途径，正如鲍曼用诗话的语言所描绘的那样，“它就像是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挡风遮雨；它又像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温暖我们的手”[注]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 。
就现代化企业而言，采取有效的内部审计制度既能够为企业各项活动的有序开展提供保障，又能够为防止出现舞弊、徇私以及诈欺等情况，进而达到有效地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目的。但依然存在部分企业缺乏对于内部审计的正确认知，进一步造成了内部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等情况出现，继而阻碍着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本文提出从优化内部审计机构管理模式、完善内部审计人员结构、加强道德文化的建设、扩大内控审计范围、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现代化技术的利用等方面出发，创新内部审计方式，在提高内部审计工作执行力的同时保障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作为与社会相对立的共同体
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共同体的实践做出了设想和规划，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滕尼斯新兴合作社、芝加哥学派的社区实践、社群主义者们的多元共同体。但是，这些设想和主张要么过于理想化，要么只能停留于单一的社区或某一领域中，无法上升到国家战略、决策的部署与安排，最终仅仅停留于理论的层面，难以真正落实到实践环节中。而命运共同体从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中首次提出，期间陆续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等，最后在党的十九大上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逐渐进行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实践的有效安排。
与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的观点正好相反，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用“机械团结”的社会来表征传统的共同体，这类社会是基于所有群体成员的共同感情和共同信仰，是“个体不带任何中介地直接属于社会”；而“有机团体”的社会则代表着现代城市社会，这类社会是基于功能上的耦合连接起来，是以个体之间的相互差别为基础。因此，在共同体社会中，个人属于集体，个性得不到张扬；在城市社会中，劳务、分工、商品使个体相互区别的同时，个体可以表达自己的人格。“在第一种意识里，我们与我们的群体完全是共同的，因此我们根本没有自己，而只是社会在我们之中生存和活动；相反，第二种意识把我们的人格和特征表现出来，使我们变成了人。”[注]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0:91. 如果说，滕尼斯是对传统社会人们生活世界的整体性以及对共同体所享有的“共同感”的留恋与追求的话，那么，涂尔干则表达了自笛卡尔“我思”概念以来，人们不仅从“自然的统治”以及自然对人的支配中解放出来，更强调了人可以摆脱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外在约束，破除偏见、迷信和外在权威对人的统治，使人真正成为自律、自主、独立的“主体”，从而将主观理性、个体主义确定为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与实践原则。
(三)社会学研究视野下的共同体
至此，关于西方共同体研究的大致脉络已勾勒出来，即共同体作为传统社会生活中具有最高生活形态、具有整体性和统领性原则，到资本主义时代与市民社会相对立的形态再到社会学研究视野中的局部、区位的形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共同体概念在社会理论中的地位经历了逐步‘降格’的过程”[注] 李荣山.共同体的命运——从赫尔德到当代的变局[J].社会学研究,2015(1)：215. 。而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对西方共同体思想，特别是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共同体思想，进行了反思与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多种所有制形式进行系统考察，指出社会共同体是人在社会中的基本生存方式，反映出了人的社会属性以及人与社会的统一性，“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注]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 。并且，人类的社会共同体是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制约着的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古代氏族社会的共同体以一定的血缘或地域关系为纽带，人对群体的依赖性强，在发展阶段上属于“群体本位”，尽管看起来包裹着朴素的、相互温暖的外衣，但总体上，群体利益具有压倒性优势，个人是“一定狭隘人群的附属物”[注]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行为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取代了古代氏族社会的共同体，在看似人类社会最公正最正义的等价交换的背后，其实质是一种相互掠夺[注] 王飞.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0(3)：1. ，属于物对人的控制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将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共同体称之为“虚假的共同体”，而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假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注]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9.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消灭阶级和私有制的条件下，人的活动本身，才不是异己的，也不是与他人对立的，而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并由此形成的自由人联合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
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这大大加快了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城市化进程。197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达到73.1%，欧美社会的工业化以及城市化浪潮，使得一大批学者将目光关注了城市及其区位、功能上，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的传统，他们认为社区(community)的产生是“一种心理状态”“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但与滕尼斯认为城镇和小城市具有共同体性质、大城市是典型的社会性质不同，芝加哥学派认为，“大城市从来就是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相互混合、相互作为的大熔炉。城市就是这种生动的、潜移默化的相互作用的中心，新的种族、新的社会形态又从这些相互作用中产生”[注] 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M].宋俊岭，郑也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1. 。因而，芝加哥学派将城市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在人类社区的研究中引入生态学方法，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对大城市复杂社会构成进行充分的调查，分析社区中的诸多社会问题和行为。这就将滕尼斯语境中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相对应的共同体变成了某种具体的、区域性的社区实践。而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则企图摆脱滕尼斯语境中的共同体传统，试图建立“社会共同体”[注] Talcot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Englewood cliffs.NewJersey:Prentice-Hall,1971：112-114. ，即由四种空间性、边界性倾向的认同焦点构成，并通过其异质性和包容性的特征，实现不同功能共同体的联合以及作用的发挥，但这仍然没有摆脱芝加哥学派对共同体所做的地域性理解。
自2009年成为校长以来，我先后带领学校经历了合并薄弱校、搬迁校区、增加新校区的挑战，带领学校成功实现了由省一级学校到示范性高中的跨越。初任校长，年轻的我倍感责任与压力。在角色转变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学校管理，对“做怎样的教育”“怎样才能做更好的教育”，我感觉迷茫，缺乏信心。而打破这一局面，则是在我成为了广州市优秀校长培训班的一员之后。
二、“超越”：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三重维度
西方共同体思想在社会理论层面经历了不断“降格”的过程，在实践层面中又面临着诸多价值选择、平衡自由与安全感、确定性之间关系等困境，因而共同体的“式微”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上，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继承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对西方共同体思想的不断超越，这种超越尤为明显地表现在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三重维度之中。
(一)强调“命运”维度
一方面，命运共同体从人类“交互性关系”中体现“他者”的维度。“交互性关系”是指全球化条件下交往的普遍性，以及倡导“一种既实现共同规划又支持每个人各有差异的规划的社会合作模式”[注] 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M].王虎学，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43. ，在其中，每个人“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是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注]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8. 。命运共同体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重关系性”“尚和合性”的初始基因，形成的“协和万邦”的国家精神[注] 刘晨晔，刘擎.论中华民族的两次现代转换及中国精神的深层基础[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9(6)：48. ，就是要超越种族、文化、国家、意识形态的界限，“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注]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31. ，“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注]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45. 。同时，“交互性关系”拒斥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控制与支配，任何单方面的权力意志与控制欲望都是与“他者”的维度相背离。我国在倡导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中国走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注]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45. 。
其次，命运的共同体暗含了风险社会的利益属性。强调命运的共同体，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血缘共同体或氏族、社区共同体，就是因为人类在其生存、发展等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和基础性，特别是在当前风险社会不断加剧的条件下，自然性危机与社会性危机交织，“一切社会状况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既是资本主义时代，也是当今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构筑命运的共同体是竞争语境下的必然选择，如果各国还停留在只追求自身的利益与发展，甚至损害别国的利益，其结果必然是整个人类利益的受损。
首先，命运的共同体突出了全球化时代的空间属性。在黑格尔看来，“命运是一种整体性、环境性的作用于人的力量”[注]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356. 。在当今世界，这种“整体性”“环境性”对人的作用就是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趋势，人们日益从相对狭小的、孤立的区域中走向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共同体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注]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72. 。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将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分为三个阶段，即“自然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如果说，传统社会中作为整体性、统领性原则的共同体是建立在“人的群体本位”原则上的“自然共同体”，近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共同体是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独立性”上的“虚假共同体”，那么，命运共同体就是在“他者”维度基础上向“真正共同体”的一种“逼近”与尝试。“他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向度，用“他者”的眼光来反观自我、认识自我，强调正是在个人与他人所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中获得其本质。
(二)强调“他者”维度
最后，命运的共同体彰显了多元文明的价值属性。命运常常也被指人类个体或群体发展变化的趋向和必然性，经常同“前途”联系起来。就人类文明而言，命运的共同体表征了人类交往逐渐从区域性交流走向全球性交往，交往的普遍化催生了文明与文化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这就要从根本上摒弃了各文明之间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重新确立了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的关系。“共命运”不仅是物质生存方面，更是人类文明的延续与发展，“人类历史就是一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借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注]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54. 。因而要在人类命运与前途的感召下，推动人类共有文明的创造性发展。
从西方共同体思想的演进来看，传统社会中的共同体基于血缘、地缘、学缘等为纽带，是一种共同体对个体的统治与威慑，不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其本质上是一种宿命的共同体。近代以来，随着技术与分工的不断发展与扩大，形成了以职业、利益等为纽带的共同体，即滕尼斯语境中的“社会”、涂尔干强调的有机团结，其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的共同体。而现在我们所强调的是命运共同体，将“命运”与“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共同体的组建与维护是基于共同的命运。“命运”是人类生存、发展、完善的基本情景，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根本性问题和发展完善的终极性意义，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语境中，都突出了“命运”的本体论价值。命与运又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命为定数，指某个特定对象与现实状况；运为变数，指变动与时空转化，这就将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与可以改造的人为性统一起来，既区别于宿命论的认定命运观，也不同于存在主义者“荒谬”的人生命运，实现了客观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另一方面，命运共同体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互依性关系”中体现“他者”的维度。“互依性关系”强调了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互为目的，只有在自身与他人的交织中，才能真正确立起自我人格的同一性以及实现自身的发展。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及其基础上的国家关系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工具性交往”，即他人应当作为自身实现欲望和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它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的精神”[注]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96.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已是如此。而命运共同体将个体与他人、人类与自然拉回到同一共同体之中，“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只有一个家园”[注]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38. ，特别是人类正处于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更需要国与国之间、自身与他人之间相互依赖、合作共赢。同时，“山海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贯穿着“互依性关系”，是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又一运用。
(三)强调“实践”维度
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聚集到城市，从相对封闭的共同体汇集到社会中，家庭、村落、手工作坊等血缘、地缘、职缘共同体所承担的传统功能被剔除了，“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受制于大型工厂、国民经济、大城市和民族国家等仅涉及人们生活的极抽象部分的大型非人格化群体”[注] 汪民安.现代性基本读本[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501. 。这一过程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看来是“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之间的对立，共同体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和友谊等纽带基础上，共同体中的社会关系是从母子、夫妻和兄弟姐妹等基本关系中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的，共同体中的人们通过默认一致(Consensus)来达成某种选择和意志；而社会是建立在抽象契约(包括政治契约和经济契约)纽带之上，社会中人们的关系是在原子式的个人中以契约的形式缔造出来的人造物，社会中人们靠契约和约定来达成一致。因而，“共同体本身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注]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远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8. 。在资本主义与市民社会不断兴起的过程中，从共同体向社会的过渡，社会对共同体的压制与消极，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面对这一形势，滕尼斯认为，恢复传统的共同体已经不可能，只有对既有社会形态进行改造，不断赋予其共同体的因素，或许是解决之道。
《东风破》“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以喝酒的动作移就喝下“漂泊”)、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以“瘦”来形容“思念”)、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以“偷”来支配“时间”)、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枫叶“染色”故事为移就)、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以“墙皮剥落”移就岁月流逝)。
一方面，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厚植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人类把握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的思维的基本方式。马克思将实践界定为“人的感性活动”，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注]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0. ，并且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解释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0. 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建构从开始提出就与所有神秘主义、神秘理论划清界限，立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不仅要处理国内的发展问题，更要解决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和实现共同发展。在解决人与人、国与国的交往过程中存在的摩擦、纠纷，应对全球性的难题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缓和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应对和治理“人类生活的第五空间”——网络空间安全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处理国内民族事务，维护民族团结和发展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这一系列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与发展。
另一方面，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具有战略性、层次性和开放性。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从最开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政治理念到如今贯穿于社会发展诸多领域的生动实践，具有明显的战略性与层次性。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而言，从地域、区位上讲，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属性与共同体意识，“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注]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5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与国之间，提出了构建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中国—越南命运共同体、中国—缅甸命运共同体等等；在区域间，提出了中国—拉美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等。从国内、国别到区域再到全球空间范围，清晰地呈现出了以中华民族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展的同心圆结构。从具体的功能和领域上讲，习近平总书记从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核安全问题出发，提出了“努力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在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的战略中，提出了“打造能源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网络空间的治理与建设过程中，提出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上种种都表明了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深入到具体领域的实践中。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还具有开放性，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个不断生成、不断完善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习近平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也是一个开放的形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同体被创造出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同体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是企业环境影响评价虚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尽管有了“三线一清单”和地区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初步把关，一些落后的产业被卡在门外，但是一些地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实施，被政府以简政放权的名义，在时间上和程序上放水，审批质量堪忧。有的要求环境影响评价表一天内审批，而在一些地方，科技支撑明显不足。经过调研发现，全国市县两级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技术支撑力量严重不足，难以保证其效果。为此，环境保护部在2017年下半年开展对地方环境影响评价的督导，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要想彻底扭转轻视环评的现象，还得继续努力。
参与会聚研究的各学科相互作用影响，学科间的知识、理论、方法、数据、研究群体和语言日益交杂融合、持续整合，并可能建立新的框架和范例，形成新的学科，打破现有科学组织和分类体系，刺激基础科学和转化应用创新。会聚研究不是简单地将多个领域科学家聚合起来解决艰深问题，更重要的是形成新的研究、设计及协作的概念和方法，为达成整体目标跨越不同领域[5]。
The transcendence of Xi Jinping ’s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to the western community
Gu Chao, Wang Xuejian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China )
Abstract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in many fields of western philosophy, politics, sociology and so on.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community by western scholars has roughly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as a whole, a dominant community, a community opposed to society and a commun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which has experienced “downgrading” and “declining” in general. Starting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 and Engels took the lead in introspecting and criticizing the western community. Entering a new era,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has become the basic strategy of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Xi Jinping’s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has transcended the idea of western destiny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reversing the situ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era of western community.
Key words :western community;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practice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1751( 2019) 03- 0045- 06
DOI： 10.16216/j.cnki.lsxbwk.201903045
收稿日期： 2018- 12- 03
基金项目：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西北民族地区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18LZUJBWYJ074)；兰州大学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 顾 超(1991- )，男，江苏苏州人，兰州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王学俭(1955- )，男，山西太原人，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刘晨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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