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史学特征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刍议论文,史学论文,特征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希腊古代史学是西方文明的重要载体，更是人们正确认识希腊古代的主要桥梁。黑格尔高度关注希腊古代史学的作用，在其讲解《历史哲学》绪论时，还专门对希腊古代史学做了深入的评析。他认为希腊古代史学具有原始历史学的特征：历史著述者记述他们经历的事件，描写他们亲眼所见的业绩。他们既生活于那个时代，又记述那个时代。将外在的现象变成内在的观念，把周围的种种演变转移至精神的观念领域，这是希腊历史著述者的职责，也是他们的价值与贡献。当然，他们也利用别人的报道和消息，把零散的片断组合联系起来，纳入一种牢固的、持久的表象，并将其积淀于摩涅莫绪涅(记忆女神)神庙，使其不朽；一般而言，希腊史学所涉的范围不大，因为它的素材都是历史著述者或多或少地参与、经受或毕竟经历过的事情。著述者的精神与他所描述的行动都是同一的，没有反思的传统。①柯林武德也对希腊古代史学有过系统的研究，认为希腊古代史学具有人文主义、实质主义等方面的特征。②这些都是西方学者对希腊古代史学的相关看法，显然有它自身的合理性。但我们如果换一种角度也就是以中希古代史学比较的视角来进行思考，就会发现希腊古代史学还有一些新的值得关注的特征。 从人类的发展历史看，两河流域与埃及是世界上最早走出野蛮、走进文明的地区。这里的居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其业绩常为后人赞叹不已。他们发明了文字，积累了丰硕的文献，办教育，兴文化，但就是没有出现史学，没有成为有史学的民族。古代印度虽然拥有众多关于宗教的古籍以及灿烂的诗歌作品，而且也有远古的许多法典，然而印度就是没有史学，也被排除在有史学的民族之外。③不过，古代的希腊和中国则不同。它们不但创造了历史，而且还创造了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史学，从而使它们正式成为能把自己的文明成果传至后代的有史学的民族。 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希腊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其历史都是连续发展、没有中断的，但希腊的史学却是断裂的，缺少贯通性记述或探究的传统。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把“
”即探研究诘的方法用于波斯战争史的研究上。小亚细亚、希腊、马其顿、埃及、腓尼基、叙利亚、黑海沿岸、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都留下了他询问往事、考察实地的身影。他用伊奥尼亚方言写成了《历史》，使希腊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但《历史》所涉的时间主要限于波斯战争。雅典人修昔底德在本人直接观察尤其是亲身经历的基础上，注重目击者的描述，④用20余年的时间收集整理书写(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涵盖的时间只有20年。色诺芬的《希腊史》有续修昔底德作品之意，但也属于当代史的范畴，且作品主题与修昔底德的战争史很不一致，故谈不上有续存历史之自觉。在希腊人那里，记事时间以当代为限，远不及百年，绝不穷源溯本。他们的这种反历史的理念“把他们束缚在一截绳子上，它那长度也就是活的记忆的长度；他们可能加以批评的唯一来源，就是他们与之面对面进行交谈的那个目击者”。⑤他们不发展“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发展过的东西，即有关遥远过去的任何炽热的好奇心”。⑥这固然与古代希腊文献材料少、注重个人修史以及史家间没有承传传统、缺乏连续发展意识有关，也与希腊人的认知能力、思维方法未达到史学发展的相应水平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文明古国，更是几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文明的国家。文明的连续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中国的史学不但记事浩繁，而且连续不断。“国可灭，史不可灭”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⑦“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⑧史官们都把维持史学的连续性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一部宏伟的二十四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后续的史家在不断传承前辈史家史艺的基础上赓续中华文明文化根脉的群体之作。二十四史中衔接总脉、统领众事、纲纪全书的“本纪”虽有些重复或遗漏，但总貌清晰，月日有序，年轮不断，史录不绝。它既是断代的起点，更是整体的一环，连续发展中的一站。就是缺“史志”的正史，后续者也会自觉地将其补漏修齐，使连续不会在断代里消失、中断。例如，《三国志》缺“史志”，书写“宋书”的作者沈约在撰写《宋书·八志》时，就多从三国讲起，有的更追至东汉，使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连续可视。以后的《隋书》也继承了这一极其重要且特色鲜明的传统。黑格尔说：“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⑨其实，这些都是中华史学承传意识强烈且能自觉将其付诸实践的结果。 从世界古代历史上看，希腊是一个充满“理智”和“自我意识”同时又产生史学传统的民族。⑩它的史学来源于独立的文化体系，有人文、有事迹、有思想，也有希腊民族自身的精神。不过，希腊的史学始终受反历史倾向(anti-historical tendency)的影响，没有在史学发展的连续性方面有所创造，有所突破。 将大量演说词应用于历史著作之中是希腊古代史学的重要特征。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色诺芬的《希腊史》中也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更多。据统计，《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共出现了141篇演说词，约占全书的1/4。(11)修昔底德在其作品中明确表明他援用演说词的原则。他说：“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12)演说词的大量出现肯定与古代希腊的政治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古代希腊，政治决策、法庭辩论都离不开演说论辩；战前动员、国葬演讲也不能没有鼓励慰藉。演说是希腊政治的灵魂核心，也是希腊文化的独特标识。 对于希腊史著中众多的演说词，后来的史家大多持批评的态度。认为“那只是废话罢了”，(13)“实际上没有文献根据，而多系出于史学家的想像”。(14)柯林武德更对修昔底德大量使用演说词批评有加。他曾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这样写道：“试看他那演说……一个具有真正历史头脑的正直的人，能允许自己使用那样一套程式吗?首先来考虑一下它们的文风。从历史上说，使所有那些非常之不同的人物都用同一种方式在讲话，这难道不是粗暴吗?第二，再考虑一下它们的内容……在我们看来，这些演说似乎本质上并不是历史学而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的动机和意图的重建。”(15) 就求真要求很高的史学而言，加入含有一定主观意图的演说词显然不太合适。但也不应否认，它确实给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手资料。伯利克里的葬礼讲话就是典型的例证。在这篇讲话中有这样一段涉及雅典民主政治主要原则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管理的。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16) 虽然这一讲话不是可靠的记录，讲话内容也不是出自伯利克里之手，而且其设计的目的也是想通过制度来说明当权者执政的合理性以及当权者政策的正确性，从而平息公民对当权者政策的不满，但这里却给我们提供了反映雅典民主政治的原始信息，提供了雅典的精神本性和行为原则。这样的一些演说常常“包含着对于时代及其目的的反思，也给出了对于时代的原理的说明”。编撰这些演说的历史著述家，“虽然他编写出了这样一些演说，但它们也是他的时代的演说。他立足于他的行动的精神和他的时代的文化，所以他所讲述的就是时代的意识。”历史著述家是通过演说来表现时代准则的。从希腊民族的演说里，我们能够看到该“民族原理的准则和对这些准则本身的反思”。因此，这些演讲都应“视为某种完全原始的东西。大家想了解这些民族的精神，体验这些民族的生活，就必须体味这些著作家，深入他们的生活，然后取得对于时代的第一手的描绘”。(17)应该说，希腊史学中的演说词有“不真”的一面，即它不一定出自演说者之手，但也有“真”的一面，它所反映的肯定是当时的社会现象，其中不乏有希腊政治家、思想家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留下的真知灼见。只看到“不真”的一面，而看不到“真”的一面显然是不正确的。 大量使用这种“代人立言”的演说词在中国的史书中比较罕见。原因是中国约自夏代开始就设立了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他们学养深厚，博学多识；正直不屈，不避强御，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之气节，仗气直书，无所阿容。天子之侧，诸侯之旁，盟会之时，皆有记载及时的史官。中国有十分发达的记事制度。“君举必书”，“言存左右”，“书法不隐”，“史不绝书”，“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等都是中国重视记事的真实反映。后来的史家也皆以起居注、实录等坚实的文献资料来书写正史。“代人立言”自然也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 应该说，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自身的发展道路。每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都会对它们的史学内涵和编纂形式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上古时期，这种影响会更大。我们在研究古代史学的发展时，应该充分考量促使这种史学生成、发展的政治与文化环境。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论文; 古代史论文; 修昔底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