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普”看中国人力资源变化：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利论文,国人论文,人口论文,人力资源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1)04-0001-08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系统演变的一个重大特征是人口总量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在低收入条件下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阶段。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从20.19‰下降到12.14‰)、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不断增加(从61.5%上升至74.53%)的过程，这种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①但是，这种结构性的人口红利，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生转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而老龄人口比重上升，人口红利不断下降甚至消失，因此人们有理由担心，中国未来经济还能否持续高增长。许多研究认为，未来几十年由于印度充分享有人口红利，其经济增长率将超过中国。②这是典型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外(在)，不知其内(在)”，③他们只看到了人口统计学上的表面的不利变化，并没有看到经济学上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的有利变化。我们需要既“不唯书”，又“不唯洋(人)”，只“唯实”，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人力资源状况及发展趋势，科学地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
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表明④，由于教育大发展，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这在未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而且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
一、新的分析框架：人力资源红利
基于人力资源红利的分析框架，比简单地基于人口红利的框架要综合得多、全面得多，而且使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即未来2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不会因为人口红利下降而下降，还会因人力资源红利的上升而持续高增长。
首先，分析教育发展的溢出效应。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效益不止局限在教育领域之内，而且对经济发展显示出多重外溢效应(见图1)。这包括：教育发展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教育发展可以提升受教育者的就业能力，提高其劳动参与率，特别是妇女的参与率，从而直接促进就业总量增长；教育发展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促使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向高劳动生产率的非农产业转移，从而促进就业结构中农业比重下降、非农业比重上升，此结构效应也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教育发展也会促进现代人口转型，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可以直接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提高人口预期寿命等健康指标。因此，教育及外溢性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地位，人力资本快速积累是经济迅速增长、社会加速转型的重要推动因素。由于教育具有外溢效应，不仅本身会产生教育红利，还会产生其他外溢红利即人力资源红利，远大于人口红利。
其次，界定和分析人力资源红利。所谓红利，就是收益减去投入的成本。这种投入有可能是经济投入，也可能是社会投入，或者是政策投入。根据这一定义，可以将人力资源红利定义为人力资源收益减去人力资本投资。这一红利既可以定性分析，也可以定量计算；既可以是教育系统内部的红利，也可以是教育系统之外的溢出红利；既可以是短期红利，也可以是长期红利；既可以是当期的边际红利，也可以是基期累积的红利。因此，人力资源红利远比狭义的人口红利要大得多、全面得多。事实上，经济增长更多地取决于人力资源红利，而非人口红利。人力资源红利随着教育投入持续增加而持续发挥效益，而人口红利随着现代人口转型成为人口负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关注的是人力资源红利，而不仅仅是人口红利。
中国的人力资源红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见图2)。
图1 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多重外溢效应
图2 人力资源红利的分析框架
首先是人力资本红利，主要是指由教育发展产生的直接收益，即国民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进而提升一国的总人力资本。
其次是就业总量红利。教育水平提高有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特别是可以提高女性的就业参与度，从而扩大了国家就业总量，表现为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之比上升。
第三是就业结构红利。教育水平特别是高等教育水平提高，对于促进一个国家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会加速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低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转移。
此外，人力资源红利还包括促进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等社会效应。
总而言之，人力资源红利实质上是高质量的人口红利，人力资源红利的边际效率要显著高于人口红利。当人口红利下降时，如果充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不仅能够抵消人口红利下降的不利影响，还会进一步支撑整个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
上述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在分析“六普”数据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认识教育的外溢性及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加深入地了解人力资源红利的长远性，更加深刻地理解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性。
二、中国人力资源变化大趋势：加速走向人力资源强国
通过对“六普”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人力资源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
一是大学受教育程度人口大幅增长。大学受教育程度人口规模明显扩大，是“六普”数据呈现的中国人口国情的最大亮点。过去10年(2000年-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超过10%(为10.46%)，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年均增长率也超过了10%(为10.12%)。从国际比较来看，这不仅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最高历史记录，也创造了人力资本增长的最高历史记录。具有大学(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从2000年的4563万人增加至2010年的11964万人，已经高于世界第十一大人口国家墨西哥的总人口(为11372万人)，与世界第十大人口国家日本总人口(为12648万人)接近。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由2000年的14068万人增加至2010年的1879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2.94%；二者合计人数从2000年的18631万人提高至2010年的30763万人，已与世界第三大人口国家美国的总人口(为31323万人)相当接近。
我们预计，到2020年中国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将突破2亿人，高中与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将接近4亿人，大大超过美国总人口(约3.4亿人)，相当于美国劳动力总量(1.7亿人)的两倍，在考虑到中国劳动生产率与美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加速趋同的情况下，将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世界人才资源强国、世界创新型国家提供最丰富、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
二是人才聚集现象凸显，世界级人才城市逐步形成。从“六普”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大学文化程度人口集聚趋势更加明显，北京、上海等地迅速成为世界级人才城市。北京市大学文化程度人口，1990年只有100万人，2010年达到617.8万人；上海的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从1990年的87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505.31万人；天津的从1990年的41万人达到2010年的226.16万人；重庆的这一数字在2000年仅为87万人，但2010年已达到249.3万人，年均增长11.15%，是四个直辖市中最高的。四直辖市合计占全国总数的11.5%。(见表2)可以认为，北京、上海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不仅居全国各城市之前列，也居世界各大城市第一位与第二位。
中国各类人才资源迅速发展是教育最典型的外溢性，哪里高等教育发展越快，哪里各类人才资源越多。仅以北京为例，根据最新的《2010年北京人才发展报告》，北京人才数量达到337万人，相当于东京(为207万人)的1.63倍，相当于纽约(为108万人)和伦敦(为109万人)的3.12倍。这表明，北京、上海不仅是中国大学之都、人才之都，而且也是世界大学之都、人才之都。从全国来看，大专以上人口居世界首位，中国人才总量已居世界首位；从长远来看，中国人才总量居世界首位，中国优秀人才也将居世界首位。
三、中国经济发展来源：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
一般意义上，人口红利窗口的逐渐关闭并不意味着人口因素将会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因素。相反，由于教育的迅速发展，将会为中国带来附加值更高的人口红利形式，即人力资源红利。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论证人力资源红利的提高，可以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
首先，教育红利外溢产生的人力资本红利大幅上升，抵消人口红利下降的不利影响。教育发展的一个直接收益就是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带动全国总人力资本的提高。这里，我们将一国总人力资本定义为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年龄人口的乘积，这一指标不仅反映了劳动力的数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力的质量。
比较中美两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会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加速追赶美国。201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9.0年；我们估计，到2020年将达到10年以上，到2030年将达到12年。采用追赶系数来反映中国对美国的“教育追赶”和“经济追赶”。(见表3)195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年，追赶系数是11.9%，高于人均GDP追赶系数(为4.7%)；198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3年，追赶系数是44.3%，远高于人均GDP追赶系数(为5.7%)；到2010年追赶系数提高至73.8%，更高于人均GDP的追赶系数(为25.6%)，这表明，“教育追赶”快于“经济追赶”，属于“教育优先”发展类型，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即使在相对低的收入水平下，仍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大缩小与美国的人口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培养了更多的人才；到2030年追赶系数预计达到96.0%，会明显高于人均GDP的追赶系数(为56.2%)。美国花200多年走完的现代教育和人力资本提升的历史过程，我们只用80年(1949年-2030年)就可以基本完成，而且中国人口规模要比美国大4—5倍，人力资源红利要比美国大3—4倍。
中国六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人不断实现现代化，即全国所有人口的现代化要素——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技能经验、专业化程度、健康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并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变化。教育水平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将有力地带动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1978年以来，中国迅速实现了从人口包袱向人力资源财富的转变，从人力资本负债向净人力资本红利的重大转变。比较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世界比重和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占世界比重两条曲线可以发现，尽管前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开始下降，但后者却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特别是，到2000年中国总人力资源占世界的比重达到24.1%，已经超过劳动年龄人口占世界的比重(22.2%)。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实享受到了人口红利和教育红利。由于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下降，但中国总人力资本占世界比重在不断提高。估计到2030年，中国劳动年龄总人口比重占世界比重将下降至17.7%，但是总人力资本却将提高到世界总量的27.9%。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预计尚不包括学前教育年限的统计，因此上述估计是相对保守的。
这正是1999年中央决定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2002年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等一系列决策的“教育红利”，不仅使中国在2002年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而且使毛入学率在2010年达到26.5%，大学适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具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
图3 从人力资本负债到净人力资本红利(1980年-2030年)
其次，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素质上升，劳动者的就业参与率提高，就业总量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将收获就业总量红利。教育发展的直接产出，就是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直接扩大就业规模，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之比不会下降，反而会持续上升。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在2010年-2015年达到峰值后，出现了下降趋势；而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之比持续上升，2010年至2030年，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始终保持在59%左右。今后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健康预期寿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进一步提高并统一男性女性退休年龄，退休金与实际工作年限直接挂钩，工作时间越长，未来收益就越高，鼓励人们自主创业、自主就业，实际的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的比重还会进一步上升，能够使得就业总量红利保持更长的时间。因此，就业人口比率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第三，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技能提升，就业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生产效率部门转移，中国将收获就业结构红利。尽管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但农村就业人员和农业劳动力的规模仍然庞大，2009年分别为4.7亿和3.0亿人。而随着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乡镇企业、城镇正规部门和城镇非正规部门等非农业部门转移。2010年，农业部门的就业比例为38.1%，非农就业的比例为61.9%；估计到2030年，农业部门的就业比例将降至16.6%，非农部门就业的比例将提高到83.4%。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过程中就会形成转移就业红利，即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劳动生产率部门，使得转移后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5倍，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重要来源。
注：2011年-2030年数据系作者估算
数据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0 Revision；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1)
图4 全国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之比和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之比(1980年-2030年)
注：2011年-2030年数据系作者估算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1)
图5 中国就业结构变动(1980年-2030年)单位：%
可以认为，人力资源是中国最大的战略性资源，人力资本投资是中国政府最大的公共投资，⑤人力资源红利是中国长期发展最大的红利。
四、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的新挑战
当然，“六普”数据也预示着教育将会面临来自人口转变的巨大挑战：加速的少子化和老龄化，无论是少儿人口下降速度还是老年人口增长速度都高于原来的预期。这成为最重要的中国人口基本国情，使我国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人口抚养比例、代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将为中国教育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少子化，不仅绝对数下降快，相对比重下降也很快。1990年以来，由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且大大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少儿人口即0至14岁人口绝对数持续下降，从3.14亿人降至2010年的2.28亿人，减少了30%。与此同时，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7.7%下降至16.6%，也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数据(18.5%)，相差了仅2个百分点，约少了2500万人。今后中国少儿人口绝对数还会进一步快速减少，占人口比重还将继续下降。中国已经属于比较严重的少子化类型，现实严重程度和未来严峻形势将对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数据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0 Revision.
图6 全国少儿(0—14岁)人口及占总人口比例(1980年-2030年)
目前，少子化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各级各类学校新生入学人数，很多不错的小学都很难招到足够的学生，将来还可能出现明显的下降，如果不及时应对，就会降低现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但从教育投入的角度来看，生均教育投入不断上升，那就意味着我们有条件来提高各类各级的教育质量，有利于解决教育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包括城乡之间不平衡和区域之间不平衡，实现教育服务的均等化。
从未来的国际竞争态势来看，教育的梯度和层次越高，我们就可能在21世纪国际竞争中扮演越重要的角色。应对当前人口转变的挑战要从以下四方面着手：强化学前教育，逐步普及学前1—3年幼儿园教育；大力发展高中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大幅提高高中毛入学率；继续发展大学教育，特别是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积极发展终身教育和继续教育，让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五、小结：让人力资源红利发挥更大的长远效益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上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即充分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教育，使人口大国尽快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对所有人口特别是学龄人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普遍接受现代教育，使他们从极低人力资本水平达到中等水平进而达到较高水平，从而加快教育追赶。按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的美国人力资本水平追赶系数，从1950年的11.9%到2010年73.8%，实现了现代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人力资源大国。
在分析和讨论人口红利下降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跳出人口统计学的分析框架，更多地关注人力资源红利，这是因为教育具有明显的多重的外溢性和正外部性，这包括教育红利所推动的人力资本红利、就业总量红利、就业结构红利。本文通过对“六普”数据的分析，更加明确地说明了这三大红利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支撑作用。根据美国人口统计数据计算，美国总人力资本从1960年到2000年的40年时间里翻了一倍。从1980年到2030年的50年时间，中国迅速从世界人口大国走向世界人力资源强国，203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1980年的2.26倍，总人力资本相当于1980年的4倍。因此，中国是典型的人力资本快速追赶型国家，这构成了中国长期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和人力资本基础，也大大地抵消了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⑥
根据我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预测，2010年到203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保持7.5%的增长速度，人均GDP将保持7.0%以上的增长速度。那么，从1978年到2030年的5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将达到9.0%，人均GDP增速将达到8.3%；2030年的GDP相当于1978年的87.4倍，人均GDP也相当于1978年的62.5倍。⑦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纪录，而中国政府所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顺应并大大地推动这一趋势，使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加速走向人力资源强国，为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人力资源基础。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2020年《纲要》设定的目标将会顺利实现，人力资源红利将支撑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实现5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1978年-2030年)。可以预见，教育发展将为中国崛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总之，中国最有效的公共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这包括对教育、公共卫生及健康、就业及培训等，这些投资将会给中国带来长期的多重的红利。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公共财政保障的重点。同时也做出了公开承诺：继续增加财政教育投入，到2015年实现4%目标。⑧如果到2020年达到5%，2030年达到6%，中国的教育还会产生更大的人力资源红利，中国的人力资本增长和经济增长还会超过本文的预期(见表5、表6)。
注释：
①刘生龙，胡鞍钢.人口结构、出生率与经济发展：来自中国省级面板的实证证据[Z].2011.
②高盛公司在其关于“金砖四国”的研究报告中估计，在2010年至2050年间，印度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8%，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2%。Dominic Wilson,Roopa Purushothaman "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 Global Economics Paper 99，(2003).
③《庄子·天地》：“识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
④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Z].2011-04-28.
⑤2001年-2010年，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从约2700亿元增加到约14200亿元，年均增长20.2%，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幅度；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4.3%提高到15.8%，已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一大支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国发[2011]22号，2011年6月29日。
⑥珀金斯和罗斯基预测，2025年之前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即使中国劳动力数量在2005年-2025年间会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教育增长型劳动力将会继续对该时期内的经济增长做出积极贡献。这是因为，预期生产率从教育的持续扩大中获得的收益，超过了由于成年劳动力实际数量的缓慢增长及随后下降所带来的损失。Perkins,Dwight H.,Rawski,Thomas G.,"Forecas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o 2025," In Brandt,Loren,Rawski,Thomas G..(Eds.)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Cambridge Univ.Press,Cambridge,New York,2008).
⑦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2030中国：走向共同富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国发[2011]22号)[Z].201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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