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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资产重组的定义
资产重组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
作为资源重新配置的资产重组，通常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微观上的企业重组；其二是宏观上产业结构调整。
企业重组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内部的产品结构、资本结构与组织结构的调整；企业外部的合并与联盟等。企业重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属于企业行为，但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和企业国有国营的情况下，企业重组则需要政府的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是较企业重组更高一级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宏观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借助于市场机制来完成。但是，在一个市场竞争不完全的经济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便需要政府产业政策的指导。在中国，不仅不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而且市场经济本身也正处于发育之中，因此，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同样离不开政府的干预与推动。
作为资源重新配置的资产重组固然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但也要支付成本，这种成本有时甚至是很高的。资产重组的成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类叫做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这种成本产生于资产从原先的产品与产业的退出过程；另一类叫做风险成本（risk cost），这种成本产生于资产重新配置后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由于存在着资产重组的这样两种成本，因此，人们有时宁可采用新建企业或产业的办法，也不愿意采用资产重组的方法来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这是因为，在新建企业或产业的情况下，人们只需要支付风险成本即可。只有当资产重组的收益有可能大于其成本时，人们才会热衷于资产重组。
最后，还有必须指出的是，广义资产重组还应当包括人力资本的重组。人力资本重组不当往往会造成失业，大量的失业会给资产重组带来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之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大量失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即社会给予失业者的救济，这种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抵销资产重组的收益，从而影响资产重组的进程；第二，大量失业还会降低人们的收入，从而使资产重组后的产出之需求乏力，而这也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资产重组的收益。因此，在资产重组的过程中如何保持经济的均衡与充分就业意义重大。
二、为什么要进行资产重组？
对于为什么要进行资产重组的问题，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1.经济发展的需要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经济发展总是通过接连不断的经济结构调整来实现的。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大致可以区分为以下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社会产业分工中的一、二、三次产业的依次更替；另一种方式是同一次产业中部门结构的演进。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在《经济发展的方式》一书中详细阐述了经济发展与产业更替两者间的关系，指出产业的更替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按照他的分析，在工业化以前的社会里，一次产业在社会产业中占据着最大的比重；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和发展，二次产业所占的比重会渐渐地提高，直至最后超过一次产业的比重；当经济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移时，三次产业的比重就会迅速提高，并最终取代二次产业而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产业。毫无疑问，由钱纳里所描述的这种经济发展过程，显然离不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资产重组。
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H·罗斯托在一本描述经济起飞的著作中，把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5个阶段，并指出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产业部门对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而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则是推动经济阶段演进的基本原因。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当然也离不开资源的重新配置，如果资源不是免费的，那么资源的重新配置也就是资产重组。
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所发现的经济增长的长周期也表明资产重组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康德拉委耶夫长周期为50年一个周期，其中的25年为经济繁荣期，另外的25年则为经济萧条期。在繁荣期，资产主要用来扩大产量；在萧条期，由于需求锐减，资产将主要被用来进行创新，这种创新一开始是个别的，随着社会投入创新过程的资产的增加，创新很快就会从个别的变为丛生，于是，新一轮经济的周期就到来了。从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运动中我们再次看到了资产重组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2.实现规模经济的需要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在大部分制成品产业中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既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来源于大规模生产的好处，如由分工深化所造成的生产率的提高，市场交易费用的内部化等。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积累是不够的，于是，通过企业资产重组，如企业兼并等方式来实现规模经济便成了一种最可取的方法。
3.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需要
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要求企业开展多角化经营，即进行所谓的资产组合。企业的多角化经营往往会遇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企业自有资金的不足；二是企业对某些产业领域缺乏经营知识。为解决以上两个方面的困难，企业跨行业兼并与资产重组就成了一种较为有利的选择，因为这样做，企业既可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同时又可解决跨行业经营知识缺乏的需要。
4.追求企业成长的需要
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已经落到了职业经理的手里。职业经理的效用函数与股东的效用函数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如果说股东的效用函数是追求极大化的利润，那么职业经理的效用函数则是追求企业的长期成长。现在的问题是：企业的长期成长靠什么？我们认为，能够保证企业长期成长的基本条件是企业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企业的市场份额越大，企业的长期成长就越可靠。然而，一个能够阻止竞争者进入的市场份额往往要大于企业自己所能提供的产量，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企业兼并或建立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来控制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份额，借以防止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实在是一个好办法。这样，就现代企业追求的是企业的长期成长这一点来说，仍然离不开资产重组。
5.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的需要
提高企业经营绩效首先有赖于企业制度的安排，在解决了企业制度的选择问题之后，企业经营绩效的好坏将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的才能。经理市场的竞争告诉我们，企业家的才能并不均齐，特别是经理市场的那些新进入者，在他们之中往往存在着一些不称职的企业家，且要识别他们只有在事后才是可能的。对不合格企业家识别之事后性，意味着企业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被不合格的企业家所控制，从而导致企业经营的低效率。为了纠正企业经营的低效率，企业就必须通过资产重组，将其资产从不合格的企业家手中转移到合格的企业家手中。
三、如何进行资产重组？
关于资产重组的一般方法，人们谈论的已经够多了，本文的目的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探索中国转型经济中的资产重组方法。
1.企业公司化
从资产重组的角度来看，企业公司化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第一，企业公司化有利于界定企业资产的边界，明确企业资产的所有权，而这将为企业资产重组创造基本的制度前提；第二，企业公司化之后必须接受透明的外部审计，而这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解决中国国有企业目前普遍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从而使企业资产的使用效率得以提高；第三，公司化以后的企业必须成立董事会，并按照正当的公司程序挑选经理人员，这不仅会使政府行政部门用一些非经营能力方面的原因来任免企业高层经理人员的行为受到约束，而且也有助于企业资产向优秀企业家手中集中；第四，企业公司化以后，只要它们有良好的经营绩效，从而有良好的财务能力时，它人便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筹集金融资源而使企业得到更为迅速的发展；第五，企业公司化之后，企业资产采取的是股权形式，与其它方式相比较，企业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来进行资产重组，其成本也将较低。
2.企业经理职业化
为了保证公司化以后的企业能够挑选到一优秀的企业经理人员，从而保证企业资产能够集中到优秀的企业家手中，企业经理就必须职业化。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企业经理的职业化呢？第一，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经理市场，以便通过市场竞争来识别真正的企业家；第二，按照企业公司化以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来改革国有企业现行的企业经理人员的管理体制，这里主要包括聘用、报酬、奖励、免职与退休等制度的改革；第三，发展企业家的职业教育，加强企业家的职业培训，以便提高总人口中企业家人才的分布概率，增加企业家人才的长期供给。
3.资本经营开放化
为了便于企业资产重组，现代公司化企业大都采取开放性的资本经营策略。企业要实施开放性资本经营就必须创造以下一些条件：第一，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组合；第二，企业资产结构的多元组合；第三，企业资金筹措渠道的多元组合。满足以上这些条件，企业就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借助于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来获得长期而又稳定的发展。
4.产业组织合理化
产业组织合理化是实现资产重组、提高资产经营效率的重要方法之一。合理化的产业组织通常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既不存在过度竞争，又不存在过度的垄断；第二，同一产业中的大、中、小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的联合而组成产业中的分工合作关系，进而形成联合的经济。产业组织合理化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企业家资源的稀缺。由于企业家资源的稀缺，那些中、小企业便需要通过与大企业的联合来分享稀缺的、并且往往是集中在大企业家的资源，以便提高其资产的收益率。
5.金融一体化
金融一体化是企业资本开放经营与资产重组的客观要求。在一个条块分割、高度管制的金融体系里，企业的融资渠道是不畅通的，企业的资产重组是难以推行的。在银行信贷切块计划配置、公司发行股票计划审批、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相互割裂且均不能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企业资本的开放经营与资产重组。为此，对现行的金融体系加以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就目前中国的证券市场一体化程度要远远高于信贷市场而言，中国金融一体化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快证券市场的发展，其次才是放松金融管制，逐步取消信贷资金计划配置的做法。
6.人力资本货币化
就中国的情况来看，企业资产重组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企业职工能进不能出的就业制度。造成这一制度牢不可破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国有企业的职工有岗位特权，但却没有劳动力产权。在这里，国有企业职工没有劳动力产权是原因，随之形成的岗位特权则是其结果；第二，职工的劳保福利是由他们所在的企业自筹的，并且大都采取实物分配的方法；第三，由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必然是劳动力资源的非资本化，而这又必然会造成企业对劳动力资源的滥用。这样，当劳动力所有者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并且也没有必要对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时（因为这种投资不能取得任何等值的回报），劳动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贬值（它是时间的函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毫无疑问，国有企业中劳动者人力资本的这种贬值现象的大量出现，企业及其所有者显然是有责任的，因此，当企业根据市场与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而需要进行资产重组时，不得不承担起劳动力资源重新安置的责任。为了减轻企业重新安置企业职工的巨大成本，从而使得企业能够顺利地进行资产重组，现有的劳动用工制度显然需要进行改革。这一改革的关键之点应当是建立真正的劳动力产权，并将在此基础形成的人力资本货币化。这样做，不仅可以解决国有企业职工的岗位特权问题，而且也有助于他们的劳保福利之社会统筹，进而有利于增进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性。
毫无疑问，以上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并未涉及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法，似乎与本节的标题相去甚远。但是，正如我们在本节一开始就已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是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资产重组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与制度改革有关，而不是与资产重组的具体决策相关，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并非毫不相关或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