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古代文明进程中的“万邦”时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论文,进程论文,时期论文,万邦论文,古代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原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充分关注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关键问题，即关于中国古代文献中提到的“万邦”时期。这无论从文献上，还是从考古学角度，都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在古代文献中，较早的提出“万邦”的文献即是《尚书·尧典》。《尧典》篇首说：“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里高度概括了“帝尧”的内在美德与外在功绩，言简意赅，不再一一释出。惟其中“协和万邦”中的“万邦”却是一个关键问题，它涉及到中国上古史的一个发展阶段，不可不释。
“万邦”在古代文献中或称“万国”。《史记·五帝本纪》则作“合和万国”。究竟应作“邦”，或应作“国”，或二者互通，则需认真探求。按《说文》“邑部”：“邦，国也，从邑，丰声。博江切，
，古文。”又《说文》“口部”曰：“国，邦也，从口从或。古惑切。”乍看起来，《说文》用转注法释邦为国，似乎二者可以等同。实则不然，邦、国二字之形成时间有别，邦义在前，国义出现在后。二字的先后出现恰恰是中国早期政治形态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反映。邦字最初的本义源于封。封、邦古韵相通。《尚书·蔡仲之命》：“乃命诸王邦之蔡。”这里的邦虽与封相通，但还不是原始意义上的封字。甲骨文中“邦”作“
”（《合集》846、847），从
（丰）从田（田），像植木于田界之形，与《说文》中邦字的古文“
”形近。王国维以为：“《说文》古文从邑乃从丰之伪，古封邦为一字。”（《古籀疏证》）又卜辞丰（封）作“
”（《合集》32287），上从木，下像土形。此字像封土成堆，植木其上，应是封的初文。《周礼·地官·封人》：“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周礼》保存了封字的最初含义。古人植树于土堆之上以为封疆标识。卜辞有一封方、二封方、三封方、四封方，与《散氏盘》铭文中的一封、二封义同，乃指封疆而言。可见最初意义上的封并非后世封国的封，而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封土作疆，表示一个地域的划分和存在，这个地域最初则可称邦。邦是氏族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既保留了氏族社会的氏族、宗族、部落的聚族而居的特点，又有新出现的按封疆划定的较为固定的区域，这也正是《尧典》中所说的“万邦”的历史背景。
《尚书·尧典》是一篇能够反映尧舜时期社会生活的最早的文献。对于《尧典》的制作时代及其可信程度，历来有种种不同说法，此不一一述说。但无论如何，《尧典》的制作时代不会晚于春秋时期。在先秦典籍中，有不少文献引用了《尧典》。《国语》引《尧典》2处；《孟子》引《尧典》5处；《荀子》引1处；《逸周书》引用1处（注：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足见《尧典》成文年代决不会晚于春秋时期。至于迄今能见到的自西汉流传下来的《今文尚书》中的《尧典》，则是毁于秦火后汉代重出的《尧典》，无疑与原来春秋以前的本子不会完全一致，在内容抑或文字上都杂揉了某些汉人的理念及语句，如“岁二月东巡守”、“五载一巡守”、“同律度量衡”等。尽管如此，不可否认《尧典》的中心内容仍保留了许多尧舜时期的核心因素。
上古的史籍和重要的传闻记载，大多出自史官之手，并大多由历代史官流传下来。《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除卜辞外，殷人早已有竹木简册。甲骨文中即有关于史官的记载，可知《虞书》、《夏书》的制作也是确有实据的，司马谈就说过他的祖先是显名于虞夏时代的“史官”。所以，《尧典》的原始本子，应是以“史”（即史官或史人）所记载下来的有关尧、舜时代的某些资料为据，并经历代“史官”以竹木简册形式流传下来而制作成的。在《尧典》中保留一些能反映尧舜时代的原始资料是无可置疑的。胡厚宣先生在《甲骨四方风名考证》（注：胡厚宣：《甲骨学四方风名考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4年。）一文中曾指出：“《尧典》一篇，纵有孟子、荀卿以后乃至秦之色彩，然其中不少地方，亦确有远古史料之依据，昔竺可桢氏根据岁差定《尧典》之四仲中星为周初现象，近唐兰先生又以《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语，盖与武丁卜辞中纪日法相同。余又考武丁卜辞中鸟星，即《尧典》之日中星鸟，禀辛康丁时卜辞有祭出入日者，亦与《尧典》之‘寅宾出日’、‘寅饯纳日’合。今更益此四气与四方风名而王，则不能谓无据之论也。”可见《尧典》中保留了大量的有关尧舜时期的原始资料。而《尧典》所见“协和万邦”的“万邦”、也应是尧舜时期保留下来的一条重要的核心内容。
在中国上古史上的尧舜时期，也正是氏族制度逐步解体的时期，我们仔细析读《尧典》似乎可以观察到这一解体过程动态的变化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有“万邦”的出现；有首领选举、禅让与相互争权；有礼仪的逐步产生；甚至有对周边的战争、征讨和刑法的设立和军队的出现等，是知这个时期氏族制度已走向末路。与此同时，又萌芽了早期的国家。这时的国家不是建立在氏族社会解体的废墟上，而是在利用、改造和逐步替代氏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初期萌芽的国家，带有不少原始性而进入了阶级社会。正是在这个时期，黄河中下游及其周围地区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邦”，有人称之为“城邦”，有人称之为“族邦”，也有人移用了某些国家的关于“酋邦”的说法。但无论如何，总不如《尧典》中所说的“万邦”更为恰当，更切合中国上古历史的实情。
请看以下三个方面的陈述：
第一，“万邦”是中国古代国家萌芽和产生时期的一个特有的历史现象。在上古时期的埃及，在出现王国之前，已形成了不少“州”，这些“州”被认为是初期的国家，或即国家的雏形，这与中国古代所说的“万邦”有某些相似之处。不过中国的“万邦”保留了许多氏族的孑遗，而且在一个较为集中的范围内，仍是聚族而居，宗族、氏族的色彩很浓厚，在这一聚族而居的周围已有了“封疆”的存在。这种“封疆”并非是后世王朝所封之疆域，应是指最早出现的疆域区划。《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赵策三》：“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国”，本应是“邦”，是由于汉代人避刘邦之讳，而改“邦”为“国”的。但确有一些先秦文献仍保留了“邦”的原字。除上述《尧典》“协和万邦”外，《尚书》中的《皋陶谟》有“万邦作仪”，《禹贡》有“三邦底贡厥名”，《牧誓》有“嗟我友邦冢君”，《吕刑》有“有邦有土”。《诗经》中也经常用“邦”不用“国”。这显然是传本的不同，并非完全受避讳所左右。清人吴汝伦在《尚书故》中说：“协和万邦，《史记》‘合和万国’……臧王林云：‘汉碑及石经邦、国互见。’宋洪适谓所传本异，非由避讳。”从上述诸记载中可看出，或是避讳由邦改为国，或沿用前人记载，仍保留“万邦”而不用“万国”。无论如何，“万邦”的称呼要早于“万国”。尤其是西周青铜器《墙盘》上记载：“曰古文王……（
）受万邦。”更可为证。而《说文诂林》引张华《博物志》曰：“东夷有国，谓国为邦。”这里所说的东夷之国，显然是正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因此保留了“邦”原始的称呼。“万邦”的出现是当时的社会历史产物。
第二，“万邦”正处于氏族、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的历史时期。如前所述，在“万邦”中，有大邦有小邦，有强邦有弱邦，有中心邦，有“卫星”邦。古代文献说有“百里之邦”、“七十里之邦”、“五十里之邦”。《尧典》中所说的尧、舜、鲧、共工、四岳、群后等，均应是指各个不同的邦或其首领。其中，群牧的内涵应是指较小的诸多小邦，四岳应是指依山而生存的几个邦。至于尧、舜、禹等，应因他们所据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较好、势力范围较大而成为当时较大的邦。随着事态的发展，在较大的邦中又日益显出一个更大的邦，或可称之为“中心邦”。这个“中心邦”又日益发展，征服或吸纳了周围的一些小邦，日臻壮大，并在此基础上萌芽了早期的“国家”。从《尧典》的前后语句看来，《尧典》不是一时间形成的，其中包含了相当长时间的历史资料，我们若拨开后世笼罩上去的“圣王”、“帝典”的云雾，可透视出“万邦”时期“国家”萌芽的动态过程。以此而论，“万邦”既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代表了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第三，邦与国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历史证明，“万邦”时期确实是早期国家出现的时期。但这不是说当时所有的邦都已具备国家的要素，有的邦仍处于氏族社会；有的邦氏族制度正在逐步解体，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阶段。不可否认，其中有的大邦在不断增强其基础、扩充其势力并不断吞并、融合各小邦的基础上，在内部经济实力不断发展的条件下，逐步进入了国家的萌芽时期，或者说，有的大邦此时已形成了国家的雏形。从《尧典》的动态发展中，在《尧典》的最后部分，传达出一些重要信息：尧、舜各邦结盟并逐步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大家深知，国家是文明的集中表现。从《尧典》可以得知，在尧舜后期已出现有别于氏族社会的诸多礼仪等，设置了“官职”。《尧典》中说：“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其中的“百揆”，就是指早期的各种“官员”。至于《尧典》中所说的“帝”，自然不能混同于后世“帝王”之“帝”，而是大邦的首领。可以说，“帝”是部落首领向“国王”的过渡的称谓。在“帝”之下，已出现了管理水土、管理百谷、管理五常教育等方面的官员。当时也出现了初期的法律，有专门从事诉讼和典狱的官吏，如“皋陶作士”。还产生了军队，有了正规意义上的而不是氏族之间混战的战争，战争已跨越了氏族和部落的界限。地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迅速地推动着大邦向国家的转化。这时候，尧舜大邦无疑已具备了早期国家出现的各种重要因素，在其后期，则打破了氏族、部落的躯壳，迈入了早期国家的历史阶段。虽然此时已进入早期国家，但这个社会政治形态仍处于“万邦”时期。在大邦周围仍然存在着不少日益向早期国家过渡的较大的邦和众多尚处于氏族社会末期的小邦。历史证明，在“万邦”时期只有个别的大邦进入了国家，而并非是“雨后春笋”，都同步形成了早期国家。其中不少虽已具备了国家产生的种种条件，犹如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样，但不一定说它最终能进入国家。这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正是“万邦”时期、国家萌芽时期的历史特色。
从目前已掌握的考古发掘资料而言，龙山文化中晚期的许多大大小小的遗址也可以与文献的记载相互参照。龙山文化中晚期，正是在距今4500年至4000年前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内，分布了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龙山文化遗址，在不少地方发现了当时的夯土城址，正反映了“万邦”林立的社会局面。其中不乏一些较大的城址，即“邦”的中心所在。如，山东章丘、河南淮阳平粮台、辉县孟庄、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等城址，尤其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更引人注目（注：关于陶寺遗址，可参见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在陶寺遗址发现了颇具规模的夯土城墙，有陶寺早期的小城、中期的大城，有宫殿和祭祀遗址，有象征权力和地位的大型礼器、有文字甚至还发现了观象授时的遗迹（注：何驽、严志斌、王晓毅：《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现史前观象祭祀与宫殿遗迹》，《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20日。），与《尚书·尧典》所记载的尧舜时期的社会情况有许多吻合之处，特别是观象授时在《尧典》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例如《尧典》中就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等记载。早期国家产生的许多重要的物化因素在陶寺遗址皆可找到。按《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又《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平阳”下《注》引应邵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古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与襄汾陶寺遗址相距30余公里。陶寺遗址极有可能是尧舜“大邦”的中心所在。由此可知，尧舜时期，确应是中国上古史的“万邦”时期。我们本已有中国古代传世的文献对这一历史阶段作出概括，用“万邦”时期比使用“酋邦”一类的名词更为贴切，更能揭示中国古代的历史真相。
从“万邦”林立到统一国家的出现是社会第一次急剧变革的时代，但这一变革也并非是一朝一夕所完成的，即是说统一的夏王朝并非是突然从地上冒出来的。夏代国家的出现与埃及的王国出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埃及的涅迦达文化的一至二期就出现了许多州，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州的出现，就意味着早期国家已经产生了。不过这是分散的国家原型。到古王国的出现，才算进入了统一国家的历史时期。我们从《尧典》的“万邦”时期看出，那时的诸邦，像是一片树丛，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向上分化，最终形成统一国家。在万邦时期，即使大邦也并未出现统一的国家的都城，而只是到夏代统一国家建立后，才出现王朝的政治中心——都城，才有文献中所记载的“国”与“野”之别。这是“万邦”与王国时期的重大区别之一。也可以说都城的出现，应是统一国家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至于后世也有将国称为邦的，如“邦畿千里”云云，那只能是“万邦”时期的历史孑遗，被后人借用而已，犹如“帝”的原意应是指邦的首领，而后被王朝的统治者借用一样。若然，正是在“万邦”时期，在诸“邦”林立的环境中出现了“文明”的曙光，早期国家正是在这个时期萌生的。